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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化模式视角，在阐述现代化主要理论及其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原因，梳理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剖析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推论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必然性及理论意义。
关键词：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变迁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4-0140-07
一、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模式
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术语。有些学者甚至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定义方法是否失之偏颇，即使在使用“西方”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两个主要潮流，“一个来自于西欧和美国，有时通过日本，它有自己的一种特色，另一个来自俄国，它在近年来不断增添了中国的色彩”。毋庸讳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重大变革源于西方，近代以来，无论主动也好，被动也罢，它们必須同西方国家打交道，而由西方国家所主宰的外部世界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这些国家之上，相比较而言，与传统因素相比较，更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最先受到欧洲的影响，接着转而受到俄国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化模式。
(一)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多地受到欧洲的影响，而新中国建国后更多地受到俄国的影响。无论如何20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变化的深刻程度远非能用一句话来概括，金耀基先生用一系列约化的双元观念来表达这种变化，即：
从身份到契约(Status—Contract)；
从神圣到世俗(Sacred—Secular)；
从区社到社会(Community—Society)；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Agraria—Industria)；
从原级团体到次级团体(Primary—Secondarygroup)；
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Particularism-Univiersalism)；
从关系到成就(Ascription—Achievement)；
从普化到专化(Diffuseness—Specificity)。
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个社会转变过程既包括政治层面，也包括经济层面以及文化层面；既包括制度变革，也包括价值取向的变迁；既包括时间上的纵向变迁过程，也包括社会结构的变迁。有时，现代化概念常常与其他概念混用，如近代化、发展、进步、增长、工业化、进步等，这个概念的前面可以加上各种五彩缤纷的修饰语，从而形成一个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概念群。战后，各国的现代化论者给其标注了若干标准。因标准的差别，从而形成了多样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到政治乃至文化领域以及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过程。
(二)现代化的制度结构变迁
金耀基先生还从具体的制度层面来分析中国过去100余年现代化发展历程，即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正从农本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大体上处于罗斯托所说的“起飞阶段”经济转变过程。这一转换对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社会结构角度看，中国近百年来的最大变化便是作为“功能普化”的传统家庭结构转变为“功能专化(funnctionally specific)”家庭结构。同时传统的阶级结构也随着社会分化发展而成就的新的社会评价标准所代替。由于沟通网络——交通和传媒的发展，中国由“非动员的(unmobilied)”“非融合的(assimilated)”缺乏社会凝聚力的“一盘散沙”状态转变为具有较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的状态，社会逐渐“政治化”了。就政治层面而言，传统的带有半神性质的政治符号被逐渐世俗化了。
(三)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脉络
现代化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史的思考方法”。而现代化理论所着眼的现代化，应该是指始于17世纪至19世纪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部剧烈的社会变革。马克斯·韦伯应该是比较早地重视西欧以外的学者，他从法、科层制、知识、艺术以及现代社会结构要素诸指标来建构现代化要素，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西方的”。而普世化的现代化理论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主要原因在于更多的国家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现代化理论不能固着于西方，必须将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而且其重心“在于阐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并就由此产生的社会变迁的性质作出提示”。这样，现代化便由历史概念发展为普世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化论著，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种潮流，其一是以西方学者为主流，以极大的热情着眼于现代化概念的研究；其二是源出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者对于现代化的研究，他们并不墨守于现代化概念的成规。第一个潮流又可以分为两支，一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以“起飞”到发展以及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普遍适用，并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按照这种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过程共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特殊的环境安排，率先出现了西方化社会，并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在第二阶段，所有国家都进入现代化过程，虽然这些国家还存在着许多发展中的障碍，但可以在西方的支持下得以摆脱落后状态从而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第二个潮流可以说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现代化观念，这个现代化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研究的第二个支流。它不同于50年代的研究之处在于，认为现代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文明的传播过程，它认识到欠发达国家未必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现代化过程“中断”的巨大危险。在他们的看来，这种现代化过程的中断，将给这些国家的三分之二人口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此，他们深感不安。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现代化仅限于西欧、美国和讲英语的自治领域，这个领域内的现代化是在自身力量的推动下出现的本土化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社会重新组合的结果——形成了自主性的现代社会。由于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现代民主政治结构，因而更少限制，已经进入一个现代化持续增长的阶段。这些国家已经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为进一步的现代化提供稳定的基础和持续的动力。
按照20世纪6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除西方国家外的国家均属于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多数是从20世纪初期才开始的，更多的国家直到战后才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走上积极的现代化道路。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与先进的现代化国家 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如在民族解放过程中就形成的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动员、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城市化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等形成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特征，这些可看作是它们积极现代化的特征。
但是，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存在着一些障碍性因素，使他们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它们深刻地认识到贫穷、苦难以及低下的生活水平，群众要求中央政治当局保证资源以满足需要，中央当局则由于经济和工业基础薄弱而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文化机制，无力增加资源，因而无法满足。这些学者认为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如下尖锐的矛盾：因传媒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希望与资源的匮乏形成尖锐的变革要求；迅速增长的群众需求；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日益不满等。这个支流所担心和关注的是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中断。
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现代化论者的理论基本上是以美国和西欧为蓝本，设想西方的现代化应该成为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榜样，即西方中心说。他们的现代化理论基本上以西方社会为基本分析框架，而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看作是畸形的或非正式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或者泛泛而论，或者一笔带过，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也是他们理论的最严重的缺陷。实际上，现代化过程无非体现为两条道路：一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
(一)西方现代化论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化理论，但是他关于现代社会的性质、形成与发展道路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中，虽然也涉及到马克思，但是一般很少论及马克思，或者只是简单地提到一带而过，被“当做一种不能为实证性研究所证实，在内容和方法上都站不住脚的教条而明显地被弃置一边”。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被西方的现代化论者边缘化了。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82年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演讲中，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时，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三种思想理论。即三种对于未来，现代化进程将如何发展的三種估计、三种不同的思想模式。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模式。他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发展理论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相应的后续部分来阐释的。在他看来，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所观察到的情形，实际上就是像库茨涅茨和格尔申克隆等这些现代历史学家们所证明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平等之间关系的曲线部分。马克思只是鉴于资本主义早期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把增长和平等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作为与自由主义有着共同思想渊源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产生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只有这个产生不平等的制度被推翻，启蒙运动关于增长、平等、民主和稳定的价值观念才能同实现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完善结合起来。很明显，这种说法仍然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纳入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理论中了，并没有提及马克思关于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著名的现代化论者罗斯托，试图提出一种言之成理的观点去替换关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共产主义观点，但是却从未对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阐述予以成功的阐释和说明。虽然他承认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顺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紧接着又评论说：“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的概念过于狭窄，不足以概括所有传统的社会。”接着又说马克思对研究亚洲现代化问题不感兴趣等。丹尼尔·勒那虽然敏锐地发现了中东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动员群众支持时所面临的困难，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基本观点。美国著名政治发展理论家派伊，在讨论政治发展问题时，虽然至少有三分之一和马克思的观点及其相似，但是他对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却从未直接进行讨论。派伊甚至还在另一著作中，把马克思连同汤因比和施本格勒一并加以排斥。
虽然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关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并没有遭到完全的忽视，有时却被一种歪曲的方式表达出来。如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说道：“看来很清楚，马克思根据19世纪欧洲的经验作了概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将遵循着这种特定的欧洲模式，并且认为一定的经济状态定会自动地产生出一定的政治制度，这是错的。”⑩有学者指出，甚至前苏联的现代化问题专家也同样忽视甚至歪曲马克思关于成长和发展的理论，如乌里扬诺夫斯基就试图把欧洲封建主义的概念运用到亚洲去。还有波特金，也试图用“国家封建土地所有制”来指称亚洲特殊的封建主义形式。
(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观点
看来，西方甚至前苏联的学者对待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或者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归结为决定论，或者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用于非西方世界。这似乎成为一种通病。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现代化所持的标准，特别突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具体的和成就取向的准则，高度的灵活性，以及基于成就的阶级开放体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对现代世界的兴起作了经典性的描述，强调人类活动的普遍化和合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指出了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的内在动力。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欧洲的现代化归因于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而是认为技术的变化与革新乃是由社会制度、习俗和社会行为的变化引起的。
马克思关于非欧洲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的观点，远非工业化概括那样简单。他曾告诫人们，不要把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成长的论述看成为设定有许多普遍法则的一般历史哲学，更不能将这些法则不加区别地到处乱用。他指出，正是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扩张导致了非欧洲世界“未开化”社会走向现代化。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时，认为生产方式也不是三段论的，即古典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段，他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说：“大体上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对非欧洲的现代化作过系统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从《资本论》以及大量的书信和文章中去提炼，可以呈现其连贯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亚洲社会是停滞不变的，并缺乏社会变革的机制，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欧洲人的殖民扩张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项先决条件，即成为非欧洲世界实行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然并不是给殖民主义以道义上的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是反思的、批判的。
(三)列宁主义的现代化理论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谈到过现代化的 列宁主义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适用于世界上工业化刚刚开始的地区，适用于由官僚统治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在列宁看来，正是由于战争的契机，可以使落后国家突破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夺得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领导以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来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无疑受到了列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直接影响，因此在建国以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与前苏联许多相似的特征。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带来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以及近邻日本学习的过程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极大地促使革命派转而仿效俄国式的最激进的社会革命道路。五四运动以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都非常巨大”。抗战时期，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俄国对中国的强烈影响，他说：“在过去10多年中，在中国人关于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间，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然而在这10年中到过中国、并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所了解的人，很少会否认，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苏联的成就对中国人民发生的精神影响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资产阶级的影响加起来还要深刻。”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先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除了无政府主义政党以外，“所有的共产主义组织，都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想要学习俄国共产党的榜样而成立的。与此同时，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又都必须要得到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才有可能。最具效力的，就是经费的帮助”。
三、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历史选择
(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迫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罗荣渠先生称之为“延误的现代化(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逐渐深化过程。他批评20世纪以来现代化研究者就中国现代化延误的原因分析，不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内外合力作用的结果，是中国自身衰败的过程、半边缘化的过程与相应的革命化、现代化过程四条线索交互作用的结果。“纵观中国现代变革的全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传统发展轨道已被打破，开始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国的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从现代化的特定意义上说，中国发展模式的这个转变过程，只是19世纪后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大变动诸流向中的一个流向而已。直到清王朝解体，现代化才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趋势。新中国建立后，现代化才成为主流，逐渐占据支配新地位。
(二)中国现代化模式选择
1.晚清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的现代化最初启动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新中国建国前为两个阶段，建国后为两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第一阶段，1860—1911年。清朝在其最后的50年试图挽救衰亡命运而从事的现代化努力。第二阶段，1912—1949年，共和时代为争取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作的努力。第三阶段，1950—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以典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第四阶段，1979至今，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自身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努力。
就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而言，主要是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主导思想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诚如汤因比所说：19世纪之际，远东的政治家认为采取显著优越的西方技术是一合理的冒险与迫切的需要。此足以表示，为何他们从西方选择一些他们并不感到有何兴趣的事物。因为，这比之被西方人征服及臣属，无论如何是一“较少的罪恶”。
显然，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开铁矿，制船炮”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驱使下的现代化开端。文化中的物质层面是非西方国家最容易接受的，这就是汤因比的所谓“文化反射律”。到了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开启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过程，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努力则是在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后的国民政府时期展开的。清末50年逐步完成了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到制度层面现代化的过程，虽未取得成功，但是也为后来的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认识基础。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则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得以展开。
2.共和时期的现代化模式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政治上最大的功绩莫过于推翻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王朝体系，导致政治权力的重大转移。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清末宪政时期所开启的各种现代经济法规的工作，推动了经济法制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的过程，尤其是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特别是现代教育也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从而为思想变革和社会解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王朝制度的解体并没有发展成为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贫困落后等诸多因素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3.新中国的赶超现代化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的是一个百余年外患内乱之后留下来的百废待兴的国家与社会，这就涉及到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问题，以快速实现经济发展与强国富民的理想，并进而实现共产党人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及其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境界。然而，诸如中国这样的在战后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国家，在政治一经济体制方面大体上都具有以下特征：处于贫穷与经济不发达状态，诚如1956年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非常低，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现代工业企业的规模相当小；社会关系和所有权方面保留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大量特征；收入分配及其不平等；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有的国家在政治或经济上还带有程度不同的依附性；多数国家曾长期处于巨大的社会动荡状态。
在贫穷落后又经历了长期战乱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这与马克思的设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状态以及其他初始状态为社会主义体制和现代化模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記。新政权领导新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其领导人满腔热血，愿意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出更大的努力。这种高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感染了知识分子，也感染了人民群众，因此，这个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有学者称之为“英 发展、以反映民主精髓的自治——农村居民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的社区自治为基础，扩大政治参与、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技术。
四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即优先考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充分注意到了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民生建设，努力使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五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没有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
六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而又掺入了多种时代内容和民族成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继承，也是中國人民对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理论，重心是批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只是做了粗线条的勾勒，因此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有在现实中摸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前提。新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断冲破经典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摸索和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它并不是把“增长－发展”作为中心，而是将生产方式范畴置于中心地位，这就更加接触到现代化的本质。现代化决不是某一项经济因素或手段的运用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观念变迁，而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问题，是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建和政治形态的逐渐民主化过程以及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包括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政府能力的提高、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即人民参政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与财富的分配结构的变迁；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既突破了经典体制的束缚，又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核心理论；既突破了传统——现代的简单二元结构，也开启了政治、文化领域的开放并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范畴。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加深对中国现代化条件的充分认识；调整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创造出一条稳健的现代化有效途径。并将所有这些方面的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作出中国化的合理解释。
(责任编辑 胡志平)
关键词：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变迁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4-0140-07
一、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模式
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术语。有些学者甚至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定义方法是否失之偏颇，即使在使用“西方”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两个主要潮流，“一个来自于西欧和美国，有时通过日本，它有自己的一种特色，另一个来自俄国，它在近年来不断增添了中国的色彩”。毋庸讳言，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重大变革源于西方，近代以来，无论主动也好，被动也罢，它们必須同西方国家打交道，而由西方国家所主宰的外部世界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这些国家之上，相比较而言，与传统因素相比较，更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最先受到欧洲的影响，接着转而受到俄国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化模式。
(一)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多地受到欧洲的影响，而新中国建国后更多地受到俄国的影响。无论如何20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变化的深刻程度远非能用一句话来概括，金耀基先生用一系列约化的双元观念来表达这种变化，即：
从身份到契约(Status—Contract)；
从神圣到世俗(Sacred—Secular)；
从区社到社会(Community—Society)；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Agraria—Industria)；
从原级团体到次级团体(Primary—Secondarygroup)；
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Particularism-Univiersalism)；
从关系到成就(Ascription—Achievement)；
从普化到专化(Diffuseness—Specificity)。
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个社会转变过程既包括政治层面，也包括经济层面以及文化层面；既包括制度变革，也包括价值取向的变迁；既包括时间上的纵向变迁过程，也包括社会结构的变迁。有时，现代化概念常常与其他概念混用，如近代化、发展、进步、增长、工业化、进步等，这个概念的前面可以加上各种五彩缤纷的修饰语，从而形成一个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概念群。战后，各国的现代化论者给其标注了若干标准。因标准的差别，从而形成了多样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到政治乃至文化领域以及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过程。
(二)现代化的制度结构变迁
金耀基先生还从具体的制度层面来分析中国过去100余年现代化发展历程，即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正从农本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大体上处于罗斯托所说的“起飞阶段”经济转变过程。这一转换对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社会结构角度看，中国近百年来的最大变化便是作为“功能普化”的传统家庭结构转变为“功能专化(funnctionally specific)”家庭结构。同时传统的阶级结构也随着社会分化发展而成就的新的社会评价标准所代替。由于沟通网络——交通和传媒的发展，中国由“非动员的(unmobilied)”“非融合的(assimilated)”缺乏社会凝聚力的“一盘散沙”状态转变为具有较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的状态，社会逐渐“政治化”了。就政治层面而言，传统的带有半神性质的政治符号被逐渐世俗化了。
(三)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脉络
现代化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史的思考方法”。而现代化理论所着眼的现代化，应该是指始于17世纪至19世纪的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部剧烈的社会变革。马克斯·韦伯应该是比较早地重视西欧以外的学者，他从法、科层制、知识、艺术以及现代社会结构要素诸指标来建构现代化要素，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西方的”。而普世化的现代化理论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主要原因在于更多的国家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现代化理论不能固着于西方，必须将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而且其重心“在于阐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条件，并就由此产生的社会变迁的性质作出提示”。这样，现代化便由历史概念发展为普世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化论著，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种潮流，其一是以西方学者为主流，以极大的热情着眼于现代化概念的研究；其二是源出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者对于现代化的研究，他们并不墨守于现代化概念的成规。第一个潮流又可以分为两支，一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以“起飞”到发展以及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的社会学理论”。这种理论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普遍适用，并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按照这种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过程共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于特殊的环境安排，率先出现了西方化社会，并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在第二阶段，所有国家都进入现代化过程，虽然这些国家还存在着许多发展中的障碍，但可以在西方的支持下得以摆脱落后状态从而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第二个潮流可以说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现代化观念，这个现代化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研究的第二个支流。它不同于50年代的研究之处在于，认为现代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文明的传播过程，它认识到欠发达国家未必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现代化过程“中断”的巨大危险。在他们的看来，这种现代化过程的中断，将给这些国家的三分之二人口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此，他们深感不安。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现代化仅限于西欧、美国和讲英语的自治领域，这个领域内的现代化是在自身力量的推动下出现的本土化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社会重新组合的结果——形成了自主性的现代社会。由于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现代民主政治结构，因而更少限制，已经进入一个现代化持续增长的阶段。这些国家已经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为进一步的现代化提供稳定的基础和持续的动力。
按照20世纪6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除西方国家外的国家均属于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多数是从20世纪初期才开始的，更多的国家直到战后才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走上积极的现代化道路。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与先进的现代化国家 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如在民族解放过程中就形成的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动员、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城市化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等形成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特征，这些可看作是它们积极现代化的特征。
但是，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存在着一些障碍性因素，使他们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它们深刻地认识到贫穷、苦难以及低下的生活水平，群众要求中央政治当局保证资源以满足需要，中央当局则由于经济和工业基础薄弱而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文化机制，无力增加资源，因而无法满足。这些学者认为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如下尖锐的矛盾：因传媒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希望与资源的匮乏形成尖锐的变革要求；迅速增长的群众需求；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日益不满等。这个支流所担心和关注的是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中断。
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现代化论者的理论基本上是以美国和西欧为蓝本，设想西方的现代化应该成为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榜样，即西方中心说。他们的现代化理论基本上以西方社会为基本分析框架，而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看作是畸形的或非正式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或者泛泛而论，或者一笔带过，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也是他们理论的最严重的缺陷。实际上，现代化过程无非体现为两条道路：一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
(一)西方现代化论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化理论，但是他关于现代社会的性质、形成与发展道路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中，虽然也涉及到马克思，但是一般很少论及马克思，或者只是简单地提到一带而过，被“当做一种不能为实证性研究所证实，在内容和方法上都站不住脚的教条而明显地被弃置一边”。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被西方的现代化论者边缘化了。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82年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演讲中，在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时，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三种思想理论。即三种对于未来，现代化进程将如何发展的三種估计、三种不同的思想模式。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模式。他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发展理论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相应的后续部分来阐释的。在他看来，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所观察到的情形，实际上就是像库茨涅茨和格尔申克隆等这些现代历史学家们所证明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平等之间关系的曲线部分。马克思只是鉴于资本主义早期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把增长和平等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作为与自由主义有着共同思想渊源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产生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只有这个产生不平等的制度被推翻，启蒙运动关于增长、平等、民主和稳定的价值观念才能同实现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完善结合起来。很明显，这种说法仍然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纳入到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理论中了，并没有提及马克思关于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著名的现代化论者罗斯托，试图提出一种言之成理的观点去替换关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共产主义观点，但是却从未对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阐述予以成功的阐释和说明。虽然他承认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顺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紧接着又评论说：“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的概念过于狭窄，不足以概括所有传统的社会。”接着又说马克思对研究亚洲现代化问题不感兴趣等。丹尼尔·勒那虽然敏锐地发现了中东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动员群众支持时所面临的困难，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基本观点。美国著名政治发展理论家派伊，在讨论政治发展问题时，虽然至少有三分之一和马克思的观点及其相似，但是他对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却从未直接进行讨论。派伊甚至还在另一著作中，把马克思连同汤因比和施本格勒一并加以排斥。
虽然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关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并没有遭到完全的忽视，有时却被一种歪曲的方式表达出来。如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说道：“看来很清楚，马克思根据19世纪欧洲的经验作了概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将遵循着这种特定的欧洲模式，并且认为一定的经济状态定会自动地产生出一定的政治制度，这是错的。”⑩有学者指出，甚至前苏联的现代化问题专家也同样忽视甚至歪曲马克思关于成长和发展的理论，如乌里扬诺夫斯基就试图把欧洲封建主义的概念运用到亚洲去。还有波特金，也试图用“国家封建土地所有制”来指称亚洲特殊的封建主义形式。
(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观点
看来，西方甚至前苏联的学者对待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或者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归结为决定论，或者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用于非西方世界。这似乎成为一种通病。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现代化所持的标准，特别突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具体的和成就取向的准则，高度的灵活性，以及基于成就的阶级开放体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对现代世界的兴起作了经典性的描述，强调人类活动的普遍化和合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指出了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的内在动力。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欧洲的现代化归因于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而是认为技术的变化与革新乃是由社会制度、习俗和社会行为的变化引起的。
马克思关于非欧洲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的观点，远非工业化概括那样简单。他曾告诫人们，不要把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成长的论述看成为设定有许多普遍法则的一般历史哲学，更不能将这些法则不加区别地到处乱用。他指出，正是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扩张导致了非欧洲世界“未开化”社会走向现代化。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时，认为生产方式也不是三段论的，即古典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段，他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说：“大体上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对非欧洲的现代化作过系统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从《资本论》以及大量的书信和文章中去提炼，可以呈现其连贯的思想。在马克思看来，亚洲社会是停滞不变的，并缺乏社会变革的机制，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欧洲人的殖民扩张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项先决条件，即成为非欧洲世界实行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然并不是给殖民主义以道义上的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是反思的、批判的。
(三)列宁主义的现代化理论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谈到过现代化的 列宁主义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适用于世界上工业化刚刚开始的地区，适用于由官僚统治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在列宁看来，正是由于战争的契机，可以使落后国家突破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夺得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领导以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来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无疑受到了列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直接影响，因此在建国以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与前苏联许多相似的特征。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带来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以及近邻日本学习的过程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极大地促使革命派转而仿效俄国式的最激进的社会革命道路。五四运动以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都非常巨大”。抗战时期，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了俄国对中国的强烈影响，他说：“在过去10多年中，在中国人关于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的影响，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间，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来影响。”“然而在这10年中到过中国、并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所了解的人，很少会否认，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苏联的成就对中国人民发生的精神影响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资产阶级的影响加起来还要深刻。”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先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除了无政府主义政党以外，“所有的共产主义组织，都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想要学习俄国共产党的榜样而成立的。与此同时，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又都必须要得到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才有可能。最具效力的，就是经费的帮助”。
三、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历史选择
(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迫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罗荣渠先生称之为“延误的现代化(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逐渐深化过程。他批评20世纪以来现代化研究者就中国现代化延误的原因分析，不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内外合力作用的结果，是中国自身衰败的过程、半边缘化的过程与相应的革命化、现代化过程四条线索交互作用的结果。“纵观中国现代变革的全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传统发展轨道已被打破，开始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国的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从现代化的特定意义上说，中国发展模式的这个转变过程，只是19世纪后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大变动诸流向中的一个流向而已。直到清王朝解体，现代化才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趋势。新中国建立后，现代化才成为主流，逐渐占据支配新地位。
(二)中国现代化模式选择
1.晚清的现代化模式
中国的现代化最初启动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新中国建国前为两个阶段，建国后为两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第一阶段，1860—1911年。清朝在其最后的50年试图挽救衰亡命运而从事的现代化努力。第二阶段，1912—1949年，共和时代为争取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作的努力。第三阶段，1950—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以典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第四阶段，1979至今，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自身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努力。
就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而言，主要是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主导思想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诚如汤因比所说：19世纪之际，远东的政治家认为采取显著优越的西方技术是一合理的冒险与迫切的需要。此足以表示，为何他们从西方选择一些他们并不感到有何兴趣的事物。因为，这比之被西方人征服及臣属，无论如何是一“较少的罪恶”。
显然，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开铁矿，制船炮”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驱使下的现代化开端。文化中的物质层面是非西方国家最容易接受的，这就是汤因比的所谓“文化反射律”。到了19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开启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过程，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努力则是在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后的国民政府时期展开的。清末50年逐步完成了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到制度层面现代化的过程，虽未取得成功，但是也为后来的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认识基础。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则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得以展开。
2.共和时期的现代化模式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政治上最大的功绩莫过于推翻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王朝体系，导致政治权力的重大转移。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清末宪政时期所开启的各种现代经济法规的工作，推动了经济法制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的过程，尤其是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特别是现代教育也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从而为思想变革和社会解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王朝制度的解体并没有发展成为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贫困落后等诸多因素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3.新中国的赶超现代化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的是一个百余年外患内乱之后留下来的百废待兴的国家与社会，这就涉及到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问题，以快速实现经济发展与强国富民的理想，并进而实现共产党人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及其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境界。然而，诸如中国这样的在战后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国家，在政治一经济体制方面大体上都具有以下特征：处于贫穷与经济不发达状态，诚如1956年毛泽东所说的“一穷二白”；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非常低，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现代工业企业的规模相当小；社会关系和所有权方面保留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大量特征；收入分配及其不平等；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有的国家在政治或经济上还带有程度不同的依附性；多数国家曾长期处于巨大的社会动荡状态。
在贫穷落后又经历了长期战乱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这与马克思的设想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状态以及其他初始状态为社会主义体制和现代化模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記。新政权领导新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其领导人满腔热血，愿意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做出更大的努力。这种高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感染了知识分子，也感染了人民群众，因此，这个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有学者称之为“英 发展、以反映民主精髓的自治——农村居民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的社区自治为基础，扩大政治参与、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技术。
四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即优先考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充分注意到了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民生建设，努力使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五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没有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
六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而又掺入了多种时代内容和民族成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继承，也是中國人民对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理论，重心是批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只是做了粗线条的勾勒，因此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有在现实中摸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前提。新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断冲破经典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摸索和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是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它并不是把“增长－发展”作为中心，而是将生产方式范畴置于中心地位，这就更加接触到现代化的本质。现代化决不是某一项经济因素或手段的运用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观念变迁，而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问题，是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建和政治形态的逐渐民主化过程以及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包括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政府能力的提高、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即人民参政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与财富的分配结构的变迁；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既突破了经典体制的束缚，又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核心理论；既突破了传统——现代的简单二元结构，也开启了政治、文化领域的开放并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范畴。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加深对中国现代化条件的充分认识；调整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创造出一条稳健的现代化有效途径。并将所有这些方面的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作出中国化的合理解释。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