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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提出要给予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实现其研究的现代转型。在亚东版《红楼梦》底版的选择、"新红学"的各种考证以及对于索隐派的严厉批评中，都可以见出胡适的这种现代学术抱负。
关键词：胡适；红楼梦；新红学；现代学术
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名著，不能仅仅停留于称赞，必须做切实的考证研究与整理工作，“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在版本校勘方面，亚东版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与胡适的主张极为合拍的。作为出版者的汪原放对此亲力亲为，几乎从头到尾参加了各个名著的版本校勘工作。在底本的选择上，亚东版也咨询各路专家学者，尽量选择最为完善的版本为底本，在此基础上参对其他版本，做了许多增加脱漏、改正讹误的工作。1921年亚东《红楼梦》初排本，底本用的是属于程甲本系统的道光壬辰（1832）年的双清仙馆刻本，到1927年复排本，底本改而选用更为完善的胡适所藏萃文书屋的程乙本。两次排印时候，第一次可供选择的本子还有有正书局的八十回石印本《石头记》等多个版本，第二次更有胡适1927年购得的号称“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但是都没有采用。几十年以后，周汝昌论及此事，对胡适自身收藏了甲戌“真本”却采用程、高“伪续”程乙本的做法表示了不满。但如果了解胡适整理中国古典小说的目的不仅要“校订出最好的本子”，而且还要“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就会明白他的选择：有正本《红楼梦》只有八十回；甲戌本《红楼梦》更是残缺得厉害，仅有十六回；众多版本中，惟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才是有开头有结尾的完整小说，而只有完整的名著才能承担起让中国小说拥有“现代学术荣誉”的任务。
胡适为这批亚东版古典小说所作的考证文章，也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之一。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而且多附会，所以，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首先分析批判了之前各种关于《红楼梦》作者与文本思想的附会式说法，指出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然后，胡适从各种史书和笔记中，通过各种比较互证，最终考证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等六条结论。胡适总结自己所做的工作说，“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胡适关于《红楼梦》作者和家世的考证，成为此后近百年间红学研究界的基本定论，几乎所有红学研究都在此基础上展开延伸，在胡适之后，“新红学”的大厦赫然矗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的重要领域。
胡适在前面一段总结中依旧念念不忘对“穿凿附会”的红学——即索隐派红学——进行批判，在他的影响之下，后继的“新红学”研究家也对索隐派进行了持续的批判。首先是其弟子顾颉刚，在为俞平伯《红楼梦辨》做序的时候，顾颉刚再次批判了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所批判的充满胡说谬解和武断迷信的中国传统学术。随后又说，“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顾颉刚在这段序言中将胡适及其后继者们的整理国学工作，与前代索隐派、评点派缺乏系统、缺乏“科学”精神的工作区分为新旧两个阵营。俞平伯《红楼梦辨》也同样态度鲜明地对索隐派表示反对：“这派‘红学家’有许多有学问名望的人，以现在我们底眼光看去，他们很不该发这些可笑的议论。但事实上偏闹了笑话。”即便是后来愈来愈走向索隐陷阱的周汝昌，在其成名作《红楼梦新证》中，也是将索隐派视为“荒唐怪诞”的：“我们充分地了解了雪芹的整个家世背景，便可以正当深刻地了解他个人以及其作品，而不致去信那些荒唐怪诞的‘索隐派’的附会。”
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之所以众口一词地对索隐派等“旧红学”展开批判，并且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新红学”。其根源就在于胡适所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與“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要求建立一个精确化、体系化的现代学术体制，胡适们要实践自己“整理国故”并与西学相交会、最终走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就必须彻底批判旧式的“国学”方式，而采用新的“国学”研究方法。事实上，追求精确化与体系化，正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胡适及其弟子们对旧红学的批评，正是因为其模糊性与碎片化的解读方式，与现代的要求是根本相悖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撇开三皇五帝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顾颉刚的《古史辨》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解构式的辨析，与其在红学中的反索隐精神一脉相通，其实也都是当时国学现代性的内在要求。（本文为教育部社科青年课题现代中国知识界的红学热研究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1]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257-258.
[2]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J].北京大学学报，1995（4）.
[3]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俞平伯.红楼梦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作者简介：
陈荣阳（1980-），男，福建南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胡适；红楼梦；新红学；现代学术
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名著，不能仅仅停留于称赞，必须做切实的考证研究与整理工作，“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在版本校勘方面，亚东版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与胡适的主张极为合拍的。作为出版者的汪原放对此亲力亲为，几乎从头到尾参加了各个名著的版本校勘工作。在底本的选择上，亚东版也咨询各路专家学者，尽量选择最为完善的版本为底本，在此基础上参对其他版本，做了许多增加脱漏、改正讹误的工作。1921年亚东《红楼梦》初排本，底本用的是属于程甲本系统的道光壬辰（1832）年的双清仙馆刻本，到1927年复排本，底本改而选用更为完善的胡适所藏萃文书屋的程乙本。两次排印时候，第一次可供选择的本子还有有正书局的八十回石印本《石头记》等多个版本，第二次更有胡适1927年购得的号称“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但是都没有采用。几十年以后，周汝昌论及此事，对胡适自身收藏了甲戌“真本”却采用程、高“伪续”程乙本的做法表示了不满。但如果了解胡适整理中国古典小说的目的不仅要“校订出最好的本子”，而且还要“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就会明白他的选择：有正本《红楼梦》只有八十回；甲戌本《红楼梦》更是残缺得厉害，仅有十六回；众多版本中，惟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才是有开头有结尾的完整小说，而只有完整的名著才能承担起让中国小说拥有“现代学术荣誉”的任务。
胡适为这批亚东版古典小说所作的考证文章，也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之一。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而且多附会，所以，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首先分析批判了之前各种关于《红楼梦》作者与文本思想的附会式说法，指出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然后，胡适从各种史书和笔记中，通过各种比较互证，最终考证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等六条结论。胡适总结自己所做的工作说，“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胡适关于《红楼梦》作者和家世的考证，成为此后近百年间红学研究界的基本定论，几乎所有红学研究都在此基础上展开延伸，在胡适之后，“新红学”的大厦赫然矗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的重要领域。
胡适在前面一段总结中依旧念念不忘对“穿凿附会”的红学——即索隐派红学——进行批判，在他的影响之下，后继的“新红学”研究家也对索隐派进行了持续的批判。首先是其弟子顾颉刚，在为俞平伯《红楼梦辨》做序的时候，顾颉刚再次批判了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所批判的充满胡说谬解和武断迷信的中国传统学术。随后又说，“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顾颉刚在这段序言中将胡适及其后继者们的整理国学工作，与前代索隐派、评点派缺乏系统、缺乏“科学”精神的工作区分为新旧两个阵营。俞平伯《红楼梦辨》也同样态度鲜明地对索隐派表示反对：“这派‘红学家’有许多有学问名望的人，以现在我们底眼光看去，他们很不该发这些可笑的议论。但事实上偏闹了笑话。”即便是后来愈来愈走向索隐陷阱的周汝昌，在其成名作《红楼梦新证》中，也是将索隐派视为“荒唐怪诞”的：“我们充分地了解了雪芹的整个家世背景，便可以正当深刻地了解他个人以及其作品，而不致去信那些荒唐怪诞的‘索隐派’的附会。”
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之所以众口一词地对索隐派等“旧红学”展开批判，并且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新红学”。其根源就在于胡适所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與“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要求建立一个精确化、体系化的现代学术体制，胡适们要实践自己“整理国故”并与西学相交会、最终走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就必须彻底批判旧式的“国学”方式，而采用新的“国学”研究方法。事实上，追求精确化与体系化，正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胡适及其弟子们对旧红学的批评，正是因为其模糊性与碎片化的解读方式，与现代的要求是根本相悖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撇开三皇五帝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顾颉刚的《古史辨》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解构式的辨析，与其在红学中的反索隐精神一脉相通，其实也都是当时国学现代性的内在要求。（本文为教育部社科青年课题现代中国知识界的红学热研究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1]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257-258.
[2]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J].北京大学学报，1995（4）.
[3]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俞平伯.红楼梦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作者简介：
陈荣阳（1980-），男，福建南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