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都有從事出版工作的经历。他们以书报刊为武器，向旧世界宣战，矢志不渝地宣传马列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行之路。
　　1921年2月，李达担任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并负责筹备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大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李达分管宣传工作。根据中央局的决定，李达在自己寓所创办了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亲自担任社长。
　　1921年9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5号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详细列出图书目录，计有“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等49种书籍。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次有组织、有计划地系统出版马列著作。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前夕，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列举了人民出版社已出版的12种图书。至1923年南迁广州之前，人民出版社共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计划》《资本论入门》《国家与革命》等22种图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存有马列著作将给人带来生命危险，加之印数不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批图书大多遭到毁损，得以存世的孤本主要归功于另一位党的出版工作领导人——张人亚。

　　张人亚是宁波镇海人，192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地方委员会小组组长。192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张人亚突然回到老家，带回一大箱书刊文件，托请父亲秘密藏好，随后匆匆离去，从此音讯全无。张父对外宣称儿子已经病故，为他造了一个衣冠冢，将书刊文件用油纸包好藏于其中。新中国成立后，张父久等儿子不归，于是把这包东西从地下挖出，托人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遗憾的是，一直到1956年去世，张父也未能打听到儿子的消息。实际情况是，张人亚到瑞金苏区后担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已于1932年底因劳累过度病逝。这批历经磨难的书刊文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等大会文件单行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以及一批早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成为极为珍贵的党史文献。
　　李达和张人亚曾同期在上海工作，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是否相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于真理的坚定信仰，交集于从事党的出版工作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批图书。李达主持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自己一人承担译著、编辑、校对、印发等全部工作，仅雇佣一名工人做发行运输，还用自己的稿费补贴工作经费不足，一年多时间即出版了10多种图书。近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新发现张人亚1924年赴苏联留学时填写的《调查表》，其中“来俄前对于主义曾读过何种重要著作及书报”一栏中，清晰地填着“人民出版社”及其出版的图书，包括《工钱劳动与资本》《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共产党宣言》《列宁传》《劳农会之建设》等。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信仰，以李达、张人亚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仅一己之力也要出版真理著作，甘愿冒生命危险也要保存真理书籍。

　　在救亡图存的顽强斗争中，革命先辈用生命传播真理火种，舍生忘死，百折不挠。他们铁一般的意志与信念，激励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新中国成立后，重建的人民出版社专设马列著作编辑部，继续承担马列著作的出版任务，陆续推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以及各类单行本、选读本、汇编本等，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读物。同时，人民出版社推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集》《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等代表性著作。
　　党的十八大后，人民出版社首要出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著作，初步形成经典原著、理论读本、大众读物、学生教材、数据库等多层次、立体化、分众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版物体系。这些重要理论著作的形成及出版，有力有效地传播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继续指引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胜利前行。
　　（摘自9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为人民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