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发展传播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存在诸多不足。从理论研究看，仍然固守传统的现代化框架，局限于以大众传媒为主体，以新闻传播为主要内容，以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为基本路径，注重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系统对农村系统的单向传播，较少考虑如何加强农村内部的横向传播和互动。对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的传播研究，除了强调“舆论先行”“营造良好舆论环境”“鼓与呼”之外，在具体传播策略设计上并无较大突破。由于过分把国家作为主引擎，发展传播的后续动力不足、民众参与不足，“村村通”“村村响”等工程未能发展成扎根乡土的内生性媒介，结果产生大量的乡村“返盲”和“最后一公里”问题。对于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战略来说，借鉴包括参与式理论在内的新的发展传播思路，鼓励乡土媒介创新，通过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的结合，进行以乡村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才能消除大众传播内容与农民生活的疏离，填补农村草根媒介发育不足的空缺，从而完善与西部开发相配套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
　　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在理论和行动上作出传播学的双重贡献，是中国发展传播学的历史使命。传播在西部大开发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促进乡村社区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促进村民参与、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如何促进乡村治理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这些都是值得传播学者思考和行动的问题。
　　（韩鸿文，摘自2014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