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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讨论人：
李晓明 “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执行主编
李海青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 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尚京华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
整理人：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科技创新是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故事的重要题材，更是当前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引领全球发展时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年出现了“天眼”“麒麟芯”等高科技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有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播，但在国际舆论中却呈现出多元化的解读与反馈，个别纪录片甚至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成为“中国科技威胁论”的新版本。如何讲好科技中国的故事？如何面对争议性议题？如何引领国际舆论科技中国的议题？如何在全球议题设置中合理平衡科技中国强与弱的话语和叙事资源？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邀请相关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科技现实问题与自我叙事
张毓强：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调整，以及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我们在科技方面的报道日益增多。国际传播领域里科技话语不断更新。这里面牵涉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同我们的话语与叙事是否匹配？二是我們的自我叙事经空间跨域和文化跨越后，反响如何？三是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从这三方面看，我们的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
李海青：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年以来，中国的科研实力确实在迅速增长。但要看到，现在中国的科研实力在很多领域与西方强国还存在较大差距。有些科研领域的突破需要长期积淀，要想在短短几十年里赶上乃至超越西方，并不现实。
李晓明：应该看到，中国科研最近20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跃居世界第一，质量稳步提升，但是由于总体仍处于追赶世界一流国家的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的仍然较少，中国科技交流的国际化程度仍然不够。相应的，当前中国科技的国际传播表现为，信源较为单一，缺少层次，传播能力较弱，缺少客观评价。
首先，中国科技国际传播的渠道较为单一，缺少层次。目前较多信源来自国家宣传机构，少量来自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海外科技传播总体能力偏弱。其次，来自科学共同体本身的民间国际科技交流渠道较少，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组织任职并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偏少，二是我国科学家更多地习惯通过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不是通过参与国际学术会议达到学术交流目的，引领国际科技合作的大项目以及主动参与国际传播的情况不多，国际影响力不足。再次，科技研发活动由行政主导是中国特色，其优势是可以大幅度快速追踪，弊端是缺少原始创新和突破性成果。同时，由于上述来自科学共同体本身的声音和民间层面的国际科学交流活动较少，加之行政主导而专业共同体及其专业判断缺席，这就造成了决策层对中国科技能力和水平的估计要么过高，要么妄自菲薄，以致影响到国家宣传机构在对外科技传播中的表现。最后，国际媒体机构和智库组织也会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投入水平、成果应用以及科学决策等方面进行追踪研究和报道，但由于国情不同，以及部分数据不透明，或者部分数据来源不统一，导致有些数据统计和排名失真，一定程度上会放大中国科技的实际表现，进而影响外界对中国科技的真实评价。
尚京华：从当前国际传播中的科技话语权的结构来看，国际传播中的科技叙事话语包括国家叙事和个人叙事，而二者的比例在各个国家又不尽相同。在“重个人、轻政府”的传统西方政治理念下，西方国家科技叙事中的国家声音显得较弱，个人叙事的声音比较强。这种个人叙事一般表现在科技作者、纪录片导演和电影导演等的个人叙事作品中，其个人色彩较重而国家色彩较轻，虽然其内容往往承载的是国家科技成就。相对而言，他们很少直接从国家角度出发进行科技传播。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在“轻个人、重集体”观念的指导下，展现国家硬实力的科技成就传播，则以国家叙事为主，个人叙事所占比例很小。即使是科技纪录片的个人导演在创作时也习惯于从国家叙事的宏观角度策划纪录片，以展现中国科技发展的恢弘画卷。从话语权的大小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国际科技传播的主导权，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科技传播中的话语权则比较小，即使是取得了较大的科技成就，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成就，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说了算。从话语的内容来看，科技传播的显性话语中“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引领未来”这种科技造福人类的乐观观点与“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会造成人类社会伦理崩塌以及人类社会的毁灭”等悲观观点兼而有之，隐性的话语则是西方引领世界科技、西方决定人类的未来。总体上，国际科技叙事话语的现状仍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传播旧秩序的延续，是旧的叙事话语的一个侧面和表现。
他者关注与解读误区
张毓强：在改革开放深度推进的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科技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在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等领域都有一些问题表面化，有的甚至成为国际舆论焦点问题。一个传播主题被关注的程度和舆论的总体正负内容量级肯定会同步提升吗？里面是否存在误读的问题？这种误读主要呈现在哪些方面呢？
尚京华：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的核心关注点首先会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科技进步，比如信息技术、战略能源等方面。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科技进步，会被视中国为假想敌的国家当作对自己国家安全的威胁，也会被别有用心的国家当作“中国威胁论”的证据。比如美国处处为难华为就是明显的例子，先是和加拿大合谋，逮捕了孟晚舟，后又以信息安全为由，呼吁世界勿用华为的产品建立5G网络。但是美国对于苹果公司获取手机用户数据，及其对他国信息安全造成的影响，却不事声张。再有，国际社会也会关注中国在对人类社会福祉有贡献的领域所取得的科技成果，这部分科技成果有利于改善全人类的生活，势必引起关注。比如，中国在电子和科技消费品领域以及在医疗技术、环保技术等领域取得的成就，都会得到全球社会的关注。另外，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例如理论物理学、化学、数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毕竟这是人类科学研究进步的基石，无论哪个国家的科学家在这方面有突破都会引起全球关注。只是目前在这个领域，虽然有一些华裔的科学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籍科学家却几乎没有。 李晓明：作为科技大国和国际科技竞争中重要的参与者，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投入水平、成果应用以及科学决策等方面，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见诸国际媒体的中国科技重大学术不端事件、重大科技伦理事件，也经常受到多方关注。
张磊：在当前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科技的叙事中，有三个陷阱值得警惕。一是诚信问题，例如中国少数科研人员的学术造假报道。二是自主性问题，部分外媒会跟随政客言论，出现对中国科研人员“盗窃”西方知识产权的指责。三是伦理问题，例如2018年底，南方科技大学一位副教授宣布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发了全球科学界的批评。这三个陷阱彼此相关，都是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性叙事挂钩的。对于中国的国际传播来说，应考虑能否避开这些陷阱、如何塑造和提升新的形象。
叙事策略选择
张毓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内外有别，有的是做了不说的。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这一策略肯定要调整。在内容上，我们的叙事策略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说和说到何种程度的问题，遇到一个话语与叙事中的底线问题。
李海青：对于我们已有的科技成就，当然要予以宣传，以凝聚民心、鼓舞士气。但这种宣传必须实事求是，同时也要把相应的问题适当地加以说明，避免误导民众的认知，避免不切实际的宣传造成对西方国家的过分刺激。我们的基本态度，还是实事求是、承认差距、客观理性，而决不能自我陶醉、自我麻痹、自我膨胀。清醒定位是最重要的。
尚京华：科技话语和叙事的底线当然是不损害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自信力，但是生硬地维护或者一味彰显自己的科技实力并非维护国家利益或者提升民族自信力的最佳方式，因为一个国家在证明自己强大的时候可能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感情。所以，我认为中国科技叙事的标准应该是强调人类社会的共赢而不是自我彰显。例如，在美国拉斯克医学奖对于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的视频介绍中，“中国科学家”的国籍身份实际上是被弱化的。屠呦呦与中国的联系，更多地是通过她从中国医学典籍中寻找治疗疟疾的替代疗法这一点来体现的，整个视频强调的是她找到的青蒿素的提炼方法对于人类治疗疟疾的巨大作用。如果我们借鉴这种叙事话语，以“共赢”作为科技叙事的标准，肯定不会损害到我们的底线。
李晓明：我觉得话语策略很简单，就是实事求是，正确认识自己，不妄自菲薄，也不骄傲自大。对内发挥科学共同体作用，凝聚专家共识，正确引導社会认知，对外在国际通行的规则下展开交流和对话，展现国家形象，获得国际客观评价和认可。
张磊：我认为叙事与话语的底线就是全球达成共识的科学伦理。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中国的科学界、管理部门和外宣媒体及时发声，除了强调应依法开展研究外，还强调“对人类和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这就呼应了全球共识，划定了叙事底线。
避免“中国科技威胁论”
张毓强：“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版本是“中国科技威胁论”。近代以来，我们在向西方不断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自己独立的研发和创造体系，民族智慧在科技研发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呈现和挖掘。随之出现的这种“威胁论”版本涉及的问题很多，这是否体现了西方的心理失衡？我们如何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呢？
李晓明：应该认识到，“中国科技威胁论”是“中国威胁论”的自然延伸。“中国威胁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不同，总体而言，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巨大，实力日益增强和海外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威胁论”逐渐从军事、经济扩展至科技领域，美国最近发布的“301调查”，以及《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报告，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产业政策。而与此同时，美国对在美学习和从事科学、技术、工程研究的学者的怀疑，以及对中国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指控，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体现。
客观地说，“中国科技威胁论”的出现是某种必然，中国获益于全球化分工体系和先发国家的技术红利，已经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在全球价值链上升趋势明显，势必引起美国等处于科技主导地位的国家的警觉和防范，而国家力量主导的产业政策可能导致不对称竞争，也引起美国等国家的担忧。
在中国科技处于上升趋势的当前阶段，部分媒体、专家和民众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实力做了不切实际的判断，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导者，这实际上强化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威胁”的负面印象。
在科技的主体性认知上，既有必要正视中国科技创新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要看到，总体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国际科技的跟跑者，科技还没有成为支撑和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根本性力量。这一点既需要真正具有判断力的科学共同体发挥作用，对内正确引导决策层、社会和媒体的认知，也需要在国际传播中淡化科技传播的民族色彩和国家意志。
张磊：一个可以集中报道的方面，就是中国科技发展如何增进全球人类的福祉及可持续发展。例如，中国的农业技术在扶贫减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是否通过国际推广，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类生活改善提供助益？在讲述中国高铁的先进技术之时，是否可侧重它的环保方面进行重点报道？高铁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之时，都遭遇了与鸟类相撞带来的困扰，它不仅是对高铁行驶的威胁，也对鸟类的生存带来隐患。西成高铁穿越秦岭，面临多种动物保护议题，也做了相应探索，是否可能成为中国科技国际传播的典型案例？
尚京华：在中国的科技传播中，彰显科技实力的话语成为一种主流的话语形式，但这种话语的确很容易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来源。要想避免科技领域“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弱化国家的概念，多从科技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福祉出发，重构我们的科技话语。
讲好中国科技故事
张毓强：当前，我们科技的国际传播是否还处于一个比较传统的话语和叙事状态？如果是，我们如何跳出传统的宣传路径和话语状态，创新新时代中国科技传播的新话语，形成科技国际传播新格局？ 尚京华：要想跳出这样的话语窠臼，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叙事话语。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讲中国故事，这是我们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的体现，反映在科技領域，就是强调科研人员的付出和为国争光。在世界已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当代，这样的话语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作为传播主体，我们必须跳出狭隘的民族国家的视野，放眼全球，讲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的故事。习近平主席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多次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就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概念，这一点不仅应体现在政治的国家话语中，而且应该体现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话语领域。西方国家在宣扬自己的科技成就时，经常使用“天才的发明”“改变世界的XX大发明/科技成就”这样的标题，然后用西方的科技成就来填补内容，这就避免了科技传播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当然，这一切是以近现代以来西方引领世界科技成就作为基础的，说到底，科技发展的国家叙事仍要以国家的科技发展为基础，毕竟只有国家的科技强大了，才拥有真正的话语权，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借鉴西方这种叙事方式和话语。
李晓明：还是应该淡化宣传色彩，淡化为国科研，淡化道德训导，还科学家以本来面貌，为科研而科研，更多讲述人性化的故事。为此，我们在中国科技传播中应该从两方面加以反思，一方面，当科技投入和成就成为官员政绩，并量化为各种数字之后，维持和扩大各种数字和指标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内在的驱动，进而让夸张的宣传话语有了市场，影响了民众的判断，以及让部分投机者借此发挥，媚上惑众的言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妄自菲薄的论调同样失去了基本认知，也是要不得的。
张磊：根本点在于，如何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向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叙事，不应屈从于国力竞争的民粹主义思维，而应当面向全球、面向人类，以国际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和新世界主义的胸怀，发展新的话语方式和叙事模式。
尚京华：科技本身应该是最客观、最中立的人类脑力劳动产物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衡量尺度，但是由于它是国家硬实力的组成部分，成为了国家间实力较量的武器，从而带有了意识形态属性，而科技叙事和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征，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舆论斗争场。要想赢得舆论斗争，就必须研究斗争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瑞生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叙事范式和语境》一文中将话语规则分为话语控制力（制造和生产话语的能力）和话语能力（指通过传播影响国际受众接受中国故事的能力）两个维度。他说我们在讲述“舌尖上的中国”和“了不起的村落”这种传统中国故事时，国际上是比较认可我们的话语能力的，但在讲述二十国集团、国际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等现代科技创新故事时，国际上对我们话语能力的认同度降低，但对我们话语控制力的认同则升高了。这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创新议题的关注是不断上升的，只是对于我们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的接受度还不高。这一方面是西方话语长期主导国际舆论场的后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对于讲好中国科技故事的硬件设施（科技成果）比较重视，但对讲好中国科技故事的软件设施（传播能力，尤其是价值引导能力）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希望国内有更多学者关注科技叙事和科技话语研究。
张磊：讲好中国科技故事，与讲好其他议题的中国故事一样，要讲究价值观根基与方法论策略。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可以成为极佳载体，《流浪地球》就是其中一例，它也带来了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反思。这部电影通过一个深刻复杂而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叙事，充满张力和想象力，将对于人类共同家园的眷恋、对于人性复杂的描摹、对于牺牲精神的弘扬结合在一起，也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不过，其中部分价值选择是否能够得到全球认同？部分人物的行动和形象是否有生硬之嫌？最后大救援令人动容，不过，如果主要角色不仅仅是中国人，而是刻画全球群像，是否更容易进行全球传播？如果能够拓展价值观的包容性和超越性，再辅以充满想象力的科技叙事，或许能带来更大成功。
李晓明：科技传播和科技交流应该回归民间，让科学共同体和科技类社会组织更多参与和发声，弱化宣传色彩，回归正常认知，这也符合国际科技交流的常态。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8CUCTJ001）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讨论人：
李晓明 “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执行主编
李海青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 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尚京华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
整理人：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科技创新是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故事的重要题材，更是当前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引领全球发展时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年出现了“天眼”“麒麟芯”等高科技发展的典型案例，也有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播，但在国际舆论中却呈现出多元化的解读与反馈，个别纪录片甚至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成为“中国科技威胁论”的新版本。如何讲好科技中国的故事？如何面对争议性议题？如何引领国际舆论科技中国的议题？如何在全球议题设置中合理平衡科技中国强与弱的话语和叙事资源？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邀请相关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科技现实问题与自我叙事
张毓强：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调整，以及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我们在科技方面的报道日益增多。国际传播领域里科技话语不断更新。这里面牵涉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同我们的话语与叙事是否匹配？二是我們的自我叙事经空间跨域和文化跨越后，反响如何？三是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从这三方面看，我们的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
李海青：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年以来，中国的科研实力确实在迅速增长。但要看到，现在中国的科研实力在很多领域与西方强国还存在较大差距。有些科研领域的突破需要长期积淀，要想在短短几十年里赶上乃至超越西方，并不现实。
李晓明：应该看到，中国科研最近20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跃居世界第一，质量稳步提升，但是由于总体仍处于追赶世界一流国家的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的仍然较少，中国科技交流的国际化程度仍然不够。相应的，当前中国科技的国际传播表现为，信源较为单一，缺少层次，传播能力较弱，缺少客观评价。
首先，中国科技国际传播的渠道较为单一，缺少层次。目前较多信源来自国家宣传机构，少量来自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海外科技传播总体能力偏弱。其次，来自科学共同体本身的民间国际科技交流渠道较少，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组织任职并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偏少，二是我国科学家更多地习惯通过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不是通过参与国际学术会议达到学术交流目的，引领国际科技合作的大项目以及主动参与国际传播的情况不多，国际影响力不足。再次，科技研发活动由行政主导是中国特色，其优势是可以大幅度快速追踪，弊端是缺少原始创新和突破性成果。同时，由于上述来自科学共同体本身的声音和民间层面的国际科学交流活动较少，加之行政主导而专业共同体及其专业判断缺席，这就造成了决策层对中国科技能力和水平的估计要么过高，要么妄自菲薄，以致影响到国家宣传机构在对外科技传播中的表现。最后，国际媒体机构和智库组织也会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投入水平、成果应用以及科学决策等方面进行追踪研究和报道，但由于国情不同，以及部分数据不透明，或者部分数据来源不统一，导致有些数据统计和排名失真，一定程度上会放大中国科技的实际表现，进而影响外界对中国科技的真实评价。
尚京华：从当前国际传播中的科技话语权的结构来看，国际传播中的科技叙事话语包括国家叙事和个人叙事，而二者的比例在各个国家又不尽相同。在“重个人、轻政府”的传统西方政治理念下，西方国家科技叙事中的国家声音显得较弱，个人叙事的声音比较强。这种个人叙事一般表现在科技作者、纪录片导演和电影导演等的个人叙事作品中，其个人色彩较重而国家色彩较轻，虽然其内容往往承载的是国家科技成就。相对而言，他们很少直接从国家角度出发进行科技传播。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在“轻个人、重集体”观念的指导下，展现国家硬实力的科技成就传播，则以国家叙事为主，个人叙事所占比例很小。即使是科技纪录片的个人导演在创作时也习惯于从国家叙事的宏观角度策划纪录片，以展现中国科技发展的恢弘画卷。从话语权的大小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国际科技传播的主导权，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科技传播中的话语权则比较小，即使是取得了较大的科技成就，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成就，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说了算。从话语的内容来看，科技传播的显性话语中“科技改变生活”“科技引领未来”这种科技造福人类的乐观观点与“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会造成人类社会伦理崩塌以及人类社会的毁灭”等悲观观点兼而有之，隐性的话语则是西方引领世界科技、西方决定人类的未来。总体上，国际科技叙事话语的现状仍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传播旧秩序的延续，是旧的叙事话语的一个侧面和表现。
他者关注与解读误区
张毓强：在改革开放深度推进的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科技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在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等领域都有一些问题表面化，有的甚至成为国际舆论焦点问题。一个传播主题被关注的程度和舆论的总体正负内容量级肯定会同步提升吗？里面是否存在误读的问题？这种误读主要呈现在哪些方面呢？
尚京华：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的核心关注点首先会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科技进步，比如信息技术、战略能源等方面。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科技进步，会被视中国为假想敌的国家当作对自己国家安全的威胁，也会被别有用心的国家当作“中国威胁论”的证据。比如美国处处为难华为就是明显的例子，先是和加拿大合谋，逮捕了孟晚舟，后又以信息安全为由，呼吁世界勿用华为的产品建立5G网络。但是美国对于苹果公司获取手机用户数据，及其对他国信息安全造成的影响，却不事声张。再有，国际社会也会关注中国在对人类社会福祉有贡献的领域所取得的科技成果，这部分科技成果有利于改善全人类的生活，势必引起关注。比如，中国在电子和科技消费品领域以及在医疗技术、环保技术等领域取得的成就，都会得到全球社会的关注。另外，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例如理论物理学、化学、数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毕竟这是人类科学研究进步的基石，无论哪个国家的科学家在这方面有突破都会引起全球关注。只是目前在这个领域，虽然有一些华裔的科学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籍科学家却几乎没有。 李晓明：作为科技大国和国际科技竞争中重要的参与者，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投入水平、成果应用以及科学决策等方面，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见诸国际媒体的中国科技重大学术不端事件、重大科技伦理事件，也经常受到多方关注。
张磊：在当前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科技的叙事中，有三个陷阱值得警惕。一是诚信问题，例如中国少数科研人员的学术造假报道。二是自主性问题，部分外媒会跟随政客言论，出现对中国科研人员“盗窃”西方知识产权的指责。三是伦理问题，例如2018年底，南方科技大学一位副教授宣布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发了全球科学界的批评。这三个陷阱彼此相关，都是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性叙事挂钩的。对于中国的国际传播来说，应考虑能否避开这些陷阱、如何塑造和提升新的形象。
叙事策略选择
张毓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内外有别，有的是做了不说的。随着全球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这一策略肯定要调整。在内容上，我们的叙事策略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说和说到何种程度的问题，遇到一个话语与叙事中的底线问题。
李海青：对于我们已有的科技成就，当然要予以宣传，以凝聚民心、鼓舞士气。但这种宣传必须实事求是，同时也要把相应的问题适当地加以说明，避免误导民众的认知，避免不切实际的宣传造成对西方国家的过分刺激。我们的基本态度，还是实事求是、承认差距、客观理性，而决不能自我陶醉、自我麻痹、自我膨胀。清醒定位是最重要的。
尚京华：科技话语和叙事的底线当然是不损害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自信力，但是生硬地维护或者一味彰显自己的科技实力并非维护国家利益或者提升民族自信力的最佳方式，因为一个国家在证明自己强大的时候可能会伤害到其他国家的感情。所以，我认为中国科技叙事的标准应该是强调人类社会的共赢而不是自我彰显。例如，在美国拉斯克医学奖对于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的视频介绍中，“中国科学家”的国籍身份实际上是被弱化的。屠呦呦与中国的联系，更多地是通过她从中国医学典籍中寻找治疗疟疾的替代疗法这一点来体现的，整个视频强调的是她找到的青蒿素的提炼方法对于人类治疗疟疾的巨大作用。如果我们借鉴这种叙事话语，以“共赢”作为科技叙事的标准，肯定不会损害到我们的底线。
李晓明：我觉得话语策略很简单，就是实事求是，正确认识自己，不妄自菲薄，也不骄傲自大。对内发挥科学共同体作用，凝聚专家共识，正确引導社会认知，对外在国际通行的规则下展开交流和对话，展现国家形象，获得国际客观评价和认可。
张磊：我认为叙事与话语的底线就是全球达成共识的科学伦理。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中国的科学界、管理部门和外宣媒体及时发声，除了强调应依法开展研究外，还强调“对人类和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这就呼应了全球共识，划定了叙事底线。
避免“中国科技威胁论”
张毓强：“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版本是“中国科技威胁论”。近代以来，我们在向西方不断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自己独立的研发和创造体系，民族智慧在科技研发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呈现和挖掘。随之出现的这种“威胁论”版本涉及的问题很多，这是否体现了西方的心理失衡？我们如何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呢？
李晓明：应该认识到，“中国科技威胁论”是“中国威胁论”的自然延伸。“中国威胁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不同，总体而言，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巨大，实力日益增强和海外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威胁论”逐渐从军事、经济扩展至科技领域，美国最近发布的“301调查”，以及《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报告，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产业政策。而与此同时，美国对在美学习和从事科学、技术、工程研究的学者的怀疑，以及对中国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指控，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体现。
客观地说，“中国科技威胁论”的出现是某种必然，中国获益于全球化分工体系和先发国家的技术红利，已经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在全球价值链上升趋势明显，势必引起美国等处于科技主导地位的国家的警觉和防范，而国家力量主导的产业政策可能导致不对称竞争，也引起美国等国家的担忧。
在中国科技处于上升趋势的当前阶段，部分媒体、专家和民众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实力做了不切实际的判断，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科技的领导者，这实际上强化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威胁”的负面印象。
在科技的主体性认知上，既有必要正视中国科技创新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要看到，总体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国际科技的跟跑者，科技还没有成为支撑和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根本性力量。这一点既需要真正具有判断力的科学共同体发挥作用，对内正确引导决策层、社会和媒体的认知，也需要在国际传播中淡化科技传播的民族色彩和国家意志。
张磊：一个可以集中报道的方面，就是中国科技发展如何增进全球人类的福祉及可持续发展。例如，中国的农业技术在扶贫减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是否通过国际推广，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类生活改善提供助益？在讲述中国高铁的先进技术之时，是否可侧重它的环保方面进行重点报道？高铁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之时，都遭遇了与鸟类相撞带来的困扰，它不仅是对高铁行驶的威胁，也对鸟类的生存带来隐患。西成高铁穿越秦岭，面临多种动物保护议题，也做了相应探索，是否可能成为中国科技国际传播的典型案例？
尚京华：在中国的科技传播中，彰显科技实力的话语成为一种主流的话语形式，但这种话语的确很容易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来源。要想避免科技领域“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弱化国家的概念，多从科技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福祉出发，重构我们的科技话语。
讲好中国科技故事
张毓强：当前，我们科技的国际传播是否还处于一个比较传统的话语和叙事状态？如果是，我们如何跳出传统的宣传路径和话语状态，创新新时代中国科技传播的新话语，形成科技国际传播新格局？ 尚京华：要想跳出这样的话语窠臼，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叙事话语。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讲中国故事，这是我们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的体现，反映在科技領域，就是强调科研人员的付出和为国争光。在世界已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当代，这样的话语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作为传播主体，我们必须跳出狭隘的民族国家的视野，放眼全球，讲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的故事。习近平主席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多次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就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概念，这一点不仅应体现在政治的国家话语中，而且应该体现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话语领域。西方国家在宣扬自己的科技成就时，经常使用“天才的发明”“改变世界的XX大发明/科技成就”这样的标题，然后用西方的科技成就来填补内容，这就避免了科技传播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当然，这一切是以近现代以来西方引领世界科技成就作为基础的，说到底，科技发展的国家叙事仍要以国家的科技发展为基础，毕竟只有国家的科技强大了，才拥有真正的话语权，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借鉴西方这种叙事方式和话语。
李晓明：还是应该淡化宣传色彩，淡化为国科研，淡化道德训导，还科学家以本来面貌，为科研而科研，更多讲述人性化的故事。为此，我们在中国科技传播中应该从两方面加以反思，一方面，当科技投入和成就成为官员政绩，并量化为各种数字之后，维持和扩大各种数字和指标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内在的驱动，进而让夸张的宣传话语有了市场，影响了民众的判断，以及让部分投机者借此发挥，媚上惑众的言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妄自菲薄的论调同样失去了基本认知，也是要不得的。
张磊：根本点在于，如何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向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叙事，不应屈从于国力竞争的民粹主义思维，而应当面向全球、面向人类，以国际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和新世界主义的胸怀，发展新的话语方式和叙事模式。
尚京华：科技本身应该是最客观、最中立的人类脑力劳动产物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衡量尺度，但是由于它是国家硬实力的组成部分，成为了国家间实力较量的武器，从而带有了意识形态属性，而科技叙事和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征，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舆论斗争场。要想赢得舆论斗争，就必须研究斗争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瑞生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叙事范式和语境》一文中将话语规则分为话语控制力（制造和生产话语的能力）和话语能力（指通过传播影响国际受众接受中国故事的能力）两个维度。他说我们在讲述“舌尖上的中国”和“了不起的村落”这种传统中国故事时，国际上是比较认可我们的话语能力的，但在讲述二十国集团、国际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等现代科技创新故事时，国际上对我们话语能力的认同度降低，但对我们话语控制力的认同则升高了。这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创新议题的关注是不断上升的，只是对于我们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的接受度还不高。这一方面是西方话语长期主导国际舆论场的后果，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对于讲好中国科技故事的硬件设施（科技成果）比较重视，但对讲好中国科技故事的软件设施（传播能力，尤其是价值引导能力）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希望国内有更多学者关注科技叙事和科技话语研究。
张磊：讲好中国科技故事，与讲好其他议题的中国故事一样，要讲究价值观根基与方法论策略。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可以成为极佳载体，《流浪地球》就是其中一例，它也带来了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反思。这部电影通过一个深刻复杂而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叙事，充满张力和想象力，将对于人类共同家园的眷恋、对于人性复杂的描摹、对于牺牲精神的弘扬结合在一起，也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不过，其中部分价值选择是否能够得到全球认同？部分人物的行动和形象是否有生硬之嫌？最后大救援令人动容，不过，如果主要角色不仅仅是中国人，而是刻画全球群像，是否更容易进行全球传播？如果能够拓展价值观的包容性和超越性，再辅以充满想象力的科技叙事，或许能带来更大成功。
李晓明：科技传播和科技交流应该回归民间，让科学共同体和科技类社会组织更多参与和发声，弱化宣传色彩，回归正常认知，这也符合国际科技交流的常态。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8CUCTJ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