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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整合、纠正和控制转型期社会价值形态上的社会偏差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冲突、阶层分化中的价值偏差、体制改革中的路径探寻、全方位开放的全球化意识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四大问题视阈，从而为当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预设了某些科学的路径。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现实维度 社会偏差 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社会转型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社会活力在得到充分释放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社会偏差，这就为当下价值失范后的价值重构赋予了时代任务。只有不再偏执于单一道德尺度的僵化与浪漫情调，或因排斥社会转型而固守传统价值体系，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坚实的价值支撑。整合、纠正和控制转型期社会价值形态上的社会偏差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软调节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问题特色。
现实维度：社会偏差问题的视阈分析
价值冲突在社会转型中日趋凸显。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同时伴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巨大转型。这种经济转轨不仅造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而且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和深刻变化，造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双重体制的交织性与主导价值观的缺失。社会转型是社会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变化的内在根据。在社会转型中，原来计划体制下同质化的利益结构被多元化的利益结构所取代，国家不再是社会利益的唯一主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元化和价值冲突。这些价值冲突主要体现在：
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社会转型伴随着传统结构的逐步解构和新型结构的渐进增长。计划体制下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集体主义，偏执于整体性利益，忽视个人利益，把“道德人”内置于个体之中，只强调人的义务、责任和奉献。因此，传统的计划体制价值观念被高度“泛政治化”，在运行机制上采用由上而下的行政式单线条方式，养成了个人“坐、等、要”式的落后价值模式。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以“经济人”利益的独立性与合理性为基础，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才能不断适应市场竞争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是落后与先进的冲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封建落后价值观念有悖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目前社会转型发展时期，要求大力弘扬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中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体现，往往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竞争观念、开放思维和世界眼光相联系，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是本土与外来的冲突。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资本主义腐朽的价值观念。西方国家凭借其先进的信息技术不断向世界各地推行和输出其价值观念体系，霸占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断消解民族国家的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为了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西方国家总是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实施“分化”、“西化”的战略阴谋。
体制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表明一种体制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文化所塑造的社会行为都具有一种惯性。“文化是制度之母”，构成制度的根本就是文化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人们选择某种价值观念文化后，他们就会按照既定的价值观念模式走下去，形成自我强化的机制。
传统体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很长时期内是制约体制转轨的瓶颈，传统体制文化价值观念总是把体制改革与价值重塑“锁定”在过往的路径上。这是相当长时期内体制改革一直被贯以“解放思想”艰巨任务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我们还是把原本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东西当作是对的而加以坚持，把原本属于过时的文化价值观念仍然继续坚持，把原本应该通过改革而革除掉的“既得利益”死死地抱在怀里而不肯放弃。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其艰难性与反复性大多是缘于文化价值观念已经被锁定在既有的路径。
这种路径依赖性也证明了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新的市场体制的建立不是依靠单纯的制度创新或移植就可以一蹴而就，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考虑到嵌入其中或支撑其正常运行的文化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需要一个不断构造重构的动态过程。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层面来看，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和政党政治逻辑的不断演化，思想政治工作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面临着“极端的冷漠”和“合法性地位”的尴尬。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执着于传统的价值符号和推崇目标内容的至上性，使得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顶礼膜拜式的极端狂热。改革开放后，人们价值观念选择的多样化使得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逐步的冷漠，并发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否可有可无的价值拷问。这些诸多理论发展状况与人们的价值选择方式的多样化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尚是一项有待破解的时代性课题。
对外开放中的全球化意识。最初流行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共识。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无论当今人们如何看待目前的全球化形势，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诸多领域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赖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①这表明，全球化意识形态对于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构成一定的威胁已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化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的扩张与渗透，任何被输入国都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江泽民早在2000年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种思想相互交错、相互激荡”，“这必然会对我国的思想领域、对我们干部群众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②“西方各种反华势力从未放弃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③他们借“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经济和科技竞争为主线，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更换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的手法和技巧，行推行西方价值准则为全球通用规则之实。 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从历史与逻辑上被纳入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其核心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凡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图谱设计的社会政策与价值体系都是符合西方资产级价值观念体系的，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格格不入。邓小平曾经对此针锋相对地指出：“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④
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不可避免地被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下。“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搞指导思想上多元化，就会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是党和人民的极大之祸”。⑤“经济全球化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造成一种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⑥为此，在全球化视野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策回应：社会偏差视阈下的价值调适
调节利益偏差，增强价值引领。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具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一个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发展与政治统治就会失去根基。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多样，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观念交相杂陈，不同价值取向同时并存，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是利益、观念观点之争，但折射出来的是价值观的分歧。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的主导价值观地位，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在具体利益矛盾、各种思想差异上最大可能地形成价值共识，有效地引领整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能否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引领作用，关键在其本身是否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保障他们的根本利益。执政党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吸引力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原动力就是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从这一点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调节利益偏差同等重要，两者是增强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双引擎。所以，当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坚持建设工作和调适社会利益偏差同时并举，二者不可偏废。通过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增强改革的协同性，不断缩小利益差距，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结构，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追求和行动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增进社会共识，实现价值整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形成社会共识，实现价值整合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⑦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实践中，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坚持有重点、分层次，充分发挥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凝聚思想共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来支配人们的思想行动。
推动价值整合要以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为着眼点。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冲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于一个整合认同与疏离分化的当代语境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和先进性的特征，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社会中物化现象增多，给精神社会空虚提供价值支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必须多方面多渠道多路径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并将其要求落到实处。实践证明，惟有塑造提炼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个国家和民族才会有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才会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
正视意义危机，着力价值重构。价值冲突原本属于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更新与重组的现象，而意义危机当属于社会转型进程中价值冲突显性状况下主流价值体系面临冲击和崩溃的极端现象，构成了主流价值观进行自身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向心力、引导力的客观需要。
一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创新。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根本方法，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不断推动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工程，用创新理论统领意识形态阵地，成为指导我们各项事业实践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科学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这种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要始终不渝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同时要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教育活动，使理论在指导具体实践、推动工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实实在在的实效。
二是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坚持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体制创新呼唤新的价值体系，这符合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文化层面的演进路径。新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反过来将促进体制改革的深化。传统计划体制的单一性文化与主流价值体系的至上性地位虽然带来了整个社会秩序由上而下的单向性稳定，却泯灭了自我创新的动力与发展空间。一旦遇上体制转型与创新，这种被固化的传统价值体系容易与现实的社会结构格格不入。意义危机正是体制转型时期价值体系变化中的特殊反映。所以，加强体制创新，在坚持弘扬传统的优良价值体系的同时，不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和时代元素，实现利益主体多元背景下思想价值观念的融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所在。
三是不断加强教育途径和方法的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既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深化研究，也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积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和根本原则是坚持建设与教育同时开展，坚持以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种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汇交锋中走向融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国民教育的总体目标体系，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与激励体系。国民教育除了对受教育者的智育、体育、美育等各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包含着对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使之深入人心，并把此项建设工程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结合起来，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组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范畴进行讨论，吸引专家学者和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整合多样化思想意识，推动形成社会共识。
（作者为四川文理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英]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全球化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②③⑤《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第83页，第8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5页。
⑥《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责编/张晓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现实维度 社会偏差 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社会转型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社会活力在得到充分释放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的社会偏差，这就为当下价值失范后的价值重构赋予了时代任务。只有不再偏执于单一道德尺度的僵化与浪漫情调，或因排斥社会转型而固守传统价值体系，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坚实的价值支撑。整合、纠正和控制转型期社会价值形态上的社会偏差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软调节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问题特色。
现实维度：社会偏差问题的视阈分析
价值冲突在社会转型中日趋凸显。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同时伴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巨大转型。这种经济转轨不仅造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而且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和深刻变化，造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双重体制的交织性与主导价值观的缺失。社会转型是社会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变化的内在根据。在社会转型中，原来计划体制下同质化的利益结构被多元化的利益结构所取代，国家不再是社会利益的唯一主体。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价值观的多元化和价值冲突。这些价值冲突主要体现在：
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社会转型伴随着传统结构的逐步解构和新型结构的渐进增长。计划体制下的集体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集体主义，偏执于整体性利益，忽视个人利益，把“道德人”内置于个体之中，只强调人的义务、责任和奉献。因此，传统的计划体制价值观念被高度“泛政治化”，在运行机制上采用由上而下的行政式单线条方式，养成了个人“坐、等、要”式的落后价值模式。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以“经济人”利益的独立性与合理性为基础，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才能不断适应市场竞争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是落后与先进的冲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封建落后价值观念有悖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目前社会转型发展时期，要求大力弘扬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中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体现，往往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竞争观念、开放思维和世界眼光相联系，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是本土与外来的冲突。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资本主义腐朽的价值观念。西方国家凭借其先进的信息技术不断向世界各地推行和输出其价值观念体系，霸占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断消解民族国家的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为了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西方国家总是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实施“分化”、“西化”的战略阴谋。
体制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表明一种体制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文化所塑造的社会行为都具有一种惯性。“文化是制度之母”，构成制度的根本就是文化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人们选择某种价值观念文化后，他们就会按照既定的价值观念模式走下去，形成自我强化的机制。
传统体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很长时期内是制约体制转轨的瓶颈，传统体制文化价值观念总是把体制改革与价值重塑“锁定”在过往的路径上。这是相当长时期内体制改革一直被贯以“解放思想”艰巨任务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我们还是把原本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东西当作是对的而加以坚持，把原本属于过时的文化价值观念仍然继续坚持，把原本应该通过改革而革除掉的“既得利益”死死地抱在怀里而不肯放弃。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革，其艰难性与反复性大多是缘于文化价值观念已经被锁定在既有的路径。
这种路径依赖性也证明了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新的市场体制的建立不是依靠单纯的制度创新或移植就可以一蹴而就，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考虑到嵌入其中或支撑其正常运行的文化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需要一个不断构造重构的动态过程。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层面来看，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和政党政治逻辑的不断演化，思想政治工作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面临着“极端的冷漠”和“合法性地位”的尴尬。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执着于传统的价值符号和推崇目标内容的至上性，使得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顶礼膜拜式的极端狂热。改革开放后，人们价值观念选择的多样化使得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逐步的冷漠，并发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否可有可无的价值拷问。这些诸多理论发展状况与人们的价值选择方式的多样化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尚是一项有待破解的时代性课题。
对外开放中的全球化意识。最初流行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共识。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无论当今人们如何看待目前的全球化形势，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诸多领域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赖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①这表明，全球化意识形态对于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构成一定的威胁已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化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的扩张与渗透，任何被输入国都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江泽民早在2000年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种思想相互交错、相互激荡”，“这必然会对我国的思想领域、对我们干部群众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②“西方各种反华势力从未放弃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③他们借“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经济和科技竞争为主线，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更换西方意识形态扩张的手法和技巧，行推行西方价值准则为全球通用规则之实。 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从历史与逻辑上被纳入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其核心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凡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图谱设计的社会政策与价值体系都是符合西方资产级价值观念体系的，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格格不入。邓小平曾经对此针锋相对地指出：“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④
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不可避免地被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下。“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搞指导思想上多元化，就会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是党和人民的极大之祸”。⑤“经济全球化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造成一种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⑥为此，在全球化视野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策回应：社会偏差视阈下的价值调适
调节利益偏差，增强价值引领。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具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一个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发展与政治统治就会失去根基。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多样，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观念交相杂陈，不同价值取向同时并存，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是利益、观念观点之争，但折射出来的是价值观的分歧。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的主导价值观地位，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在具体利益矛盾、各种思想差异上最大可能地形成价值共识，有效地引领整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能否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引领作用，关键在其本身是否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保障他们的根本利益。执政党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吸引力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原动力就是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从这一点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调节利益偏差同等重要，两者是增强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双引擎。所以，当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坚持建设工作和调适社会利益偏差同时并举，二者不可偏废。通过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增强改革的协同性，不断缩小利益差距，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结构，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追求和行动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增进社会共识，实现价值整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形成社会共识，实现价值整合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⑦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实践中，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方针，坚持有重点、分层次，充分发挥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凝聚思想共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来支配人们的思想行动。
推动价值整合要以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为着眼点。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冲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于一个整合认同与疏离分化的当代语境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和先进性的特征，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社会中物化现象增多，给精神社会空虚提供价值支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必须多方面多渠道多路径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并将其要求落到实处。实践证明，惟有塑造提炼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个国家和民族才会有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才会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
正视意义危机，着力价值重构。价值冲突原本属于社会转型期价值体系更新与重组的现象，而意义危机当属于社会转型进程中价值冲突显性状况下主流价值体系面临冲击和崩溃的极端现象，构成了主流价值观进行自身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向心力、引导力的客观需要。
一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创新。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善于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根本方法，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不断推动科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工程，用创新理论统领意识形态阵地，成为指导我们各项事业实践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科学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这种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要始终不渝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同时要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教育活动，使理论在指导具体实践、推动工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实实在在的实效。
二是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坚持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体制创新呼唤新的价值体系，这符合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文化层面的演进路径。新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反过来将促进体制改革的深化。传统计划体制的单一性文化与主流价值体系的至上性地位虽然带来了整个社会秩序由上而下的单向性稳定，却泯灭了自我创新的动力与发展空间。一旦遇上体制转型与创新，这种被固化的传统价值体系容易与现实的社会结构格格不入。意义危机正是体制转型时期价值体系变化中的特殊反映。所以，加强体制创新，在坚持弘扬传统的优良价值体系的同时，不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和时代元素，实现利益主体多元背景下思想价值观念的融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所在。
三是不断加强教育途径和方法的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既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深化研究，也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积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和根本原则是坚持建设与教育同时开展，坚持以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种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汇交锋中走向融合。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国民教育的总体目标体系，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与激励体系。国民教育除了对受教育者的智育、体育、美育等各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包含着对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使之深入人心，并把此项建设工程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结合起来，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组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范畴进行讨论，吸引专家学者和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整合多样化思想意识，推动形成社会共识。
（作者为四川文理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英]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全球化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②③⑤《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第83页，第8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5页。
⑥《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责编/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