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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手机风行，“黑客马拉松”逐渐成为插件开发的主要形式：一群高手云集一堂，在几十个小时内拿出作品，择优而录。去年美国举行了200多场“黑客马拉松”，它催生了许多新的创意，并发展为一个巨大产业——自2007年以来，单是围绕苹果iOS系统就开发出50多万个程序，为程序员带来30亿美元收入。而风投机构也蜂拥而来，寻找值得投资的目标。
还要干34个小时
德克·多·科克正在埋头苦干。这是一个地下室，开着日光灯。多·科克趴在一台MacBook前，和另外31名软件工程师一样，他已经连续鼓捣了12个小时的源代码。地下室只有几扇小窗，粗粗的金属栅使得它们显得更暗。外面气温是华氏82度，旧金山晴朗的一天。每看见行人的光腿从窗外晃过，他们就觉得抓耳挠心。“今天阳光太好了。”多·科克叹息说。
好消息是：厨房里储备了足够多的红牛、薯片、啤酒和能量棒，都是免费的。坏消息是：他们还要干34个小时。
我们正在参加BeMyApp大赛。这是一场“黑客马拉松”。在48小时内，参赛者要构思、设计出一款安卓手机使用的插件，并向评委进行演示。
“黑客马拉松”就像程序员版的《美国偶像》，近年极其火爆。有了更加易用的软件编写工具，加上各公司乐于让第三方分享他们的数据，去年美国举行了200多场“黑客马拉松”（世界其他地方举行得更多）。结果是催生了一系列创意和新兴企业，光是围绕苹果的iOS系统，从2007年开始，就开发了50多万个插件，为程序员们带来30亿美元收入（安卓插件40万个，收入约1亿美元）。
甚至就在这个时候——开发插件并大赚其钱的机会爆棚的时候，编写插件所需时间和预算却一降再降，接近于零。程序员只要剪切和粘贴几行代码，就可以为插件添加核心功能。有了这种被称为“胶合层”的技巧，他们可以集中精神开发新功能。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进入插件产业的理想时代——哪怕你像我一样，一行代码也不会写。“黑客马拉松”有种“来一个就会来一群”的气氛，已经成为沟通、学习和测试新插件及吸引风投机构的新型论坛。
更多人接踵而来
斯蒂夫·马托奇和贾莱德·赫科特花了几个月时间找新办公室，这两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是GroupMe的创始人。最后他们将公司安置于纽约Flatiron区一个5300平方英尺、位于10楼的厂房内。办公室有一溜儿朝南的窗户，黄昏时分，23位员工可以打乒乓球，看着橘红的太阳染红周围的建筑。
马托奇创业前就职的最后一家公司就在旁边。2010年好几个月，他在Gilt Groupe（在线零售商）就像个被放逐的弃儿。然后Gilt举办了第一次内部“黑客马拉松”，27岁的马托奇用一夜时间拿出一个可以分析和展示Gilt最大对手实时收入的软件。这不算什么恶毒的设计，只是利用现有数据和公开API进行分析。马托奇赢得了这场比赛，老板扔给他一部iPad。他要求继续开发那个软件，但公司拒绝了，害怕产生不好的影响。马托奇很失落，他的朋友赫科特知道什么能让他振作：参加纽约2010年Disruptive“黑客马拉松”。
赫科特不会编码。当时23岁的他正在博客平台Tumblr做商业开发，和马托奇一样，想创建自己的公司。他们发现，在发短信方面，两人有着同样的不满：一起参加音乐会时，他们没办法向一帮朋友群发SMS更新。当然，用黑莓手机的人可以用BBM，但所有用iPhone、安卓手机或者其他低端手机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了。他们希望能让一组人读到并更新某个成员发来的信息。令马托奇惊奇的是，没有这样的插件。于是他们决定开发一个。
两人细致地构思了插件的设计、功能和商业开发，发现只有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把它写出来。”赫科特说。他们需要这样的信息传递模式：某个成员只是将信息发给某个电话号码，然后这个号码就把该短信传递给每个人。“我们需要一个名叫Clickatell的信息平台，但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的功能在美国是被禁止的。”他们走进Disrupt赛场的那一刻，才得知这个重要消息。没有Clickatell作为整个插件的基础，他们就失去了发送平台。
但是，在会场，他们发现了一个从未听过的公司Twilio，一个针对语音和短信的云平台，可以实现他们希望的那种信息发送（Twilio的渠道还负责Hulu网的客户支持、StubHub的销售和Airbnb的移动订购服务）。
接下来两人用12个小时做了一个插件，一开始取名Groop.ly，赫科特为它注册了域名和Twitter账号，设计了标志，印了1000份名片，并用白板做了演示。比赛过程中，赫科特还负责为马托奇运送啤酒和比萨，后者偶尔站起来，只是为了迅速上个厕所，伸个懒腰。“‘黑客马拉松’进行到凌晨5点时，会变得很古怪，人们像僵尸一样走来走去。”赫科特说，“我找到一个角落，直接躺在地上昏睡过去。”
72小时后，马托奇登上舞台，面对300人演示Groop.ly，他用97秒钟完成了这一任务，甚至插件的大部分功能已经可用。演示结束后，马托奇在人群中穿行。“我们将解决群体通讯问题！”他一边宣传，一边向每一位愿意接受的投资者递名片。他拿出iPhone手机展示插件，周围很快围了一圈人，更多人接踵而来。
风投蜂拥聚集
风投人喜欢一句格言：“执行就是一切”。它的意思是说，他们要找的不是创意，而是人。这正是投资者特别喜欢“黑客马拉松”，并会循例派下级员工混迹其中的原因：这里可以发现人才。“过去大家习惯于在技术大会上包下一个活动室。现在的潮流是，如果你想找工程师，就去‘黑客马拉松’。”莎沛·罗科博·加拉汉说，她是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之一，该公司的投资组合包括Facebook、Groupon和Skype。加拉汉负责公司的技术人才团队，该团队由7个人组成，2011年参加了好几场“黑客马拉松”，加拉汉希望他们今年能参加更多。
GroupMe第一位支持者奥多奈尔一月份开办了自己的风投公司BrooklynBridge Ventures。他每个月参加一次“黑客马拉松”（康威在SVAngel的团队也是这样）。他还投资于另外一个产生于“黑客马拉松”的新兴公司——为法律和商业文件提供存储服务的数字仓库Docracy。他向那些新兴企业推荐的人才中，有20%来是他在“黑客马拉松”遇到的工程师。
鉴于硅谷人才短缺，风险投资人不是唯一在“黑客马拉松”转悠的人。独立的技术猎头尤其积极，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一位软件工程师的起薪可以高达10万美元，而猎头可以拿到他头一年工资20%的佣金。但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猎头涌入、强调商业化是好事。一些人认为，应该把“黑客马拉松”留给工程师，他们应更专注于创意和编码，而不是琢磨收入。“如果我能办到，这个房间一个风投人都不让进。”Facebook工程师保罗·塔尔让说，“他们让创意窒息。”
每年塔尔让会到访10所大学，这些大学有多达200名学生会参加Facebook资助的“黑客马拉松”。胜出者将飞到Facebook总部参加决赛，评委是马克·扎克伯格本人。决赛的赢家一般可以在Facebook实习。“我们过去曾试着在工程师和MBA之间搞合作。”塔尔让说，“结果很糟糕。他们照着当前的市场领跑者依葫芦画瓢，然后再加点‘作料’，比如另外克隆一个Groupon。我更喜欢‘黑客马拉松’那样的，就是把创意抛出来，看哪个站得住，而不是光琢磨冷冰冰、精于计算的问题——‘做什么才赚钱’”
塔尔让的厌恶反映出工程设计和商业文化之然天然的冲突。电影《社交网络》表现并强调了这一点：它描述了一个骨瘦如柴的程序员和一对双胞胎MBA之间的斗争。在现实生活中，提出创意的文克莱文斯兄弟与致力执行的扎克伯格已经打了十几年官司，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在“黑客马拉松”上，非技术的“创意发生器”越来越多，这让很多软件工程师感到不舒服，他们带着怀疑和蔑视看待这些文克莱文斯式的人。好几位工程师——包括那些不为扎克伯格工作的人——都告诉我，应该禁止这些热衷于商业开发的家伙靠近“黑客马拉松”。甚至赫科特——GroupMe两位创始人中负责商业开发的那一位——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这一点。“看，在TechCrunch的比赛上，赢家得到了10万美元。”他说，“这还是用创新来解决问题的那种文化吗？不能这样误入歧途。”
（摘自《青年商旅报》2012年4月13日）
还要干34个小时
德克·多·科克正在埋头苦干。这是一个地下室，开着日光灯。多·科克趴在一台MacBook前，和另外31名软件工程师一样，他已经连续鼓捣了12个小时的源代码。地下室只有几扇小窗，粗粗的金属栅使得它们显得更暗。外面气温是华氏82度，旧金山晴朗的一天。每看见行人的光腿从窗外晃过，他们就觉得抓耳挠心。“今天阳光太好了。”多·科克叹息说。
好消息是：厨房里储备了足够多的红牛、薯片、啤酒和能量棒，都是免费的。坏消息是：他们还要干34个小时。
我们正在参加BeMyApp大赛。这是一场“黑客马拉松”。在48小时内，参赛者要构思、设计出一款安卓手机使用的插件，并向评委进行演示。
“黑客马拉松”就像程序员版的《美国偶像》，近年极其火爆。有了更加易用的软件编写工具，加上各公司乐于让第三方分享他们的数据，去年美国举行了200多场“黑客马拉松”（世界其他地方举行得更多）。结果是催生了一系列创意和新兴企业，光是围绕苹果的iOS系统，从2007年开始，就开发了50多万个插件，为程序员们带来30亿美元收入（安卓插件40万个，收入约1亿美元）。
甚至就在这个时候——开发插件并大赚其钱的机会爆棚的时候，编写插件所需时间和预算却一降再降，接近于零。程序员只要剪切和粘贴几行代码，就可以为插件添加核心功能。有了这种被称为“胶合层”的技巧，他们可以集中精神开发新功能。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进入插件产业的理想时代——哪怕你像我一样，一行代码也不会写。“黑客马拉松”有种“来一个就会来一群”的气氛，已经成为沟通、学习和测试新插件及吸引风投机构的新型论坛。
更多人接踵而来
斯蒂夫·马托奇和贾莱德·赫科特花了几个月时间找新办公室，这两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是GroupMe的创始人。最后他们将公司安置于纽约Flatiron区一个5300平方英尺、位于10楼的厂房内。办公室有一溜儿朝南的窗户，黄昏时分，23位员工可以打乒乓球，看着橘红的太阳染红周围的建筑。
马托奇创业前就职的最后一家公司就在旁边。2010年好几个月，他在Gilt Groupe（在线零售商）就像个被放逐的弃儿。然后Gilt举办了第一次内部“黑客马拉松”，27岁的马托奇用一夜时间拿出一个可以分析和展示Gilt最大对手实时收入的软件。这不算什么恶毒的设计，只是利用现有数据和公开API进行分析。马托奇赢得了这场比赛，老板扔给他一部iPad。他要求继续开发那个软件，但公司拒绝了，害怕产生不好的影响。马托奇很失落，他的朋友赫科特知道什么能让他振作：参加纽约2010年Disruptive“黑客马拉松”。
赫科特不会编码。当时23岁的他正在博客平台Tumblr做商业开发，和马托奇一样，想创建自己的公司。他们发现，在发短信方面，两人有着同样的不满：一起参加音乐会时，他们没办法向一帮朋友群发SMS更新。当然，用黑莓手机的人可以用BBM，但所有用iPhone、安卓手机或者其他低端手机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了。他们希望能让一组人读到并更新某个成员发来的信息。令马托奇惊奇的是，没有这样的插件。于是他们决定开发一个。
两人细致地构思了插件的设计、功能和商业开发，发现只有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把它写出来。”赫科特说。他们需要这样的信息传递模式：某个成员只是将信息发给某个电话号码，然后这个号码就把该短信传递给每个人。“我们需要一个名叫Clickatell的信息平台，但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的功能在美国是被禁止的。”他们走进Disrupt赛场的那一刻，才得知这个重要消息。没有Clickatell作为整个插件的基础，他们就失去了发送平台。
但是，在会场，他们发现了一个从未听过的公司Twilio，一个针对语音和短信的云平台，可以实现他们希望的那种信息发送（Twilio的渠道还负责Hulu网的客户支持、StubHub的销售和Airbnb的移动订购服务）。
接下来两人用12个小时做了一个插件，一开始取名Groop.ly，赫科特为它注册了域名和Twitter账号，设计了标志，印了1000份名片，并用白板做了演示。比赛过程中，赫科特还负责为马托奇运送啤酒和比萨，后者偶尔站起来，只是为了迅速上个厕所，伸个懒腰。“‘黑客马拉松’进行到凌晨5点时，会变得很古怪，人们像僵尸一样走来走去。”赫科特说，“我找到一个角落，直接躺在地上昏睡过去。”
72小时后，马托奇登上舞台，面对300人演示Groop.ly，他用97秒钟完成了这一任务，甚至插件的大部分功能已经可用。演示结束后，马托奇在人群中穿行。“我们将解决群体通讯问题！”他一边宣传，一边向每一位愿意接受的投资者递名片。他拿出iPhone手机展示插件，周围很快围了一圈人，更多人接踵而来。
风投蜂拥聚集
风投人喜欢一句格言：“执行就是一切”。它的意思是说，他们要找的不是创意，而是人。这正是投资者特别喜欢“黑客马拉松”，并会循例派下级员工混迹其中的原因：这里可以发现人才。“过去大家习惯于在技术大会上包下一个活动室。现在的潮流是，如果你想找工程师，就去‘黑客马拉松’。”莎沛·罗科博·加拉汉说，她是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之一，该公司的投资组合包括Facebook、Groupon和Skype。加拉汉负责公司的技术人才团队，该团队由7个人组成，2011年参加了好几场“黑客马拉松”，加拉汉希望他们今年能参加更多。
GroupMe第一位支持者奥多奈尔一月份开办了自己的风投公司BrooklynBridge Ventures。他每个月参加一次“黑客马拉松”（康威在SVAngel的团队也是这样）。他还投资于另外一个产生于“黑客马拉松”的新兴公司——为法律和商业文件提供存储服务的数字仓库Docracy。他向那些新兴企业推荐的人才中，有20%来是他在“黑客马拉松”遇到的工程师。
鉴于硅谷人才短缺，风险投资人不是唯一在“黑客马拉松”转悠的人。独立的技术猎头尤其积极，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一位软件工程师的起薪可以高达10万美元，而猎头可以拿到他头一年工资20%的佣金。但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猎头涌入、强调商业化是好事。一些人认为，应该把“黑客马拉松”留给工程师，他们应更专注于创意和编码，而不是琢磨收入。“如果我能办到，这个房间一个风投人都不让进。”Facebook工程师保罗·塔尔让说，“他们让创意窒息。”
每年塔尔让会到访10所大学，这些大学有多达200名学生会参加Facebook资助的“黑客马拉松”。胜出者将飞到Facebook总部参加决赛，评委是马克·扎克伯格本人。决赛的赢家一般可以在Facebook实习。“我们过去曾试着在工程师和MBA之间搞合作。”塔尔让说，“结果很糟糕。他们照着当前的市场领跑者依葫芦画瓢，然后再加点‘作料’，比如另外克隆一个Groupon。我更喜欢‘黑客马拉松’那样的，就是把创意抛出来，看哪个站得住，而不是光琢磨冷冰冰、精于计算的问题——‘做什么才赚钱’”
塔尔让的厌恶反映出工程设计和商业文化之然天然的冲突。电影《社交网络》表现并强调了这一点：它描述了一个骨瘦如柴的程序员和一对双胞胎MBA之间的斗争。在现实生活中，提出创意的文克莱文斯兄弟与致力执行的扎克伯格已经打了十几年官司，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在“黑客马拉松”上，非技术的“创意发生器”越来越多，这让很多软件工程师感到不舒服，他们带着怀疑和蔑视看待这些文克莱文斯式的人。好几位工程师——包括那些不为扎克伯格工作的人——都告诉我，应该禁止这些热衷于商业开发的家伙靠近“黑客马拉松”。甚至赫科特——GroupMe两位创始人中负责商业开发的那一位——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这一点。“看，在TechCrunch的比赛上，赢家得到了10万美元。”他说，“这还是用创新来解决问题的那种文化吗？不能这样误入歧途。”
（摘自《青年商旅报》2012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