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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我是那样快乐。为什么？我忘了……
现在，我感觉像是开始了另一场人生……
我不懂，我不知道，我如何才能重新生活下去？我想活下去，我想有说有笑地活着。我曾经整天悲伤愁苦，死气沉沉……我想与人交谈，但是不会同你们这样的人说话。我会去教堂，那里安安静静，就像在大山里一样。安安静静。在那里你会忘掉自己的生活。
可是，早上醒来，我伸手去摸……他在哪里？只有他的枕头，他的气味……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在窗台上跳着、吵着，碰到小铃铛，我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动静，这样的声音。他去了哪里？我说不清，也不能说清。我都不明白，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晚上，女儿来找我：“妈妈，我的作业做完了。”这时候，我才记起我还有孩子。而他去了哪里？“妈妈，我的扣子掉了。你给我缝上吧！”我怎么去找他？怎么再见到他？我闭上眼睛想他，直到睡着。在梦中，他来了，但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随即就消失了。我甚至能听到他的脚步声……他去了哪里？在哪里？他不想死，他一直望着窗口，望着天空……我给他垫了一只枕头，又垫了第二只，第三只……垫得很高，好让他看到窗外。他死的过程很长……熬了整整一年……我们无法分离……（长时间的沉默） 不，别怕，我不会哭……我已经忘记怎么哭了。我想说话……有的时候，我憋得难受，难以忍受，我想说服自己：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有一个朋友，她几乎要发疯了……我们的丈夫是同一年去世的，他们都去过切尔诺贝利。她打算再婚，她想忘记，想关上这扇门，打开那边的门……跟另一个男人走……不，不，我理解她。我知道，必须活下去……她还有孩子……我们去过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人，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没有人会看到。我不会和别人说，但有一次在火车上，我跟几个陌生人说话。为什么？一个人真可怕…. 就在我生日那天，他去了切尔诺贝利……客人们还在桌子旁坐着，他在他们面前道别，吻了我。汽车已经在窗外等着他了。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是我的生日……他是安装工，走遍了苏联各地，每次我都等着他回来。那是我们快乐的时光。我们的生活依然像一对恋人——一次次分开，又一次次相聚。那一次……恐惧攫住了我们的妈妈，他妈妈和我妈妈，而我们却一点儿都没害怕。现在我会想：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他要去哪里了吗？哪怕拿起邻居小孩十年级的物理课本，哪怕翻一翻……他走的时候，连帽子都没有戴。一年以后，和他一起去的同伴头发就掉光了，而他的头发却变得更密更多了。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小队的七个小伙子全都死了，都是年轻人……一个接一个……
三年之后第一个死了，当时，他们以为是偶然的，是命运。但跟着就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剩下的每个人都在等着那一天，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我的丈夫是最后一个死的。他是高空作业安装工……他们的工作是关闭被迁移村庄的电路，需要爬到电线杆上。站在上面，可以俯视死气沉沉的房屋和街道。他几乎全部时间都在高处，在楼顶。他身高接近两米，体重九十公斤，谁能杀得死他？我们一点儿也不害怕……（她突然笑了）
啊，噢，当时我太高兴了！那天我回到家，看到他回來了。他每次回来，我们都像过节一样。我们办了派对。我有一条睡裙，长长的，非常漂亮，我穿上它。我喜欢昂贵的高级内衣，我有好多件漂亮的内衣，但这是一条特别的睡裙，只有特别的日子我才会穿。这是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我知道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了然于胸，我吻遍他的每一寸肌肤。我在睡梦中也常常会觉得，我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永远不会分开。他离开的时候，我十分想念他;没有了他，我会生病。我们一旦分开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就失去了方向——我在哪里、什么位置、什么时间……我都搞不清楚了……他带着脖子上肿大的淋巴结回来了。结节不大，但是我的嘴唇能感觉它们的存在。我问：“给医生看过吗？”他安慰我：“会好的。”“你在那里怎么样，切尔诺贝利？”“就是正常工作。”他没吹牛，也没惊慌。于是我只得出一个结论：“那里与这里一样正常。”在他们吃饭的食堂，一层是供应士兵的——面条，罐头食品;二层是供应领导和将军的——水果、红葡萄酒、矿泉水，还有干净的桌布。他们每人还有一台辐射剂量计，而他们整个小队连一台也没有。
我记得大海……我们两人去看过大海，我记得，大海就像天空一样，无边无际。我的朋友和她丈夫跟我们一起去了……但她说：“大海很脏，大家都害怕感染霍乱。”报纸也是这样写的……但我的印象里不是……大海很明亮，在我的印象里，大海就像天空一样晴朗，是蔚蓝色的，而他就在我旁边。我为爱而生……为了快乐的爱……学校里的女孩都有梦想：谁想去上大学啦，谁想去共青团工地啦，而我只想嫁人。爱那么强烈，就像娜塔莎·罗斯托娃那样。只要有爱！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这么说，因为你别忘了，在那个时候，被允许的梦想只有共青团的工地。我们就是被这样教导的。大家争相要去西伯利亚，去那无法穿越的原始针叶林。我还记得，大家都唱这首歌：“我走在薄雾里，走在针叶林的气味里。”我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分数不够，于是我就去了电话站工作。我们就在那里相识……当时我在值班……我嫁给了他，我对着他的耳朵说：“娶我吧。我太爱你了！”多么英俊的小伙子啊……我觉得像是在天上飞翔。是我求他：“娶了我吧！”（她笑了）
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安慰自己：也许，死亡也不是尽头，他只是换了一种生活，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哪里呢？现在我在图书馆工作，有许多书可以读，会见到许多人。我很想谈一谈死，我想了解它。我在给自己寻找安慰。我在报纸上，在书籍里寻找……我去过剧院，希望那里有关于死亡的说法……我不能没有他，我的身体都会感觉疼痛，我不能一个人……
他不想去看医生：“我没什么事，我也不觉得疼。”淋巴结逐渐长到鸡蛋大小了，我硬是把他拉上汽车，带他去了诊所。他们把他转给肿瘤科医生。一个医生看后，又喊来第二个医生：“这又是一个切尔诺贝利人。”他们不让他离开医院。一周后做了手术，他们切除了他的全部甲状腺和喉头，插上一些管子。这样……（她停了一会儿）这样……现在我知道，这也算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主啊！我去干了些什么呀：我跑到商店，给医生买了礼品——一盒巧克力，还有进口甜酒。我把巧克力送给护士。他们都接受了，而他却嘲笑我：“你看你，他们又不是神仙。他们有化疗和放疗的设备，没有你的巧克力，他们也会给我治病的。”但我还是跑到镇子那头去买了蛋糕，还有法国香水——那时候，没有熟人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它们都藏在柜台下面。出院之前……我们要回家了！他们给了我一个专门的注射器，又教会我如何使用。这样，我就能使用注射器喂他食物了。我全学会了。我煮好新鲜的东西——每天四次，一定是要新鲜的——在绞肉机里磨碎、过滤，之后装进注射器，在注射器上接一根管子，一根最粗的管子，直接插入他的胃里……那时他已经失去味觉了，我问：“好吃吗？”他什么也尝不出来。 我还有许多秘密……我坐在他旁边……他睡着了……他有一头漂亮的头发……我拿剪刀悄悄地剪了一绺下来……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我手里的头发，笑了。我还留着他的手表、军人证和切尔诺贝利勋章……（沉默）啊，我以前真的很快乐！我记得在产科病房，我在窗边坐了好多天，每天都在等他，盼他。我怎么也想不通：我这是怎么了？我就这样盼着……只要看不到他，我就受不了。早上我给他做饭，看着他吃，看着他刮胡子，看着他出门。我是个认真负责的图书馆管理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爱我的工作。我只爱他。只爱他一个人。我不能没有他。夜里，我会大声呼喊……我会埋在枕头里呼喊，怕孩子听见……
我从来不去想，我们将要分离……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愿意想……我妈妈……他弟弟……他们都有所准备，都暗示我，医生也劝我，要我想想下面的事情，在明斯克附近有一家专门医院，从前那些残疾人……经历过阿富汗战争的人……没有手臂的人……都在那里等死……而现在，他们把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都送到那儿去。他们对我说：那儿对他最合适，医生随时会贴身照看。但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听他们说这个。于是，他们去说服他，让他对我说：“送我去那里吧！不要折磨你自己了。”这时候我正去单位要求病假证，或者请求无薪休假。按照法规，病假证只有在孩子生病才能准予，而无薪休假不能超过一个月。我们的笔记本都被他写满了。他要我答应他，要我送他去那儿。我和他弟弟一起坐车去了。那个地方在一个村子边上，叫作格列宾卡，是一处好大的木头房子，水井已经损坏，卫生间在室外，还有几个虔诚的、头戴黑纱的老妇女……我连车也没下。夜里我亲吻他：“你怎么能要我这样做？我永远不要这种事情发生！永远不要这种事情发生！永远不要！”我一直吻着他……
最让人恐惧的是最后那几周……他把尿撒在半升的罐子里，要用半个小时才解完。他没有抬起眼睛，他害羞。“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吻他。最后一天有这样一个瞬间：他睁开眼，坐了起来，笑着对我说：“瓦柳什卡！……”听到他的声音……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单位打来电话：“我们带着红色证书过来。”我问过他：“你单位的人要来，要发给你证书。”他摇摇头：不要，不要！但他们还是来了……带了一些钱来，还有一个带列宁头像的红本子。我接过证书，心想：“他为了什么而死，就为这个吗？报纸上说，爆炸的不仅是切尔诺贝利，还有……苏维埃生活已经结束了。可红皮证书里面依然是……”那些人本来想对他说一些好听的话，但他盖上了毯子，只把蓬乱的头发露在外面。他们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他已经害怕见人……只有我不会让他害怕。
但他就要走了……我呼喊他，但他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只是在喘息……埋葬他的时候，我把两块手帕盖在他的脸上。如果有人要看他，我会掀开……一个女人昏倒了……她曾经爱过他，我以前还嫉妒他爱过她。“让我最后看他一眼。”“看吧。”我没有对她说，他死时，没有人敢靠近，所有人都害怕。按照我们斯拉夫人的习俗，不可以让家里人给死者清洗、穿衣服。两个在太平间工作的男人，走来跟我们要伏特加：“我们什么样儿的没见过？”他们说，“被压扁的，被肢解的，火灾后烧焦的孩子，我们都见过……但像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她平静下来）他死了，躺在那里，身体还是热乎的，不能碰……我把家里的钟停掉了……就停在早上七点……我们的手表今天也停了，不走了……我去找修表师，他摆摆手说：“这不是机械师和物理学家的事，而是形而上学专家的事。”
在他刚走的那些日子里，我一连睡了两天，谁也叫不醒我，中途我起床，喝了水，一点儿东西也没吃，就又倒在枕头上睡去。现在，我也感到奇怪：我怎么能睡着？我女友的丈夫快死的时候，他用餐具砸她。他哭了：为什么她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而我的丈夫只是看着我，看着……他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写道：“我死后，你把我的遗体火化。我不想让你害怕。”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切尔诺贝利人死去后会“发光”……晚上，在坟墓上也会发出亮光……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说死在莫斯科医院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埋在莫斯科郊外的米京墓地，别人都不会把死者埋在他们的旁边，都要躲开他们。死人都害怕他们这些死人，更不要说还活着的人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切尔诺贝利，只有一些猜测和感觉。他把在切尔诺贝利工作时穿的白色外套、裤子、专业工作服带了回来……这些衣服在他去世前一直放在家里的顶柜中。妈妈想：“他所有东西都得扔了。”她害怕……而我想把他的外套保存起来。我真是个罪犯！我的孩子就在房子里，我的女儿和儿子……我们最后还是把这些东西带到城外埋掉了……我读了很多书，我就生活在书堆里，但我什么也不能解释。他们把骨灰罐交给我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用手去摸那些细小的颗粒，就像抚摸海边沙滩上的贝壳——这是他的髋关节。在此之前，我都没有去碰过的东西，没有听过，也没有感觉过，而现在我徹悟了。我记得，他死后的一天夜里，我就坐在他旁边。突然，冒起一股青烟……第二次，我在火葬场看到，这股青烟就在他上面……那是他的灵魂……没人看见，只有我看到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又见面了……
啊，从前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幸运……他去出差……我就掐算着我们还剩多少天能见面，多少小时，甚至多少秒！我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他！（她捂住了脸）我记得，我们去乡下他妹妹家，晚上，他妹妹对我说：“你的床在这间屋子里，他的在那间。”我们两人对视着，笑了。我们从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开来在两个房间睡觉。我们只会在一起。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他！许多人向我求婚……他弟弟也向我求婚……他们两人长得那么像，连走路的姿态都像。但我觉得，如果其他人碰我，我会哭，一直哭，永远停不下来……
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凭什么？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他们发了一纸有红色抬头的通知书…… （她拿出相册，给我看结婚照。我已经想告别了，但她留住了我。）
我怎么生活下去？我没有把所有事情都讲给您……还没有说完……我曾经很快乐，快乐得像疯子一样……我有秘密……也许，您不应该写出我的名字……我会在祈祷时提到这些秘密……我自己的秘密……（停住了）不，还是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吧！让上帝知道我……我想知道……我想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痛苦？为什么？一开始，在一切发生之后，一个黑暗的东西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陌生的东西。我无法忍受……是什么挽救了我？是什么使我回归生活？使我回到过去……是我儿子……我还有一个儿子，我和他的第一个儿子……他病了很久……现在他长大了，但是他还在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一个五岁男孩的眼睛看世界。我想和他在一起……我希望能换套房子，搬到离诺文克精神病医院近一点儿的地方去，他就在那里，他一辈子都要在那里生活。这是医生的判决：他要活下去，就得一直住在那里。我每天都要去看他。他见我就问：“米沙爸爸在哪儿？他什么时候来看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会问我这个问题？他一直在等爸爸。
我会和他一起等。我会做我的切尔诺贝利祭祷……他，他会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瓦莲京娜·季莫菲耶夫娜·阿帕纳谢耶维奇，清理人的妻子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白俄罗斯记者、散文作家。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著有《二手时间》《战争中没有女性》《锌制男孩》《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等。本文选自《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篇末》，由中信出版社授权。
孙越
1959年生于北京，旅俄作家、翻译家。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俄罗斯国际笔会会员。中国戈宝权外国文学翻译一等奖获得者。译有《骑兵军》《勃留索夫诗选》《缪斯：莫斯科一北京》《心灵河湾》等。著有文集《俄罗斯冰美人》《斯拉夫之美》等。
现在，我感觉像是开始了另一场人生……
我不懂，我不知道，我如何才能重新生活下去？我想活下去，我想有说有笑地活着。我曾经整天悲伤愁苦，死气沉沉……我想与人交谈，但是不会同你们这样的人说话。我会去教堂，那里安安静静，就像在大山里一样。安安静静。在那里你会忘掉自己的生活。
可是，早上醒来，我伸手去摸……他在哪里？只有他的枕头，他的气味……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在窗台上跳着、吵着，碰到小铃铛，我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动静，这样的声音。他去了哪里？我说不清，也不能说清。我都不明白，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晚上，女儿来找我：“妈妈，我的作业做完了。”这时候，我才记起我还有孩子。而他去了哪里？“妈妈，我的扣子掉了。你给我缝上吧！”我怎么去找他？怎么再见到他？我闭上眼睛想他，直到睡着。在梦中，他来了，但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随即就消失了。我甚至能听到他的脚步声……他去了哪里？在哪里？他不想死，他一直望着窗口，望着天空……我给他垫了一只枕头，又垫了第二只，第三只……垫得很高，好让他看到窗外。他死的过程很长……熬了整整一年……我们无法分离……（长时间的沉默） 不，别怕，我不会哭……我已经忘记怎么哭了。我想说话……有的时候，我憋得难受，难以忍受，我想说服自己：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有一个朋友，她几乎要发疯了……我们的丈夫是同一年去世的，他们都去过切尔诺贝利。她打算再婚，她想忘记，想关上这扇门，打开那边的门……跟另一个男人走……不，不，我理解她。我知道，必须活下去……她还有孩子……我们去过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人，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没有人会看到。我不会和别人说，但有一次在火车上，我跟几个陌生人说话。为什么？一个人真可怕…. 就在我生日那天，他去了切尔诺贝利……客人们还在桌子旁坐着，他在他们面前道别，吻了我。汽车已经在窗外等着他了。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是我的生日……他是安装工，走遍了苏联各地，每次我都等着他回来。那是我们快乐的时光。我们的生活依然像一对恋人——一次次分开，又一次次相聚。那一次……恐惧攫住了我们的妈妈，他妈妈和我妈妈，而我们却一点儿都没害怕。现在我会想：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他要去哪里了吗？哪怕拿起邻居小孩十年级的物理课本，哪怕翻一翻……他走的时候，连帽子都没有戴。一年以后，和他一起去的同伴头发就掉光了，而他的头发却变得更密更多了。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小队的七个小伙子全都死了，都是年轻人……一个接一个……
三年之后第一个死了，当时，他们以为是偶然的，是命运。但跟着就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剩下的每个人都在等着那一天，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我的丈夫是最后一个死的。他是高空作业安装工……他们的工作是关闭被迁移村庄的电路，需要爬到电线杆上。站在上面，可以俯视死气沉沉的房屋和街道。他几乎全部时间都在高处，在楼顶。他身高接近两米，体重九十公斤，谁能杀得死他？我们一点儿也不害怕……（她突然笑了）
啊，噢，当时我太高兴了！那天我回到家，看到他回來了。他每次回来，我们都像过节一样。我们办了派对。我有一条睡裙，长长的，非常漂亮，我穿上它。我喜欢昂贵的高级内衣，我有好多件漂亮的内衣，但这是一条特别的睡裙，只有特别的日子我才会穿。这是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我知道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了然于胸，我吻遍他的每一寸肌肤。我在睡梦中也常常会觉得，我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永远不会分开。他离开的时候，我十分想念他;没有了他，我会生病。我们一旦分开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就失去了方向——我在哪里、什么位置、什么时间……我都搞不清楚了……他带着脖子上肿大的淋巴结回来了。结节不大，但是我的嘴唇能感觉它们的存在。我问：“给医生看过吗？”他安慰我：“会好的。”“你在那里怎么样，切尔诺贝利？”“就是正常工作。”他没吹牛，也没惊慌。于是我只得出一个结论：“那里与这里一样正常。”在他们吃饭的食堂，一层是供应士兵的——面条，罐头食品;二层是供应领导和将军的——水果、红葡萄酒、矿泉水，还有干净的桌布。他们每人还有一台辐射剂量计，而他们整个小队连一台也没有。
我记得大海……我们两人去看过大海，我记得，大海就像天空一样，无边无际。我的朋友和她丈夫跟我们一起去了……但她说：“大海很脏，大家都害怕感染霍乱。”报纸也是这样写的……但我的印象里不是……大海很明亮，在我的印象里，大海就像天空一样晴朗，是蔚蓝色的，而他就在我旁边。我为爱而生……为了快乐的爱……学校里的女孩都有梦想：谁想去上大学啦，谁想去共青团工地啦，而我只想嫁人。爱那么强烈，就像娜塔莎·罗斯托娃那样。只要有爱！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这么说，因为你别忘了，在那个时候，被允许的梦想只有共青团的工地。我们就是被这样教导的。大家争相要去西伯利亚，去那无法穿越的原始针叶林。我还记得，大家都唱这首歌：“我走在薄雾里，走在针叶林的气味里。”我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分数不够，于是我就去了电话站工作。我们就在那里相识……当时我在值班……我嫁给了他，我对着他的耳朵说：“娶我吧。我太爱你了！”多么英俊的小伙子啊……我觉得像是在天上飞翔。是我求他：“娶了我吧！”（她笑了）
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安慰自己：也许，死亡也不是尽头，他只是换了一种生活，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哪里呢？现在我在图书馆工作，有许多书可以读，会见到许多人。我很想谈一谈死，我想了解它。我在给自己寻找安慰。我在报纸上，在书籍里寻找……我去过剧院，希望那里有关于死亡的说法……我不能没有他，我的身体都会感觉疼痛，我不能一个人……
他不想去看医生：“我没什么事，我也不觉得疼。”淋巴结逐渐长到鸡蛋大小了，我硬是把他拉上汽车，带他去了诊所。他们把他转给肿瘤科医生。一个医生看后，又喊来第二个医生：“这又是一个切尔诺贝利人。”他们不让他离开医院。一周后做了手术，他们切除了他的全部甲状腺和喉头，插上一些管子。这样……（她停了一会儿）这样……现在我知道，这也算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主啊！我去干了些什么呀：我跑到商店，给医生买了礼品——一盒巧克力，还有进口甜酒。我把巧克力送给护士。他们都接受了，而他却嘲笑我：“你看你，他们又不是神仙。他们有化疗和放疗的设备，没有你的巧克力，他们也会给我治病的。”但我还是跑到镇子那头去买了蛋糕，还有法国香水——那时候，没有熟人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它们都藏在柜台下面。出院之前……我们要回家了！他们给了我一个专门的注射器，又教会我如何使用。这样，我就能使用注射器喂他食物了。我全学会了。我煮好新鲜的东西——每天四次，一定是要新鲜的——在绞肉机里磨碎、过滤，之后装进注射器，在注射器上接一根管子，一根最粗的管子，直接插入他的胃里……那时他已经失去味觉了，我问：“好吃吗？”他什么也尝不出来。 我还有许多秘密……我坐在他旁边……他睡着了……他有一头漂亮的头发……我拿剪刀悄悄地剪了一绺下来……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我手里的头发，笑了。我还留着他的手表、军人证和切尔诺贝利勋章……（沉默）啊，我以前真的很快乐！我记得在产科病房，我在窗边坐了好多天，每天都在等他，盼他。我怎么也想不通：我这是怎么了？我就这样盼着……只要看不到他，我就受不了。早上我给他做饭，看着他吃，看着他刮胡子，看着他出门。我是个认真负责的图书馆管理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爱我的工作。我只爱他。只爱他一个人。我不能没有他。夜里，我会大声呼喊……我会埋在枕头里呼喊，怕孩子听见……
我从来不去想，我们将要分离……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愿意想……我妈妈……他弟弟……他们都有所准备，都暗示我，医生也劝我，要我想想下面的事情，在明斯克附近有一家专门医院，从前那些残疾人……经历过阿富汗战争的人……没有手臂的人……都在那里等死……而现在，他们把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都送到那儿去。他们对我说：那儿对他最合适，医生随时会贴身照看。但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听他们说这个。于是，他们去说服他，让他对我说：“送我去那里吧！不要折磨你自己了。”这时候我正去单位要求病假证，或者请求无薪休假。按照法规，病假证只有在孩子生病才能准予，而无薪休假不能超过一个月。我们的笔记本都被他写满了。他要我答应他，要我送他去那儿。我和他弟弟一起坐车去了。那个地方在一个村子边上，叫作格列宾卡，是一处好大的木头房子，水井已经损坏，卫生间在室外，还有几个虔诚的、头戴黑纱的老妇女……我连车也没下。夜里我亲吻他：“你怎么能要我这样做？我永远不要这种事情发生！永远不要这种事情发生！永远不要！”我一直吻着他……
最让人恐惧的是最后那几周……他把尿撒在半升的罐子里，要用半个小时才解完。他没有抬起眼睛，他害羞。“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吻他。最后一天有这样一个瞬间：他睁开眼，坐了起来，笑着对我说：“瓦柳什卡！……”听到他的声音……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单位打来电话：“我们带着红色证书过来。”我问过他：“你单位的人要来，要发给你证书。”他摇摇头：不要，不要！但他们还是来了……带了一些钱来，还有一个带列宁头像的红本子。我接过证书，心想：“他为了什么而死，就为这个吗？报纸上说，爆炸的不仅是切尔诺贝利，还有……苏维埃生活已经结束了。可红皮证书里面依然是……”那些人本来想对他说一些好听的话，但他盖上了毯子，只把蓬乱的头发露在外面。他们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他已经害怕见人……只有我不会让他害怕。
但他就要走了……我呼喊他，但他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只是在喘息……埋葬他的时候，我把两块手帕盖在他的脸上。如果有人要看他，我会掀开……一个女人昏倒了……她曾经爱过他，我以前还嫉妒他爱过她。“让我最后看他一眼。”“看吧。”我没有对她说，他死时，没有人敢靠近，所有人都害怕。按照我们斯拉夫人的习俗，不可以让家里人给死者清洗、穿衣服。两个在太平间工作的男人，走来跟我们要伏特加：“我们什么样儿的没见过？”他们说，“被压扁的，被肢解的，火灾后烧焦的孩子，我们都见过……但像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她平静下来）他死了，躺在那里，身体还是热乎的，不能碰……我把家里的钟停掉了……就停在早上七点……我们的手表今天也停了，不走了……我去找修表师，他摆摆手说：“这不是机械师和物理学家的事，而是形而上学专家的事。”
在他刚走的那些日子里，我一连睡了两天，谁也叫不醒我，中途我起床，喝了水，一点儿东西也没吃，就又倒在枕头上睡去。现在，我也感到奇怪：我怎么能睡着？我女友的丈夫快死的时候，他用餐具砸她。他哭了：为什么她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而我的丈夫只是看着我，看着……他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写道：“我死后，你把我的遗体火化。我不想让你害怕。”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切尔诺贝利人死去后会“发光”……晚上，在坟墓上也会发出亮光……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说死在莫斯科医院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埋在莫斯科郊外的米京墓地，别人都不会把死者埋在他们的旁边，都要躲开他们。死人都害怕他们这些死人，更不要说还活着的人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切尔诺贝利，只有一些猜测和感觉。他把在切尔诺贝利工作时穿的白色外套、裤子、专业工作服带了回来……这些衣服在他去世前一直放在家里的顶柜中。妈妈想：“他所有东西都得扔了。”她害怕……而我想把他的外套保存起来。我真是个罪犯！我的孩子就在房子里，我的女儿和儿子……我们最后还是把这些东西带到城外埋掉了……我读了很多书，我就生活在书堆里，但我什么也不能解释。他们把骨灰罐交给我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用手去摸那些细小的颗粒，就像抚摸海边沙滩上的贝壳——这是他的髋关节。在此之前，我都没有去碰过的东西，没有听过，也没有感觉过，而现在我徹悟了。我记得，他死后的一天夜里，我就坐在他旁边。突然，冒起一股青烟……第二次，我在火葬场看到，这股青烟就在他上面……那是他的灵魂……没人看见，只有我看到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又见面了……
啊，从前我是多么快乐！多么幸运……他去出差……我就掐算着我们还剩多少天能见面，多少小时，甚至多少秒！我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他！（她捂住了脸）我记得，我们去乡下他妹妹家，晚上，他妹妹对我说：“你的床在这间屋子里，他的在那间。”我们两人对视着，笑了。我们从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开来在两个房间睡觉。我们只会在一起。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他！许多人向我求婚……他弟弟也向我求婚……他们两人长得那么像，连走路的姿态都像。但我觉得，如果其他人碰我，我会哭，一直哭，永远停不下来……
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凭什么？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他们发了一纸有红色抬头的通知书…… （她拿出相册，给我看结婚照。我已经想告别了，但她留住了我。）
我怎么生活下去？我没有把所有事情都讲给您……还没有说完……我曾经很快乐，快乐得像疯子一样……我有秘密……也许，您不应该写出我的名字……我会在祈祷时提到这些秘密……我自己的秘密……（停住了）不，还是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吧！让上帝知道我……我想知道……我想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痛苦？为什么？一开始，在一切发生之后，一个黑暗的东西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陌生的东西。我无法忍受……是什么挽救了我？是什么使我回归生活？使我回到过去……是我儿子……我还有一个儿子，我和他的第一个儿子……他病了很久……现在他长大了，但是他还在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一个五岁男孩的眼睛看世界。我想和他在一起……我希望能换套房子，搬到离诺文克精神病医院近一点儿的地方去，他就在那里，他一辈子都要在那里生活。这是医生的判决：他要活下去，就得一直住在那里。我每天都要去看他。他见我就问：“米沙爸爸在哪儿？他什么时候来看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会问我这个问题？他一直在等爸爸。
我会和他一起等。我会做我的切尔诺贝利祭祷……他，他会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瓦莲京娜·季莫菲耶夫娜·阿帕纳谢耶维奇，清理人的妻子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白俄罗斯记者、散文作家。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著有《二手时间》《战争中没有女性》《锌制男孩》《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等。本文选自《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篇末》，由中信出版社授权。
孙越
1959年生于北京，旅俄作家、翻译家。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俄罗斯国际笔会会员。中国戈宝权外国文学翻译一等奖获得者。译有《骑兵军》《勃留索夫诗选》《缪斯：莫斯科一北京》《心灵河湾》等。著有文集《俄罗斯冰美人》《斯拉夫之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