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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曾经几时,我们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幸福,是听到别人家里煎鸡蛋的声音。
这句话,是几年前,我的一个同事索要我的短信时,我写的一段文字中的一句。他说写得很实在,很真挚。我就猜想,我的这位同事一定明白,那别人家里所煎的鸡蛋,一定是从我家或如我之家买去的;他也一定知道,除了过年、父母以及自己的生日,我们平日里只能耳闻着母鸡下蛋前的歌唱下蛋后的聒噪,目睹着母鸡在在饭桌在床头留下的堆堆屎尿,以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把半个月、一个月积攒下来的鸡蛋,小心翼翼地装进小篓子,一个不剩全部拿出家门。
煎鸡蛋的声音来自早晨。我自小就放牛,从发蒙到初二,一共放了八年。每天早晨七点半左右,我赶着大水牛回家,从京伢子家的屋檐下经过时,京伢子家煎鸡蛋的声音总是如期响起。京伢子是我儿时最好的玩伴,他父亲是工人阶级,在南县物资局,每月定期给家里寄钱,加之姊妹不多,自然有钱买鸡蛋。京伢子命好,当炉灶上的鸡蛋煎得芳香四溢、煎得我口水悠悠地往肚子里吞咽时,他还在哎呦哎呦地翻身起床,而我,赶急赶忙盛了一碗红薯饭,夹上一块霉豆腐,三下五除二,扒了饭,取了书包,赶在京伢子之前,上学去了。
在学校,我是宠儿,当班长。我们学校当时应该是很不错的,区里公社的很多教学活动体育比赛,都在我们学校搞。老师们的中餐,多半是油豆腐或白菜板子炒肉。在我们的眼里,老师们菜里的油星闪着光,美过世间最美的花。我的班主任赵老师,很负责,也很严苛,总喜欢在放学时,把没学懂的学生留下来,同时留下几个成绩好的来“扶贫”。我的同桌聂建兵,也没见他打瞌睡什么的,可能是习惯性的开小差一类的,学业俨然一砣生铁,怎么都难以点化,几乎天天被留,我也跟着挨饿。我们那时一天六节课,学校没午饭吃,放学时学生已经饿得天旋地转,再滞留个把小时,哪有心力读书做题,有的恐怕只是怨气怒气了。这不,六年级时,饿昏了的聂建兵就写了张纸条,骂赵老师是“白骨精”,称自己要当“孙悟空”。他当然没吃到好果子,被“留校察看”;我也被株连,“停职反省一个月”,因为我是班长,他的同桌。
聂建兵没有读出来,当了农民。早几年集市上见过他,谈起当年那些事,他说:“现在好了,有饭吃,不饿肚子了。”我见他个子矮小,目光浑浊,神色板滞,想起了鲁迅笔下的中年闰土,甚至怀疑到当年赵老师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
放学后回家,吃完母亲热在灶头的红薯饭,我就赶紧放牛。被关了大半天的大水牛见了天日,眼睛一亮,脚步匆匆,直奔山野。我家周围多是石山,满山乱石,有草的地方也是稀稀疏疏,不成气候,绿色只是点缀。那时农业正学着大寨,到处挖呀刨呀烧的,很难找到块像样的草坡草皮,让牛们敞开肚皮吃一顿。而我的那头水牛,也在这种长久的游击状态下,日见苍老,日见消瘦了。
书上说,瑰麗的晚霞是美的,袅袅的炊烟是美的,晚霞与炊烟,经由王绩等人的简笔勾勒工笔描绘,诗情充盈画意弥漫。但当暮色四合、饥饿的牧童赶着远未吃饱的水牛走过晚霞走近炊烟时,这其中只怕没有多少诗情画意了。
我家的晚餐是红薯,蒸熟的红薯,比起少数没有正式晚餐的人家,够丰盛的了。我父亲不吃红薯,母亲每天在瓦钵里放了三两米,放在红薯堆上一起蒸。父亲总是在子女们吃完红薯、或者抓着红薯去邻家串门的时候,才来到桌边坐下,吃他的米饭,用霉豆腐、辣椒酱或酸萝卜下饭。我至今都很迷信,红薯鼎锅里蒸出来的,一定是世间最美丽最温润最晶莹最剔透的白米饭。我家姊妹六个,我排行第四,上头有哥有姐,按理得不到什么偏爱,但事实上,父亲的瓦钵里每次都会留下一个角落,那是我的,大的哥姐没份,两个妹妹也没份。父亲的这种行为,连同母亲的默许,成为我们姊妹之间日后长久的谈资。
其实我不是不喜欢吃红薯,我喜欢吃生红薯,但母亲说,生红薯吃多了,肚子里会长蛔虫的;我不喜欢吃蒸红薯,单靠从父亲的“虎口”拔来的“牙慧”,肚子还是饿的。母亲想了办法,晚上封了煤灶后,将晚餐剩下的红薯码在炉灶旁,让炉灶的热度把红薯烤干。于是,寒风呼啸的冬夜,出现了银屏上难以再现的情景:我们姊妹中几个年龄较小的,总是以需要小便为由,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摸黑摸进灶房,拿了还没烤干的红薯,又摸黑回房上床,轻轻悄悄地把红薯吃掉。其间吃了多少灰,吃了多少煤,没人知道。有意思的是,我的大妹妹睡在阁楼上,有个晚上从木格楼梯上摔了下来,第二天她说是解手,其实,我们姊妹都知道原因。
父亲母亲说,他们和我的大姐大哥都经历了“苦日子”,那时饿死了很多人。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活下去的办法了,上天已无绝人之路。这里,我想借用开头提到的短信里的另外几句话,来描述一下我们的“生存技能”:
生活无休止地挥舞着饥饿的拳头,年轻的生命一概嗷嗷待哺,填饱肚子成了我们的必修功课。于是整个村野,目之所及,没有一棵树果能够果实累累,没有一畦瓜地可以瓜熟蒂落,就连深秋的红薯寒冬的萝卜地,也常被抠挖得千疮百孔,踩踏得遍体鳞伤。带泥的红薯萝卜、带刺带虫的酸得睁不开眼的桃李枣梨,连同苍茫的夜色怦怦的心跳,有滋有味地穿肠入肚。
不过我们的大部分时光还是上学读书。高中两年,在校寄宿,周六课后放学,周日下午返校。老师们都很良善,很卖力,只是教学水平一般,很少有人能把我们的心吸附到课堂上。印象较深刻的,是政教主任教我们政治的曾老师。到了秋冬时节,他总会买来些鱼肉,在教室旁边的空地上生火熏烤,熏了又晒,晒了又熏,弄得我们呛了好一阵,也口水流了好一阵。曾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嘴皮很厚,且油油的,似乎总挂着油星。那时食堂多半卖油豆腐,一毛钱四坨,而曾老师负责监督学生排队买菜,因了外形与职责的关联,学生背后就叫他“油豆腐”,一个满是幸福感的外号。
不过,油豆腐没有我们的份,排队买菜的,是那些双职工、半边户的子弟。当他们拿着钱,端着饭,推推搡搡排着队,不时善意地调侃着曾老师的时候,我们进了寝室,打开各自的木箱子,拿出一周一壶的霉豆腐或辣椒酱或酸萝卜或辣豆豉,有说有笑地吃开了。“光饭司令”李建光,一壶咸菜一天就吃完了,余下的五天,端着一碗光饭,这里晃晃,那里晃晃,蹭点菜吃。我不知道,一个年轻的生命一周六天沾不到油星,身体会有怎样的反应,我只记得,当我们早晨起床,双眼被厚厚的眼屎蒙住,任凭毛巾去擦、冷水热水去泡,都难以打开,最后只好用手去抠,抠得睫毛没剩几根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可怕的黑暗,眼见亮亮的世界。 我的母亲记性好,现如今我过年回家,她总会讲起我十岁那年的年关,我和另外几个小孩爬到毛三爷家的窗格子上,看他们家杀猪后吃饭的情景,讲我父亲看到之后,回到家里,二话没说,把买来的过年肉取下来,切了一大块,煮了,让六个儿女饱餐了一顿。临末,母亲又讲起那个重复了千百遍、在我们农村广为流传的一对穷厄夫妻互勉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一首诗:“别人有年我无年,煮熟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时运转,餐餐吃肉像过年。”
(二)
刘宗礼先生写过一篇《挤油》的短文,文中说,寒冷的早晨,学生们在教室里读着书,窗外亮亮的阳光一照,大家就急切地盼望下课了。铃声一响,学生们蜂拥而出,跑进干冷的阳光里,跺跺脚,脚暖了,就沿教室墙根一字排开,中间站个大个,两边人数相等,一齐往中间挤。咬牙,弓腿,喊号子,挤掉了帽子是顾不及捡的,绷断了线做的腰带,也只能硬撑着,一来二去,身体就暖和起来,甚至冒出汗来。
我暗自揣摩,这段描述挤油的文字,不只在于介绍挤油的游戏规则,更在于再现一个背景,一种生态,一个缺衣少食的时代,一个令人嘴唇发乌、浑身哆嗦的时代。推而广之,我们童年少年时代常玩的捉迷藏、抓特务、转陀螺、滚铁圈、买田地等等游戏,其主要目的多半不在于强身健体,而在于御寒驱冷,在于打发一个又一个绵长悠长漫长的冬天。
我们过冬的主要装备,大概是这样的:上身打底是一件土布长袖衬衣,中间一件土布棉袄,外罩一件土布或洋布的外衣;下身两件单裤叠加,好一点的穿外面,差一点的穿里面,脚上一双布鞋,一双纱线长筒袜。虽说平日饭桌上油水少,但孩子嘛,东奔西跑瞎碰乱撞的,衣服没穿几天就满是泥巴灰尘,待到结茧成块,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脱下来一洗。于是,乡村的冬夜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炉火正旺,焙罩上的湿衣服热气腾腾,做母亲的很有耐心地翻转着衣裤,嘴里不停地念叨这里没干那里还拧得出水来,而不愿裸睡的孩子背着个秃棉袄,蜷缩着缺衣少裤的身子,围着炉灶跳来跳去,不停地催促母亲,快点啰,快点啰。
忘说了,那时境况好一点的、或是会想办法的家庭,男孩子就会戴一个用纱线织成的帽子。纱线帽子软软的,本身就不怎么定型,外加顶上一个圆球似的砣,很有几分滑稽感,免不了被调皮鬼扯下来当鸡毛毽子踢,直踢到帽主人求饶或哭爹喊娘,恶作剧才会终止;女孩子天性爱美,这样的帽子自然不愿戴,她们有长发,清一色的长发前遮额头后遮脖子,俨然一道屏障,把寒风挡在身外。
冬天有几把刀,打击面广,杀伤力强,大人们也躲不开。早几年读到梁实秋先生的文章《我的一位国文老师》,那里面的徐老师不就是我们新铺里的文彬四爷吗?文彬四爷身材高大,两肩高耸,鼻尖有点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常藏着两筒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箸,他只好用手背一抹。他是村里的文化人,打牌人中的“铁算子”。一到冬天农闲,上了年纪的文彬四爷坐在桌旁打牌,抽着旱烟,咳着,抹着鼻涕。看着他哆嗦着的手里的纸牌不时地往桌子底下掉,我们猜测着他心里该有个念想,凭他的牌技,多半是能赢钱的,受点冻不要紧;而围成一桌的另外三个人,就着,忍着,也哆嗦着,好耐性,也好胃口,弄不清他们是怎么想的,既受冻,还输钱。
那年头还没有“全球气候变暖”的说法,所以冬天的冰雪更常见,似乎也更难消融。常常一觉醒来,村里的瓦房茅棚顶上,是厚厚的一层白,凉嗖嗖冷森森的;低矮的房屋被压得腰弯背弓、摇摇欲坠,就像我家踩着冰雪出来放风喝水的老水牛;水塘大都冻住了,青白颜色,也不知道冰结得有多厚,不安分的男孩子就用瓦片砸,用石块砸,看到砸都砸不开,就探着身子走下去,在宽宽的冰面上使劲地摇来晃去,壮自己的胆子吓唬别人。通红的耳朵,通红的鼻子,通红的双手,还有尖利的北风,都拦不住、也吹不走一塘的笑语欢声。
就是这样的天气,我们也得上学。上学要过香木山,一个不见香木、甚至不见树木的小山包。经过保和堂,人就站到了香木山的山顶。北风迎面而来,呼呼尖叫,刮得我们一个个东倒西歪。下坡是一条半里长的土路,本该铺点石板的,因为地处两村交界,谁都不管,雨天里就泥泞湿滑,人仰马翻的,现在雪一下,冰一结,在两旁庄稼地里青青麦苗的掩映下,俨然就是一条光溜溜、明晃晃的玉带。男孩子倒是喜欢刺激,摔得个四脚朝天,鞋子掉了,帽子飞了,爬起来,还乐呵呵的;苦了那些女孩子,三兩个一起,彼此抓着拽着,一步三回首地,慢慢挪动着。空旷的山坡上,女孩子的叫声哭声,男孩子幸灾乐祸的笑声,打破了乡村早晨的岑寂,装点着灰白天地单调的底色。
到了学校,进到教室,学生们一个个喘着粗气,有的还眼泪鼻涕一婆娑。冻了手脚,可以搓搓揉揉,湿了鞋袜,可就只能强忍着了。那时老师们的生活也挺清苦的,多数人冬天房间里也不生火,不过,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是公办教师,估计条件好一点,冷天里买了点嫩煤炭,在书桌旁放了个小火钵。赵老师住在两间教室之间10几平方的房间里,为便于督促管教学生,房间朝教室开了扇门。没课的时候,赵老师就坐在书桌旁,看看作业备备课,顺便帮学生烤烤鞋袜,还时不时地欠着身子,从半掩的门里窥窥教室里的动静。我坚信,这样的场景,一定可以成为中国乡村教育最美的图腾。
冬天的冰雪总会融化,文明的双脚,也在艰难地往前挪移。七十年代后期,农村有了的确良,一种比土布耐穿、比洋布易洗的新布料。因为是革命性的新产品,价格较贵,只有经济状况稍好的人家,才会买来做衣服。我们班第一个穿的确良的,是坐在我正前排的张素梅,她的父亲有工作,据说单位很不错。那是四年级上学期、六月份的一个早晨吧,文静秀气的张素梅穿上洁白的的确良衬衣,一蹦一跳地进了教室。记不清是我的不小心,还是她的太兴奋,早自习的语文书没读几句,张素梅的白衬衣就碰上了我课桌上没有盖盖的墨水瓶。于是,如花的笑靥不见了,文静秀气的张素梅哭天抢地。赵老师也一时没了主张,只有派人通知她的家长。来的是张素梅的母亲,我暗自庆幸,只来了个女的,大概不会挨打了。当时正上数学课,张素梅的母亲就站在教室外的窗户旁,顺着赵老师手指指示的方向,目光停在了我身上,嘴里似乎还说着什么。我满脸通红,眼光躲向了正前方。那教室窗户里投射过来的的眼神,令我至今周身寒彻。
进了高中,已经是八十年代。学生中出现了喇叭裤、红裙子,校园渐渐有了色彩。我也拥有了毛线衣和绒长裤,还有帽子,有了经冬历寒的自信。萦绕全身十余年的寒意开始淡退,只是双脚一如既往地冰冷。那时来自矿务局的男同学,脚蹬一双大皮鞋,高帮厚底里面有毛,温暖四溢。学校年岁不大的男老师,是清一色的黑色大头皮鞋,鞋跟钉一铁掌,走一路,水泥地上就留下一路清脆的嚓嚓声。我们的班主任禹老师,教语文的,他的语文课,前十分钟多半用来进行思想教育,教育的主题特别专一:要读书,不读书没出息。社会上流行的说法,高考是人生的分水岭,是过独木桥,禹老师偏喜欢说,高考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决战。
禹老师的话深入人心。乡村中学的冬夜,北风紧吹。教室门窗紧闭,室内灯火通明。我们看书做题温功课,涨红着脸蛋,冰冷着双脚,听走廊上班主任渐行渐远、渐行渐近的清脆的脚步声,想望着暖意融融的皮鞋,静待着春暖花开。
(作者单位:湖南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曾经几时,我们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幸福,是听到别人家里煎鸡蛋的声音。
这句话,是几年前,我的一个同事索要我的短信时,我写的一段文字中的一句。他说写得很实在,很真挚。我就猜想,我的这位同事一定明白,那别人家里所煎的鸡蛋,一定是从我家或如我之家买去的;他也一定知道,除了过年、父母以及自己的生日,我们平日里只能耳闻着母鸡下蛋前的歌唱下蛋后的聒噪,目睹着母鸡在在饭桌在床头留下的堆堆屎尿,以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把半个月、一个月积攒下来的鸡蛋,小心翼翼地装进小篓子,一个不剩全部拿出家门。
煎鸡蛋的声音来自早晨。我自小就放牛,从发蒙到初二,一共放了八年。每天早晨七点半左右,我赶着大水牛回家,从京伢子家的屋檐下经过时,京伢子家煎鸡蛋的声音总是如期响起。京伢子是我儿时最好的玩伴,他父亲是工人阶级,在南县物资局,每月定期给家里寄钱,加之姊妹不多,自然有钱买鸡蛋。京伢子命好,当炉灶上的鸡蛋煎得芳香四溢、煎得我口水悠悠地往肚子里吞咽时,他还在哎呦哎呦地翻身起床,而我,赶急赶忙盛了一碗红薯饭,夹上一块霉豆腐,三下五除二,扒了饭,取了书包,赶在京伢子之前,上学去了。
在学校,我是宠儿,当班长。我们学校当时应该是很不错的,区里公社的很多教学活动体育比赛,都在我们学校搞。老师们的中餐,多半是油豆腐或白菜板子炒肉。在我们的眼里,老师们菜里的油星闪着光,美过世间最美的花。我的班主任赵老师,很负责,也很严苛,总喜欢在放学时,把没学懂的学生留下来,同时留下几个成绩好的来“扶贫”。我的同桌聂建兵,也没见他打瞌睡什么的,可能是习惯性的开小差一类的,学业俨然一砣生铁,怎么都难以点化,几乎天天被留,我也跟着挨饿。我们那时一天六节课,学校没午饭吃,放学时学生已经饿得天旋地转,再滞留个把小时,哪有心力读书做题,有的恐怕只是怨气怒气了。这不,六年级时,饿昏了的聂建兵就写了张纸条,骂赵老师是“白骨精”,称自己要当“孙悟空”。他当然没吃到好果子,被“留校察看”;我也被株连,“停职反省一个月”,因为我是班长,他的同桌。
聂建兵没有读出来,当了农民。早几年集市上见过他,谈起当年那些事,他说:“现在好了,有饭吃,不饿肚子了。”我见他个子矮小,目光浑浊,神色板滞,想起了鲁迅笔下的中年闰土,甚至怀疑到当年赵老师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
放学后回家,吃完母亲热在灶头的红薯饭,我就赶紧放牛。被关了大半天的大水牛见了天日,眼睛一亮,脚步匆匆,直奔山野。我家周围多是石山,满山乱石,有草的地方也是稀稀疏疏,不成气候,绿色只是点缀。那时农业正学着大寨,到处挖呀刨呀烧的,很难找到块像样的草坡草皮,让牛们敞开肚皮吃一顿。而我的那头水牛,也在这种长久的游击状态下,日见苍老,日见消瘦了。
书上说,瑰麗的晚霞是美的,袅袅的炊烟是美的,晚霞与炊烟,经由王绩等人的简笔勾勒工笔描绘,诗情充盈画意弥漫。但当暮色四合、饥饿的牧童赶着远未吃饱的水牛走过晚霞走近炊烟时,这其中只怕没有多少诗情画意了。
我家的晚餐是红薯,蒸熟的红薯,比起少数没有正式晚餐的人家,够丰盛的了。我父亲不吃红薯,母亲每天在瓦钵里放了三两米,放在红薯堆上一起蒸。父亲总是在子女们吃完红薯、或者抓着红薯去邻家串门的时候,才来到桌边坐下,吃他的米饭,用霉豆腐、辣椒酱或酸萝卜下饭。我至今都很迷信,红薯鼎锅里蒸出来的,一定是世间最美丽最温润最晶莹最剔透的白米饭。我家姊妹六个,我排行第四,上头有哥有姐,按理得不到什么偏爱,但事实上,父亲的瓦钵里每次都会留下一个角落,那是我的,大的哥姐没份,两个妹妹也没份。父亲的这种行为,连同母亲的默许,成为我们姊妹之间日后长久的谈资。
其实我不是不喜欢吃红薯,我喜欢吃生红薯,但母亲说,生红薯吃多了,肚子里会长蛔虫的;我不喜欢吃蒸红薯,单靠从父亲的“虎口”拔来的“牙慧”,肚子还是饿的。母亲想了办法,晚上封了煤灶后,将晚餐剩下的红薯码在炉灶旁,让炉灶的热度把红薯烤干。于是,寒风呼啸的冬夜,出现了银屏上难以再现的情景:我们姊妹中几个年龄较小的,总是以需要小便为由,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摸黑摸进灶房,拿了还没烤干的红薯,又摸黑回房上床,轻轻悄悄地把红薯吃掉。其间吃了多少灰,吃了多少煤,没人知道。有意思的是,我的大妹妹睡在阁楼上,有个晚上从木格楼梯上摔了下来,第二天她说是解手,其实,我们姊妹都知道原因。
父亲母亲说,他们和我的大姐大哥都经历了“苦日子”,那时饿死了很多人。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活下去的办法了,上天已无绝人之路。这里,我想借用开头提到的短信里的另外几句话,来描述一下我们的“生存技能”:
生活无休止地挥舞着饥饿的拳头,年轻的生命一概嗷嗷待哺,填饱肚子成了我们的必修功课。于是整个村野,目之所及,没有一棵树果能够果实累累,没有一畦瓜地可以瓜熟蒂落,就连深秋的红薯寒冬的萝卜地,也常被抠挖得千疮百孔,踩踏得遍体鳞伤。带泥的红薯萝卜、带刺带虫的酸得睁不开眼的桃李枣梨,连同苍茫的夜色怦怦的心跳,有滋有味地穿肠入肚。
不过我们的大部分时光还是上学读书。高中两年,在校寄宿,周六课后放学,周日下午返校。老师们都很良善,很卖力,只是教学水平一般,很少有人能把我们的心吸附到课堂上。印象较深刻的,是政教主任教我们政治的曾老师。到了秋冬时节,他总会买来些鱼肉,在教室旁边的空地上生火熏烤,熏了又晒,晒了又熏,弄得我们呛了好一阵,也口水流了好一阵。曾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嘴皮很厚,且油油的,似乎总挂着油星。那时食堂多半卖油豆腐,一毛钱四坨,而曾老师负责监督学生排队买菜,因了外形与职责的关联,学生背后就叫他“油豆腐”,一个满是幸福感的外号。
不过,油豆腐没有我们的份,排队买菜的,是那些双职工、半边户的子弟。当他们拿着钱,端着饭,推推搡搡排着队,不时善意地调侃着曾老师的时候,我们进了寝室,打开各自的木箱子,拿出一周一壶的霉豆腐或辣椒酱或酸萝卜或辣豆豉,有说有笑地吃开了。“光饭司令”李建光,一壶咸菜一天就吃完了,余下的五天,端着一碗光饭,这里晃晃,那里晃晃,蹭点菜吃。我不知道,一个年轻的生命一周六天沾不到油星,身体会有怎样的反应,我只记得,当我们早晨起床,双眼被厚厚的眼屎蒙住,任凭毛巾去擦、冷水热水去泡,都难以打开,最后只好用手去抠,抠得睫毛没剩几根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可怕的黑暗,眼见亮亮的世界。 我的母亲记性好,现如今我过年回家,她总会讲起我十岁那年的年关,我和另外几个小孩爬到毛三爷家的窗格子上,看他们家杀猪后吃饭的情景,讲我父亲看到之后,回到家里,二话没说,把买来的过年肉取下来,切了一大块,煮了,让六个儿女饱餐了一顿。临末,母亲又讲起那个重复了千百遍、在我们农村广为流传的一对穷厄夫妻互勉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一首诗:“别人有年我无年,煮熟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时运转,餐餐吃肉像过年。”
(二)
刘宗礼先生写过一篇《挤油》的短文,文中说,寒冷的早晨,学生们在教室里读着书,窗外亮亮的阳光一照,大家就急切地盼望下课了。铃声一响,学生们蜂拥而出,跑进干冷的阳光里,跺跺脚,脚暖了,就沿教室墙根一字排开,中间站个大个,两边人数相等,一齐往中间挤。咬牙,弓腿,喊号子,挤掉了帽子是顾不及捡的,绷断了线做的腰带,也只能硬撑着,一来二去,身体就暖和起来,甚至冒出汗来。
我暗自揣摩,这段描述挤油的文字,不只在于介绍挤油的游戏规则,更在于再现一个背景,一种生态,一个缺衣少食的时代,一个令人嘴唇发乌、浑身哆嗦的时代。推而广之,我们童年少年时代常玩的捉迷藏、抓特务、转陀螺、滚铁圈、买田地等等游戏,其主要目的多半不在于强身健体,而在于御寒驱冷,在于打发一个又一个绵长悠长漫长的冬天。
我们过冬的主要装备,大概是这样的:上身打底是一件土布长袖衬衣,中间一件土布棉袄,外罩一件土布或洋布的外衣;下身两件单裤叠加,好一点的穿外面,差一点的穿里面,脚上一双布鞋,一双纱线长筒袜。虽说平日饭桌上油水少,但孩子嘛,东奔西跑瞎碰乱撞的,衣服没穿几天就满是泥巴灰尘,待到结茧成块,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脱下来一洗。于是,乡村的冬夜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炉火正旺,焙罩上的湿衣服热气腾腾,做母亲的很有耐心地翻转着衣裤,嘴里不停地念叨这里没干那里还拧得出水来,而不愿裸睡的孩子背着个秃棉袄,蜷缩着缺衣少裤的身子,围着炉灶跳来跳去,不停地催促母亲,快点啰,快点啰。
忘说了,那时境况好一点的、或是会想办法的家庭,男孩子就会戴一个用纱线织成的帽子。纱线帽子软软的,本身就不怎么定型,外加顶上一个圆球似的砣,很有几分滑稽感,免不了被调皮鬼扯下来当鸡毛毽子踢,直踢到帽主人求饶或哭爹喊娘,恶作剧才会终止;女孩子天性爱美,这样的帽子自然不愿戴,她们有长发,清一色的长发前遮额头后遮脖子,俨然一道屏障,把寒风挡在身外。
冬天有几把刀,打击面广,杀伤力强,大人们也躲不开。早几年读到梁实秋先生的文章《我的一位国文老师》,那里面的徐老师不就是我们新铺里的文彬四爷吗?文彬四爷身材高大,两肩高耸,鼻尖有点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常藏着两筒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箸,他只好用手背一抹。他是村里的文化人,打牌人中的“铁算子”。一到冬天农闲,上了年纪的文彬四爷坐在桌旁打牌,抽着旱烟,咳着,抹着鼻涕。看着他哆嗦着的手里的纸牌不时地往桌子底下掉,我们猜测着他心里该有个念想,凭他的牌技,多半是能赢钱的,受点冻不要紧;而围成一桌的另外三个人,就着,忍着,也哆嗦着,好耐性,也好胃口,弄不清他们是怎么想的,既受冻,还输钱。
那年头还没有“全球气候变暖”的说法,所以冬天的冰雪更常见,似乎也更难消融。常常一觉醒来,村里的瓦房茅棚顶上,是厚厚的一层白,凉嗖嗖冷森森的;低矮的房屋被压得腰弯背弓、摇摇欲坠,就像我家踩着冰雪出来放风喝水的老水牛;水塘大都冻住了,青白颜色,也不知道冰结得有多厚,不安分的男孩子就用瓦片砸,用石块砸,看到砸都砸不开,就探着身子走下去,在宽宽的冰面上使劲地摇来晃去,壮自己的胆子吓唬别人。通红的耳朵,通红的鼻子,通红的双手,还有尖利的北风,都拦不住、也吹不走一塘的笑语欢声。
就是这样的天气,我们也得上学。上学要过香木山,一个不见香木、甚至不见树木的小山包。经过保和堂,人就站到了香木山的山顶。北风迎面而来,呼呼尖叫,刮得我们一个个东倒西歪。下坡是一条半里长的土路,本该铺点石板的,因为地处两村交界,谁都不管,雨天里就泥泞湿滑,人仰马翻的,现在雪一下,冰一结,在两旁庄稼地里青青麦苗的掩映下,俨然就是一条光溜溜、明晃晃的玉带。男孩子倒是喜欢刺激,摔得个四脚朝天,鞋子掉了,帽子飞了,爬起来,还乐呵呵的;苦了那些女孩子,三兩个一起,彼此抓着拽着,一步三回首地,慢慢挪动着。空旷的山坡上,女孩子的叫声哭声,男孩子幸灾乐祸的笑声,打破了乡村早晨的岑寂,装点着灰白天地单调的底色。
到了学校,进到教室,学生们一个个喘着粗气,有的还眼泪鼻涕一婆娑。冻了手脚,可以搓搓揉揉,湿了鞋袜,可就只能强忍着了。那时老师们的生活也挺清苦的,多数人冬天房间里也不生火,不过,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是公办教师,估计条件好一点,冷天里买了点嫩煤炭,在书桌旁放了个小火钵。赵老师住在两间教室之间10几平方的房间里,为便于督促管教学生,房间朝教室开了扇门。没课的时候,赵老师就坐在书桌旁,看看作业备备课,顺便帮学生烤烤鞋袜,还时不时地欠着身子,从半掩的门里窥窥教室里的动静。我坚信,这样的场景,一定可以成为中国乡村教育最美的图腾。
冬天的冰雪总会融化,文明的双脚,也在艰难地往前挪移。七十年代后期,农村有了的确良,一种比土布耐穿、比洋布易洗的新布料。因为是革命性的新产品,价格较贵,只有经济状况稍好的人家,才会买来做衣服。我们班第一个穿的确良的,是坐在我正前排的张素梅,她的父亲有工作,据说单位很不错。那是四年级上学期、六月份的一个早晨吧,文静秀气的张素梅穿上洁白的的确良衬衣,一蹦一跳地进了教室。记不清是我的不小心,还是她的太兴奋,早自习的语文书没读几句,张素梅的白衬衣就碰上了我课桌上没有盖盖的墨水瓶。于是,如花的笑靥不见了,文静秀气的张素梅哭天抢地。赵老师也一时没了主张,只有派人通知她的家长。来的是张素梅的母亲,我暗自庆幸,只来了个女的,大概不会挨打了。当时正上数学课,张素梅的母亲就站在教室外的窗户旁,顺着赵老师手指指示的方向,目光停在了我身上,嘴里似乎还说着什么。我满脸通红,眼光躲向了正前方。那教室窗户里投射过来的的眼神,令我至今周身寒彻。
进了高中,已经是八十年代。学生中出现了喇叭裤、红裙子,校园渐渐有了色彩。我也拥有了毛线衣和绒长裤,还有帽子,有了经冬历寒的自信。萦绕全身十余年的寒意开始淡退,只是双脚一如既往地冰冷。那时来自矿务局的男同学,脚蹬一双大皮鞋,高帮厚底里面有毛,温暖四溢。学校年岁不大的男老师,是清一色的黑色大头皮鞋,鞋跟钉一铁掌,走一路,水泥地上就留下一路清脆的嚓嚓声。我们的班主任禹老师,教语文的,他的语文课,前十分钟多半用来进行思想教育,教育的主题特别专一:要读书,不读书没出息。社会上流行的说法,高考是人生的分水岭,是过独木桥,禹老师偏喜欢说,高考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决战。
禹老师的话深入人心。乡村中学的冬夜,北风紧吹。教室门窗紧闭,室内灯火通明。我们看书做题温功课,涨红着脸蛋,冰冷着双脚,听走廊上班主任渐行渐远、渐行渐近的清脆的脚步声,想望着暖意融融的皮鞋,静待着春暖花开。
(作者单位:湖南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