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企业跨国经营的范围日益扩展，跨国经营面临的道德问题也随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传统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为牟利而引发的种种现象，如行贿受贿、垄断价格、欺诈交易、弄虚作假等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不仅扭曲了市场关系、腐蚀了社会风气，也破坏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形象和长期绩效。正因为如此，企业的道德经营、伦理经营问题已日益受到重视。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经营活动的全球性使得该问题的研究更具有复杂性。
　　
　　企业进行道德经营的原因
　　
　　经济与道德是企业经营活动中两个不可分割的层面，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应当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作为经济人，企业以其提供的产品满足社会需求、和消费者对商品和无形资产的追求的需要；作为道德人，企业不仅应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准则，还应以自身“奉献型”行为来促进社会良好氛围的形成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说，企业行为应是经济求利行为和道德求善行为的统一。著名企业家李嘉诚说过：“现实中的商业社会是需要不断更新求变的，但我深信在获取更多盈利及更高效率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下，也不应牺牲我们维护公平及减除疾苦的决心。如果我们选择只为追求金钱及权力，而牺牲人类高尚情操的话，则一切进步及财富的创造都变得没有意义。”这番话表明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利润和道德面前应有的态度及其选择。
　　另外，企业进行道德经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已走出了纯经济范畴，不再是生产力的单一增长，而进入了综合发展阶段。能源短缺、通货膨胀、环境污染和失业增加等社会矛盾都要求企业发展必须面对整个社会，社会成本概念被接受，即社会成本=生产成本+使用成本。外部不经济即企业行为造成社会的损失和负担，比如污染问题本身也是一种成本，必须同内部成本一起加以考虑。在经营过程中不考虑这种成本而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企业将受到消费者的抵制。
　　由此可见，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及消费者地位的上升导致了经营观念的转变，这也是经营伦理道德受到社会和企业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道德经营的地位对一般企业来说尚如此重要，所以对于企业发展较高阶段的产物——跨国公司而言，就更应加强对道德经营的重视，因为这不仅是社会对企业提出的要求，也是企业为求得更大发展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跨国公司的道德经营及经营方式
　　
　　长期以来，在跨国经营的道德问题上，人们一直在道德的绝对性和道德的相对性之间徘徊。前者指不受文化和国家界限影响的基本道德准则，即某些道德标准具有通用性。例如所有的文化体系都认为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对环境造成污染等都是不道德行为，这是道德的绝对性；但是对欺诈或造成污染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违反了道德，各国的认知却是不同的，这就是道德的相对性。例如一项针对美国和欧洲管理者所做的对贿赂看法的对比性研究显示，55％的法国管理者和38％的德国管理者认为，贿赂是进行商业活动或参与竞争的一种合理的代价，而只有17％的美国管理者同意这一看法。这表明在这几个国家中，管理者对贿赂的道德界定有较大的差异，由此也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经营准则和经营方式。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无论是遵循绝对性道德还是相对性道德都存在实际的困难。按照绝对性道德进行经营活动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它很容易导致种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典型的例子是发达国家的经理人员经常将母国文化的道德体系视为高级和普遍适用的。显然，完全忽视东道国的文化环境对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是极为不利的。依据相对性道德，经理人员就必须“入乡随俗”，遵循经营所在地的道德观念。但是跨国公司也会陷入道德困境，比如南非的文化具有种族歧视性，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种族歧视政策，那么派驻当地的子公司是应该采取不平等的员工制度呢，还是应该坚持本国或本企业的道德标准实行和当地政策相悖的制度?另一种情形是道德相对论在极端的情况下会转变为“方便的相对论”。所谓“方便的相对论”是指公司利用文化差异作为借口，随心所欲地以道德相对论作为其行为逻辑。以贿赂为例，当经营决策者试图通过引证文化差异为贿赂行为进行辩护时，他会声称这只是按照当地商业惯例行事，但是这种所谓的对文化差异的尊重，事实上是那些通过贿赂行为渔利的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的一种借口。毕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贿赂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在哪儿，贿赂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正如尼日利亚前总统、透明国际组织顾问委员会主席奥那西固·奥巴沙久将军所指出的，礼品与贿赂财物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礼品可以公开接受，而贿赂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
　　因此跨国公司的道德经营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绝对性道德和相对性道德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即在企业自身的道德标准与东道国社会道德标准产生冲突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必须制定一个更为明确的道德规范作为派驻海外人员的行为指导，这个规范的原则应该是：
　　1、公司必须基于一些核心价值观，如尊重基本人权、尊重人的尊严等为公司的行为制定出“道德底限”，这个底限对公司在全世界任何国家的经营活动都应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
　　2、尊重东道国的文化传统。管理者除了遵循本企业的道德标准外，还应该在充分了解当地道德观的基础上对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以确定如何处理。例如，送礼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来自美国等一些国家的企业管理者却认为这是不道德、甚至有贿赂的嫌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应在尊重当地的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允许某些形式的礼物馈赠。同时，应该通过向管理者提供一种特别的指导以帮助他们区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礼物馈赠。我们可以将摩托罗拉公司的行为规章作为一种灵活性的典范，首先，规章坚持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行动，尊重别人，绝对诚实。”同时该规章也列有明确的项目，如在“行贿与受贿”部分中，规章规定公司的“资金和资产不能直接或间接地用作任何形式的非法酬金。”所谓“非法酬金”在章程中界定为“向公务人员行贿”和“雇员给予顾客资金回扣”。与此相应，规章还列出了处理其它可能含有行贿情况的特别程序。最后，该规章也允许个人在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判断。例如，规章规定雇员有时可以接受小礼物，但前提是“如果拒绝接受礼物将有损于公司合法的商业利益”。
　　西方学者对跨国公司应采取的道德经营方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道德的相对性使得企业的道德经营并没有一个标准化、统一认可的模式，因此他们的观点也有许多分歧。这些分歧主要是针对跨国公司道德经营应达到何种程度而言的，总的来说，他们的观点主要分为两派：①现代主义学派。现代主义学派认为公司不会仅根据经营业绩来判定海外工作人员的成果，海外工作人员为了坚持公司的道德标准而使公司付出了成本也不会受到惩罚，甚至会获得一定的补偿；而如果海外派驻者为了追求经济目标而违反了公司的伦理道德标准时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目前有一些跨国公司已初步建立了这种道德经营模式，它们将母公司的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各地子公司，向员工传达公司的价值观和处理惯例，形成高度一致的公司信仰。②新自由主义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跨国经理作为企业的代理人，不应试图去确定什么是道德的行为，而应该通过遵循企业的经营准则来实现经济利益最优。总的来说，跨国公司进行道德经营的宗旨是依据企业既定的规则来实现企业利益的最优，企业的管理者无须考虑太多关于经营道德的问题。他们认为：一个强有力的公司文化体系就像一个大熔炉，可以减弱不同国家文化带来的影响，或者说，只要子公司能带来相应的效益和成果，就允许它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不能仅凭盈利率来衡量其是否成功，而承担超越经济目标的更广泛的义务是企业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社会和时代的进步及人们观念的转变使得只有关心消费者和全社会利益、实行道德经营活动的企业才最有可能始终保持其竞争优势。正是这种形势的要求促进了全球首个道德国际规范标准sA8000的诞生。我国企业在日益融入全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此问题。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由于无法达到SA8000中的社会道德标准使其在出口、加工等国际经营环节中受阻，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甚至危及企业的生存。这进一步证明了无论是外部的压力还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求我国企业将道德经营尽快提上日程。长远地看，在经营中不注重道德问题的企业必将被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