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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岁杪，一位朋友问我，明年是萧乾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你不写点什么？我说我想写的都写过了。说来也巧，就在此后的不久，我在一页没有报眉没有日期、发黄发脆的旧报纸上，读到萧乾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则轶事，觉得十分新鲜：一则是当时某英文报刊约老舍写篇短文，老舍当时手边事多，委托萧乾代笔。文章发表后，老舍收到二十元稿费，转给萧乾。萧乾婉谢璧还。后来老舍留下一半，将另一半再送萧乾，萧乾收了。另一则是某年巴金进京开会，曹禺请客。曹问巴金还想请谁作陪，巴金点名萧乾。酒足饭饱，俟曹禺去柜台买单时，发现萧乾已悄悄地把账结了。曹禺当时颇尴尬，后来与人提起萧乾时，说了个“滑”字。这“滑”有据，“反右”时，曹禺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萧乾说：“过去，他曾在浑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条泥鳅。”走笔至此，我忽然想起1996年萧乾在我册页上的题词：“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记得我当时向他讨教为什么这样写，他说：“说假话是没良知，但有些真话说了又要掉脑袋，我不干。”相映成趣的是，文洁若给我题的是唐·孙樵句：“道人所不道，到人所不到。”我想萧乾說的是心里话，是真话，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萧乾幽默，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自撰的墓志铭：“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平凡人。平凡，因为他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是从贫困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行文款款，自白真真，今日读来，意味深深。
我是20世纪90年代初结识萧乾、文洁若夫妇的，近三十年来我为他们编辑、出版过五本书。24年前为他们伉俪编了本散文合集《旅人的绿洲》，书名是我起的，萧乾说“雅而当”，24年后我又为他们编了本合集《砚田内外》，书名也是我起的。去年岁末，我登门送样书，文洁若十分高兴。时下，文洁若先生已是寿登九二的老人了，精神相当矍铄，思维清晰，说话中气仍然很足，大概因常年伏案所累，背有点弯，行走须用助行器了。一双儿女均在国外，她仍坚持独居，坚决不用保姆，笔耕不辍；然而，还需应付慕名而来的书友签名和索字者，有点苦不堪言。她对我多次说过，她之所以不喜欢用阿姨，因写作要静心，“不习惯有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文先生淡泊名利，当年她把与萧乾辛苦数载译就的《尤利西斯》的稿费全部捐给了萧乾先生倡办的《世纪》杂志，而他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的俭朴，在物质上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只求饱暖足矣。记得她米寿那年，我想组织几位朋友写一组文章，在我主持的民刊《百家湖》上热闹一下，因她坚决反对作罢。她说自己没有多大本事，但有自知之明。她对我说，有一年过生日，友人送来一个大蛋糕和一大堆水果，她一人吃也吃不了，又舍不得扔掉，不得不花钱打的送朋友。她历来认为浪费是犯罪。这让我想起1995年她来南京搞签售，我送她一只花篮到宾馆，次日一早她要到上海，舍不得把花篮丢下，就把花篮捧到上海，以我的名义送给巴金，以便代我向巴金组稿。
近年，文洁若喜欢用毛笔写字，修身养性。我去送《砚田内外》样书时，她主动提出为感谢编辑部几位同志辛劳，用毛笔写唐诗宋词以赠。字是写在花笺上的，一律竖写繁体，当她写到“華”字时，忘记繁体写法，我说就写简体算了，她说那怎么行，不合规范了，非搬出大词典来查一下不可。因她边写边与我说话，在题上款时一不小心，将一个字笔画多写了一横，我请她加粗“二横合一”得了。她说那多难看，对人又不尊重，非用修正带将多写的一横消去；可她手边偏偏没有可用的修正带，在抽屉里翻出使用过的残带，粘来粘去，至少用了两分钟才把页面弄整洁。她那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想起当年读她《旅人的绿洲》原稿，全是手写，一笔一画，清清楚楚，偶有笔误必用修正液更正，或挖补剪贴得天衣无缝。殊不知刻下她用的写字台很小，我印象中还是当年萧乾翻译《尤利西斯》时用的那张，台面堆满书报、文稿和笔墨纸砚，好在写字台上有只类似放电脑键盘用的可以推拉的抽屉，她用一块木板铺在抽屉上，那几首唐诗宋词就是伏在那块小木板上写就的。我见她桌上物件较乱，表示要帮她理一下，她摇摇手：“不用不用，你一理我要找的东西就找不到了。”
当我告别时，她忽然说：“张昌华，慢走。送你一件萧乾的遗物作纪念。”说着从柜中取出一顶她当年为萧乾织的深蓝色西瓜皮似的毛线绒帽。我郑重地接过，马上戴在头上，她看了笑了笑说：“挺好看，挺好看！”又幽默地说：“这可不是右派的帽子。”
回家后，我戴着这顶帽子照了张相寄给她，并写信告诉她：“我很喜欢这帽子，有温度，有念想。”
丹青难写是精神。
2019年元旦
（作者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编审）
萧乾幽默，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自撰的墓志铭：“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平凡人。平凡，因为他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是从贫困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行文款款，自白真真，今日读来，意味深深。
我是20世纪90年代初结识萧乾、文洁若夫妇的，近三十年来我为他们编辑、出版过五本书。24年前为他们伉俪编了本散文合集《旅人的绿洲》，书名是我起的，萧乾说“雅而当”，24年后我又为他们编了本合集《砚田内外》，书名也是我起的。去年岁末，我登门送样书，文洁若十分高兴。时下，文洁若先生已是寿登九二的老人了，精神相当矍铄，思维清晰，说话中气仍然很足，大概因常年伏案所累，背有点弯，行走须用助行器了。一双儿女均在国外，她仍坚持独居，坚决不用保姆，笔耕不辍；然而，还需应付慕名而来的书友签名和索字者，有点苦不堪言。她对我多次说过，她之所以不喜欢用阿姨，因写作要静心，“不习惯有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文先生淡泊名利，当年她把与萧乾辛苦数载译就的《尤利西斯》的稿费全部捐给了萧乾先生倡办的《世纪》杂志，而他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的俭朴，在物质上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只求饱暖足矣。记得她米寿那年，我想组织几位朋友写一组文章，在我主持的民刊《百家湖》上热闹一下，因她坚决反对作罢。她说自己没有多大本事，但有自知之明。她对我说，有一年过生日，友人送来一个大蛋糕和一大堆水果，她一人吃也吃不了，又舍不得扔掉，不得不花钱打的送朋友。她历来认为浪费是犯罪。这让我想起1995年她来南京搞签售，我送她一只花篮到宾馆，次日一早她要到上海，舍不得把花篮丢下，就把花篮捧到上海，以我的名义送给巴金，以便代我向巴金组稿。
近年，文洁若喜欢用毛笔写字，修身养性。我去送《砚田内外》样书时，她主动提出为感谢编辑部几位同志辛劳，用毛笔写唐诗宋词以赠。字是写在花笺上的，一律竖写繁体，当她写到“華”字时，忘记繁体写法，我说就写简体算了，她说那怎么行，不合规范了，非搬出大词典来查一下不可。因她边写边与我说话，在题上款时一不小心，将一个字笔画多写了一横，我请她加粗“二横合一”得了。她说那多难看，对人又不尊重，非用修正带将多写的一横消去；可她手边偏偏没有可用的修正带，在抽屉里翻出使用过的残带，粘来粘去，至少用了两分钟才把页面弄整洁。她那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想起当年读她《旅人的绿洲》原稿，全是手写，一笔一画，清清楚楚，偶有笔误必用修正液更正，或挖补剪贴得天衣无缝。殊不知刻下她用的写字台很小，我印象中还是当年萧乾翻译《尤利西斯》时用的那张，台面堆满书报、文稿和笔墨纸砚，好在写字台上有只类似放电脑键盘用的可以推拉的抽屉，她用一块木板铺在抽屉上，那几首唐诗宋词就是伏在那块小木板上写就的。我见她桌上物件较乱，表示要帮她理一下，她摇摇手：“不用不用，你一理我要找的东西就找不到了。”
当我告别时，她忽然说：“张昌华，慢走。送你一件萧乾的遗物作纪念。”说着从柜中取出一顶她当年为萧乾织的深蓝色西瓜皮似的毛线绒帽。我郑重地接过，马上戴在头上，她看了笑了笑说：“挺好看，挺好看！”又幽默地说：“这可不是右派的帽子。”
回家后，我戴着这顶帽子照了张相寄给她，并写信告诉她：“我很喜欢这帽子，有温度，有念想。”
丹青难写是精神。
2019年元旦
（作者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