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过去300年间，资本主义已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如幽灵殷，其间游荡着贪婪和剥削、畏惧与恐慌。譬如19～20世纪的帝国主义、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08年的金融海啸不过再次反映了这一点。而当资本主义屡次通过“创造性的破坏”摆脱危机时，它又不断加剧着生物圈和大气层的负荷，使得这个星球千疮百孔。似乎这种决定性趋势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
　　经济困境需要政治家做出当机的决断。在国家范围内，那些抵御风险能力最为孱弱的阶层，他们暴露在海啸之中，他们最为冀望政府有所作为。虽然实际上，他们也是在气候变化中承担最多恶果的群体。舒适型消费生活方式的担纲者－中产阶级，则迫切需要经济转暖，地球变暖对于他们而言不太可怕，他们更多是无关痛痒的环保主义者，他们相信技术的魔力，却不愿深究阴霾的可能性。气候政治的国家层面，无疑首先需要召唤一个具有超绝卓群眼光的担纲群体，他们富有克服鼠目寸光利益的能力，并具备在棘手异常的国家法权与利益格局中，整合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共识，奠定一个事关国民长远幸福的团结基础。
　　另一方面，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无疑为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自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建立以来，世界民族聚落已深陷于战争与讨价还价式的相互指责，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公平，已深深撕裂了气候政治的地缘版图。“第三条道路”也未能弥合后冷战秩序下的裂缝。可悲的是，“对地球宣战”是唯一能将世人联系起来的铁链。民族间的残酷竞争，无非加紧了对地球资源占有与攫取的步伐。
　　美国经济，过去曾作为一个不假思索被模仿的对象，现在却出现了裂缝。但是，人们除了继续等待美国的后续反应，似乎无以做出有效的回应。在全球性金融风暴的无情吹袭下，到底是对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重新反思，抑或更加坚定将其捆绑于民族命运的战车，谁也没有确信。人类是否还有能力超越各民族国家的实利考虑，并在事关地球未来的层面上形成一个新的伦理共同体?在对内的环境正义和对外的环境正义上，大国之间是否还能动员起足够的政治意愿，实施战略性的气候和能源政策?
　　某种程度上，只要国际政治依然停留于“敌友之辩”的想象与实践，人类就难以摆脱恶性竞赛的轨道，并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系缚于近乎赌气的未来。这不仅是一种意气式的怪诞信念，更是当前国际与国内既得利益结构下蚕食局面的客观反映。任何新的可能性都意味着旧世界的倾覆。这无疑是对那些有魄力在人类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政治民族的巨大考验。
　　必须行动起来，探索新的道路。这方面，中国人责无旁贷。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