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与评论上百篇。著有评论集《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等，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到姐姐家去》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滇池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
　　 对于我来说，李云雷的文字世界算不上特别陌生的存在。李云雷的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到姐姐家去》，评论集《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等都按照书本纸张的大小整整齐齐的排列在我的书柜第二层。但是，有关李云雷的不同类别的文字世界，以往的我是持有不同的接受姿态的。对于其小说，我常常秉持文学爱好者的“本能”对之进行品读鉴赏。对于其批评，我则常怀崇慕之心研读之，并没有过多的评价描摹之意。因此，有关李云雷的小说面貌，我应该是有些发言的底气的。而李云雷的批评面貌于我而言，却是有些难以把握的。因此，当我决定要为李云雷的批评做素描时，我以为这是一项几乎全新的、很有些难度的工作。但是，当我尝试对李云雷的批评进行系统的阅读时，似曾相识之感却扑面而来。随之，影影绰绰地徘徊在我的脑海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明晰起来：李云雷的小说与批评之间有着血脉上的勾连和精神上的契合。
　　 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李云雷的小说常常以从容温润的姿态书写个人体验，并在其中融入對世界的理性思考，“在焦躁的时代，展现素朴的力量”。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敢于介入的勇气、从容理性的思考、寻求独特美学等诗学特质，与李云雷所呼吁的批评品质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究其原因，无外乎李云雷对小说与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的“等而视之”。在李云雷的批评理念中，批评不是文学的附庸，而是与文学相类的、极富能动性的一种创造活动，他认为批评家应该“对世界有新的理解与创造性的发现，应该有独特的观察思考与独特的个人体验”、“应该拥有自己创造性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标准，同时对这一思想保持开放性的态度”、“要创造出新的美学标准”……以李云雷的文学世界作为观照背景，辅之以对其批评理念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同时在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两个领域发力的李云雷，有着使自己的文学与批评之间互相映照、互相成就的独特优势。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搭建出李云雷批评素描的轮廓与框架，即勇气、理性与诗心。再结合对其批评文本的深入探究，李云雷批评素描的细部便可以获得进一步填充：突破批评成规的勇气、以理性寻找批评方向、以诗心建构批评美学。
　　一
　　 李云雷是一位敢于言说、敢于突破的批评家。他的“敢”不是用来标榜特立独行的工具，而是实打实的、源自血脉的骨气与坚守。作为一个求学多年、从农村来的读书人，李云雷有着真诚踏实且直白敏锐的批评初心。“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李云雷如是说。这是李云雷对自己灵魂的诘问与鞭策。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李云雷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去审视当下文学生态，并敢于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提出合理的质疑。其中，对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学教育及批评中的无阻碍流行便是李云雷反思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一种风气，以谈论外国文学为荣。”不能否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国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体的生发、还是中国八九十年代文学的呈现，外国文学都是如影随形般的存在。与之相应，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与探讨俨然成为一门“显学”。这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风气本应是被提倡与褒扬的，但是，在外国文学轰轰烈烈的声势中，中国文学的“中心”却有些被迫偏移的趋势。在李云雷看来，将目光完全投诸于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几个发达国家”，会使接受者的审美眼光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脚下的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的被忽视与被遮蔽。这种理性且中肯的文学观念在李云雷的批评理念里获得了延伸。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尤其是1985年及其前后，各路西方文论几乎是蜂拥而至，在批评中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成为非常“时髦”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此种情境，李云雷依旧持有相当辩证的态度。李云雷认为西方文论的运用显然是极为正常的、“至少可以为我们打开看待世界的一个新窗口”。但是他又犀利地指出有关西方文论，“不少人的运用却是生搬硬套的”，他们“以某些理论的条条框框为准绳，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做出简单的归类、判断，这样似乎就完成了文学评论的工作。他们的理论是僵化的，对任何问题、任何文学作品似乎都能套用，但同时，他们的‘套用’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的”。一针见血的言语中，李云雷的“敢”跃然纸上。
　　 除却反思意识，李云雷的“敢”还体现在鲜明独特的介入倾向上。有关读书，李云雷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直白的自我剖析：“有一天在读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时，我突然感到很无聊，我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这些话看上去满是叛逆意志，但是若细究而去，我们会发现，李云雷并没有对《橡皮》这本书本身进行攻讦，他的质疑源于文学与身份的脱节。在进入城市之前，李云雷有着十八年的乡村生活。但是，进入城市后，象牙塔内的教育与生活在给李云雷提供更为广阔且多元的知识与视野外，也蒙上了他看向外部世界的“眼睛”，他所关注的乡村、他想了解的中国、甚至于他想考察的作者的创作意图，都被挡在了外面，李云雷有些急：“似乎我们的阅读与学习，只是在学院内部的循环，只是为了知识的修养或者跟踪上文学界最新的流行时髦，但是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却是我没有想到过的。”在这样的心绪中，李云雷开始并持续思考着批评介入现实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