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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的揭幕演讲地点设在华盛顿西北端的乔治大学城。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IMF总裁拉加德在开场白中将世界经济形势和乔治城大学蓝灰色调的建筑作了联想——“灰色好像笼罩在世界经济上方的乌云，蓝色似乎象征着人们对增长和繁荣的期待”，为此她还专门戴了一条蓝灰相间的围巾。
在随后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将2014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下调到3.3%，这也是该机构今年以来第三次下调预期。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将近六年，世界经济并没有从危机中“痊愈”。引爆危机的旧有矛盾没有完全解决，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新问题浮出水面，一些发达经济体甚至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轨道曲线在下移，并且从没有回到危机前的预测水平。”IMF副总裁朱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说，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降至很低的水平，这意味着每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轨迹都发生了变化，全球经济格局必将重新调整。
在此背景下，今年两行年会的与会人数创下历史之最，近300名央行行长和财长们来到华盛顿，希望探寻出世界经济的“逆风飞扬”之道。
“潜在增长率下降”迷思
年会前夕，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上，美联储前首席经济学家戴维·斯托克顿认为，2017年之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情况都不容乐观。他甚至表示，世界经济可能正在经历“失去的十年”。
IMF指出，地缘政治局势恶化、低利率环境下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短期风险。中期来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面临潜在增长下降的局面，欧元区和日本还可能出现长期停滞。
如果说长期停滞还只是一种可能，那么潜在增长率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IMF估算，2003?2008年间，全球平均潜在增长率接近4.5%，2010?2013年间约为3%?3.5%，而2014?2018年间可能会更低。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从6%?7%下降到4%?5%。
在朱民看来，全球投资和跨境贸易规模下降是造成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两项曾在金融危机之前作为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如今却原因不明地呈下降趋势。“我们以为危机之后‘贸易战’、贸易垄断的现象会上升，从而影响跨境贸易，但是后来发现关税增长并未发生。那么一定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事情，使得贸易下降，但原因目前还不完全清楚。”
朱民表示，目前跨境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过高。一些国家劳动力结构变化改变了全球制造业配置，同时高科技不断更新，这些都令规模经济不比以往那么重要，这也有可能是造成跨境貿易和跨境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
“世界经济很可能重新降落在较低的潜在水平。如果预测实现，全球经济必须重新定位和调整。以前每个国家自以为的潜在速度和轨迹将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现实的结论，因为它把所有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变化都落到了一个现实趋势上。这也是本次年会上大家争论最多的问题，最后取得了共识。”他说。
中国宜跑“马拉松”
从本次年会的各方声音来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被认为是一件坏事。
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增长放缓是中国经济肌体更加健康的表现。“好像一场马拉松。如果以每年10%的速度跑，会造成环境污染、城市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把速度降下来。”
IMF预计中国在现阶段可保持7%?8%的经济增速。随着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中国经济在中期可接受6%的增速。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速预期维持在7.4%和7.1%，与7月份的预测一致。布朗夏尔说，之所以维持预期不变，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房地产和影子银行风险可控。
“中国房价会下降，但并不会带来金融和财政风险。因为中国家庭按揭贷款的杠杆率相对较低，即使房价下跌也不会使金融机构和家庭破产。而影子银行会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一些问题，但如有需要，银行体系仍能提供充足资源。一旦出现问题，中国政府也有足够能力实施救助。”布朗夏尔说。
世界银行则将中国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之前的7.6%调低至7.4%，但强调中国政府的改革措施将使经济走上更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7.4%的增速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很高了。中国经济短期内确实面临一定风险，过度投资就是其中之一。
“适度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益，中国之前的投资增长对本国以及世界经济都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但是，现在投资占中国经济的比重接近一半，过度投资拉低了投资回报率，如果这一问题持续，将给金融业带来很大风险。”他说，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风险，正在推行的经济结构改革可以逐步化解这些问题，尽管这一过程中经济会出现一些波动。
朱民认为，在过去一年半中，中国政府在控制地方债、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方面的措施已经开始收效，这使得一年前关于中国要发生债务危机的预言销声匿迹。他还说，政府采取的“微刺激”措施起了效果，今年的新增就业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这样的就业数字不亚于经济增速在8%?9%的水平。
IMF秘书长林建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面临人口老龄化威胁的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数据显示，2000?2008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年增长率是10.8%，其中40%的增长率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后，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降到了三分之一左右。他认为，中国需要通过加强科研、教育的投入和机构治理改革等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长之路在何方？
拉加德在年会揭幕演讲中就警告：世界经济正面临拐点——要么一直维持低增长现状进入“新平庸”时代；要么制定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加快增长获得“新势头”。
“对于如何解决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年会上对此讨论的激烈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朱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最后大家基本达成一个共识：货币政策有效性在目前的传导机制下不是很明确，通过货币政策过度刺激总需求不见得有效，因此不能过度依赖和使用货币政策；而全球财政政策刚开始恢复平衡，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也不能过度刺激，IMF建议全球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转向结构性改革，朱民说。
他透露，与会官员在会后都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将从刺激总需求转向改善总供给，核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除掉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垂直提升各行业附加值，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引导创新、高科技产业发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完善收入分配等，尤其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一个兼顾提高短期需求和长期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
本次年会期间，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表示，宏观政策上，各国需要立即同时做两件事：一是提高短期需求，二是推行结构性改革促进长期增长。
“我不认为仅靠美国一己之力就可以让世界经济向它所需要的方向发展。美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无法对外部世界的风险完全免疫。”他说。
以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己任的IMF认为，在目前情形下各国更应该加强政策协调。谈到此问题，朱民表示，由于各国在经济周期位置不一致，各国政策协调合作的要求变得更高了。
在随后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将2014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下调到3.3%，这也是该机构今年以来第三次下调预期。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将近六年，世界经济并没有从危机中“痊愈”。引爆危机的旧有矛盾没有完全解决，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新问题浮出水面，一些发达经济体甚至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轨道曲线在下移，并且从没有回到危机前的预测水平。”IMF副总裁朱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说，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降至很低的水平，这意味着每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轨迹都发生了变化，全球经济格局必将重新调整。
在此背景下，今年两行年会的与会人数创下历史之最，近300名央行行长和财长们来到华盛顿，希望探寻出世界经济的“逆风飞扬”之道。
“潜在增长率下降”迷思
年会前夕，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上，美联储前首席经济学家戴维·斯托克顿认为，2017年之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情况都不容乐观。他甚至表示，世界经济可能正在经历“失去的十年”。
IMF指出，地缘政治局势恶化、低利率环境下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的短期风险。中期来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面临潜在增长下降的局面，欧元区和日本还可能出现长期停滞。
如果说长期停滞还只是一种可能，那么潜在增长率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IMF估算，2003?2008年间，全球平均潜在增长率接近4.5%，2010?2013年间约为3%?3.5%，而2014?2018年间可能会更低。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从6%?7%下降到4%?5%。
在朱民看来，全球投资和跨境贸易规模下降是造成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两项曾在金融危机之前作为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如今却原因不明地呈下降趋势。“我们以为危机之后‘贸易战’、贸易垄断的现象会上升，从而影响跨境贸易，但是后来发现关税增长并未发生。那么一定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事情，使得贸易下降，但原因目前还不完全清楚。”
朱民表示，目前跨境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过高。一些国家劳动力结构变化改变了全球制造业配置，同时高科技不断更新，这些都令规模经济不比以往那么重要，这也有可能是造成跨境貿易和跨境直接投资下降的原因。
“世界经济很可能重新降落在较低的潜在水平。如果预测实现，全球经济必须重新定位和调整。以前每个国家自以为的潜在速度和轨迹将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现实的结论，因为它把所有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变化都落到了一个现实趋势上。这也是本次年会上大家争论最多的问题，最后取得了共识。”他说。
中国宜跑“马拉松”
从本次年会的各方声音来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不被认为是一件坏事。
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增长放缓是中国经济肌体更加健康的表现。“好像一场马拉松。如果以每年10%的速度跑，会造成环境污染、城市资源紧张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把速度降下来。”
IMF预计中国在现阶段可保持7%?8%的经济增速。随着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中国经济在中期可接受6%的增速。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速预期维持在7.4%和7.1%，与7月份的预测一致。布朗夏尔说，之所以维持预期不变，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房地产和影子银行风险可控。
“中国房价会下降，但并不会带来金融和财政风险。因为中国家庭按揭贷款的杠杆率相对较低，即使房价下跌也不会使金融机构和家庭破产。而影子银行会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一些问题，但如有需要，银行体系仍能提供充足资源。一旦出现问题，中国政府也有足够能力实施救助。”布朗夏尔说。
世界银行则将中国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之前的7.6%调低至7.4%，但强调中国政府的改革措施将使经济走上更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7.4%的增速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很高了。中国经济短期内确实面临一定风险，过度投资就是其中之一。
“适度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益，中国之前的投资增长对本国以及世界经济都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但是，现在投资占中国经济的比重接近一半，过度投资拉低了投资回报率，如果这一问题持续，将给金融业带来很大风险。”他说，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风险，正在推行的经济结构改革可以逐步化解这些问题，尽管这一过程中经济会出现一些波动。
朱民认为，在过去一年半中，中国政府在控制地方债、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方面的措施已经开始收效，这使得一年前关于中国要发生债务危机的预言销声匿迹。他还说，政府采取的“微刺激”措施起了效果，今年的新增就业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这样的就业数字不亚于经济增速在8%?9%的水平。
IMF秘书长林建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面临人口老龄化威胁的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数据显示，2000?2008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年增长率是10.8%，其中40%的增长率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后，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降到了三分之一左右。他认为，中国需要通过加强科研、教育的投入和机构治理改革等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长之路在何方？
拉加德在年会揭幕演讲中就警告：世界经济正面临拐点——要么一直维持低增长现状进入“新平庸”时代；要么制定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加快增长获得“新势头”。
“对于如何解决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年会上对此讨论的激烈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朱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最后大家基本达成一个共识：货币政策有效性在目前的传导机制下不是很明确，通过货币政策过度刺激总需求不见得有效，因此不能过度依赖和使用货币政策；而全球财政政策刚开始恢复平衡，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也不能过度刺激，IMF建议全球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转向结构性改革，朱民说。
他透露，与会官员在会后都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将从刺激总需求转向改善总供给，核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除掉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垂直提升各行业附加值，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引导创新、高科技产业发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完善收入分配等，尤其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一个兼顾提高短期需求和长期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
本次年会期间，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表示，宏观政策上，各国需要立即同时做两件事：一是提高短期需求，二是推行结构性改革促进长期增长。
“我不认为仅靠美国一己之力就可以让世界经济向它所需要的方向发展。美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无法对外部世界的风险完全免疫。”他说。
以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己任的IMF认为，在目前情形下各国更应该加强政策协调。谈到此问题，朱民表示，由于各国在经济周期位置不一致，各国政策协调合作的要求变得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