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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天，中国与西方在军事技术合作中全面陷入困境。这给急需外汇维持经济运转的苏联带来了一个机会。其实，早在中美关系破裂前，莫斯科就已经向北京伸出了橄榄枝。对华军售商机潜在的获利数字，让困境中的苏联首脑感到阵阵眩晕。
苏霍伊的密谋
1990年的一个早晨，时任苏霍伊航空装备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共联系部主任尤里·切尔瓦科夫接到通知，当时，切尔瓦科夫刚刚被委任为设计局对外公共联系部的业务经理。几天后，他闷闷不乐地跑回他的老家度假。
在苏联时代的任何一家军工企业中，只有那些被认为是没有真才实料的家伙才会被安排去搞什么联谊或公关。一天，切尔瓦科夫接到老板电话：“中国空军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他们嚷嚷着非要看咱们的“苏-27”，正满大街找中文翻译。”电话那头“老板”的话，让曾经学过中文的切尔瓦科夫一下子清醒过来。他驾车飞快地赶回了设计局大楼。
而当时的背景是，苏联方面起初希望向中国推销“米格-29”，但中方得知还有更先进的“苏-27”后，执意要看看“苏-27”。
汗流浃背的切尔瓦科夫前脚刚进大门就被叫去见“老板”——苏霍伊设计局总师兼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米哈伊尔·西蒙诺夫。在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切尔瓦科夫发现设计局、实验生产厂和批生产厂的几位老总都聚集在这里。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在西蒙诺夫的安排下，每个人都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和所需要进行的工作程序。总设计师的意见是明确无误的，一定要把中国人的生意抢到手。
在会议上，切尔瓦科夫领受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西蒙诺夫和其他几位总师怎么用中文打招呼，以及打听清楚中国空军代表团的行踪和他们下榻的地点……
令苏联军方震动的决定
1990年4月23日，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前往莫斯科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就双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同意恢复和扩大两国在冶金、动力设备、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随后不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也到访莫斯科。这次访问，中苏签署了两份军事协议，确定了苏联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装备和转移技术工艺资料以及展开两军间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
苏联同意向外国出售现代化歼击机，不仅仅是一个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问题，深层的原因乃是苏联经济衰退，急需扩大美元储备。基于当时中国的状况，莫斯科认为北京有可能会成为苏联最具潜力的军事贸易伙伴。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希望借这次对华军售打破当时对外军贸中的不透明和不健全局面，将军事贸易的控制权收回到克里姆林宫的手中。
最终，在莫斯科的急切运作下，“苏-27”被决定向中国出口。
这一决定在双方武装力量内部无一例外地引发极大争论。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和总监团顾问、曾任驻越总军事顾问的盖纳吉·奥巴图罗夫大将情绪激动地打电话给新任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质问阿尔巴特军区（莫斯科市中心街道名，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的领导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的枪炮声！
曾经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亚佐夫大将则用毫不逊色的语气提醒自己的同僚，不应该妄图去干涉政治局的决议。两位脾气暴躁的苏联将军在电话里吵成了一锅粥，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搬出总书记的总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从中调停。其实，亚佐夫本人对于克里姆林宫的这一决议都感到有些吃不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私下）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抱怨：“您能保证中国人以后不会用这些该死的飞机来对付我们吗？”
酒桌上的最后较量
苏联末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曾对《红星报》记者讲述过这样一件事：
他作为空军总司令陪同国防部和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有关出售“苏-27”的谈判。因为当时两国关系刚刚解冻，双方在相隔20多年后再一次接触都感到有些不太自在。某位阿尔巴特军区首长在宴会开始前大大咧咧地对中方接待人员说：“如果是点不着的酒就不要端上来了，那不是男子汉该喝的东西。”
苏联军事代表团总是以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印度、越南和朝鲜等兄弟国家的同行们，最拿手的一步就是要求在宴会上端来高烈度的烧酒，然后当着目瞪口呆的主人的面一饮而尽。
宴会中，中方代表团中的一位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参谋被指派为酒司令。起先苏方还以为是中国同志舍不得那些茅台酒，因为他们听说这个品牌的烈酒在中国也很珍贵，因此才派出这样一位酒司令来糊弄他们。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那家伙喝起酒来就好像是在喝水。最要命的是，他的最爱居然是将白酒和啤酒掺和后一口气干掉。到最后整个代表团17个将军全都是被抬出宴会厅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连沙波什尼科夫自己都感到有些好笑。
在之后的谈判中，对方的姿态明显高出一大截。而苏方那些被灌怕了的将军呢，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就好像是吃了败仗一样，连说话都轻声多了。不过，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中方赠送了大量精美的礼品作为“战败者”的安慰。
成套的高档水晶工艺制品、精美绝伦的苏州刺绣、崭新的索尼摄像机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电子产品，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们简直乐坏了。
况且中方做出的安排非常细致，当得知国际军事合作局的弗拉基米尔·伊舒特科将军第一个外孙刚刚满月的消息后，他们在赠送给伊舒特科的礼品中特意安排了一个跟真人一般大小的玩具毛熊，伊舒特科感动得几乎要当场哭出来。
就这样，大家乐不可支地登上了塞满礼物的飞机，并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以一个当事人到现在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价格达成了合同……
摘自《法治人生》
苏霍伊的密谋
1990年的一个早晨，时任苏霍伊航空装备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共联系部主任尤里·切尔瓦科夫接到通知，当时，切尔瓦科夫刚刚被委任为设计局对外公共联系部的业务经理。几天后，他闷闷不乐地跑回他的老家度假。
在苏联时代的任何一家军工企业中，只有那些被认为是没有真才实料的家伙才会被安排去搞什么联谊或公关。一天，切尔瓦科夫接到老板电话：“中国空军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他们嚷嚷着非要看咱们的“苏-27”，正满大街找中文翻译。”电话那头“老板”的话，让曾经学过中文的切尔瓦科夫一下子清醒过来。他驾车飞快地赶回了设计局大楼。
而当时的背景是，苏联方面起初希望向中国推销“米格-29”，但中方得知还有更先进的“苏-27”后，执意要看看“苏-27”。
汗流浃背的切尔瓦科夫前脚刚进大门就被叫去见“老板”——苏霍伊设计局总师兼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米哈伊尔·西蒙诺夫。在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切尔瓦科夫发现设计局、实验生产厂和批生产厂的几位老总都聚集在这里。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在西蒙诺夫的安排下，每个人都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和所需要进行的工作程序。总设计师的意见是明确无误的，一定要把中国人的生意抢到手。
在会议上，切尔瓦科夫领受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西蒙诺夫和其他几位总师怎么用中文打招呼，以及打听清楚中国空军代表团的行踪和他们下榻的地点……
令苏联军方震动的决定
1990年4月23日，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前往莫斯科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就双边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同意恢复和扩大两国在冶金、动力设备、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随后不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也到访莫斯科。这次访问，中苏签署了两份军事协议，确定了苏联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装备和转移技术工艺资料以及展开两军间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
苏联同意向外国出售现代化歼击机，不仅仅是一个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问题，深层的原因乃是苏联经济衰退，急需扩大美元储备。基于当时中国的状况，莫斯科认为北京有可能会成为苏联最具潜力的军事贸易伙伴。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希望借这次对华军售打破当时对外军贸中的不透明和不健全局面，将军事贸易的控制权收回到克里姆林宫的手中。
最终，在莫斯科的急切运作下，“苏-27”被决定向中国出口。
这一决定在双方武装力量内部无一例外地引发极大争论。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和总监团顾问、曾任驻越总军事顾问的盖纳吉·奥巴图罗夫大将情绪激动地打电话给新任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质问阿尔巴特军区（莫斯科市中心街道名，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的领导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的枪炮声！
曾经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亚佐夫大将则用毫不逊色的语气提醒自己的同僚，不应该妄图去干涉政治局的决议。两位脾气暴躁的苏联将军在电话里吵成了一锅粥，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搬出总书记的总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从中调停。其实，亚佐夫本人对于克里姆林宫的这一决议都感到有些吃不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私下）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抱怨：“您能保证中国人以后不会用这些该死的飞机来对付我们吗？”
酒桌上的最后较量
苏联末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曾对《红星报》记者讲述过这样一件事：
他作为空军总司令陪同国防部和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有关出售“苏-27”的谈判。因为当时两国关系刚刚解冻，双方在相隔20多年后再一次接触都感到有些不太自在。某位阿尔巴特军区首长在宴会开始前大大咧咧地对中方接待人员说：“如果是点不着的酒就不要端上来了，那不是男子汉该喝的东西。”
苏联军事代表团总是以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印度、越南和朝鲜等兄弟国家的同行们，最拿手的一步就是要求在宴会上端来高烈度的烧酒，然后当着目瞪口呆的主人的面一饮而尽。
宴会中，中方代表团中的一位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参谋被指派为酒司令。起先苏方还以为是中国同志舍不得那些茅台酒，因为他们听说这个品牌的烈酒在中国也很珍贵，因此才派出这样一位酒司令来糊弄他们。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那家伙喝起酒来就好像是在喝水。最要命的是，他的最爱居然是将白酒和啤酒掺和后一口气干掉。到最后整个代表团17个将军全都是被抬出宴会厅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连沙波什尼科夫自己都感到有些好笑。
在之后的谈判中，对方的姿态明显高出一大截。而苏方那些被灌怕了的将军呢，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就好像是吃了败仗一样，连说话都轻声多了。不过，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中方赠送了大量精美的礼品作为“战败者”的安慰。
成套的高档水晶工艺制品、精美绝伦的苏州刺绣、崭新的索尼摄像机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电子产品，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们简直乐坏了。
况且中方做出的安排非常细致，当得知国际军事合作局的弗拉基米尔·伊舒特科将军第一个外孙刚刚满月的消息后，他们在赠送给伊舒特科的礼品中特意安排了一个跟真人一般大小的玩具毛熊，伊舒特科感动得几乎要当场哭出来。
就这样，大家乐不可支地登上了塞满礼物的飞机，并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以一个当事人到现在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价格达成了合同……
摘自《法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