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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汪峰坐在沙发上，身子往后一靠，示意我可以开始采访了。
这是汪峰的地盘。今年5月，汪峰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名字再简单不过，就叫“汪峰工作室”。房间不大不小，汪峰出版的唱片和获得的奖杯摆满了整整一面陈列墙。七八名员工正在电脑前忙碌。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5分钟前，一个洪亮的声音从电梯间传出，员工们都挺直了腰板，光听声音就知道老板来了。汪峰戴着他标志性的黑框眼镜，没有竖起鸡冠头，却戴了一顶鸭舌帽—既然今天不用拍照，也没有演出，他的头发自然不需要进入“战斗模式”。由于右手拿着电话，他用左手在胸前比了个大拇指，向我问好。
5分钟后，我们坐在汪峰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会客厅，聊聊他的创作和生活。
那就来吧。
汪峰目前正处于创作期，从今年3月起，预计创作期会一直持续到明年春节前。汪峰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开始写歌，从早上10点一直写到下午两三点。“我写歌比较规律，在创作期内，每天都会写。当你每天都写歌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累。这个累不是体力上的，是因为你一直在表达，总会有兴奋度不够的时候。这种时候就要自己调整，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写那种特别深刻的大作品，也可以写一些简单的，没有那么多深意的作品。”
对汪峰来说，白天写歌比较舒服。“夜晚有夜晚本身的一些特质，不像白天，比较有包容性。”
汪峰最近的一张专辑，2011年11月发行的双张专辑“生无所求”，里面26首歌据说是从80多首作品中筛选出来的。汪峰给“生无所求”打90分。在他的9张创作专辑里得分最高的是2009年的“信仰在空中飘扬”，可以打到95分。之所以给“生无所求”多扣了5分，是因为歌太多，难免有些歌曲风格重复，单张专辑更显精炼。
我问他，在筛选曲目上有没有一个“汪峰标准”？汪峰说：“我觉得评判一个作品首先是不要把自己当做做音乐的专业人士。” 这很难，但他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习惯，写完一首歌，放一放，隔一段时间审视一下。“你自己评判自己的歌的时候，要具有这样的一个眼光：不受任何教育背景、文化素质，更不用说音乐底子的限制。这首歌要足够诚恳，有感情，要有文化在里面，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也可以让人觉得有触动，这是最好的歌的特质。其次，是歌词表达是否足够精彩，是不是有一些突破的地方；旋律是不是本身带有气质，不需要歌词的时候也会给人感觉，是否好听、易懂？我觉得能够达到这几点，就一定是好歌。”
汪峰很多作品都会经过多次修改才发表，比如长达7分多钟的“信仰在空中飘扬”，这首歌从2004年起草至2009年正式发表，在5年中经历了20多个版本。“主题表达含义上是一样的，只是你选择写什么。歌词用几件具体的事物，写特别日常的生活的是一种；通篇全是心理状态的是一种；特别诗歌化的也是一种。最后我选择的这个是很诗歌化，但是里面既有具体场景又有特别多象征意义的，还有一些隐喻。”
但有趣的是，同一张专辑中，红遍大江南北的“春天里”却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作品。写完整张专辑后，汪峰觉得还缺点什么，总觉得应该有首歌对整张专辑做一个总结，但又不应该是“信仰在空中飘扬”那首歌，于是就用两天、每天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写出了“春天里”。与他过往一些带有励志色彩的作品稍有不同，“春天里”传达出了汪峰对艰苦过去的回忆及对未来的焦虑。这首歌唱出了底层奋斗者的心声，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的翻唱让这首歌顺理成章地深入那些在各大城市打拼的草根阶层。
而到了2011年，在“生无所求”的第一主打“存在”歌中，汪峰改用问句的方式拷问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
如果一首歌能够在中国广为传唱，要么是因为它拥有洗脑般的旋律，要么是因为它能唱出大众的心声。汪峰的成功，属于后者。
“把握一个时代没有人能做到，但是把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汪峰说，“首先反映的还是我自己的感受，如果我的感受和别人的恰好吻合的话，就等于是在诉说这个时代。比如“晚安，北京”就特别90年代，你把它搁到现在，它还会是一首好歌，但过于沉重了，现在的人会觉得‘不至于吧’？但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太贴切了。“飞得更高”这样的歌，它的立意完全不大，就是我写给自己，希望自己下一个阶段能够更好，就这么简单。是社会赋予了它更大的意义。”
他说：“在我的作品里，所谓励志的作品，绝对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只是这十分之一的歌里，有80%都被传唱了，就这么简单。在中国现有的文化基础、大众的欣赏力和大环境里，它们被选中了。我可以肯定的是，“怒放的生命”、“飞得更高”如果是在英国或者美国，会还不错，但一定不会成为最好的那一类歌曲。但是我相信“春天里”会是。我所有的专辑，占50%的是探讨现实生活的作品，不管是提出问题还是批判现实，这些占最主要的主体。另外有20%是写爱和感情，还有10%到20%是在这两者之外，写特别生活化的东西，或者一种态度。剩下的10%是所谓的励志。其实这反应了中国人心底需要被肯定、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一种实际的存在感、需要一种光荣。他们喜欢个人奋斗的那种光环，他们也羡慕实现梦想的人，因为他们离这个特别遥远。”
当“不是每次祈祷都能解脱，不是每次放逐都能救赎”（“再见蒲公英”）与“我猜想这黑夜总会过去，光明总会在不远的地方”（“大桥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同时出现在《生无所求》中时，汪峰说：“不矛盾，这才是人啊。”
有多少听众会踏下心来听完这套时长超过2个小时的“生无所求”？汪峰并不在乎，他说：“这不重要。出什么，怎么出，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至于别人，就算专辑里只喜欢1首、3首，我都无所谓。我从来都不考虑市场这个事。”
他最后这句话是用有点不屑的语气说出来的。但这句话也恰恰可能让很多旁观者摸不着头脑：汪峰是中国摇滚歌手里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一位，他的作品中，“飞得更高”几乎成了中国宇航员升天的背景音乐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非官方主题曲；“春天里”经过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的翻唱，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怒放的生命”在发表5年余后被选为国际汽车品牌的广告曲。甚至有媒体专门写了一篇“精心怒放”，来阐述汪峰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言辞中认为，一切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汪峰自己还在微博上转载了这篇文章。“我唯一觉得他文章里有一点问题的，就是好像看上去（我）这个人太精心了。其实如果一个人能这么刻意地设计自己的人生，并且走向成功，我认为这不可能。”汪峰笑了笑说，“这种事哪有设计的啊？我操。15、20年的设计，神经病啊。我能够同意的是我要比别的做音乐的人做更多非音乐的思考，包括怎么规划自己事业的发展，至少在这1年时间里怎么做，然后对做事情的要求很高，不会受到外界波动的影响。”
2007年，汪峰写了一首“北京，北京”，与1997年鲍家街43号首张同名专辑中的压轴曲目“晚安，北京”遥相呼应。汪峰刻意要为“晚安，北京”写一个姊妹篇，来检验一下这10年他是否变了，看看已经成名的自己是否还像在鲍家街43号时那样敏感。“这首歌是一个自我检验的作品，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满意的。一脉相承，但是不太一样。”
这10年间，汪峰改变了什么？
“从没有人知道到有人知道，别的好像没什么。” 心态上的改变呢？“没有什么。”他看着我，真没了。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间所处的和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变了，从来没有。”汪峰说，“我觉得都是老百姓，我能够看到的、听到的，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你自己对一件事物的评判，完全是来自你对你自己的认知。你认为你自己是精英阶层，你慢慢地就会觉得自己和底层的那些人不一样。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不会有距离。就算实际生活当中，我已经接触不到那些了，但是人的内心世界是最广阔的，可以弥补实际生活的一些东西。你说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难道可以经历所有人的人生吗？一定不可能的。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已经表达和接触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层面。就是这个道理。”
他拿起打火机，点燃一根烟，继续说：“所以不要这样做作地去设计自己的人生和给自己设定为你是什么阶层。尤其是做创作的或跟艺术有关的人。”
他也会为富人说话：“商人的阶层和等级性特别强，身家10个亿的人身边的朋友永远不会有身家几千万的。你存款只有一两百万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成为那些大富豪真正的朋友。但也不是说他们只会利用，因为大家的心态和对事物的评判太不一样了。他们每天在探讨的是‘我订的那架飞机还有4个月可以使用’，你会觉得很反感，天天吹牛逼。可其实你如果真的是在他们这个层面，（就知道）他们不是在炫富。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应该让自己全部地敞开。艺术是一个可以让这些不了解世界的人去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广阔的空间。如果你自己已经设定了很多障碍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狭隘。不要随便去仇恨富有阶层，然后富有阶层就反过来特别排斥底层，这都是不对的。都是人，我只是比你命运好一些，我只是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更顺利，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要回避一点，也许他们更努力，对吗？因为这世界上都不是傻子了。靠骗靠运气而非常成功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
就某些事情，汪峰完全有能力滔滔不绝地说上半个小时，甚至更多。他的声音忽高忽低，烟灰缸里的烟头越来越多。
“那‘飞得更高’走红，是运气还是应得的？”我问他。汪峰沉默了几秒，说：“我特别真实的感受不是特理想。”他露出有点遗憾、有点无奈的表情，“因为我不认为它是我作品里最好的，”他话锋一转，继续说，“但我觉得这是早晚的事，因为早在这首歌之前，《花火》那张专辑水平高多了，只是时候未到。如果‘飞得更高’写在‘春天里’这个时期，它不会这么受欢迎，因为大家已经不太需要这种情绪了。”
汪峰告诉我，在他的作品中，唯一有点在演出中唱腻了的，就是‘飞得更高’。有时在演唱会上，他已经不唱这首歌了。
但汪峰说：“有些观众确实是第一次听你在现场唱，你不能说这首歌我已经是第200次唱了，所以我烦了，这对他不公平，对么？”他看了我一眼，说，“要么别唱，只要选择唱了，就不会在唱的中间觉得‘真他妈烦，又唱了’，那不会。”
在中国，还没有哪个摇滚歌手可以取得汪峰这样的商业成功。今年9月1日，汪峰将成为第一位在可以容纳4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开演唱会的内地男歌手。随后他的巡演将在内地10余个一线城市展开，平均每两个星期一场，全部是体育馆、体育场级别。我问他，中国音乐圈是需要更多的“汪峰”，还是只有他一个就够了？
汪峰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永远都应该更多，否则……”他沉默了一下，继续说：“否则特没劲。这么大一个国家，必须有很多。这样对整个行业是一个良性的刺激，而且有竞争力。就是这样。”
这是汪峰的地盘。今年5月，汪峰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名字再简单不过，就叫“汪峰工作室”。房间不大不小，汪峰出版的唱片和获得的奖杯摆满了整整一面陈列墙。七八名员工正在电脑前忙碌。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5分钟前，一个洪亮的声音从电梯间传出，员工们都挺直了腰板，光听声音就知道老板来了。汪峰戴着他标志性的黑框眼镜，没有竖起鸡冠头，却戴了一顶鸭舌帽—既然今天不用拍照，也没有演出，他的头发自然不需要进入“战斗模式”。由于右手拿着电话，他用左手在胸前比了个大拇指，向我问好。
5分钟后，我们坐在汪峰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会客厅，聊聊他的创作和生活。
那就来吧。
汪峰目前正处于创作期，从今年3月起，预计创作期会一直持续到明年春节前。汪峰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开始写歌，从早上10点一直写到下午两三点。“我写歌比较规律，在创作期内，每天都会写。当你每天都写歌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累。这个累不是体力上的，是因为你一直在表达，总会有兴奋度不够的时候。这种时候就要自己调整，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写那种特别深刻的大作品，也可以写一些简单的，没有那么多深意的作品。”
对汪峰来说，白天写歌比较舒服。“夜晚有夜晚本身的一些特质，不像白天，比较有包容性。”
汪峰最近的一张专辑，2011年11月发行的双张专辑“生无所求”，里面26首歌据说是从80多首作品中筛选出来的。汪峰给“生无所求”打90分。在他的9张创作专辑里得分最高的是2009年的“信仰在空中飘扬”，可以打到95分。之所以给“生无所求”多扣了5分，是因为歌太多，难免有些歌曲风格重复，单张专辑更显精炼。
我问他，在筛选曲目上有没有一个“汪峰标准”？汪峰说：“我觉得评判一个作品首先是不要把自己当做做音乐的专业人士。” 这很难，但他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习惯，写完一首歌，放一放，隔一段时间审视一下。“你自己评判自己的歌的时候，要具有这样的一个眼光：不受任何教育背景、文化素质，更不用说音乐底子的限制。这首歌要足够诚恳，有感情，要有文化在里面，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也可以让人觉得有触动，这是最好的歌的特质。其次，是歌词表达是否足够精彩，是不是有一些突破的地方；旋律是不是本身带有气质，不需要歌词的时候也会给人感觉，是否好听、易懂？我觉得能够达到这几点，就一定是好歌。”
汪峰很多作品都会经过多次修改才发表，比如长达7分多钟的“信仰在空中飘扬”，这首歌从2004年起草至2009年正式发表，在5年中经历了20多个版本。“主题表达含义上是一样的，只是你选择写什么。歌词用几件具体的事物，写特别日常的生活的是一种；通篇全是心理状态的是一种；特别诗歌化的也是一种。最后我选择的这个是很诗歌化，但是里面既有具体场景又有特别多象征意义的，还有一些隐喻。”
但有趣的是，同一张专辑中，红遍大江南北的“春天里”却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作品。写完整张专辑后，汪峰觉得还缺点什么，总觉得应该有首歌对整张专辑做一个总结，但又不应该是“信仰在空中飘扬”那首歌，于是就用两天、每天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写出了“春天里”。与他过往一些带有励志色彩的作品稍有不同，“春天里”传达出了汪峰对艰苦过去的回忆及对未来的焦虑。这首歌唱出了底层奋斗者的心声，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的翻唱让这首歌顺理成章地深入那些在各大城市打拼的草根阶层。
而到了2011年，在“生无所求”的第一主打“存在”歌中，汪峰改用问句的方式拷问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
如果一首歌能够在中国广为传唱，要么是因为它拥有洗脑般的旋律，要么是因为它能唱出大众的心声。汪峰的成功，属于后者。
“把握一个时代没有人能做到，但是把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汪峰说，“首先反映的还是我自己的感受，如果我的感受和别人的恰好吻合的话，就等于是在诉说这个时代。比如“晚安，北京”就特别90年代，你把它搁到现在，它还会是一首好歌，但过于沉重了，现在的人会觉得‘不至于吧’？但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太贴切了。“飞得更高”这样的歌，它的立意完全不大，就是我写给自己，希望自己下一个阶段能够更好，就这么简单。是社会赋予了它更大的意义。”
他说：“在我的作品里，所谓励志的作品，绝对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只是这十分之一的歌里，有80%都被传唱了，就这么简单。在中国现有的文化基础、大众的欣赏力和大环境里，它们被选中了。我可以肯定的是，“怒放的生命”、“飞得更高”如果是在英国或者美国，会还不错，但一定不会成为最好的那一类歌曲。但是我相信“春天里”会是。我所有的专辑，占50%的是探讨现实生活的作品，不管是提出问题还是批判现实，这些占最主要的主体。另外有20%是写爱和感情，还有10%到20%是在这两者之外，写特别生活化的东西，或者一种态度。剩下的10%是所谓的励志。其实这反应了中国人心底需要被肯定、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一种实际的存在感、需要一种光荣。他们喜欢个人奋斗的那种光环，他们也羡慕实现梦想的人，因为他们离这个特别遥远。”
当“不是每次祈祷都能解脱，不是每次放逐都能救赎”（“再见蒲公英”）与“我猜想这黑夜总会过去，光明总会在不远的地方”（“大桥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同时出现在《生无所求》中时，汪峰说：“不矛盾，这才是人啊。”
有多少听众会踏下心来听完这套时长超过2个小时的“生无所求”？汪峰并不在乎，他说：“这不重要。出什么，怎么出，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至于别人，就算专辑里只喜欢1首、3首，我都无所谓。我从来都不考虑市场这个事。”
他最后这句话是用有点不屑的语气说出来的。但这句话也恰恰可能让很多旁观者摸不着头脑：汪峰是中国摇滚歌手里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一位，他的作品中，“飞得更高”几乎成了中国宇航员升天的背景音乐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非官方主题曲；“春天里”经过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的翻唱，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怒放的生命”在发表5年余后被选为国际汽车品牌的广告曲。甚至有媒体专门写了一篇“精心怒放”，来阐述汪峰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言辞中认为，一切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汪峰自己还在微博上转载了这篇文章。“我唯一觉得他文章里有一点问题的，就是好像看上去（我）这个人太精心了。其实如果一个人能这么刻意地设计自己的人生，并且走向成功，我认为这不可能。”汪峰笑了笑说，“这种事哪有设计的啊？我操。15、20年的设计，神经病啊。我能够同意的是我要比别的做音乐的人做更多非音乐的思考，包括怎么规划自己事业的发展，至少在这1年时间里怎么做，然后对做事情的要求很高，不会受到外界波动的影响。”
2007年，汪峰写了一首“北京，北京”，与1997年鲍家街43号首张同名专辑中的压轴曲目“晚安，北京”遥相呼应。汪峰刻意要为“晚安，北京”写一个姊妹篇，来检验一下这10年他是否变了，看看已经成名的自己是否还像在鲍家街43号时那样敏感。“这首歌是一个自我检验的作品，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满意的。一脉相承，但是不太一样。”
这10年间，汪峰改变了什么？
“从没有人知道到有人知道，别的好像没什么。” 心态上的改变呢？“没有什么。”他看着我，真没了。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间所处的和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变了，从来没有。”汪峰说，“我觉得都是老百姓，我能够看到的、听到的，和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你自己对一件事物的评判，完全是来自你对你自己的认知。你认为你自己是精英阶层，你慢慢地就会觉得自己和底层的那些人不一样。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不会有距离。就算实际生活当中，我已经接触不到那些了，但是人的内心世界是最广阔的，可以弥补实际生活的一些东西。你说全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家难道可以经历所有人的人生吗？一定不可能的。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已经表达和接触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层面。就是这个道理。”
他拿起打火机，点燃一根烟，继续说：“所以不要这样做作地去设计自己的人生和给自己设定为你是什么阶层。尤其是做创作的或跟艺术有关的人。”
他也会为富人说话：“商人的阶层和等级性特别强，身家10个亿的人身边的朋友永远不会有身家几千万的。你存款只有一两百万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成为那些大富豪真正的朋友。但也不是说他们只会利用，因为大家的心态和对事物的评判太不一样了。他们每天在探讨的是‘我订的那架飞机还有4个月可以使用’，你会觉得很反感，天天吹牛逼。可其实你如果真的是在他们这个层面，（就知道）他们不是在炫富。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应该让自己全部地敞开。艺术是一个可以让这些不了解世界的人去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广阔的空间。如果你自己已经设定了很多障碍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狭隘。不要随便去仇恨富有阶层，然后富有阶层就反过来特别排斥底层，这都是不对的。都是人，我只是比你命运好一些，我只是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更顺利，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要回避一点，也许他们更努力，对吗？因为这世界上都不是傻子了。靠骗靠运气而非常成功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
就某些事情，汪峰完全有能力滔滔不绝地说上半个小时，甚至更多。他的声音忽高忽低，烟灰缸里的烟头越来越多。
“那‘飞得更高’走红，是运气还是应得的？”我问他。汪峰沉默了几秒，说：“我特别真实的感受不是特理想。”他露出有点遗憾、有点无奈的表情，“因为我不认为它是我作品里最好的，”他话锋一转，继续说，“但我觉得这是早晚的事，因为早在这首歌之前，《花火》那张专辑水平高多了，只是时候未到。如果‘飞得更高’写在‘春天里’这个时期，它不会这么受欢迎，因为大家已经不太需要这种情绪了。”
汪峰告诉我，在他的作品中，唯一有点在演出中唱腻了的，就是‘飞得更高’。有时在演唱会上，他已经不唱这首歌了。
但汪峰说：“有些观众确实是第一次听你在现场唱，你不能说这首歌我已经是第200次唱了，所以我烦了，这对他不公平，对么？”他看了我一眼，说，“要么别唱，只要选择唱了，就不会在唱的中间觉得‘真他妈烦，又唱了’，那不会。”
在中国，还没有哪个摇滚歌手可以取得汪峰这样的商业成功。今年9月1日，汪峰将成为第一位在可以容纳4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开演唱会的内地男歌手。随后他的巡演将在内地10余个一线城市展开，平均每两个星期一场，全部是体育馆、体育场级别。我问他，中国音乐圈是需要更多的“汪峰”，还是只有他一个就够了？
汪峰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永远都应该更多，否则……”他沉默了一下，继续说：“否则特没劲。这么大一个国家，必须有很多。这样对整个行业是一个良性的刺激，而且有竞争力。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