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的话：年近九旬、曾担任过新四军税务所长的离休干部凌萍同志以其亲身经历，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财税干部在启海敌后征税的惊心动魄的情景，不是传奇，胜似传奇。作者披露的鲜为人知的革命史实，也为丰富党史、中国革命史、新四军史和革命财税史提供了鲜活的新内容，弥足珍贵。
我1926年11月9日出生在启东合作镇无畏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1940年新四军到了我家乡，建立了抗日政权，给我们贫苦农民带来了希望。1942年我16岁加入了青年抗敌委员会，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二五减租减息运动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
1944年组织上派我到苏中四专校学习。该校在台北三仓区陆子苴（现东台市境内），是所抗大式的学校，全校有600多人。在那里，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著作，还学习了财务税务专业知识。此时我才晓得，组织上要把我培养成一名新四军的财税干部。在校期间，辛夷队长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校方决定让我们提前结业。我和俞文相被介绍到东南货管局（设在启东聚星镇），局长陈世魁将我俩分配到四分局（汇龙镇），分局主任张劲命我到和合镇任税务所长，俞文相为会计。税务所下设寅阳港、戤效港、吴仓港三个税收小组。就这样，我这个19岁的农村小青年就当了新四军的税务所长，从此开始了四年征税历程。
为打破敌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而战斗
日本投降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启东解放区和苏中解放区其他地方一样，在沿江开设了多个港口，鼓励各地商人来启东经商，把本地农副产品销往江南的大中城市，同时购进解放区所需物资。
我们的税收货管任务，就是为解放区政府征收税款，并有计划地促进敌占区和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以达到供求平衡、稳定物价、发展生产的目的。我们按照党的货管条例和税制有关规定吸引和管理商人，确保凡是从解放区把皮棉、黄豆、赤豆、豆饼等农副产品运往苏南、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地区，均需办好纳税、出港手续方可通行；同时购进我们所需要的两类物资，一类是枪支弹药、细布药品、纸张等军用品（有专门机构收购），另一类是解放区人民所需要的煤油、火柴、肥皂等民用工业品和生活用品。我们的税收货管工作对支援扩军备战、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党所制定的税收货管政策，深受人民群众和商人的拥护和欢迎。商船穿梭不息，码头装卸等港口服务业蓬勃发展，港口成了商贸流通中心，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解放区流行的一首歌谣“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像梭穿。布朝北呀米朝南，从南到北只收一道捐。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哪儿有……”就是当时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启东地处长江北岸入海口处，与崇明遥遥相对，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税源丰富。然而，这里社情相当复杂，特别是逃往崇明、上海的“还乡团”与海匪勾结，使我们的税收货管工作常常受到严重骚扰。1946年的一个夜晚，我所副所长王笃在公司港附近开展工作时，遇上一股土匪，他的驳壳枪被缴，税票和税款被抢，人也被土匪捆绑拷打。时隔不久，我所驻吴仓港税务员茅锡祥在傍晚回宿舍的途中，也遇上了土匪，税票和税款都被抢光，人也被土匪打伤。
1946年深秋的一天，我们接到可靠情报：一条海匪船已进入吴仓港和合镇港湾内，船上藏有枪支弹药。我立即带人赶去，把船主引上岸来，进行盘问。他拒不交待。我们便上船搜查，在船仓的夹仓中查到步枪三支，子弹数百发。后分局将海匪就地正法。
我们除了提防匪敌外，还要同一些奸商作斗争。他们为了瞒报出口物资数量，常用金钱拉拢、腐蚀、行贿我税务干部。但我所的税务人员丝毫不为所动，对行贿行为一律当场痛批，并进行重税罚款处理，使广大商人知道我们新四军的财税干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税官”，而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日夜坚守在税收工作的岗位上，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税收货管任务，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依靠群众突破敌后征税困局
新四军取得苏中“七战七捷”后，主力奉命战略北移，苏中四分区各地相继沦为敌后。1946年10月31日，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占领了启东汇龙镇。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党领导的坚持敌后工作的地方政府、地方武装实行精兵简政、财税合并。组织决定：全区130多名财税干部，留下60多人坚持原地斗争，其他同志另行安排。上级以我所为基础，组建了路南财经分所，黄凯为所长，我为副所长。不久黄凯调走，由我担任所长。全所虽然只有10多人，但队伍精干、行动灵活、士气高昂，为保障供给、支持解放战争，全体同志不怕流血牺牲，始终坚持在路南敌人心脏地区开展税收工作。
当时一批逃亡到崇明、上海的敌对分子组成“还乡团”，随国民党军队全副武装地“还乡”，占领了启东大小集镇，建据点、筑碉堡。这些“地头蛇”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反攻倒算，杀害翻身农民和区、乡、村干部。他们还在农村组建由地富分子参加的“铁叉队”，设岗放哨、密布暗探，常有新四军干部被捕身亡。
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坚持为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而征税的意志毫不动摇！我们紧紧依靠贫下中农，严惩农村中的敌方暗探，武力制服“铁叉队”，终于清除了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遍布在乡间的耳目和帮凶，使农村又变为共产党的天下，重新打开了征税局面。
五条港跳江突围
然而，我们征税的地区毕竟是敌占区，随时会遭遇险情。
1947年3月22日早晨，我和李熬赴大同村（镇）收税，李熬在一家商店里开税票，我站在门外放哨。我突然发现敌人已进村了，并正向我们走来。我和李熬连忙从街后的巷子往南撤走，敌人一边向我们开枪，一边朝我们包围过来。我和李熬跑到五条港西堤岸外的长江滩上，此处向东是五条港，向西是长兴镇（有敌人驻守），北面敌人正在扑来，南面则是白浪滚滚的长江，情况万分危急！ 未等我们定神，五六个敌兵已登上了堤岸，离我们只有十来米。敌兵用枪对着我们大喝一声：“喂！你们是什么人？”我和李熬都是农民打扮，我马上回答：“我们是老百姓。”大概敌人未怀疑我们是共产党干部，又喊道：“上堤岸来，我们要检查。”我们只得慢慢地向敌人走去。我低声吩咐李熬在接近敌兵时快速甩硫磺弹，以便趁机向北突围。
敌人紧紧封锁北岸，集中火力分两路向我们追击。我边跑边对李熬说：“我们向北突围无望了，只有跳江，游过五条港才有生路！你快跟上我往东奔！”我俩飞快地向前边奔跑，敌人在后面打着枪追赶。当与敌人的距离拉远到四五十米时，我猛然回头一看，李熬不见了。我以为他中弹牺牲了，便径自继续向东奔跑。终于到了五条港外口，我紧握手中驳壳枪，毅然跳入江中向港东游去。
五条港外口水面又宽又深，我在惊涛骇浪中一口气游过了200多米宽的五条港！此时我全身都冻麻木了，人伏在江滩上，半个身子还浸泡在江水中，全身没有一点力气，后被高桥乡的两个乡干部张朝相（已故）、施兴邦（在南通离休）所救。他们把我扶到江边老乡施占相家中，施伯伯给我换了衣服，喝了两碗红糖生姜汤，我很快恢复了体力，又继续投入战斗。不久我欣喜地得知，李熬同志也脱险了，当时他藏到江滩上的芦根堆里了，敌人只顾追我，未发现他。遗憾的是，他还是在后来的斗争中牺牲了。
冒险开辟“据点征税”奇径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开展税收工作困难重重，以至后来渐渐无人向我们报税。
有一次我到路北见到游击营的司务长何士达，开始他以为“财神爷到了”，很高兴，可我已身无分文。我只能给他税票、查验印章、税率条例，让他们自己到小集镇去收税。他接过税票非常高兴，以为有了税票就有了钱，可是他连续三天到东余镇去收税，却一分钱也没有收到。他再次见到我时，急得哭起来了：“区游击营已几天无油炒青菜了，再过三天，连炒盐黄豆也吃不上了。”身为财税干部的我听了这话后，心情非常沉重：我们对区游击营的最低给养都不能保证，怎么谈得上支援战争、支援前线呢？可是，大商人都躲藏在敌人据点里，我多次写信，约定地点、时间，但始终不见他们踪影。
无奈，我们横下一条心，决定冒险进入据点，开辟征税新途径。我和戴祥商定，首先把和合镇东市梢毛召福油坊、和合镇北市梢同康木行和江夏村（镇）等油坊老板列为重点税收对象。
一天上午，戴祥化装成一个打油工人，用扁担挑着两只油桶，身藏手枪，通过了敌人哨卡，来到毛召福油坊。戴祥用枪对着油坊老板，轻声地对他说：“我这次来，主要是请你向我们完税的。为了安全起见，烦劳你跟我走一趟，护送我出去。”油坊老板不得不听命。到了据点外面，戴祥和他结了税账，要他交470万元（法币），并约定了时间、地点。隔了数日，油坊老板托人把税款如数送来了。
戴祥把收到的税款赶紧送到了区游击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为此，戴祥得到东南行署第一号嘉奖令，东南货管局将戴祥坚持敌后斗争的事迹专门印成小册子下发，号召东南地区财税干部学习。
冒险进据点收税，我这个所长也常亲自出马。一天，我和区公安股长赵志良（后在上海市离休）商量，决定去和合镇北市梢同康木行，要该行老板出来完税。赵志良对和合镇敌据点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说：“我正在考虑如何处决和合镇据点里的敌情报组长顾朝琴，这个坏家伙经常欺压打骂群众、强奸民女，坏事做尽，民愤极大。”我对赵说：“两个任务我们一起完成！”
一天凌晨，我带了两个武工队员到了和合镇，躲在一家豆腐店中，正巧见到门外有一个人为买瓜打骂群众。门外的联络员发出信号，暗示这个打骂群众的就是顾朝琴。我们三人马上冲出门外，我从腰间拔出驳壳枪向他开了两枪，将其当场击毙，为民除了害。街上的群众听到枪声乱成一团，乘群众向四面八方散去之际，我们迅速找到同康木行的山东老板。我们带着老板蹚水过河，撤到安全地带。我们向老板交待了政策，并约定了完税时间、地点。不久，他托人向我们送来税款500万元（法币）。我们开展的据点税收行动，迫使和合镇据点里的比较大的商人及和泰、杨裕兴等油坊老板都规规矩矩地向我们缴税了。
打开和合镇据点税收局面后，我又转向江夏村（镇）和寅阳镇开展敌据点收税。1947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我带领李熬、施跃化装成农民模样，悄悄地进入江夏村（镇）敌据点内，把油坊戴老板请了出来。第二天晚上，我又和宋汉章（在启东离休）等穿过江夏村（镇）敌据点到寅阳镇油坊征税，在两地总共征到税款470万元（法币）。
通过开辟据点税收新途径，保障了区、乡干部的供给，也度过了最困难的非常时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我所先后有九位战友为征税英勇牺牲
敌后征税无异于虎穴取食，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们坚持在路南征税的财税干部，为了多征点税，全然置生死于度外。
1947年12月底的一天傍晚，我所税务组长韩良、沈士高、高敏三人商议，决定夜晚到和合镇西南东兴镇附近三叉路口，搞一次突击性查税缉私活动。他们到路口附近时与敌人遭遇，韩良在与敌搏斗中壮烈牺牲，高敏跳河脱险。沈士高在过河时中弹负伤，脱险后向东走了六七里，终于找到区游击营二连驻地。我看见他全身衣服湿透，面色苍白，一手拿枪，一手拎着包裹，捧着肚子艰难地走来，连忙把他扶到屋内。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我们遇上了敌人，韩良牺牲了，高敏下落不明！”我急忙叫来卫生员小宋进行抢救。卫生员把他的衣服解开，只见他浑身是血，肠子已从枪眼中涌出来了，在场的同志都惊呆了。沈士高指着桌子上的枪和包裹里的税款、税票说：“请组织收下，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继续战斗……”卫生员含泪替他换了衣服，包扎好伤口，我们马上派两名战士用担架把他送往后方医院抢救。然而他不幸牺牲在半路上。沈士高同志牺牲后，我们大家心里非常悲痛，也非常震撼：他身负重伤，竟没有丢失一枪一弹，没有丢失一张税票，没有丢失一分钱税款！他是我们的骄傲，是我军税务干部的楷模！
我所在敌后路南地区坚持斗争的12位财税干部中，先后有戴祥、龚镜春、李熬、沈士高、韩良等九位同志壮烈牺牲，我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征来的每分钱、每粒粮都来之不易，是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四军的财税干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自度整理）
（责任编辑 李赞庭）
我1926年11月9日出生在启东合作镇无畏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1940年新四军到了我家乡，建立了抗日政权，给我们贫苦农民带来了希望。1942年我16岁加入了青年抗敌委员会，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二五减租减息运动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
1944年组织上派我到苏中四专校学习。该校在台北三仓区陆子苴（现东台市境内），是所抗大式的学校，全校有600多人。在那里，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著作，还学习了财务税务专业知识。此时我才晓得，组织上要把我培养成一名新四军的财税干部。在校期间，辛夷队长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校方决定让我们提前结业。我和俞文相被介绍到东南货管局（设在启东聚星镇），局长陈世魁将我俩分配到四分局（汇龙镇），分局主任张劲命我到和合镇任税务所长，俞文相为会计。税务所下设寅阳港、戤效港、吴仓港三个税收小组。就这样，我这个19岁的农村小青年就当了新四军的税务所长，从此开始了四年征税历程。
为打破敌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而战斗
日本投降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启东解放区和苏中解放区其他地方一样，在沿江开设了多个港口，鼓励各地商人来启东经商，把本地农副产品销往江南的大中城市，同时购进解放区所需物资。
我们的税收货管任务，就是为解放区政府征收税款，并有计划地促进敌占区和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以达到供求平衡、稳定物价、发展生产的目的。我们按照党的货管条例和税制有关规定吸引和管理商人，确保凡是从解放区把皮棉、黄豆、赤豆、豆饼等农副产品运往苏南、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地区，均需办好纳税、出港手续方可通行；同时购进我们所需要的两类物资，一类是枪支弹药、细布药品、纸张等军用品（有专门机构收购），另一类是解放区人民所需要的煤油、火柴、肥皂等民用工业品和生活用品。我们的税收货管工作对支援扩军备战、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党所制定的税收货管政策，深受人民群众和商人的拥护和欢迎。商船穿梭不息，码头装卸等港口服务业蓬勃发展，港口成了商贸流通中心，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解放区流行的一首歌谣“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像梭穿。布朝北呀米朝南，从南到北只收一道捐。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哪儿有……”就是当时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启东地处长江北岸入海口处，与崇明遥遥相对，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税源丰富。然而，这里社情相当复杂，特别是逃往崇明、上海的“还乡团”与海匪勾结，使我们的税收货管工作常常受到严重骚扰。1946年的一个夜晚，我所副所长王笃在公司港附近开展工作时，遇上一股土匪，他的驳壳枪被缴，税票和税款被抢，人也被土匪捆绑拷打。时隔不久，我所驻吴仓港税务员茅锡祥在傍晚回宿舍的途中，也遇上了土匪，税票和税款都被抢光，人也被土匪打伤。
1946年深秋的一天，我们接到可靠情报：一条海匪船已进入吴仓港和合镇港湾内，船上藏有枪支弹药。我立即带人赶去，把船主引上岸来，进行盘问。他拒不交待。我们便上船搜查，在船仓的夹仓中查到步枪三支，子弹数百发。后分局将海匪就地正法。
我们除了提防匪敌外，还要同一些奸商作斗争。他们为了瞒报出口物资数量，常用金钱拉拢、腐蚀、行贿我税务干部。但我所的税务人员丝毫不为所动，对行贿行为一律当场痛批，并进行重税罚款处理，使广大商人知道我们新四军的财税干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税官”，而是人民的公仆。我们日夜坚守在税收工作的岗位上，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税收货管任务，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依靠群众突破敌后征税困局
新四军取得苏中“七战七捷”后，主力奉命战略北移，苏中四分区各地相继沦为敌后。1946年10月31日，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占领了启东汇龙镇。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党领导的坚持敌后工作的地方政府、地方武装实行精兵简政、财税合并。组织决定：全区130多名财税干部，留下60多人坚持原地斗争，其他同志另行安排。上级以我所为基础，组建了路南财经分所，黄凯为所长，我为副所长。不久黄凯调走，由我担任所长。全所虽然只有10多人，但队伍精干、行动灵活、士气高昂，为保障供给、支持解放战争，全体同志不怕流血牺牲，始终坚持在路南敌人心脏地区开展税收工作。
当时一批逃亡到崇明、上海的敌对分子组成“还乡团”，随国民党军队全副武装地“还乡”，占领了启东大小集镇，建据点、筑碉堡。这些“地头蛇”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反攻倒算，杀害翻身农民和区、乡、村干部。他们还在农村组建由地富分子参加的“铁叉队”，设岗放哨、密布暗探，常有新四军干部被捕身亡。
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坚持为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而征税的意志毫不动摇！我们紧紧依靠贫下中农，严惩农村中的敌方暗探，武力制服“铁叉队”，终于清除了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遍布在乡间的耳目和帮凶，使农村又变为共产党的天下，重新打开了征税局面。
五条港跳江突围
然而，我们征税的地区毕竟是敌占区，随时会遭遇险情。
1947年3月22日早晨，我和李熬赴大同村（镇）收税，李熬在一家商店里开税票，我站在门外放哨。我突然发现敌人已进村了，并正向我们走来。我和李熬连忙从街后的巷子往南撤走，敌人一边向我们开枪，一边朝我们包围过来。我和李熬跑到五条港西堤岸外的长江滩上，此处向东是五条港，向西是长兴镇（有敌人驻守），北面敌人正在扑来，南面则是白浪滚滚的长江，情况万分危急！ 未等我们定神，五六个敌兵已登上了堤岸，离我们只有十来米。敌兵用枪对着我们大喝一声：“喂！你们是什么人？”我和李熬都是农民打扮，我马上回答：“我们是老百姓。”大概敌人未怀疑我们是共产党干部，又喊道：“上堤岸来，我们要检查。”我们只得慢慢地向敌人走去。我低声吩咐李熬在接近敌兵时快速甩硫磺弹，以便趁机向北突围。
敌人紧紧封锁北岸，集中火力分两路向我们追击。我边跑边对李熬说：“我们向北突围无望了，只有跳江，游过五条港才有生路！你快跟上我往东奔！”我俩飞快地向前边奔跑，敌人在后面打着枪追赶。当与敌人的距离拉远到四五十米时，我猛然回头一看，李熬不见了。我以为他中弹牺牲了，便径自继续向东奔跑。终于到了五条港外口，我紧握手中驳壳枪，毅然跳入江中向港东游去。
五条港外口水面又宽又深，我在惊涛骇浪中一口气游过了200多米宽的五条港！此时我全身都冻麻木了，人伏在江滩上，半个身子还浸泡在江水中，全身没有一点力气，后被高桥乡的两个乡干部张朝相（已故）、施兴邦（在南通离休）所救。他们把我扶到江边老乡施占相家中，施伯伯给我换了衣服，喝了两碗红糖生姜汤，我很快恢复了体力，又继续投入战斗。不久我欣喜地得知，李熬同志也脱险了，当时他藏到江滩上的芦根堆里了，敌人只顾追我，未发现他。遗憾的是，他还是在后来的斗争中牺牲了。
冒险开辟“据点征税”奇径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开展税收工作困难重重，以至后来渐渐无人向我们报税。
有一次我到路北见到游击营的司务长何士达，开始他以为“财神爷到了”，很高兴，可我已身无分文。我只能给他税票、查验印章、税率条例，让他们自己到小集镇去收税。他接过税票非常高兴，以为有了税票就有了钱，可是他连续三天到东余镇去收税，却一分钱也没有收到。他再次见到我时，急得哭起来了：“区游击营已几天无油炒青菜了，再过三天，连炒盐黄豆也吃不上了。”身为财税干部的我听了这话后，心情非常沉重：我们对区游击营的最低给养都不能保证，怎么谈得上支援战争、支援前线呢？可是，大商人都躲藏在敌人据点里，我多次写信，约定地点、时间，但始终不见他们踪影。
无奈，我们横下一条心，决定冒险进入据点，开辟征税新途径。我和戴祥商定，首先把和合镇东市梢毛召福油坊、和合镇北市梢同康木行和江夏村（镇）等油坊老板列为重点税收对象。
一天上午，戴祥化装成一个打油工人，用扁担挑着两只油桶，身藏手枪，通过了敌人哨卡，来到毛召福油坊。戴祥用枪对着油坊老板，轻声地对他说：“我这次来，主要是请你向我们完税的。为了安全起见，烦劳你跟我走一趟，护送我出去。”油坊老板不得不听命。到了据点外面，戴祥和他结了税账，要他交470万元（法币），并约定了时间、地点。隔了数日，油坊老板托人把税款如数送来了。
戴祥把收到的税款赶紧送到了区游击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为此，戴祥得到东南行署第一号嘉奖令，东南货管局将戴祥坚持敌后斗争的事迹专门印成小册子下发，号召东南地区财税干部学习。
冒险进据点收税，我这个所长也常亲自出马。一天，我和区公安股长赵志良（后在上海市离休）商量，决定去和合镇北市梢同康木行，要该行老板出来完税。赵志良对和合镇敌据点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说：“我正在考虑如何处决和合镇据点里的敌情报组长顾朝琴，这个坏家伙经常欺压打骂群众、强奸民女，坏事做尽，民愤极大。”我对赵说：“两个任务我们一起完成！”
一天凌晨，我带了两个武工队员到了和合镇，躲在一家豆腐店中，正巧见到门外有一个人为买瓜打骂群众。门外的联络员发出信号，暗示这个打骂群众的就是顾朝琴。我们三人马上冲出门外，我从腰间拔出驳壳枪向他开了两枪，将其当场击毙，为民除了害。街上的群众听到枪声乱成一团，乘群众向四面八方散去之际，我们迅速找到同康木行的山东老板。我们带着老板蹚水过河，撤到安全地带。我们向老板交待了政策，并约定了完税时间、地点。不久，他托人向我们送来税款500万元（法币）。我们开展的据点税收行动，迫使和合镇据点里的比较大的商人及和泰、杨裕兴等油坊老板都规规矩矩地向我们缴税了。
打开和合镇据点税收局面后，我又转向江夏村（镇）和寅阳镇开展敌据点收税。1947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我带领李熬、施跃化装成农民模样，悄悄地进入江夏村（镇）敌据点内，把油坊戴老板请了出来。第二天晚上，我又和宋汉章（在启东离休）等穿过江夏村（镇）敌据点到寅阳镇油坊征税，在两地总共征到税款470万元（法币）。
通过开辟据点税收新途径，保障了区、乡干部的供给，也度过了最困难的非常时期，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我所先后有九位战友为征税英勇牺牲
敌后征税无异于虎穴取食，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们坚持在路南征税的财税干部，为了多征点税，全然置生死于度外。
1947年12月底的一天傍晚，我所税务组长韩良、沈士高、高敏三人商议，决定夜晚到和合镇西南东兴镇附近三叉路口，搞一次突击性查税缉私活动。他们到路口附近时与敌人遭遇，韩良在与敌搏斗中壮烈牺牲，高敏跳河脱险。沈士高在过河时中弹负伤，脱险后向东走了六七里，终于找到区游击营二连驻地。我看见他全身衣服湿透，面色苍白，一手拿枪，一手拎着包裹，捧着肚子艰难地走来，连忙把他扶到屋内。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我们遇上了敌人，韩良牺牲了，高敏下落不明！”我急忙叫来卫生员小宋进行抢救。卫生员把他的衣服解开，只见他浑身是血，肠子已从枪眼中涌出来了，在场的同志都惊呆了。沈士高指着桌子上的枪和包裹里的税款、税票说：“请组织收下，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继续战斗……”卫生员含泪替他换了衣服，包扎好伤口，我们马上派两名战士用担架把他送往后方医院抢救。然而他不幸牺牲在半路上。沈士高同志牺牲后，我们大家心里非常悲痛，也非常震撼：他身负重伤，竟没有丢失一枪一弹，没有丢失一张税票，没有丢失一分钱税款！他是我们的骄傲，是我军税务干部的楷模！
我所在敌后路南地区坚持斗争的12位财税干部中，先后有戴祥、龚镜春、李熬、沈士高、韩良等九位同志壮烈牺牲，我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征来的每分钱、每粒粮都来之不易，是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四军的财税干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自度整理）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