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肇中,祖籍山东日照市,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62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工作,1977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因发现丁粒子而荣获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第一位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用中文发表演说的华裔科学家。
　　
　　1936年1月27日,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本来,母亲王隽英当时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不论他父母的种族、国籍,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所以我也不例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学的,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家庭教育基础。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我的祖父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可谓志同道合、比翼齐飞。
　　生下我两个月后,父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中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没想到,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父母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从青岛到南京,再到安徽芜湖,再到上海、武汉,最后到达重庆。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工作,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全家终于安顿下来。
　　在迁徙与不安中,我长到了7岁,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由于当时战云弥漫、空袭不断,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天上学,空袭的警报就响了,学校为了安全起见,宣布放假一天,当天的学习就这样流产了。后来的学习也因为这些原因时断时续,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无奈之下,父母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待在家里,他们自己来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学里教书,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作业;晚上回家后,父母检查与批改我的作业,然后教给我新的功课,如此反复。
　　母亲是儿童心理学的教授,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并将知识轻松地传授给我。与父亲的教育相比,我比较喜欢母亲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我小学的教育,多半都是母亲教授的。虽然母亲教给我知识,可是从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为她明白,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这一点,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若干年以后,有人问起我对战争的感想,我总是风趣地说:“它的好处是,我可以不必上学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青岛,父亲把我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上课。因为此前从没受过正规教育,加之我对学校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天主教学校,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困难。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不责怪我,他们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孩子在学校中拿到好分数,反而常常带我去看京剧、看电影。1948年,我和弟弟都得了重病,父母果断地花费了他们的全部积蓄,购买当时刚刚出现的新药——盘尼西林。如果他们不那样做,我和弟弟当时可能就不能幸存下来。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取得成果的日子。父亲很高兴地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纽约的机场给父亲打长途电话,告诉父亲自己获奖了,想让父亲一同前往瑞典。父亲在电话里激动不已,却推托说:“得花不少的旅费,我就不去了吧。”我立即劝父亲:“旅费由我来解决,只要您能去,我就高兴了。”父亲终于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搞科学研究的人,该多么向往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啊!
　　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引进了科学的大门。他们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摘自《洛阳日报》2009.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