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文学理论被美其名曰“批评的世纪”,这个说法在中西学界都相当流行。既然是批评的世纪,那么,批评家想必是大有作为的。但是,当我们回过头审视上个世纪的批评界时,不难发现,不少批评家都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病症。从表面看来,中国的文坛犹如经济的改革开放一般,正沐浴着“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的大好时光。在世纪末的夕阳晚照中,如果你没有一点医生的眼光,大概看不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病痛开始剧烈发作,并给新世纪带来了严重的隐患。
　　公元1999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秋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王朔批判金庸的文章。在《我看金庸》一文里,老王将老金的小说列入“四大俗”,随即引起了“金粉”们压倒性的愤怒。一时间“金粉”与“王迷”唇枪舌剑,刀光剑影。在交战过程中,不少演过老金武侠影视的“大侠”也纷纷加入,交战的升级因此不可避免。我对话语的群体性暴力冲突的感受,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目睹杀声震天的“批评的世纪”蹒跚离去,我忍不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做了一次“三段”式划分,即:“批评时代”、“不批评时代”,以及“后批评”时代。所谓批评时代,指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学术交流时期,批评与反批评基本停留在作品本身,而不会转移到人身,我们心目中朴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么个意思。在不批评时代,并不是说批评家们都失声了,而是指相当一部分批评家觉得“批评”没有“钱途”,转而对吹捧津津乐道。我们经常看到但从来读不下去的“作序”、“作品研讨会”,以及作品奇形怪状却红得发紫的一些所谓“美女作家”,就是不批评时代的产物。当相互吹捧导致群众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吹捧就失去了意义,文学批评便进入了“后批评”时代。
　　后批评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既不批评也不吹捧,而是耍酷。耍酷的途径很多,譬如找骂。当无名作家对著名批评家说“求求你,骂我吧,我不会亏待你的”,如果批评家答应骂人,那么一个畅销型作家即将横空出世;譬如骂名人,当某大腕级作家的新书出版,得抓紧时间骂,越晚,受瞩目的程度就越低。无论是骂还是找骂,最终都有可能与打架斗殴扯上关系。我在《中国文学已进入打架斗殴时代》一文中提到,语言的暴力使文学批评与打架斗殴在形式上毫无二致:必须有帮派、要穷追猛打、要见红,否则只能成为小英雄。综观近些年来的“文学打架”事件,无不符合江湖争斗中的这些要素。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文学批评”很少涉及文学作品,而是相互击攻对方的人身。这样的结果往往是抬高了自己的作品,交战双方都有机会成为赢家,只有“文学批评”这个称号是一败涂地。
　　“后批评”同“不批评”一样,它使一些作家迅速成为文坛上的“胖子”。但只要给这些“胖子”把把脉,就会知道,那不是胖,而是浮肿。一个是打肿的,一个是吹肿的。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浮肿的背后是整个肌体的神经紊乱,总有一天它会消瘦下去,并卧床不起。假如这样一种变态的“发胖”局面失去控制,对整个文坛来说,则意味着慢性的集体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