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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初,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关系降至冰点。周恩来于3月22日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最后决定:我们方面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珍宝岛冲突扩大的准备,同时,我们也要同意和苏联方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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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深夜23时45分,中国外交部负责人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前述内容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拒绝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与毛泽东、周恩来直接交谈的建议,但还是留下了双方沟通的余地,要求苏联方面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中国外交部的答复,在苏联高层引起了激烈争论。在那个时候,苏联高层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柯西金的意见一度占上风,苏联方面于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与中国政府联系,提出希望周恩来能够与柯西金直接会谈。但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不清楚苏共中央这一提议的真实意图,没有作出反应。中国政府没有反应,使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强硬派又占了上风。他们认定,中国这是不愿意缓和的表现,必须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8月13日,苏联军队300多人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向在中国境内正常巡逻的30名中国边防巡逻战士发起突然袭击。我边防巡逻战士虽然进行了顽强反击,但苏军占绝对优势又预先有所准备,打了4个小时,中国30名巡逻战士全部牺牲。中国政府反应强烈,从上到下都有一种苏联会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判断,也抓紧了备战行动。此时,中苏双方高度对抗,战争一触即发。
在苏联高层中,有人就在此时开始实际酝酿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这些人主张: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对于格列奇科和崔可夫的主张,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发生争议,有人主张慎重行事。由此,苏共中央政治局内达成妥协,决定先向东欧一些国家征询意见,也要试探一下美国的态度。
东欧许多国家对苏联这一设想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苏联试探美国态度时,美方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开了打核战争的头,人类将面临灾难。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首先参战。
中国高层很快便了解了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层中有对中国采取核打击的计划。毛泽东即让周恩来拿出应对措施。周恩来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被毛泽东采纳。当时中国方面采取的对策主要是:第一,中国政府发表一项措辞强硬的政府声明。第二,中国要进行一次核试验,表现出中国反击核战争的决心和能力。9月23日和29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这两次核试验对苏联方面是一个强烈震慑。第三,中国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做好打大仗、打核战争的准备。第四,与美国方面联系,拟恢复中美两国间中断多年的大使级会谈。第五,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一系列应对措施,对苏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强硬派有一种强大震慑作用,对于制止苏联冒险家对中国打核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在中苏高度对抗之时,出现了一个两国政府高层直接会谈的机会。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逝世。中苏皆派代表团出席葬礼。
胡志明葬礼结束后,柯西金在河内停留期间,命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请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为征询第二批来河内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够在11日返程途中经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李先念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报告北京。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毛泽东商议。周恩来和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和商议,认为可以与柯西金会谈,但地点和方式要有别于正式会谈。这样,中国方面于10日表示同意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只是强调,双方会谈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一见面,周恩来即与柯西金紧紧握手,称他为同志。这个称呼一下子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柯西金与周恩来刚见面时交谈了几句,柯西金说,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向柯西金说,我们两党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柯西金被请进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关系到两国之间重大问题的会谈,一般就在这里举行。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尖锐地提出了苏联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之事,他要求柯西金明确说明苏联是否要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核打击。周恩来语气强硬地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我们绝不害怕核战争。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
对此,柯西金解释说: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听到柯西金这个解释,周恩来语气缓和下来。在谈到两国边界冲突时,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的全部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不会这样做。两国之间的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维持边界现状;第二,避免武装冲突;第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对于周恩来的建议,柯西金表示同意。他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对这一條,周恩来表示同意。
经过3小时40分钟的会谈,周恩来与柯西金达成四条临时措施,这就是:第一,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第二,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第三,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协议;第四,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重新发展双边贸易,改善两国通车通航。这四条临时措施意义重大,它避免了中苏之间打核战争,从而也避免了一场世界核大战,也使两国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缓和下来。
周恩来与柯西金在这次会谈中还商定:10月份中苏两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也是此次会谈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双方还研究确定了两国发表消息的文稿。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柯西金临行前,周恩来还专门给他带上了北京烤鸭。
周恩来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谈之后,虽然双方高层仍然互有疑心,两国关系仍然紧张,但两国之间避免了打核战争,也避免了打大规模战争,更重要的是:两国之间开始了正式的副外长一级的边界谈判。虽然边界谈判也一波三折,但两国总算是坐下来谈了。
选自《读者报》201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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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深夜23时45分,中国外交部负责人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前述内容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拒绝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与毛泽东、周恩来直接交谈的建议,但还是留下了双方沟通的余地,要求苏联方面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在核战争千钧一发之时
中国外交部的答复,在苏联高层引起了激烈争论。在那个时候,苏联高层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柯西金的意见一度占上风,苏联方面于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与中国政府联系,提出希望周恩来能够与柯西金直接会谈。但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不清楚苏共中央这一提议的真实意图,没有作出反应。中国政府没有反应,使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强硬派又占了上风。他们认定,中国这是不愿意缓和的表现,必须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8月13日,苏联军队300多人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向在中国境内正常巡逻的30名中国边防巡逻战士发起突然袭击。我边防巡逻战士虽然进行了顽强反击,但苏军占绝对优势又预先有所准备,打了4个小时,中国30名巡逻战士全部牺牲。中国政府反应强烈,从上到下都有一种苏联会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判断,也抓紧了备战行动。此时,中苏双方高度对抗,战争一触即发。
在苏联高层中,有人就在此时开始实际酝酿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这些人主张: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对于格列奇科和崔可夫的主张,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发生争议,有人主张慎重行事。由此,苏共中央政治局内达成妥协,决定先向东欧一些国家征询意见,也要试探一下美国的态度。
东欧许多国家对苏联这一设想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苏联试探美国态度时,美方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开了打核战争的头,人类将面临灾难。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首先参战。
中国高层很快便了解了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层中有对中国采取核打击的计划。毛泽东即让周恩来拿出应对措施。周恩来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被毛泽东采纳。当时中国方面采取的对策主要是:第一,中国政府发表一项措辞强硬的政府声明。第二,中国要进行一次核试验,表现出中国反击核战争的决心和能力。9月23日和29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这两次核试验对苏联方面是一个强烈震慑。第三,中国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做好打大仗、打核战争的准备。第四,与美国方面联系,拟恢复中美两国间中断多年的大使级会谈。第五,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一系列应对措施,对苏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强硬派有一种强大震慑作用,对于制止苏联冒险家对中国打核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首都机场同柯西金会谈
就在中苏高度对抗之时,出现了一个两国政府高层直接会谈的机会。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逝世。中苏皆派代表团出席葬礼。
胡志明葬礼结束后,柯西金在河内停留期间,命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请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为征询第二批来河内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够在11日返程途中经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李先念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报告北京。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毛泽东商议。周恩来和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和商议,认为可以与柯西金会谈,但地点和方式要有别于正式会谈。这样,中国方面于10日表示同意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只是强调,双方会谈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一见面,周恩来即与柯西金紧紧握手,称他为同志。这个称呼一下子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柯西金与周恩来刚见面时交谈了几句,柯西金说,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向柯西金说,我们两党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柯西金被请进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关系到两国之间重大问题的会谈,一般就在这里举行。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尖锐地提出了苏联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之事,他要求柯西金明确说明苏联是否要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核打击。周恩来语气强硬地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我们绝不害怕核战争。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
对此,柯西金解释说: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听到柯西金这个解释,周恩来语气缓和下来。在谈到两国边界冲突时,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的全部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不会这样做。两国之间的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维持边界现状;第二,避免武装冲突;第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对于周恩来的建议,柯西金表示同意。他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对这一條,周恩来表示同意。
经过3小时40分钟的会谈,周恩来与柯西金达成四条临时措施,这就是:第一,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第二,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第三,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协议;第四,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重新发展双边贸易,改善两国通车通航。这四条临时措施意义重大,它避免了中苏之间打核战争,从而也避免了一场世界核大战,也使两国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缓和下来。
周恩来与柯西金在这次会谈中还商定:10月份中苏两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也是此次会谈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双方还研究确定了两国发表消息的文稿。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柯西金临行前,周恩来还专门给他带上了北京烤鸭。
周恩来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谈之后,虽然双方高层仍然互有疑心,两国关系仍然紧张,但两国之间避免了打核战争,也避免了打大规模战争,更重要的是:两国之间开始了正式的副外长一级的边界谈判。虽然边界谈判也一波三折,但两国总算是坐下来谈了。
选自《读者报》2018.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