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学里，大多也都实施着为每个学生安排指导教师的做法。
　　在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每个新生入学，学院就会为其指定一个指导教师。
　　这些指导教师会针对每个学生的成长背景、特长喜好、理想追求，帮助学生规划大学生活，
　　特别是课程的选择和大学生活中重要环节的指导。
　　看到这些，我就想到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我们的学校是这样依据教育的神圣职能进行设计了吗？我们的领导、教师和学生自己都有这样尊重每个生命的意识吗？大学生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率的提升已经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受到这种病症折磨的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如果在我们的教育中没有设计这样的程序，我们的孩子会陷入什么迷茫、什么困境。
　　2012年5月，《中国青年报》报披露：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大，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这段话被参会嘉宾发上了微博后，被网友转发了35000次。从这样的转载率可以感受到公众对今天教育的忧虑的共鸣。新浪刊载这条新闻之后的跟帖1125条，参与15112人。
　　道德准则的知晓、人生理想的建立对人的一生是太重要了。而我们的教育对此的设计可能过于粗糙。我查阅了一下我们的《小学生守则》：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中国的《小学生守则》把“爱”的要求列为10条守则之首，爱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一个刚刚进入小学的6岁孩子，面对“祖国”和“人民”这样抽象的概念，会有什么感觉呢？
　　我们的教育似乎显得有些匆忙了，不如先引导孩子们去爱他们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的具体的对象，比如他们的亲人、老师、同学，甚至他们身边的花草树木、小鸟小狗，让孩子们从珍爱生命开始学习爱。
　　我有一位同学在一所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教授“采访写作”。在课堂上，她满腔热血地向学生们灌输着对社会负责对公众负责的职业新闻精神。一次，她布置学生去了解下岗工人的状况，没想到一些学生公然拒绝这个作业，甚至毫不掩饰地对她说：“老师，我们对下岗工人没有兴趣。”
　　“为什么？”我的同学感到不可思议。
　　学生说：“他们不是社会主流人群。”
　　我的同学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感慨地说：“没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没有忧国忧民的精神，怎么能当新闻记者！”
　　面对已经进入大学，在思维观念上已经基本成型的青年人，一个大学老师要花费什么样的气力才能改变他们？一个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在大学时代开始培养的吗？我们是否可以感觉到孩子们精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危机？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孩子面对弱者，面对苦难者，面对需要帮助的人能够生出真切的同情吗？我们的孩子面对社会的苦难、民间的疾苦能够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吗？如果他们不能敏感地觉察别人的痛苦，不能觉察社会的苦难，那么还奢谈什么责任，什么奉献？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去背诵和默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的古训还有什么意义？
　　一次和北京一家报社的副总编辑聊天，她感慨地说：“专业技术上的差距可以通过训练弥补，让人感到难以补救的，是职业需要的社会责任感。如果对老百姓的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就不好办了。我看，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应该去当志愿者，去养老院、去社会福利院，为弱势群体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强化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责任编辑：陈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