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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观的视角来解析这“五个统筹”，其中深刻蕴含了新一届政府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关键词] 统筹； 全面； 协调； 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1-0021-02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笔者以为，从发展观视角来解析这“五个统筹”，其中鲜明体现和深刻蕴含了当代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
（一）统筹城乡发展。城市作为人流、物流、信息流、金融流的中心和枢纽，对农村的发展无疑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同时，农村又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基础和支持作用。而我国长期以来，却因种种原因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改革开放正在打破这种情况，但城乡交流障碍和城乡差距扩大的情形并未得到有效改观。要切实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与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就必须把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兼顾，努力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既要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补互利，又要运用现代生产手段、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实现农村与城市的空间整合，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增加城市发展活力和动力，以此达到城乡合作与良性互动，逐步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协调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之一。可见，统筹城乡发展，促使城市和农村走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新发展轨道，已成为新世纪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举措在观念或理论的深层次上，正是源于新一届政府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二）统筹区域发展。当今世界各国要搞好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在时间上保持一定幅度的高速、持续、稳健发展，而且要在空间上统筹兼顾，形成一种各地区相互协调、你推我拉的弹钢琴式的整体发展。然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１９９７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山西差距是１．６９倍，２００１年这一差距增加到了２．４２倍（上海和吉林）；１９７８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差１．６８倍，到２０００年这一差距已增至２．１５倍。可见，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已经到了不容坐视的地步。
邓小平曾提出“两个大局”，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这是我国宏观区域经济布局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从1995年开始，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开始由向沿海倾斜转变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1999年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开发西部的历史任务。可以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体现和进一步发展。然而，正如专家所指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仅是要加快西部发展，它还表明了国家地区政策在指导思想上的转变，亦即开始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再次重申要统筹区域发展，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我国在20余年现代化建设基础上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和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当代中国要统筹、要协调、要实现最佳配置这一新发展思路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的又一生动体现。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视经济增长为社会进步的自然推动力，并由此简单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进步。然而事实是，任何社会要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致力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才能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邓小平就此多次强调，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即使是“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另一方面“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单打一”，“需要综合平衡”。[3]江泽民同志也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4]，从而将全面协调发展纳入中国现代化战略总体考虑之中。
十六大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强调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是我们党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的必然结论。而如何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成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全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作出的又一重要战略部署，其中无疑深刻蕴含了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代替单纯经济高速发展模式的发展思路和当代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
（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前三个统筹更多地体现了新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则更鲜明地突出了新发展观中的“可持续”。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环境的恶化、生态的失衡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1992年7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标示着“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必然选择和共同发展战略。我国于1994年也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阐明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和对策。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贯彻实施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为此，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只能在秀美山川的基础上成长，穷山恶水是打造不出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的。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指出，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贯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
（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协调好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关系。如果说立足国内市场扩大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内在根据的话，那么，扩大开放拓展国际市场则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外在动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间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也更为显著。因此，采取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开发新兴市场和国际市场，则成为我国顺应国内外发展新形势的又一必然选择。
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加快推进改革中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强调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大力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由此不难看出，新一届政府基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更加注重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全面开拓和充分利用，更加强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协调。
如果说温家宝总理提出的24字原则性施政纲领，即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已折射出新一届政府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那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五个统筹”则可以说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的另一种诠释和再一次体现。
注 释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278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页，第249-250页。
[4]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2年6月10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关键词] 统筹； 全面； 协调； 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1-0021-02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笔者以为，从发展观视角来解析这“五个统筹”，其中鲜明体现和深刻蕴含了当代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
（一）统筹城乡发展。城市作为人流、物流、信息流、金融流的中心和枢纽，对农村的发展无疑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同时，农村又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基础和支持作用。而我国长期以来，却因种种原因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改革开放正在打破这种情况，但城乡交流障碍和城乡差距扩大的情形并未得到有效改观。要切实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与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就必须把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兼顾，努力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既要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补互利，又要运用现代生产手段、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实现农村与城市的空间整合，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增加城市发展活力和动力，以此达到城乡合作与良性互动，逐步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协调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之一。可见，统筹城乡发展，促使城市和农村走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新发展轨道，已成为新世纪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举措在观念或理论的深层次上，正是源于新一届政府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二）统筹区域发展。当今世界各国要搞好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在时间上保持一定幅度的高速、持续、稳健发展，而且要在空间上统筹兼顾，形成一种各地区相互协调、你推我拉的弹钢琴式的整体发展。然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１９９７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山西差距是１．６９倍，２００１年这一差距增加到了２．４２倍（上海和吉林）；１９７８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差１．６８倍，到２０００年这一差距已增至２．１５倍。可见，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已经到了不容坐视的地步。
邓小平曾提出“两个大局”，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这是我国宏观区域经济布局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从1995年开始，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开始由向沿海倾斜转变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1999年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开发西部的历史任务。可以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体现和进一步发展。然而，正如专家所指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仅是要加快西部发展，它还表明了国家地区政策在指导思想上的转变，亦即开始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再次重申要统筹区域发展，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我国在20余年现代化建设基础上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和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当代中国要统筹、要协调、要实现最佳配置这一新发展思路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的又一生动体现。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视经济增长为社会进步的自然推动力，并由此简单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进步。然而事实是，任何社会要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致力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才能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邓小平就此多次强调，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即使是“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另一方面“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单打一”，“需要综合平衡”。[3]江泽民同志也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4]，从而将全面协调发展纳入中国现代化战略总体考虑之中。
十六大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强调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是我们党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得出的必然结论。而如何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成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全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作出的又一重要战略部署，其中无疑深刻蕴含了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代替单纯经济高速发展模式的发展思路和当代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
（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前三个统筹更多地体现了新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则更鲜明地突出了新发展观中的“可持续”。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环境的恶化、生态的失衡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1992年7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标示着“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必然选择和共同发展战略。我国于1994年也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阐明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和对策。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贯彻实施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为此，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只能在秀美山川的基础上成长，穷山恶水是打造不出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的。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指出，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贯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
（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协调好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关系。如果说立足国内市场扩大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内在根据的话，那么，扩大开放拓展国际市场则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外在动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间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也更为显著。因此，采取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开发新兴市场和国际市场，则成为我国顺应国内外发展新形势的又一必然选择。
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加快推进改革中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强调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大力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由此不难看出，新一届政府基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更加注重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全面开拓和充分利用，更加强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协调。
如果说温家宝总理提出的24字原则性施政纲领，即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已折射出新一届政府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那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五个统筹”则可以说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发展观的另一种诠释和再一次体现。
注 释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278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8页，第249-250页。
[4]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2年6月10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