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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记念》是鲁迅杂文中为数不多的纪实性文章,怀念的是“左联”五位死难的作家,即白莽(殷夫)、柔石、冯铿、胡也频和李伟森,其中详写白莽和柔石,略写冯铿,胡也频和李伟森只是一笔带过。写冯铿的一段文字是:“其时他(指柔石)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字数不多,却值得寻味:鲁迅为何要写冯铿,并且是这样写冯铿?
在五位作家中,与鲁迅关系颇为亲近的是白莽与柔石。李伟森没有和鲁迅单独见过面,鲁迅与之并不熟悉。鲁迅与胡也频和冯铿的熟悉程度则介于白莽、柔石和李伟森之间。
虽然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鲁迅只提到与胡也频在上海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实际上两人的交往并非文中所说的那么少。早在1924年,胡也频在《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发表《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一文,就引起了鲁迅的关注,而鲁迅的杂文《再论雷峰塔倒掉的原因》,就是看了这篇文章有感而发的。从1924年12月至1925年5月,仅《鲁迅日记》中就有六次与胡也频交往的记录,里面的“崇轩”指的就是胡也频。相对来说,《鲁迅日记》中与冯铿交往的记载不多,其中有过一次记载是1929年12月31日:“上午寄还岭梅(即冯铿)诗稿。”
照理应该写胡也频,无论是鲁迅与胡也频的交往次数,还是胡也频的作品在当时的影响,都是有一些东西可写的。舍胡也频而取冯铿是因为冯铿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为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的“很好的青年”。对于能为追求真理而勇于献身的女性青年,鲁迅向来怀有崇高的敬意。早在1926年,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就写道:“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可以视为为何要写冯铿的一个注脚。
那么为何这样写冯铿,有评论认为该文对冯铿的描写由抑到扬,体现了作者自身的严于解剖的精神。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鲁迅在文中如实地描绘了冯铿的形象,如实地写出了冯铿的幼稚与浮躁,也如实地袒露出自己的心迹,这些都是鲁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和先抑后扬无关。与其把鲁迅的自责看成是严于解剖,倒不如说是鲁迅对于作家的写作如何能获得更好斗争效果的反思。如此写冯铿,只在还原现实,同时也不讳饰自己的内心感受。
文中将柔石的硬气和迂与冯铿的罗曼谛克和急于事功做比较,表达了鲁迅对于踏实创作而不是空谈理论或空喊口号的欣赏态度。柔石努力从事文学创作、翻译并组织朝华社,尽力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有着高远的理想。在困难面前表现出顽强的斗志,连最细碎的杂物都统归自己做了,生前又总相信人们是好的。对于柔石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硬气,鲁迅无疑是赞赏的,而对于他身上存在的迂也同样没有否定。鲁迅曾说过,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多几个呆子是好的。这又可以从后来有人指责与鲁迅关系非常密切的胡风时,鲁迅竭力为之辩护中得到佐证。胡风为鲁迅欣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努力创作以及做事的勤勉,这些都和柔石有些相似。比如胡风在担任“左联”宣传部长的时候,在宣传部下设了三个研究会,组织讨论会。此外,他又主编出版了一份油印刊物《文艺生活》,并不停地写文章,参加了1934年“左联”关于利用旧形式及大众语问题的讨论,1934年底出版了短诗集《野花与箭》。离开中山文化教育馆后,他便以写文章作为职业,写了几篇很受好评的评论文字,如《张天翼论》、《林语堂论》等。又从日文翻译介绍了一些台湾和朝鲜的作家。此外,和鲁迅及聂绀弩合编了《海燕》,既是《作家》编委之一,又编了《木屑文丛》。1936年,还一口气出了两本书《文艺笔谈》和《文学和生活》。相比较而言,冯铿的创作实绩要单薄得多,留下了十多首抒情短诗以及一部女兵日记的小说,和柔石、白莽以及胡也频相比,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鲁迅对于冯铿的激进但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不赞成。1930年9月17日,冯铿参加了庆祝鲁迅先生五十岁生日的纪念会,在会上她发表演说,呼吁鲁迅做一个普罗作家,领导普罗文艺。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载:一个矮胖、短发的年轻妇女谈起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她在结束谈话时,吁请鲁迅担当起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成为中国文化总同盟的两个创始组织——保护者和导师。对此鲁迅认为成为普罗作家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经验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也就不可能产生普罗文学,创作只能从经验中跃出来,并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以柔石为例,他的《二月》和《为奴隶的母亲》,在内容和艺术上为左翼小说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式做出了贡献,鲁迅就曾评论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运用的是“工妙的技术”,刻画出了萧涧秋这一典型人物,且围绕在萧涧秋周围的人物也都生动。柔石和冯铿同居之后,或许是受了冯铿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多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文艺腔。鲁迅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但他强调用文学来帮助革命不是徒唱空调阔论,拿革命这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要创作出革命的作品,取得革命的效果,就要先做革命人,而做革命人决非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完成的,革命文学也不是只大部头的作品才能彰显它的力量,更何况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的“疑心”反映的正是他对作家如何用笔进行战斗的思考。
尽管鲁迅对于刚认识的一些神经过敏而又自尊的文学青年会表现出一种“隔膜”,但不会因此妨碍之后同他们的进一步交往。就像白莽第一次见鲁迅的时候,向鲁迅呈上《彼得斐诗集》后主动热忱地介绍自己,而鲁迅只是平静地听他说,问话插话都很少,引起过颇有个性且自尊心强的白莽的不满,这种让白莽局促乃至压抑的感觉所产生的误会在第二次见面时就冰释前嫌,两人终于成为知己。如果冯铿能和鲁迅进一步交往,或许也会和白莽一样,最后成为鲁迅亲近的朋友和战友。
在有限的会面中,尽管冯铿的形象在鲁迅眼里并不出彩,但鲁迅已把她引为“自己的同志”——因为她对革命文学的热情,因为她对“左联”工作的热忱。对于冯铿的死,鲁迅表达出难以抑制的悲愤并高度评价:“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他们以为受教育能到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伪’。”(《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冯铿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但她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替无产阶级呐喊并因此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由此被鲁迅看作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驱。《为了忘却的记念》采用史传笔法,实事求是地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冯铿以及其他几位作家,正因为此,使得这篇文章同时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200125)
在五位作家中,与鲁迅关系颇为亲近的是白莽与柔石。李伟森没有和鲁迅单独见过面,鲁迅与之并不熟悉。鲁迅与胡也频和冯铿的熟悉程度则介于白莽、柔石和李伟森之间。
虽然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鲁迅只提到与胡也频在上海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实际上两人的交往并非文中所说的那么少。早在1924年,胡也频在《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发表《雷峰塔倒掉的原因》一文,就引起了鲁迅的关注,而鲁迅的杂文《再论雷峰塔倒掉的原因》,就是看了这篇文章有感而发的。从1924年12月至1925年5月,仅《鲁迅日记》中就有六次与胡也频交往的记录,里面的“崇轩”指的就是胡也频。相对来说,《鲁迅日记》中与冯铿交往的记载不多,其中有过一次记载是1929年12月31日:“上午寄还岭梅(即冯铿)诗稿。”
照理应该写胡也频,无论是鲁迅与胡也频的交往次数,还是胡也频的作品在当时的影响,都是有一些东西可写的。舍胡也频而取冯铿是因为冯铿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为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的“很好的青年”。对于能为追求真理而勇于献身的女性青年,鲁迅向来怀有崇高的敬意。早在1926年,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就写道:“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可以视为为何要写冯铿的一个注脚。
那么为何这样写冯铿,有评论认为该文对冯铿的描写由抑到扬,体现了作者自身的严于解剖的精神。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鲁迅在文中如实地描绘了冯铿的形象,如实地写出了冯铿的幼稚与浮躁,也如实地袒露出自己的心迹,这些都是鲁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和先抑后扬无关。与其把鲁迅的自责看成是严于解剖,倒不如说是鲁迅对于作家的写作如何能获得更好斗争效果的反思。如此写冯铿,只在还原现实,同时也不讳饰自己的内心感受。
文中将柔石的硬气和迂与冯铿的罗曼谛克和急于事功做比较,表达了鲁迅对于踏实创作而不是空谈理论或空喊口号的欣赏态度。柔石努力从事文学创作、翻译并组织朝华社,尽力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有着高远的理想。在困难面前表现出顽强的斗志,连最细碎的杂物都统归自己做了,生前又总相信人们是好的。对于柔石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硬气,鲁迅无疑是赞赏的,而对于他身上存在的迂也同样没有否定。鲁迅曾说过,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多几个呆子是好的。这又可以从后来有人指责与鲁迅关系非常密切的胡风时,鲁迅竭力为之辩护中得到佐证。胡风为鲁迅欣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努力创作以及做事的勤勉,这些都和柔石有些相似。比如胡风在担任“左联”宣传部长的时候,在宣传部下设了三个研究会,组织讨论会。此外,他又主编出版了一份油印刊物《文艺生活》,并不停地写文章,参加了1934年“左联”关于利用旧形式及大众语问题的讨论,1934年底出版了短诗集《野花与箭》。离开中山文化教育馆后,他便以写文章作为职业,写了几篇很受好评的评论文字,如《张天翼论》、《林语堂论》等。又从日文翻译介绍了一些台湾和朝鲜的作家。此外,和鲁迅及聂绀弩合编了《海燕》,既是《作家》编委之一,又编了《木屑文丛》。1936年,还一口气出了两本书《文艺笔谈》和《文学和生活》。相比较而言,冯铿的创作实绩要单薄得多,留下了十多首抒情短诗以及一部女兵日记的小说,和柔石、白莽以及胡也频相比,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鲁迅对于冯铿的激进但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不赞成。1930年9月17日,冯铿参加了庆祝鲁迅先生五十岁生日的纪念会,在会上她发表演说,呼吁鲁迅做一个普罗作家,领导普罗文艺。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载:一个矮胖、短发的年轻妇女谈起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她在结束谈话时,吁请鲁迅担当起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成为中国文化总同盟的两个创始组织——保护者和导师。对此鲁迅认为成为普罗作家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经验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也就不可能产生普罗文学,创作只能从经验中跃出来,并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以柔石为例,他的《二月》和《为奴隶的母亲》,在内容和艺术上为左翼小说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式做出了贡献,鲁迅就曾评论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运用的是“工妙的技术”,刻画出了萧涧秋这一典型人物,且围绕在萧涧秋周围的人物也都生动。柔石和冯铿同居之后,或许是受了冯铿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多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文艺腔。鲁迅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但他强调用文学来帮助革命不是徒唱空调阔论,拿革命这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要创作出革命的作品,取得革命的效果,就要先做革命人,而做革命人决非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完成的,革命文学也不是只大部头的作品才能彰显它的力量,更何况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的“疑心”反映的正是他对作家如何用笔进行战斗的思考。
尽管鲁迅对于刚认识的一些神经过敏而又自尊的文学青年会表现出一种“隔膜”,但不会因此妨碍之后同他们的进一步交往。就像白莽第一次见鲁迅的时候,向鲁迅呈上《彼得斐诗集》后主动热忱地介绍自己,而鲁迅只是平静地听他说,问话插话都很少,引起过颇有个性且自尊心强的白莽的不满,这种让白莽局促乃至压抑的感觉所产生的误会在第二次见面时就冰释前嫌,两人终于成为知己。如果冯铿能和鲁迅进一步交往,或许也会和白莽一样,最后成为鲁迅亲近的朋友和战友。
在有限的会面中,尽管冯铿的形象在鲁迅眼里并不出彩,但鲁迅已把她引为“自己的同志”——因为她对革命文学的热情,因为她对“左联”工作的热忱。对于冯铿的死,鲁迅表达出难以抑制的悲愤并高度评价:“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农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迫压,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像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还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这事情很使拿刀的‘文艺家’喜欢。他们以为受教育能到会写文章,至少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应该抱住自己的小资产,现在却反而倾向无产者,那一定是‘虚伪’。”(《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冯铿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但她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替无产阶级呐喊并因此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由此被鲁迅看作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前驱。《为了忘却的记念》采用史传笔法,实事求是地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冯铿以及其他几位作家,正因为此,使得这篇文章同时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20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