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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心武小说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刘心武在新时期承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新时期之初就揭示了“文革”造成的种种“伤痕”。描摹了苦难的图景，并直面社会政治来阐释苦难的成因。
关键词：刘心武 小说《班主任》 时代痕迹 政治情结
刘心武是活跃于当代文坛“京味”作家群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老舍所开创的“京味”文学风格有继承也有发展。在当代作家中，刘心武是为数不多的“学者型”作家之一，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还从事“红学”研究工作，探索文学理论问题，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由《班主任》而成名的刘心武，虽然经历了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历程，但他的创作，始终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功能，这一特色主要体现在针砭时政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等方面，体现在艺术方面的特色，主要是小说的结构艺术和“京味”风格。刘心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并且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贯穿型”作家，他的存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刘心武小说的魅力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他的小说创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从他的作品中能明显地感到时代的脉动，因此，他的小说可以当成那一时代的历史来读。
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掀起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推动了“伤痕文学”的涌现。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当初没有《班主任》的轰动，没有作家思想的解放，也许就不会有今日文学之辉煌。然而今日的作品已经很难令人想起《班主任》的作者了，因为刘心武早已卸下了往日宣传家、政治家、教育家的职责，转而心忧众生，诉说着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尤其是进入90年代，刘心武小说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在描写现实方面，有韧性，不走捷径，肯下工夫，不愿重复和欣赏自己的过去。这也是刘心武对自身的巨大超越，是他时至今日依然拥有众多读者的真正原因。
二、刘心武小说中的启蒙话语
刘心武在新时期承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新时期之初就揭示了“文革”造成的种种“伤痕”。描摹了苦难的图景，并直面社会政治来阐释苦难的成因。
新时期启蒙叙事沿袭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路径，面对着沉浸于苦难中的民众进行精神疗救和自我反思，刘心武是新时期初期承续近代以来启蒙传统的代表作家。刘心武准确地抓住了历史蒙难后的社会普遍心态，承担了人性反思的历史使命。刘心武一直关注弱者的生存体验，维护底层边缘小人物的人格尊严，成为作家社会良知和文学精神价值的守护者。
（一）遍布伤痛的生存图景
启蒙叙事的合法性基础即世界存在着普遍的精神苦痛，新时期文学萌发的启蒙言说将政治事件所引发的苦难与对民众的心灵救赎相联系。那时，各种“伤痕”铭记着民族心理的创痛，成为最典型的文化意象和时代符码。刘心武搜检当代中国尤其是在“文革”中所经历的各种苦难，描摹着苦难的具体状貌，在文学世界里构造出一幅幅遍布伤痛的生存图景。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政治独尊的社会语境中的种种苦难，并预先把这种伤痛记忆作为前提提供给读者。《班主任》表达的是“文革”给中学生的教育造成精神毒害的悲情故事。
新时期文学率先表达了政治苦难，在社会道德层面进行灵魂重塑和精神拯救，当以人性自由为核心的文学启蒙精神深入人的心灵世界时，人们就会察觉政治文化并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内涵，而文化热潮的兴起带来了更为深广的人性认知，导致政治苦难关照下的伤痛主题不再惹眼和突出。虽然“伤痕文学”的轰动效应已经过去，大众的政治热情消退，但是刘心武对伤痛的关注却成为他的思考定式，并内化在其心灵深处，更为凝重。
政治苦难的发掘和述说与新时期国家意志诉求同步，刘心武表达了强劲的渴望社会改造的冲动。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边缘人生存状况的关注，他的创作从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开始进入对心灵世界的审视。刘心武凭借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延续了巴尔扎克的社会风俗研究传统，进行着社会现实作品创作，体现了他在公共领域理性原则下扩展私人空间的持续努力。
刘心武的小说在新时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承接了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在社会现实的逼仄中勾勒出民族灵魂，甚至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的泛文本。与五四时期有着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的作家相较，刘心武更强调社会关怀，显现出自觉的政治身份的皈依。
（二）师者形象与底层人物
政治苦难成为新时期文学启蒙叙事的文化前提，作家的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动直接相关，承载启蒙价值理念的人物命运也深刻着政治历史变迁的烙印。刘心武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空间总是应和着时代变迁。按照角色功能，其人物形象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承担着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形象，另一类是被启蒙的底层边缘人物。
新时期初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迫切需要反思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历史观念，这时智者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因此，知识分子形象被人们满怀期待着，注定要被塑造成拯救国家民族于愚昧和苦难的时代英雄形象。刘心武以浪漫和激情创造了《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形象，在小说中他被赋予了精神救赎者的崇高地位，突出了其过度符码化的特征，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启蒙效果。显然，这样的师者形象具有传达理念的工具效能，但并不具备充分的人格魅力和审美价值，最终也无法为大众所信服。新时期文学中启蒙理念的表达不只是知识分子对底层百姓进行单向传输，也有不少启蒙者的反省和自思。《班主任》之后的许多作品中，知识分子并不总是满怀自信、踌躇满志的启蒙者角色，他们同样是需要不断自思和反省的群体。在道德平台上、在完美人性的标尺前，刘心武揭示了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态、性格缺陷与病态心理，甚至在被启蒙者面前，他们也并不总是占据精神优势。
三、小说的政治情结与问题意识
描述当代中国的苦难图景以确立新时期启蒙话语的合法性，通过师者形象和底层人物讲述启蒙故事，以各种空间意象呈现启蒙文化语境，构成了刘心武立体而丰富的启蒙叙事形态。文本的呈现取决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对世界的认知，刘心武启蒙言说的方式和限度取决于他以政治视角审视世界和以问题意识引发思考的方式。 《班主任》虽然质疑了阶级论建构的宏大叙事，开始从社会政治层面下延至生活世情，但不可否认它能够引起当时人们强烈关注的原因，也是以往的政治化话语和阶级斗争思维的延续。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遗毒”、“精神创伤”等社会政治话语下的解读，而对其中的精神创伤代表如谢惠敏，在宏大政治叙事中，只关注到政治给她带来的伤害，却遮蔽了她作为女性形象但否定女性气质的不正常心态，性别压抑在强大的政治叙事前被忽略了。作者只把她纳入到性别模糊的社会领域，成为社会话语的承担者，自语被代言功能完全遮蔽。作家难以舍弃载道之文，表现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从而限制了他对人性的深入探寻和挖掘。他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意识，但并没有明确启蒙的价值内核。
问题意识使刘心武对题材的选择大多采取近距离的社会观照，通过陈述现象表达超现实的精神关怀，刘心武笔下的人物形象对启蒙之光的渴求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
需要拯救的是处于苦处而不自知的人群。伤害在精神上，这正是五四启蒙文学所努力表达启蒙的合理合法性的再现和延续。他在描绘处于人性困境中的人们时坚信：只要有了美好理想，就具有了无限抬升的力量，就可以完成启蒙的拯救任务。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在人性、人情的平台上自然无法解决，况且诉诸人心的启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他的作品甚至简化了人性困境的难度，刘心武比鲁迅要乐观，因此，他所提供的启蒙路径也由此而失落。
刘心武在难以贯彻始终的启蒙路途上调和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差异，也适应了知识分子和大众间的对立逐渐消隐的社会现实。首先，他化解了政治语境中因强烈对立和尖锐冲突形成的狭小空间。其次，他打破了革命话语造就的序列等级制度。空间上的安排无疑使刘心武的作品获得了人物间平等的充分理由，进而，开始解构集体主义话语的一体制，消解“我们”话语的统治性和权威性，复原鲜活的独异的个体形象。刘心武作品中的平民生活史在获得广阔的现实社会空间的同时，也将尖锐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转化为平民世界中的具体现象和问题，但刘心武只提出问题，并不努力追问社会问题背后的文化原因和探究人性的困惑，因此，这些问题并没有深化人性的认知，它在细碎的市民生活圈子中只会变得平淡和泛化，只能消解现实中存在的文化矛盾和人性悖论。
刘心武的小说所呈现的社会历史感在市民阶层的巷弄间表达，事实上以人物群像提供了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历史脉络。当中国当代政治提供的集体主义的公共自由成为历史尘埃时，个人自由之声浮出水面，深受体制拘囿的中国民众，生活在巷弄这一半封闭和一半开放的空间里，他们需要挣脱这既受限制又相对开放的生活环境的束缚。在极度张扬公众普遍意志的政治自由向追求个体满足的个人自由倾斜时，在都市文明的现代自由和驻守于乡村文明的集体自由间，这种心态却是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城市化不彻底、政治权威借用公众名义侵略到私人化的生活空间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刘心武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特定时期的人性表达，并努力寻找这一群体的人生趋势和人性可能空间，但它恰恰表明了新时期中国启蒙路径的复杂和困顿，刘心武所作的努力只是穿过一道拯救的窄门。
总之，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彰显生活。刘心武小说的魅力在于紧跟时代潮流，但又不随波逐流；重视小说的艺术性，建构文体的语言力求创新。
参考文献：
[1]刘心武.刘心武文集·四牌楼[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2]刘心武.刘心武文集·无尽的长廊[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关键词：刘心武 小说《班主任》 时代痕迹 政治情结
刘心武是活跃于当代文坛“京味”作家群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老舍所开创的“京味”文学风格有继承也有发展。在当代作家中，刘心武是为数不多的“学者型”作家之一，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还从事“红学”研究工作，探索文学理论问题，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由《班主任》而成名的刘心武，虽然经历了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历程，但他的创作，始终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功能，这一特色主要体现在针砭时政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等方面，体现在艺术方面的特色，主要是小说的结构艺术和“京味”风格。刘心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并且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贯穿型”作家，他的存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刘心武小说的魅力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他的小说创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从他的作品中能明显地感到时代的脉动，因此，他的小说可以当成那一时代的历史来读。
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掀起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推动了“伤痕文学”的涌现。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当初没有《班主任》的轰动，没有作家思想的解放，也许就不会有今日文学之辉煌。然而今日的作品已经很难令人想起《班主任》的作者了，因为刘心武早已卸下了往日宣传家、政治家、教育家的职责，转而心忧众生，诉说着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尤其是进入90年代，刘心武小说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在描写现实方面，有韧性，不走捷径，肯下工夫，不愿重复和欣赏自己的过去。这也是刘心武对自身的巨大超越，是他时至今日依然拥有众多读者的真正原因。
二、刘心武小说中的启蒙话语
刘心武在新时期承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新时期之初就揭示了“文革”造成的种种“伤痕”。描摹了苦难的图景，并直面社会政治来阐释苦难的成因。
新时期启蒙叙事沿袭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路径，面对着沉浸于苦难中的民众进行精神疗救和自我反思，刘心武是新时期初期承续近代以来启蒙传统的代表作家。刘心武准确地抓住了历史蒙难后的社会普遍心态，承担了人性反思的历史使命。刘心武一直关注弱者的生存体验，维护底层边缘小人物的人格尊严，成为作家社会良知和文学精神价值的守护者。
（一）遍布伤痛的生存图景
启蒙叙事的合法性基础即世界存在着普遍的精神苦痛，新时期文学萌发的启蒙言说将政治事件所引发的苦难与对民众的心灵救赎相联系。那时，各种“伤痕”铭记着民族心理的创痛，成为最典型的文化意象和时代符码。刘心武搜检当代中国尤其是在“文革”中所经历的各种苦难，描摹着苦难的具体状貌，在文学世界里构造出一幅幅遍布伤痛的生存图景。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政治独尊的社会语境中的种种苦难，并预先把这种伤痛记忆作为前提提供给读者。《班主任》表达的是“文革”给中学生的教育造成精神毒害的悲情故事。
新时期文学率先表达了政治苦难，在社会道德层面进行灵魂重塑和精神拯救，当以人性自由为核心的文学启蒙精神深入人的心灵世界时，人们就会察觉政治文化并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内涵，而文化热潮的兴起带来了更为深广的人性认知，导致政治苦难关照下的伤痛主题不再惹眼和突出。虽然“伤痕文学”的轰动效应已经过去，大众的政治热情消退，但是刘心武对伤痛的关注却成为他的思考定式，并内化在其心灵深处，更为凝重。
政治苦难的发掘和述说与新时期国家意志诉求同步，刘心武表达了强劲的渴望社会改造的冲动。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边缘人生存状况的关注，他的创作从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开始进入对心灵世界的审视。刘心武凭借着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延续了巴尔扎克的社会风俗研究传统，进行着社会现实作品创作，体现了他在公共领域理性原则下扩展私人空间的持续努力。
刘心武的小说在新时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承接了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在社会现实的逼仄中勾勒出民族灵魂，甚至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的泛文本。与五四时期有着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的作家相较，刘心武更强调社会关怀，显现出自觉的政治身份的皈依。
（二）师者形象与底层人物
政治苦难成为新时期文学启蒙叙事的文化前提，作家的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动直接相关，承载启蒙价值理念的人物命运也深刻着政治历史变迁的烙印。刘心武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空间总是应和着时代变迁。按照角色功能，其人物形象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承担着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形象，另一类是被启蒙的底层边缘人物。
新时期初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迫切需要反思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历史观念，这时智者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因此，知识分子形象被人们满怀期待着，注定要被塑造成拯救国家民族于愚昧和苦难的时代英雄形象。刘心武以浪漫和激情创造了《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形象，在小说中他被赋予了精神救赎者的崇高地位，突出了其过度符码化的特征，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启蒙效果。显然，这样的师者形象具有传达理念的工具效能，但并不具备充分的人格魅力和审美价值，最终也无法为大众所信服。新时期文学中启蒙理念的表达不只是知识分子对底层百姓进行单向传输，也有不少启蒙者的反省和自思。《班主任》之后的许多作品中，知识分子并不总是满怀自信、踌躇满志的启蒙者角色，他们同样是需要不断自思和反省的群体。在道德平台上、在完美人性的标尺前，刘心武揭示了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态、性格缺陷与病态心理，甚至在被启蒙者面前，他们也并不总是占据精神优势。
三、小说的政治情结与问题意识
描述当代中国的苦难图景以确立新时期启蒙话语的合法性，通过师者形象和底层人物讲述启蒙故事，以各种空间意象呈现启蒙文化语境，构成了刘心武立体而丰富的启蒙叙事形态。文本的呈现取决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对世界的认知，刘心武启蒙言说的方式和限度取决于他以政治视角审视世界和以问题意识引发思考的方式。 《班主任》虽然质疑了阶级论建构的宏大叙事，开始从社会政治层面下延至生活世情，但不可否认它能够引起当时人们强烈关注的原因，也是以往的政治化话语和阶级斗争思维的延续。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遗毒”、“精神创伤”等社会政治话语下的解读，而对其中的精神创伤代表如谢惠敏，在宏大政治叙事中，只关注到政治给她带来的伤害，却遮蔽了她作为女性形象但否定女性气质的不正常心态，性别压抑在强大的政治叙事前被忽略了。作者只把她纳入到性别模糊的社会领域，成为社会话语的承担者，自语被代言功能完全遮蔽。作家难以舍弃载道之文，表现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从而限制了他对人性的深入探寻和挖掘。他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启蒙意识，但并没有明确启蒙的价值内核。
问题意识使刘心武对题材的选择大多采取近距离的社会观照，通过陈述现象表达超现实的精神关怀，刘心武笔下的人物形象对启蒙之光的渴求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
需要拯救的是处于苦处而不自知的人群。伤害在精神上，这正是五四启蒙文学所努力表达启蒙的合理合法性的再现和延续。他在描绘处于人性困境中的人们时坚信：只要有了美好理想，就具有了无限抬升的力量，就可以完成启蒙的拯救任务。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在人性、人情的平台上自然无法解决，况且诉诸人心的启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他的作品甚至简化了人性困境的难度，刘心武比鲁迅要乐观，因此，他所提供的启蒙路径也由此而失落。
刘心武在难以贯彻始终的启蒙路途上调和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差异，也适应了知识分子和大众间的对立逐渐消隐的社会现实。首先，他化解了政治语境中因强烈对立和尖锐冲突形成的狭小空间。其次，他打破了革命话语造就的序列等级制度。空间上的安排无疑使刘心武的作品获得了人物间平等的充分理由，进而，开始解构集体主义话语的一体制，消解“我们”话语的统治性和权威性，复原鲜活的独异的个体形象。刘心武作品中的平民生活史在获得广阔的现实社会空间的同时，也将尖锐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转化为平民世界中的具体现象和问题，但刘心武只提出问题，并不努力追问社会问题背后的文化原因和探究人性的困惑，因此，这些问题并没有深化人性的认知，它在细碎的市民生活圈子中只会变得平淡和泛化，只能消解现实中存在的文化矛盾和人性悖论。
刘心武的小说所呈现的社会历史感在市民阶层的巷弄间表达，事实上以人物群像提供了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历史脉络。当中国当代政治提供的集体主义的公共自由成为历史尘埃时，个人自由之声浮出水面，深受体制拘囿的中国民众，生活在巷弄这一半封闭和一半开放的空间里，他们需要挣脱这既受限制又相对开放的生活环境的束缚。在极度张扬公众普遍意志的政治自由向追求个体满足的个人自由倾斜时，在都市文明的现代自由和驻守于乡村文明的集体自由间，这种心态却是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城市化不彻底、政治权威借用公众名义侵略到私人化的生活空间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刘心武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特定时期的人性表达，并努力寻找这一群体的人生趋势和人性可能空间，但它恰恰表明了新时期中国启蒙路径的复杂和困顿，刘心武所作的努力只是穿过一道拯救的窄门。
总之，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彰显生活。刘心武小说的魅力在于紧跟时代潮流，但又不随波逐流；重视小说的艺术性，建构文体的语言力求创新。
参考文献：
[1]刘心武.刘心武文集·四牌楼[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2]刘心武.刘心武文集·无尽的长廊[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