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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啸虹短篇小说集《周啸虹短篇小说选》和《逝水》共计收录短篇小说42篇，这些作品着意记录、刻画大时代下一众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在作者笔下他们仿佛各自驾着一己扁舟在时代的洪流中自主沉浮，操舵抡桨应对不断出现的暗涌、险滩、跌宕与断流，时代的洪流为他们提供了不同命运之可能，他们的悲喜苦乐也反之试探出时代洪流的深浅、缓急、动静与安危。再进一步看，时代或社会或许必然经历不可避免的断裂、变迁与转型，这些小人物却以己身的试探在其断裂、变迁、转型处作出不绝如缕的延续与缝补；他们在剧变迭生的世界中竟能屡屡串联起因断裂、分隔、抛弃而遗落散失的片段，铺陈开丰厚绵延的脉络，隐然构成与剧变颃颉之势，成为今天我们再次回顾的意义所在。
周啸虹的短篇小说将剧变的现实世界衍化为文学创作中的二元世界，因应现实的种种断裂、冲撞与变易，在小说中建构譬如善恶、新旧、城乡、生死等种种对立，继而以小人物的自我选择或被动选择探勘对立之中转化的可能、失衡之中平衡的可能。二元世界中对立的建构与平衡，成为周啸虹独特小说兴味的发源和伦理支撑，也促成他以小说创作在时代转折处作出延续与缝补。
对立——二元世界的建构
对立是二元世界的基本构成，明晰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产生自分明与确定的对立，而在离乱动荡的时代之中，往昔明确的对立渐被混沌、模糊所打破，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不再明晰如故，周啸虹在小说创作中一再建构对立，有着以二元对立“明道”、“定分”的企图。
无论是《十年》中对急公好义和知恩图报的颂扬、《最后五分钟》中对予人关怀和克勤克俭的认同、《老谢的水果摊》中对浪子回头和相濡以沫的肯定，还是《把戏》中对欺诈奸邪的批判、《爬梯的人》中对政治投机的针砭，为数众多的作品共同建构了鲜明的以善恶对立为主题的二元世界。在周啸虹的善恶世界中，善恶果报、惩恶扬善并不止于文人小说传统的道德教化，更在作者也置身动乱之中的无可奈何和依然向往光明的指向；善恶对立的建构，有着超越具体时代、社会的价值，由此衍化的仪式与秩序必有助匡正纲纪，这是作者的夫子之道。
周啸虹以《旺伯的担仔面》、《大饼》、《炉边日月长》甚至《阿进婶的猪》等一组作品，从日常生活中生发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对以饮食等生活方式为代表的传统和传统的固守者倾注了极大的情感。以《旺伯的担仔面》为例，矮桌、小凳、电石灯，成为旺伯40余年操劳担仔面生涯的见证，面对随着社会发展而渐失传统味道的小吃行业，“吃担仔面便要有担仔面的样子”是他固守传统、抵制“进步”的心理防线。传统与现代并非可以不加辩证地纳入进化论的谱系，然而变化与替代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世界中，旺伯的“卫道”有着殉难的意味，作者透过旺伯表达的或许只是希望能在大步向前的时代巨人身后找寻那尚未堙没的来时之路。
周啸虹着眼乡土对老年和青年共同具有的意义，书写城乡对立的二元世界，在《绿》和《恋》中乡村受到城市的倾轧，土地沦丧，田园不再，对于一辈子勤劳耕作的金土伯和阿旺伯，乡村是永远的“绿”和“恋”，城市却如烟囱般的“黑”与“臭”；而在《山中假期》和《夕阳伴我归》中，两个年轻人一个弃城市生活而选择服务山地，一个在城市受挫而在乡土重获新生。需要留意的是，同是书写城乡对立，黄春明笔下阿盛伯的死也难掩游泳池中稚儿银铃般的笑声（《溺死一只老猫》），周啸虹对乡土所持的近乎“盲目”的乐观，除却对乡土天然的眷恋与不舍，实是笃信而警示时人，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中仍需留给故土一方心田，才可继续从栖身的大地中汲取养分、滋养性灵。
《“复活”》、《遗恨》和《归根的落叶》写离散时代里的落叶归根，主人公或“死而复生”、回归故土，或在身后经由亲人完成回归，或于归乡中撒手人寰、得其所在。周啸虹在“归乡”的主题中不断建构生死对立、演绎生死故事，除却血浓于水的解读，更在其对生死作出的在在思索。时代造成的裂痕终究阻隔不了心灵的相通，生死两途却是肉身无法超越的终点，作者笔下的归乡人以生死跨越裂痕，因重生或身死而获得个人和家庭的圆满，生死对立，相反相成，看似离奇的小说叙事在对特殊年代进行回应中，对其中生与死的易位而居一再作出演化。
对立的转化与平衡
二元既是对立，也是转化与平衡。若将作者以对立建构的二元世界视为一种静态的结构，其中种种转化与平衡则呈现出结构的流动性；因应不断变化的时代与社会，这种流动性更能反映人心、谱刻心曲，每每在婉转曲折中丰富对时代与社会的理解。
《悲欢岁月》仍旧对坚守传统的小人物给予了莫大的关怀，但其中显现的对立与转化格外需要留意。坚持演绎传统歌仔戏的“玉华园”在比赛前遭遇重大变故，却能痛定思痛以一出“山伯英台”拔得头筹；班主虽然喜出望外却因为要继续参加省赛而担心另有变故……短短的篇幅内悲喜苦乐轮番上演，此消彼长，相互转化，浑融而成。周啸虹借由“悲喜交集”这一极具包容性和概括性的情感共鸣将二元对立从固态引向动态，从历时引向共时，从单纯引向复杂，展现出二元世界里的流动性，为大时代和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提供了更具厚度的解读。
在《长明灯》和《绿衣人》这两篇感人至深的作品中，一位是守职灯塔一辈子的阿元伯，一位是在山地担任邮差20年的老郑，他们并非不知晓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却固守天职，不为所动；敬天惜命，自助助人。流动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这些台湾社会基层工作者于流动中选择静止，并非简单地拒绝流动，而以相对静止的生存方式为流动社会增添了一种声音。两篇作品都有意避免将主人公刻画成宗教性的人物，在流动的时代背景下，世俗人物的择善固执凸显了从农业社会以来锻造的人生品质，周啸虹在对立的转化中丰富了对时代和社会的理解。
《这头牛》中阿土伯的开明练达予人深刻印象，他对现代科技和“民主运动”的接受象征着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对传统的全面胜利；两相对照，如何处理象征传统的耕牛成为焦点所在，是弃若敝屣，还是敬天惜物、慎始敬终？尽管周啸虹给出的解决方案依然充满乡土色彩，这篇作品的意义是深远的，善恶、新旧、城乡种种对立，以新旧对立同声相应，在此作中，现代不再作为传统的负面而存在，现代的正面价值得到包括老式农民在内的普遍肯定，与此同时，传统的价值也未因此而遭到否定、抹煞，反在曲折中表现出来，二元对立在辩证中达到结构平衡。
周啸虹的短篇小说将剧变的现实世界衍化为文学创作中的二元世界，因应现实的种种断裂、冲撞与变易，在小说中建构譬如善恶、新旧、城乡、生死等种种对立，继而以小人物的自我选择或被动选择探勘对立之中转化的可能、失衡之中平衡的可能。二元世界中对立的建构与平衡，成为周啸虹独特小说兴味的发源和伦理支撑，也促成他以小说创作在时代转折处作出延续与缝补。
对立——二元世界的建构
对立是二元世界的基本构成，明晰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产生自分明与确定的对立，而在离乱动荡的时代之中，往昔明确的对立渐被混沌、模糊所打破，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不再明晰如故，周啸虹在小说创作中一再建构对立，有着以二元对立“明道”、“定分”的企图。
无论是《十年》中对急公好义和知恩图报的颂扬、《最后五分钟》中对予人关怀和克勤克俭的认同、《老谢的水果摊》中对浪子回头和相濡以沫的肯定，还是《把戏》中对欺诈奸邪的批判、《爬梯的人》中对政治投机的针砭，为数众多的作品共同建构了鲜明的以善恶对立为主题的二元世界。在周啸虹的善恶世界中，善恶果报、惩恶扬善并不止于文人小说传统的道德教化，更在作者也置身动乱之中的无可奈何和依然向往光明的指向；善恶对立的建构，有着超越具体时代、社会的价值，由此衍化的仪式与秩序必有助匡正纲纪，这是作者的夫子之道。
周啸虹以《旺伯的担仔面》、《大饼》、《炉边日月长》甚至《阿进婶的猪》等一组作品，从日常生活中生发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对以饮食等生活方式为代表的传统和传统的固守者倾注了极大的情感。以《旺伯的担仔面》为例，矮桌、小凳、电石灯，成为旺伯40余年操劳担仔面生涯的见证，面对随着社会发展而渐失传统味道的小吃行业，“吃担仔面便要有担仔面的样子”是他固守传统、抵制“进步”的心理防线。传统与现代并非可以不加辩证地纳入进化论的谱系，然而变化与替代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世界中，旺伯的“卫道”有着殉难的意味，作者透过旺伯表达的或许只是希望能在大步向前的时代巨人身后找寻那尚未堙没的来时之路。
周啸虹着眼乡土对老年和青年共同具有的意义，书写城乡对立的二元世界，在《绿》和《恋》中乡村受到城市的倾轧，土地沦丧，田园不再，对于一辈子勤劳耕作的金土伯和阿旺伯，乡村是永远的“绿”和“恋”，城市却如烟囱般的“黑”与“臭”；而在《山中假期》和《夕阳伴我归》中，两个年轻人一个弃城市生活而选择服务山地，一个在城市受挫而在乡土重获新生。需要留意的是，同是书写城乡对立，黄春明笔下阿盛伯的死也难掩游泳池中稚儿银铃般的笑声（《溺死一只老猫》），周啸虹对乡土所持的近乎“盲目”的乐观，除却对乡土天然的眷恋与不舍，实是笃信而警示时人，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中仍需留给故土一方心田，才可继续从栖身的大地中汲取养分、滋养性灵。
《“复活”》、《遗恨》和《归根的落叶》写离散时代里的落叶归根，主人公或“死而复生”、回归故土，或在身后经由亲人完成回归，或于归乡中撒手人寰、得其所在。周啸虹在“归乡”的主题中不断建构生死对立、演绎生死故事，除却血浓于水的解读，更在其对生死作出的在在思索。时代造成的裂痕终究阻隔不了心灵的相通，生死两途却是肉身无法超越的终点，作者笔下的归乡人以生死跨越裂痕，因重生或身死而获得个人和家庭的圆满，生死对立，相反相成，看似离奇的小说叙事在对特殊年代进行回应中，对其中生与死的易位而居一再作出演化。
对立的转化与平衡
二元既是对立，也是转化与平衡。若将作者以对立建构的二元世界视为一种静态的结构，其中种种转化与平衡则呈现出结构的流动性；因应不断变化的时代与社会，这种流动性更能反映人心、谱刻心曲，每每在婉转曲折中丰富对时代与社会的理解。
《悲欢岁月》仍旧对坚守传统的小人物给予了莫大的关怀，但其中显现的对立与转化格外需要留意。坚持演绎传统歌仔戏的“玉华园”在比赛前遭遇重大变故，却能痛定思痛以一出“山伯英台”拔得头筹；班主虽然喜出望外却因为要继续参加省赛而担心另有变故……短短的篇幅内悲喜苦乐轮番上演，此消彼长，相互转化，浑融而成。周啸虹借由“悲喜交集”这一极具包容性和概括性的情感共鸣将二元对立从固态引向动态，从历时引向共时，从单纯引向复杂，展现出二元世界里的流动性，为大时代和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提供了更具厚度的解读。
在《长明灯》和《绿衣人》这两篇感人至深的作品中，一位是守职灯塔一辈子的阿元伯，一位是在山地担任邮差20年的老郑，他们并非不知晓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却固守天职，不为所动；敬天惜命，自助助人。流动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这些台湾社会基层工作者于流动中选择静止，并非简单地拒绝流动，而以相对静止的生存方式为流动社会增添了一种声音。两篇作品都有意避免将主人公刻画成宗教性的人物，在流动的时代背景下，世俗人物的择善固执凸显了从农业社会以来锻造的人生品质，周啸虹在对立的转化中丰富了对时代和社会的理解。
《这头牛》中阿土伯的开明练达予人深刻印象，他对现代科技和“民主运动”的接受象征着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对传统的全面胜利；两相对照，如何处理象征传统的耕牛成为焦点所在，是弃若敝屣，还是敬天惜物、慎始敬终？尽管周啸虹给出的解决方案依然充满乡土色彩，这篇作品的意义是深远的，善恶、新旧、城乡种种对立，以新旧对立同声相应，在此作中，现代不再作为传统的负面而存在，现代的正面价值得到包括老式农民在内的普遍肯定，与此同时，传统的价值也未因此而遭到否定、抹煞，反在曲折中表现出来，二元对立在辩证中达到结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