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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铜元局
刚到铜元局时是一个雨后的下午，在南方最难捱的1、2月份里，蒙蒙小雨后的重庆显得更加灰郁清冷。刚下飞机便马不停蹄地与王海川前往他的“研究基地”——铜元局。王海川当起导游，一路介绍重庆近几年的发展，以及铜元局的历史变迁。车子行至一座高架桥时，王海川说在这里可以看到铜元局的全貌，揣着对在高架桥上是否可以停车的疑虑走下来，视野果然非常开阔，铜元局就在高架桥下，一簇簇青瓦楼顶点缀在郁葱的树木之中。
铜元局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西南部，距离市政府仅两千米的距离，是重庆地段比较好的区域之一，辖大田坝、桐梓村、广东山、芭蕉湾、长江新村、风临洲、上海城7个社区。铜元局在1905年之前名为南岸苏家坝，清朝的厂名大多以“局”为尾，光绪年间四川总督被授权在此建厂铸造铜币，名为铜元局。后来由于军阀混战，军备缺乏，被改装为枪弹生产设备，并于1930年改名为二十一军子弹厂。解放后，经过在原基础上的不断扩建，作为兵器工业总公司下属的一类大型国营企业在三线建设时期发展迅速，全厂拥有机械设备2000余套，占地面积200万平方米，员工12万余人，重庆的第一台国外设备从这里引进。1980年军转民，2001年长江电工厂迁址南岸区茶园工业园区并与香港融侨集团签署土地置换协议，拆迁工作至今尚未完成。
王海川的很多艺术活动集中在铜元局铜建村，与这里的居民也最为熟识，他们多为长江电工厂的退休职工及家属。这里的建筑多是红砖青瓦的筒子楼，是在1950年代初期依据苏联专家设计的图纸建造的。在那个时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少这样的筒子楼建筑，但现在大多数已被拆迁，筒子楼作为那个特定时期集体主义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产物正在成为那一代人的记忆和遗产。走在村中泥泞的小路上，随处可见已搬迁走的居民留下的大堆生活垃圾和“拆迁区域，注意安全”的警告牌。好在还有一部分未搬迁的住户坚守阵地，给几近空楼的社区保留有一点生气。
王海川以铜元局为主题和现场的艺术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7年至2009年，是以铜元局居民楼建筑为母题的绘画创作为主；2010年至2012年，王海川开始走进铜元局现场，注重互动与测试，做了一系列与铜元局居民和现场有关的介入性艺术项目；自2013年底开始，王海川与器空间共同发起“铜元局活动室”项目，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计划中，丰富了铜元局的活动内容，同时为艺术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铜元局进入王海川的视野与他之前所从事的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07年以前，王海川开有一家景观设计公司，从事了8年的景观设计工作，因此，对城市居住环境和建筑的变迁他比旁人更敏感。关闭公司后，王海川重拾画笔，在他的绘画中，铜元局并不是简单的写生素材，而是渗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铜元局建筑的外观，更重要的是“人”与“居住”之间的关系。人的居住从来不是随心所欲的，不管是建国初期的低矮筒子楼建筑，还是今天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高档住宅区，人的居住一直被规划、被设计，而这些规划和设计背后的合理性与弊端，曾经作为建筑景观设计工作者的王海川更加清楚，这也是他将正当时的设计公司关闭的原因之一。
王海川的铜元局系列绘画常常被看做一种风景写生，但“人”的因素、“人”与“体制”之间的关系是以隐性和不在场的方式呈现的。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王海川以灰蓝冷色调表现铜元局建筑，朦胧的底色在艺术家与画面之间构成一种疏离，同时也在观者与画面之间构成一种疏离。这样的表现方式既是一种覆盖，又是一次清理，将明艳色彩清理之后，画面中的建筑与观者之间产生距离，形成记忆的一部分，同时远距离的旁观视角可以使画面中最本质的东西显现出来。“人”在王海川的绘画中是缺席的，不在场的，但人与居住，与规划，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和艺术家的态度在经过对画面的清理之后已明确显现。
被测试的样本
从2010年开始，王海川不再将眼光只盯在铜元局建筑形态上，他开始接触那里的居民，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渐渐地，王海川跟他们熟识起来，成了他们口中的“王主任”或“王老师”，他的创作方式也由架上绘画转向了综合性现场介入项目。这时期的主要艺术活动有2011年的“铜元局—16.9m2”和2012年的“铜元局—旅行”计划。
铜元局的居民对王海川的接触也是从“铜元局—16.9m2”活动才开始的，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将王海川视为摄影家。16.9m2是工厂职工宿舍的标准面积，很多家庭在这16.9m2的空间里生活了五六十年。王海川对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做了大量采访记录，并以大照片的形式对16.9m2的房间做了记录和还原，然后他又将这些房间的“标准像”装裱后赠送给了照片中房间的主人或与之相关的人。就是通过访问和送照片的活动，王海川以摄影家或艺术家的身份成为铜元局的常客。
在架上绘画阶段，王海川以旁观者的视角、审美的态度来看待铜元局，更多关注的是居住型建筑的形态和外观。当王海川试着走进铜元局，走进铜元局居民的生活时，艺术的生产和表达方式也在随时调整中发生变化。起初王海川只是单纯地收集一些与此相关的物件现成品，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有意思也更加复杂的东西开始吸引他：铜元局建筑群形态的形成，这种建筑模式背后所隐含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规划的影响，人们在这种被设计和被规定的空间组合中长期生存而在不知不觉中被塑造的行为和观念方式。对这些问题的疑惑和追问也使得王海川由铜元局生活的观察者变成一线的实践者和调查者。
王海川将“铜元局—16.9m2”活动视作一种测试，一方面是对建国以来集体主义的教育和改造模式等国家意识形态对人们生活行为方式的塑造在今天的表现；另一方面，以类似艺术的方式介入到他们的生活中，看他们对超越他们日常生活以外的艺术观念所带来的冲突的反应。从这种意义上，铜元局已经成为一个艺术研究和测试的样本，王海川既是样本研究的主导者，又是参与者，同时还要适时地抽身出来以艺术家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研究，这时他又变成抽离了现场的旁观者。当把居民的反应作为测试对象时，事情就变得有意思起来。他们与大多数不了解当代艺术的人一样，认为艺术家等同于画家，艺术家就是画画的，但王海川的艺术行为却是以谈话、摄影、录像等形式进行的，尽管被告知这是一种艺术行为，但在他们那里，对这些除画画之外的艺术方式还是将信将疑，最起码测试的初期是这样。相较于装置和走访录像等艺术方式，与绘画比较接近的摄影是他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艺术行为，他们与王海川的熟识也是通过照相和送相片，并且，自己生活了几十年即将拆迁的房子被装裱进相框中，对于这种免费的纪念他们还是乐意去接受的。
在“铜元局—旅行”计划中，王海川同样运用了测试的方法。2012年元宵节，王海川及友人在铜建村的两排筒子楼房之间的空地上摆上桌椅、零食、自助饭菜等，挂上彩灯，将现场布置成小型party邀请附近居民共同庆祝。这主要针对铜元局居民春节期间无力外出旅行的现实问题，以艺术家发起并集资的方式，在铜元局拆迁无主房间内布置中外名胜旅游主题场景，举办“旅行计划”活动，让当地住户感受温暖阳光。活动海报上是这么写的：“让虚妄的温度给严冬中的蜗居者带去一丝暖意，这是一次奇异的旅行——关于过往的，渐渐淡出我们认知的世界的旅行计划。”这样温情文艺的文字是艺术家美好的愿望，却处处显示出与铜元局的格格不入，破败的残垣断壁与临时搭建起的灯红酒绿形成强烈对比。在为期两天的“旅行”计划中，即使作为组织者的艺术家等人也并不能完全掌握整个局面，居民在其中的自发性反应构成活动的主要内容。活动第一天出现了哄抢食物的状况，并且在将食物打包的居民与没有抢到食物的居民之间出现口角冲突，现场比较混乱。但是活动第二天，一部分人开始站出来自发组织和维持现场秩序，并临时制定了一些需要遵守的简单规则，现场秩序井然，饭后居民开始在布景前拍照、跳舞。
这样的测试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利益（可以免费吃喝）面前，对于铜元局的住户来说，是不是艺术活动这件事儿跟他们从来就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意的是能否免费吃饱喝足，再美美地在不同国家风景的布景面前多拍点照片，跳上一支欢乐的舞蹈。不能说这种行为和反应全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结果，但这样固定的生活格局对他们那个年龄段和学历层次的居民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规训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介入性测试和调查已经由审美性观看转变为综合性的互动调研，就如同发迹于加拿大的杂志和传媒集团Vice要做某一调查前必先打入其内部一样，王海川既是打入铜元局内部的线人，又是决策者和行动者。铜元局成为一个样本，既不太社会学，又不那么纯艺术，它是一个生态的缩影。就如同这个两天的旅行活动那样，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对规则和制度的认可和接受，总有一小部分人站出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即使是几十人的小群体活动，其反映出的是一个社会的形成规律和雏形。
铜元局活动室
铜元局项目会随着铜元局社区拆迁工作的完成而结束，王海川的预测是三年左右。在已经进行的三年项目活动中，王海川搜集了铜元局相关的各类资料与素材，以类似社会调查的形式与那里的居民和生活发生关系。近半年以来，王海川的艺术方式发生了转变，以活动室的形式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创作作品、举办论坛，赋予艺术以更多可能性。
2013年底，王海川与重庆器空间一起发起成立了“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这是一项以正在发生的中国城市化现场以及城市化景观为对话对象的跨学科工作项目。这是王海川在铜元局拆迁区向尚未搬走的住户租借的两间空房，每个房间面积都是16.9m2，活动室的所有项目活动将以这两间旧房为现场或素材展开。“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将邀请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工作者，包括艺术家、社会学家、建筑师、设计师等，按照各自的工作主题，在铜元局片区展开多维度的工作。这些多样化的工作主要分为三块：独立艺术项目、艺术论坛，以及重庆地区青年艺术家具有实验性的个人艺术实践。
现已经开展的独立艺术论坛有2013年12月19日由杨述、倪昆主持的“媒介，方式及行动：来自孟加拉国/缅甸的乡村艺术实践”，该活动在器空间举行，参与者既有重庆本地艺术家，又有来器空间做交换访问的外国艺术家。另外，在2014年1月16日的独立艺术项目“时态第五回：不适的现场”之后举行的讨论会“语境，媒介，空间生产”将前一主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中的 “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艺术项目有三个：2012年底，王海川进行的“铜元局艺术辅导计划”；2013年12月8日，徐浪团队所进行的“铜元局测绘项目”；2014年1月16日，由王海川、康学儒召集，倪昆主持的“时态第五回：不适的现场”项目。艺术辅导项目是一项长期的艺术教育和普及计划，主要针对铜元局住户进行，王海川将相机分发给铜元局居民，教他们摄影，拍摄生活中的趣味瞬间，同时在必要时刻也可成为一种记录的手段。徐浪团队进行的测绘项目是以建筑学的方法对铜元局的居住建筑做精确测量，将测量的数据以数码形式在电脑中复原，形成类似建筑样板房的结构。由于脱离了实体建筑环境，电脑中的铜元局建筑模型完全由数据和线面结构组合，甚至有了几分高档住宅区的影子。“时态第五回：不适的现场”项目以召集艺术家的形式展开，所有的艺术活动都是以铜元局活动室为基点，是在铜元局特定现场基础之上的再讨论和再试验。
“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将艺术发生的场所移至即将拆迁的居民楼中，这样的方式本身即与铜元局以及铜元局的生活发生了关系。在这个阶段的实践中，王海川适度抽离，回到艺术系统内部来探索艺术发生的更多可能性。铜元局活动室的实践为艺术的发生和生产提供了不同于一般美术馆和画廊的条件，它被规划和被限制的成分并不明显，是野生有活力的，同时因为没有了一般机构的运营压力，在这里实验的艺术家能够充分将艺术的可能性最大化地实现，不会考虑过多经济资本等方面的束缚。不断有好的想法和在一般机构空间中难以实现的方案在这里发生，同时，王海川的艺术辅导项目也成为一项面向特定人群的公共美术教育活动。场地虽小，但与美术馆相比，在职能上活动室可称得上野生版的美术馆，但活动室显然给更多试验的、冒险的、新奇的或无聊的想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由于没有严格的筛选等环节，王海川坦言并不是在活动室中所发生的艺术实践都是好的，也不乏肤浅粗制的作品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活动室的艺术实践长期持续地开展，并尽量保持它持久的活力和实验性，这是在铜元局活动室项目的进行中需要不断调整和摸索的。
刚到铜元局时是一个雨后的下午，在南方最难捱的1、2月份里，蒙蒙小雨后的重庆显得更加灰郁清冷。刚下飞机便马不停蹄地与王海川前往他的“研究基地”——铜元局。王海川当起导游，一路介绍重庆近几年的发展，以及铜元局的历史变迁。车子行至一座高架桥时，王海川说在这里可以看到铜元局的全貌，揣着对在高架桥上是否可以停车的疑虑走下来，视野果然非常开阔，铜元局就在高架桥下，一簇簇青瓦楼顶点缀在郁葱的树木之中。
铜元局位于重庆市南岸区西南部，距离市政府仅两千米的距离，是重庆地段比较好的区域之一，辖大田坝、桐梓村、广东山、芭蕉湾、长江新村、风临洲、上海城7个社区。铜元局在1905年之前名为南岸苏家坝，清朝的厂名大多以“局”为尾，光绪年间四川总督被授权在此建厂铸造铜币，名为铜元局。后来由于军阀混战，军备缺乏，被改装为枪弹生产设备，并于1930年改名为二十一军子弹厂。解放后，经过在原基础上的不断扩建，作为兵器工业总公司下属的一类大型国营企业在三线建设时期发展迅速，全厂拥有机械设备2000余套，占地面积200万平方米，员工12万余人，重庆的第一台国外设备从这里引进。1980年军转民，2001年长江电工厂迁址南岸区茶园工业园区并与香港融侨集团签署土地置换协议，拆迁工作至今尚未完成。
王海川的很多艺术活动集中在铜元局铜建村，与这里的居民也最为熟识，他们多为长江电工厂的退休职工及家属。这里的建筑多是红砖青瓦的筒子楼，是在1950年代初期依据苏联专家设计的图纸建造的。在那个时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少这样的筒子楼建筑，但现在大多数已被拆迁，筒子楼作为那个特定时期集体主义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产物正在成为那一代人的记忆和遗产。走在村中泥泞的小路上，随处可见已搬迁走的居民留下的大堆生活垃圾和“拆迁区域，注意安全”的警告牌。好在还有一部分未搬迁的住户坚守阵地，给几近空楼的社区保留有一点生气。
王海川以铜元局为主题和现场的艺术活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7年至2009年，是以铜元局居民楼建筑为母题的绘画创作为主；2010年至2012年，王海川开始走进铜元局现场，注重互动与测试，做了一系列与铜元局居民和现场有关的介入性艺术项目；自2013年底开始，王海川与器空间共同发起“铜元局活动室”项目，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计划中，丰富了铜元局的活动内容，同时为艺术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铜元局进入王海川的视野与他之前所从事的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07年以前，王海川开有一家景观设计公司，从事了8年的景观设计工作，因此，对城市居住环境和建筑的变迁他比旁人更敏感。关闭公司后，王海川重拾画笔，在他的绘画中，铜元局并不是简单的写生素材，而是渗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铜元局建筑的外观，更重要的是“人”与“居住”之间的关系。人的居住从来不是随心所欲的，不管是建国初期的低矮筒子楼建筑，还是今天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高档住宅区，人的居住一直被规划、被设计，而这些规划和设计背后的合理性与弊端，曾经作为建筑景观设计工作者的王海川更加清楚，这也是他将正当时的设计公司关闭的原因之一。
王海川的铜元局系列绘画常常被看做一种风景写生，但“人”的因素、“人”与“体制”之间的关系是以隐性和不在场的方式呈现的。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王海川以灰蓝冷色调表现铜元局建筑，朦胧的底色在艺术家与画面之间构成一种疏离，同时也在观者与画面之间构成一种疏离。这样的表现方式既是一种覆盖，又是一次清理，将明艳色彩清理之后，画面中的建筑与观者之间产生距离，形成记忆的一部分，同时远距离的旁观视角可以使画面中最本质的东西显现出来。“人”在王海川的绘画中是缺席的，不在场的，但人与居住，与规划，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和艺术家的态度在经过对画面的清理之后已明确显现。
被测试的样本
从2010年开始，王海川不再将眼光只盯在铜元局建筑形态上，他开始接触那里的居民，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渐渐地，王海川跟他们熟识起来，成了他们口中的“王主任”或“王老师”，他的创作方式也由架上绘画转向了综合性现场介入项目。这时期的主要艺术活动有2011年的“铜元局—16.9m2”和2012年的“铜元局—旅行”计划。
铜元局的居民对王海川的接触也是从“铜元局—16.9m2”活动才开始的，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将王海川视为摄影家。16.9m2是工厂职工宿舍的标准面积，很多家庭在这16.9m2的空间里生活了五六十年。王海川对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做了大量采访记录，并以大照片的形式对16.9m2的房间做了记录和还原，然后他又将这些房间的“标准像”装裱后赠送给了照片中房间的主人或与之相关的人。就是通过访问和送照片的活动，王海川以摄影家或艺术家的身份成为铜元局的常客。
在架上绘画阶段，王海川以旁观者的视角、审美的态度来看待铜元局，更多关注的是居住型建筑的形态和外观。当王海川试着走进铜元局，走进铜元局居民的生活时，艺术的生产和表达方式也在随时调整中发生变化。起初王海川只是单纯地收集一些与此相关的物件现成品，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有意思也更加复杂的东西开始吸引他：铜元局建筑群形态的形成，这种建筑模式背后所隐含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规划的影响，人们在这种被设计和被规定的空间组合中长期生存而在不知不觉中被塑造的行为和观念方式。对这些问题的疑惑和追问也使得王海川由铜元局生活的观察者变成一线的实践者和调查者。
王海川将“铜元局—16.9m2”活动视作一种测试，一方面是对建国以来集体主义的教育和改造模式等国家意识形态对人们生活行为方式的塑造在今天的表现；另一方面，以类似艺术的方式介入到他们的生活中，看他们对超越他们日常生活以外的艺术观念所带来的冲突的反应。从这种意义上，铜元局已经成为一个艺术研究和测试的样本，王海川既是样本研究的主导者，又是参与者，同时还要适时地抽身出来以艺术家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研究，这时他又变成抽离了现场的旁观者。当把居民的反应作为测试对象时，事情就变得有意思起来。他们与大多数不了解当代艺术的人一样，认为艺术家等同于画家，艺术家就是画画的，但王海川的艺术行为却是以谈话、摄影、录像等形式进行的，尽管被告知这是一种艺术行为，但在他们那里，对这些除画画之外的艺术方式还是将信将疑，最起码测试的初期是这样。相较于装置和走访录像等艺术方式，与绘画比较接近的摄影是他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艺术行为，他们与王海川的熟识也是通过照相和送相片，并且，自己生活了几十年即将拆迁的房子被装裱进相框中，对于这种免费的纪念他们还是乐意去接受的。
在“铜元局—旅行”计划中，王海川同样运用了测试的方法。2012年元宵节，王海川及友人在铜建村的两排筒子楼房之间的空地上摆上桌椅、零食、自助饭菜等，挂上彩灯，将现场布置成小型party邀请附近居民共同庆祝。这主要针对铜元局居民春节期间无力外出旅行的现实问题，以艺术家发起并集资的方式，在铜元局拆迁无主房间内布置中外名胜旅游主题场景，举办“旅行计划”活动，让当地住户感受温暖阳光。活动海报上是这么写的：“让虚妄的温度给严冬中的蜗居者带去一丝暖意，这是一次奇异的旅行——关于过往的，渐渐淡出我们认知的世界的旅行计划。”这样温情文艺的文字是艺术家美好的愿望，却处处显示出与铜元局的格格不入，破败的残垣断壁与临时搭建起的灯红酒绿形成强烈对比。在为期两天的“旅行”计划中，即使作为组织者的艺术家等人也并不能完全掌握整个局面，居民在其中的自发性反应构成活动的主要内容。活动第一天出现了哄抢食物的状况，并且在将食物打包的居民与没有抢到食物的居民之间出现口角冲突，现场比较混乱。但是活动第二天，一部分人开始站出来自发组织和维持现场秩序，并临时制定了一些需要遵守的简单规则，现场秩序井然，饭后居民开始在布景前拍照、跳舞。
这样的测试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利益（可以免费吃喝）面前，对于铜元局的住户来说，是不是艺术活动这件事儿跟他们从来就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意的是能否免费吃饱喝足，再美美地在不同国家风景的布景面前多拍点照片，跳上一支欢乐的舞蹈。不能说这种行为和反应全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结果，但这样固定的生活格局对他们那个年龄段和学历层次的居民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规训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介入性测试和调查已经由审美性观看转变为综合性的互动调研，就如同发迹于加拿大的杂志和传媒集团Vice要做某一调查前必先打入其内部一样，王海川既是打入铜元局内部的线人，又是决策者和行动者。铜元局成为一个样本，既不太社会学，又不那么纯艺术，它是一个生态的缩影。就如同这个两天的旅行活动那样，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对规则和制度的认可和接受，总有一小部分人站出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即使是几十人的小群体活动，其反映出的是一个社会的形成规律和雏形。
铜元局活动室
铜元局项目会随着铜元局社区拆迁工作的完成而结束，王海川的预测是三年左右。在已经进行的三年项目活动中，王海川搜集了铜元局相关的各类资料与素材，以类似社会调查的形式与那里的居民和生活发生关系。近半年以来，王海川的艺术方式发生了转变，以活动室的形式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创作作品、举办论坛，赋予艺术以更多可能性。
2013年底，王海川与重庆器空间一起发起成立了“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这是一项以正在发生的中国城市化现场以及城市化景观为对话对象的跨学科工作项目。这是王海川在铜元局拆迁区向尚未搬走的住户租借的两间空房，每个房间面积都是16.9m2，活动室的所有项目活动将以这两间旧房为现场或素材展开。“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将邀请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工作者，包括艺术家、社会学家、建筑师、设计师等，按照各自的工作主题，在铜元局片区展开多维度的工作。这些多样化的工作主要分为三块：独立艺术项目、艺术论坛，以及重庆地区青年艺术家具有实验性的个人艺术实践。
现已经开展的独立艺术论坛有2013年12月19日由杨述、倪昆主持的“媒介，方式及行动：来自孟加拉国/缅甸的乡村艺术实践”，该活动在器空间举行，参与者既有重庆本地艺术家，又有来器空间做交换访问的外国艺术家。另外，在2014年1月16日的独立艺术项目“时态第五回：不适的现场”之后举行的讨论会“语境，媒介，空间生产”将前一主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中的 “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艺术项目有三个：2012年底，王海川进行的“铜元局艺术辅导计划”；2013年12月8日，徐浪团队所进行的“铜元局测绘项目”；2014年1月16日，由王海川、康学儒召集，倪昆主持的“时态第五回：不适的现场”项目。艺术辅导项目是一项长期的艺术教育和普及计划，主要针对铜元局住户进行，王海川将相机分发给铜元局居民，教他们摄影，拍摄生活中的趣味瞬间，同时在必要时刻也可成为一种记录的手段。徐浪团队进行的测绘项目是以建筑学的方法对铜元局的居住建筑做精确测量，将测量的数据以数码形式在电脑中复原，形成类似建筑样板房的结构。由于脱离了实体建筑环境，电脑中的铜元局建筑模型完全由数据和线面结构组合，甚至有了几分高档住宅区的影子。“时态第五回：不适的现场”项目以召集艺术家的形式展开，所有的艺术活动都是以铜元局活动室为基点，是在铜元局特定现场基础之上的再讨论和再试验。
“T1 Project Room：铜元局活动室”将艺术发生的场所移至即将拆迁的居民楼中，这样的方式本身即与铜元局以及铜元局的生活发生了关系。在这个阶段的实践中，王海川适度抽离，回到艺术系统内部来探索艺术发生的更多可能性。铜元局活动室的实践为艺术的发生和生产提供了不同于一般美术馆和画廊的条件，它被规划和被限制的成分并不明显，是野生有活力的，同时因为没有了一般机构的运营压力，在这里实验的艺术家能够充分将艺术的可能性最大化地实现，不会考虑过多经济资本等方面的束缚。不断有好的想法和在一般机构空间中难以实现的方案在这里发生，同时，王海川的艺术辅导项目也成为一项面向特定人群的公共美术教育活动。场地虽小，但与美术馆相比，在职能上活动室可称得上野生版的美术馆，但活动室显然给更多试验的、冒险的、新奇的或无聊的想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由于没有严格的筛选等环节，王海川坦言并不是在活动室中所发生的艺术实践都是好的，也不乏肤浅粗制的作品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活动室的艺术实践长期持续地开展，并尽量保持它持久的活力和实验性，这是在铜元局活动室项目的进行中需要不断调整和摸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