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澳大利亚，在行程安排上，有一个细节被国内媒体忽略，他专门去了当地的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和那里的科研人员交流有关信息，并提出加强两国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合作。
　　这本不是此次短暂但意义重大的访问中可以忽略的细节。至少，和国家主席在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院发表演讲，阐述中国的对澳政策相比，它的重要性是同等的。如同非典蔓延期间一样，在艾滋病问题上，新的领导集体向国际社会传达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个负责任、以人为本和重视国际合作的姿态。
　　对我们而言，这也意味着，在决策层的政策议题上，艾滋病的防治已经占据了靠前的位置。任何社会问题，无论其严重性达到什么程度，或者无论当事人的焦虑和痛苦到了何种不堪重负的地步，其解决都要受制于议题设定的逻辑。只有通过议题设定，社会问题上升为公共政策，这个转型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管理者和资源配置者的目光才会转向它。
　　果然，11月6日，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世界经济论坛2003年度中国企业高级峰会”这个非正式场合上表示，中国将为农村地区以及城市中经济较为困难的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治疗。并且，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将投入140亿元，加强传染病医疗救助体系建设，建立艾滋病防治专业技术队伍，此外，中央和地方每年将投入2亿多元资金，专项用于艾滋病防治。
　　高强还透露，目前中国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排名亚洲第二，其中病人8万例。根据一份5年前国务院下发的规划，中国政府确定的奋斗目标是，到2010年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控制在150万以内。以目前的感染率计算，实现这一控制目标的难度相当大。在卫生部疾控司提供的一份材料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甚至引用专家的预测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到2010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
　　为了这个议题设定中的位置，各界人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河南防治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女士至今仍然饱受当地某些政府人士“破坏河南形象”的指责。张继承是河南省第一个报道艾滋病疫情的记者，他因此被所在报社开除。一些善于从事慈善捐赠事业、重视社会责任形象的跨国巨头，慑于艾滋病的政治敏感性，相关的慈善活动也缩手缩脚。毕竟，商业利益最终还是要战胜菩萨心肠。我们衷心地希望，高层在国际场合的姿态给这一切画上休止符。
　　11月10日，就在国际艾滋病日到来的前夕，一场为人关注的清华大学AIDS与 SARS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热心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也前来发表了演讲，并热情地接见了艾滋病患者，场面十分感人。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在发表演讲时这样形容艾滋病问题：一场世纪之战，一场艰苦的持久之战，一场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生死之战。决策层的紧迫感已经不言而喻。
　　当艾滋病防治成为重要的公共政策之后，和中国当下多数的公共政策一样，既从这个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里吸纳大量资源，又要承受它的几乎一切的弊病：与全面协调发展新理念不融洽的单一官员考核体系、投入不足、管理效率的低下、民间组织的不发达、对以防治艾滋为名的骗子们的打击不力、各种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对专项资金或者捐款的“争食”等等。正如娜拉出走之后，有个怎么办的问题，当我们正视灾难之后，有更繁杂的工作和问题考验着我们的耐心、管理能力和坚定的意志。
　　日前，我们的记者专门来到了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的发现地、有中国艾滋病孵化器之称的滇西边陲小城——瑞丽。这个商贾云集、风景美丽的小镇饱受恶名所累。即使如此，在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年后，那里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却不让人完全满意。不久前，瑞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经对3名年龄分别为21、23、29岁的入境缅甸男子进行过检测，结果令人吃惊，3人均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一名医生说：“由此可见对边境地区和外国人监测、控制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做这些工作，我们的注意力只是非典。”
　　在此，有必要重温一下中国政府在今年9月联大艾滋病特别会议上向国际社会作的5项承诺：第一，强化政府责任，将艾滋病工作视为一项重大的任务，明确任务和责任，一旦发现因为工作不力导致的严重问题将对具体部门和责任人追究责任。第二对经济困难的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和药物。第三，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高危行为的干预措施，第四保护艾滋病人的合法权益，反对歧视，在124个县内建立专案项目，为病人提供经济援助，孩子免收学费。第五，加强国际合作，支持全球艾滋病基金，履行中国政府的国际责任。
　　履行承诺是赢得信任和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