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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学”现在是编辑出版专业的一门选修课。但从1986年起至2004年它一直是必修课，学时由72到54，最后减到36。学分当然也随之变化，由4到3到2。学时学分的减少以及课程性质由必修到选修是遵循教育规律并符合当前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
1983年，图书发行专业(1993年更名为“编辑出版专业”)刚刚成立，很多课程都是请长期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来开设的。教研室老师一般都先去书店实习、跟着听课，然后独立开设一门专业课。1985年，我接受了当时教研室主任孙冰炎老师的安排，准备“图书学”课程。教研室的意思是让学生通过这门课了解图书相关知识，包括图书产生与发展、图书发行中涉及到的图书开本、封面、版本等等内容。
1985年，我23岁，仅作了两年“图书分类学”课程的助教，接到任务后竟然就开始备课了。没有现成的教学大纲，拟了一个三级目录去请教师长，除教研室老师外，专业所在的图书馆学系系主任谢灼华老师也对我的大纲提了修改意见。1986年秋季，我开始给刚进校的本科生、二年制的干部专修班及函授生正式上这门课。因为上学时曾经选修过查启森老师“图书史”课程，“图书学”开设初期也有很多图书史的内容。而我头脑中并没有明确这门课的完整体系。
从1986年到1990年，尽管没有成熟体系，但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对图书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特别是来自书店干部专修班的学员，第一次知道了每天与自己打交道的图书是什么、有什么特性、如何欣赏等等。而我也对图书及“图书学”有了进一步探索的兴趣。那时候，凡是有关图书的书我都像宝贝一样珍藏。经常到各地上函授课，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喜欢去书店逛逛，买到一些对课程有帮助的书籍。1987年，我在逛一家外文书店时买到了一本“能发声的书”，外表与普通精装儿童书无异，但打开后，上半张是一页一页的儿童歌曲，下半页是一个完整的键盘，里面有一个钮扣样大小的电池，读者可以对照上半页的乐谱弹下面的歌曲，就像电子琴发出的声音一样。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有声书”。为此，我常感叹，这种像艺术品一样的书籍一般都是在外文书店里买到的。20年前的外文书店比新华书店感觉现代、气派、时尚一些。
那时我讲课的声音比现在大，课堂上十分有激情。记得来自丽水和河北迁安学习的两位新华书店经理都为我这种对“图书学”课程的“热”而感叹，前者还提出要“降降温”。如果那时系里要减少这门课的学时学分我是绝对不同意的。我会认为这是对课程内容的不理解。
当时武汉大学图书发行专业是全国第一家，没有现成的课程体系，也没有正式出版的教材，学生用的都是自编讲义。所以当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来约教材稿时，我和教研室一帮年轻教师对于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写好教材并没有多考虑，只是想赶紧把它写出来。当时大家都担心：仅仅大学本科毕业的水平，想编好大学教材是很困难的，只有好好努力才行。
“图书学”上了大约三、四年之后，在与学生的一次交谈中学生跟我说：“一开始学图书的内容部分不知道这门课主要讲的是什么，不大好懂，后来上了图书的形式部分后才理解了。”我马上想到内容部分因为主要是图书内容的形成方式，讲著、译、编、撰各种著作类型的特点等，不直观，学生理解起来抽象、理性一些。而形式部分由传统载体材料纸张到新型光电磁化材料，由开本到插图，由封面设计到古今装订形式都要形象、具体、感性一些。能不能换一下讲课顺序?先讲形式后讲内容，说不定会有助于学生形成对这门课的整体印象，有助于课程的学习的。于是在后来每学期的第一次课上就给学生讲清楚：从教材体系上说，图书内容在前，形式在后，但从有利于学生接受的角度来说可以先讲形式后讲内容。效果很明显。
新课程给我很大的挑战，也锻炼了我各方面的能力。本科之外，多次的函授及干部专修科课堂“练兵”积累了授课经验；独立外出讲学一路上的吃穿住行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也磨练了我的意志。
1998年我到学校教务处工作，接触到一大批优秀的老师，他们的教学理念、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教务处同事的鼓励下我开始为“图书学”做PPT课件。那时，很少有老师用PPT教学，我用它上课后突然觉得教学的天地宽了。就像后来学会开车突然有一种跟上时代步伐的感觉一样。现在还经常听到学生夸我“你的PPT是所有上课老师中做得最好的”，心里美极了。其实，做PPT的感觉就像做电视片的感觉一样，永远是遗憾的艺术，总是不满足。但做到满意却要花数倍的时间与精力。后来做“编辑学”课件时，为一次课要花十多小时来找素材以保证好的教学效果，以至于有时自己也怀疑花这样多的时间精力在课件上是否划算。
上这门课时我常常希望自己是各方面的专家：讲“图书的产生与发展”时像一位历史学家，讲图书设计的色彩、构图、比例结构时像艺术家，讲“图书的装订”、“纸张”、“开本”时像编辑家。为此，也作过一些努力。请教老出版工作者了解纸张、印张与书价的关系；买各种各样的书籍开本给学生作样本，把自己收藏的书籍封面撕下来给学生欣赏(避免四处上课带书过沉，后来有了课件之后我把封面都做进了电脑，携带更便利了)。在教这门课的过程中我也深深地为图书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折服：中国古代线装书多用青红蓝灰四种颜色暗合春夏秋冬之意，又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相合；从统一书号到中国标准书号的变迁；从封面、环衬到天头、地脚的比例结构等等，均使我“津津乐道”“情有独钟”。
学生看到我上课用了许多的道具，也常常给我一些“惊喜”：来自古籍书店的学生给我找到各种手工纸纸样；毕业生送给我一本讲装帧设计的书；已工作多年后的学生看到异形开本的书特地寄我一本……
2002年学校举办第一届教学竞赛，规定40岁以下的教师必须参加。而我知道对于我来说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第一时间就报了名。参赛的课程就是“图书学”。从学院初赛到分学部复赛再到学校决赛，最终获得了一等奖。这是对我十多年讲授这门课的最高奖赏。
“图书学”我讲了21年，越往后越不敢说自己了解图书、熟悉图书、研究过图书，因为中国图书文化是那样地源远流长，学无止境……
[责任编辑：陈立民]
1983年，图书发行专业(1993年更名为“编辑出版专业”)刚刚成立，很多课程都是请长期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来开设的。教研室老师一般都先去书店实习、跟着听课，然后独立开设一门专业课。1985年，我接受了当时教研室主任孙冰炎老师的安排，准备“图书学”课程。教研室的意思是让学生通过这门课了解图书相关知识，包括图书产生与发展、图书发行中涉及到的图书开本、封面、版本等等内容。
1985年，我23岁，仅作了两年“图书分类学”课程的助教，接到任务后竟然就开始备课了。没有现成的教学大纲，拟了一个三级目录去请教师长，除教研室老师外，专业所在的图书馆学系系主任谢灼华老师也对我的大纲提了修改意见。1986年秋季，我开始给刚进校的本科生、二年制的干部专修班及函授生正式上这门课。因为上学时曾经选修过查启森老师“图书史”课程，“图书学”开设初期也有很多图书史的内容。而我头脑中并没有明确这门课的完整体系。
从1986年到1990年，尽管没有成熟体系，但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对图书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特别是来自书店干部专修班的学员，第一次知道了每天与自己打交道的图书是什么、有什么特性、如何欣赏等等。而我也对图书及“图书学”有了进一步探索的兴趣。那时候，凡是有关图书的书我都像宝贝一样珍藏。经常到各地上函授课，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喜欢去书店逛逛，买到一些对课程有帮助的书籍。1987年，我在逛一家外文书店时买到了一本“能发声的书”，外表与普通精装儿童书无异，但打开后，上半张是一页一页的儿童歌曲，下半页是一个完整的键盘，里面有一个钮扣样大小的电池，读者可以对照上半页的乐谱弹下面的歌曲，就像电子琴发出的声音一样。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有声书”。为此，我常感叹，这种像艺术品一样的书籍一般都是在外文书店里买到的。20年前的外文书店比新华书店感觉现代、气派、时尚一些。
那时我讲课的声音比现在大，课堂上十分有激情。记得来自丽水和河北迁安学习的两位新华书店经理都为我这种对“图书学”课程的“热”而感叹，前者还提出要“降降温”。如果那时系里要减少这门课的学时学分我是绝对不同意的。我会认为这是对课程内容的不理解。
当时武汉大学图书发行专业是全国第一家，没有现成的课程体系，也没有正式出版的教材，学生用的都是自编讲义。所以当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来约教材稿时，我和教研室一帮年轻教师对于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写好教材并没有多考虑，只是想赶紧把它写出来。当时大家都担心：仅仅大学本科毕业的水平，想编好大学教材是很困难的，只有好好努力才行。
“图书学”上了大约三、四年之后，在与学生的一次交谈中学生跟我说：“一开始学图书的内容部分不知道这门课主要讲的是什么，不大好懂，后来上了图书的形式部分后才理解了。”我马上想到内容部分因为主要是图书内容的形成方式，讲著、译、编、撰各种著作类型的特点等，不直观，学生理解起来抽象、理性一些。而形式部分由传统载体材料纸张到新型光电磁化材料，由开本到插图，由封面设计到古今装订形式都要形象、具体、感性一些。能不能换一下讲课顺序?先讲形式后讲内容，说不定会有助于学生形成对这门课的整体印象，有助于课程的学习的。于是在后来每学期的第一次课上就给学生讲清楚：从教材体系上说，图书内容在前，形式在后，但从有利于学生接受的角度来说可以先讲形式后讲内容。效果很明显。
新课程给我很大的挑战，也锻炼了我各方面的能力。本科之外，多次的函授及干部专修科课堂“练兵”积累了授课经验；独立外出讲学一路上的吃穿住行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也磨练了我的意志。
1998年我到学校教务处工作，接触到一大批优秀的老师，他们的教学理念、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教务处同事的鼓励下我开始为“图书学”做PPT课件。那时，很少有老师用PPT教学，我用它上课后突然觉得教学的天地宽了。就像后来学会开车突然有一种跟上时代步伐的感觉一样。现在还经常听到学生夸我“你的PPT是所有上课老师中做得最好的”，心里美极了。其实，做PPT的感觉就像做电视片的感觉一样，永远是遗憾的艺术，总是不满足。但做到满意却要花数倍的时间与精力。后来做“编辑学”课件时，为一次课要花十多小时来找素材以保证好的教学效果，以至于有时自己也怀疑花这样多的时间精力在课件上是否划算。
上这门课时我常常希望自己是各方面的专家：讲“图书的产生与发展”时像一位历史学家，讲图书设计的色彩、构图、比例结构时像艺术家，讲“图书的装订”、“纸张”、“开本”时像编辑家。为此，也作过一些努力。请教老出版工作者了解纸张、印张与书价的关系；买各种各样的书籍开本给学生作样本，把自己收藏的书籍封面撕下来给学生欣赏(避免四处上课带书过沉，后来有了课件之后我把封面都做进了电脑，携带更便利了)。在教这门课的过程中我也深深地为图书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折服：中国古代线装书多用青红蓝灰四种颜色暗合春夏秋冬之意，又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相合；从统一书号到中国标准书号的变迁；从封面、环衬到天头、地脚的比例结构等等，均使我“津津乐道”“情有独钟”。
学生看到我上课用了许多的道具，也常常给我一些“惊喜”：来自古籍书店的学生给我找到各种手工纸纸样；毕业生送给我一本讲装帧设计的书；已工作多年后的学生看到异形开本的书特地寄我一本……
2002年学校举办第一届教学竞赛，规定40岁以下的教师必须参加。而我知道对于我来说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第一时间就报了名。参赛的课程就是“图书学”。从学院初赛到分学部复赛再到学校决赛，最终获得了一等奖。这是对我十多年讲授这门课的最高奖赏。
“图书学”我讲了21年，越往后越不敢说自己了解图书、熟悉图书、研究过图书，因为中国图书文化是那样地源远流长，学无止境……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