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索马里依然频发恐怖袭击，许多人因此丧生，国际社会难以干预其恶劣的治安环境。在此背景下，永井阳右勇敢地站出来向年轻人发起号召：“能解决这一难题的不是差劲的大人，而是我们。”

| 解决问题比提问更重要 |

　　恐怖袭击的阴影笼罩着非洲大陆东部的半岛国家索马里。2017年10月，恐怖组织“青年党”用炸弹引爆多辆汽车，导致500余人遇难。根据美国马里兰州大学的调查结果，2017年索马里共发生614起恐怖袭击事件，导致1912人死亡。
　　此外，绑架外国人的事件也频繁发生。无国界医生组织以人道救援闻名于世，其多名成员在索马里被杀害，他们因此离开了这片区域。日本外务省将索马里的危险度定为四级，向日本国民发出离境建议。国际社会遥望着这个被杀戮风暴席卷的贫穷国度。
　　今年四月下旬，27岁的永井阳右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联合国与非洲联合部队共同管理区域，与索马里官员及相关人士进行谈判。作为公益组织“国际认同”的代表董事，永井阳右带领组织为索马里青年党的投降士兵“去激进化”，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让他们抛却过激思想，与本地的共同体建立联系，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实现自立。今年夏季，“国际认同”与索马里政府合作，开启了“激进化重塑融合”（DRR）项目。
　　日本的年轻人不是伊斯兰教徒。他们是如何打动被恐怖主义浸染的心灵，为前恐怖分子构建与社会的关联的呢？
　　永井说：“我们会敞开心扉与他们交谈，询问对方加入恐怖组织的理由。作为同一代人，我们认真听对方讲话，并提出疑问：‘恐怖袭击能改变现状吗？你加入组织之后，改变了什么吗？’他们倾吐心中的愤怒，认为是欧美国家、联合国和政府等恶势力害死了他们的同胞。之后，他们表示愿意与不作恶的我们一起改变社会。我们双方是平等的，不存在利益关系。就是因为我们赤手空拳，才能和他们进行对话。”
　　永井行动的出发点是“接受”。投降士兵会在DRR项目中接受职业训练。过去，联合国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仅此而已。但是对于投降士兵来说，就算他们学会了焊接、缝制技能，要找到工作并不容易。街上到处都是失业者，其中不乏从前的恐怖分子。有些人心中腾起的希望再度破灭，于是重回恐怖组织当中。
　　永井说：“如果找不到工作，他们会感到幻灭：‘为什么现实与他们告诉我的不一样？’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这决定了救助的成败。我们会事先明确地告诉这些投降的恐怖分子，他们回归社会时，会遭遇区别待遇和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会针对求职进行认真探讨，开拓他们的视野。绝不能让他们感到绝望，他们需要拥有对抗严酷现实的能力。”
　　恐怖袭击活动仍在不断扩张。四月中旬，两名古巴籍医生在肯尼亚与索马里交界处的曼德拉小镇被绑架。永井原计划参加的恐袭预防青年中心开馆仪式不得不延期举行。他刚到索马里，斯里兰卡就发生了连环爆炸袭击，伊斯兰国家的噩梦更可怕了。
　　永井说：“索马里没有和平的迹象，恐怖组织非常活跃，许多人无法从心底信任投降的恐怖分子。我们四处奔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希望能尽可能贯彻初衷。”

　　永井会根据他人的需求采取行动。他说，解决问题比提出问题更重要。有时他需要忍受人们的指责：“有这功夫不如去帮帮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可是，只要加害者存在，纷争就不会停歇。永井想拼尽全力解除投降者的精神武装。那么，他是如何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呢？

| 被肯尼亚的恐怖状况震撼 |

　　永井的父亲就职于某大型企业，母亲性格固执。在他人眼里，他成长于富裕的中产家庭，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家中，体罚与反抗的戏码不断上演，少年永井心情抑郁，寻找着宣泄精力的出口。他加入了暴力团体，欺负弱者，以自我为中心，不把他人放在眼里。那时，永井的学习成绩不理想，好不容易才考上高中。
　　高中二年级的夏季，他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则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新闻。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这个国家面临着被海水淹没的危机。那震撼人心的危机感让他体会到世界的辽阔，他突然意识到，无数个“他人”聚集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个社会。
　　这个喜欢看英雄漫画的少年振作起来：“我必须做点什么。”他开始为他人考虑，想到此前被自己殴打、欺负的对象，他决定上门谢罪。尽管最终他没能按下对方家的门铃，但这件事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
　　他开始努力学习，考入了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院。后来他去了一趟卢旺达。上世纪90年代，那里曾发生过种族大屠杀。永井在大屠杀纪念馆看到了被割下的頭骨与弯折的臂骨，心中升腾起对加害者的怒火，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阻止暴力侵害。返程中，永井路过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走进了索马里难民聚集的区域。随行的肯尼亚青年为他介绍：“这是恐怖分子的巢穴，他们会聚在一起杀人。”听闻此话，永井皱起了眉头。 　　1991年，索马里因激烈的内战陷入无政府状态，联合国与多国军队的介入导致状态更加混乱，索马里如陷沼泽。
　　2011年9月，永井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两名索马里留学生成立了“日本索马里青年机构”，摸索着开展救助活动。和平组织与国际救援专家对此反应冷淡，面对永井的求助，他们说：“非专业人士缺乏相应的知识，又不会说英语，太勉强了。”“你最好先在其他国家积累些经验。”“如果去索马里，你会死的。”
　　也有少数长辈给予了永井支持，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院的山田满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和平组织可进行武装解除、动员解除、回归社会等操作，但日本政府仅在停战后才会采取行动。永井不一样，他在战争状态下先行出手。我的学生大多希望在联合国、政府机构、维和部队工作，永井对此并无兴趣。就像那些怀有崇高愿望的独立社会企业家一样，他有自己的策略，与日本国内相比，国际上给他的评价反而更高。”
　　永井与肯尼亚非政府组织合作，将工作重点放在内罗毕难民区黑社会的去激进化工作上。逃入这片区域的肯尼亚和索马里青年自暴自弃，成为底层贫民，他们中的一部分加入了黑社会，抢劫、杀人、贩毒，治安恶化成为最大的难题。
　　2013年9月的一天，永井走进难民区的篮球馆。在简陋到没有墙壁的场馆里，一群人正在激烈地打篮球。当地的朋友对永井耳语：“他们是黑社会，别过去。”永井却走上前说：“我是日本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索马里目前局势紧张，和我们一起改变社会吧。”说着，他递上自己的名片，并对去激进化项目进行了说明。突然，一名左眼充血的男子走了過来：“那你把我的眼睛治好，你给我治啊！”他叫赖德艾，是这个有60名成员的帮派的老大，他因吸毒过量导致眼球充血。永井注视着他说：“我没有随行医生，也没有钱。虽然我想一口气解决所有问题，但我做不到。”危机当前，索马里青年从中调解，缓和了气氛。这是永井第一次直面恐惧。后来，通过肯尼亚合作伙伴的努力，他们终于与黑帮建立了谈话机制。
　　回国前，永井跟随索马里多国治安部队的某位男职员去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就在那一天，市中心发生了自杀式恐怖袭击，32人因此遇难。吃晚餐时，男职员对永井说：“在今天早上的恐怖袭击中，我的外甥也死去了。你是个热心肠的人，你告诉我你做这些是为了索马里。可是现在你又能做什么呢？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永井深刻感受到自己的无力，他沉默不语，觉得自己嘴上谈论着伟大的理想，却什么也做不了。过了许久，他说出了心底的想法：“回日本后，我一定会尽快赶回索马里，想办法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它的价值所在。”
　　他决心掌握专业的解决纷争的能力。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转机。

| 与我们一起改变社会 |

　　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永井考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致力于进行纷争研究的分支——恐怖组织去激进化。作为暴力集团成员的同辈人，永井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胜过宗教与民族习惯。他会和对方一起踢足球，一起谈论动画。与伊斯兰教长老的说教相比，这些黑帮成员更愿意听永井的话。在内心深处，他们也想洗心革面。
　　他们告诉永井：“我们的敌人是警察。他们如果认为某个人是黑帮成员，就会直接射杀，就算误杀也不在乎。我们不是因为喜欢暴力才加入组织的。我们没有父母，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支持自己活下去的金钱。如果说我们是坏人，那么警察、政府、联合国、美国都是坏人，那些道貌岸然的人都是垃圾。”
　　永井说：“那么，谁才能改变到处都是问题的社会呢？你们一边说着不满，一边抢夺或偷窃他人的钱财，这样做能改变什么吗？不要管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和我们一起改变社会吧。”
　　渐渐地，黑帮成员对永井敞开了心扉：“我们希望其他人能够抛开偏见接受我们。你会听我们倾诉，帮我们找到工作吗？”
　　“当然，我们一起做这个社会的英雄吧！”
　　经过漫长的沟通，“国际认同”组织接纳了他们。改过自新的黑帮成员去了小学，告诉学生们：“不要变成我们这样。”
　　永井让他们担任下一个去激进化项目的工作人员，让这些人说服自己的同伴。通过永井的帮助，前文提到的赖德艾领导的黑帮于2017年解散，解散仪式上，赖德艾对永井说：“我们没有必要再回到从前待的地方了，我们会用双手接住这个机会。”现在，他也成为了“国际认同”组织的重要一员。
　　现在，永井领导的“国际认同”有35名日本成员，他们当中有已经进入社会工作的人，也有学生志愿者。永井和他的伙伴也曾受到过恐怖组织的威胁，不得不终止活动，离开避难。永井的新策略是将注意力放在不断变化的“当下”。他说：“在现实地处理眼前问题的同时，还是应当创造对话的机会。不论对方是什么人，都应当有交流的办法。只要能联系上他们，就能创造交涉的机会。如果能用金钱让他们同意停战半年，也不是坏事。”
　　在不断响起的爆炸声中，永井思索着解决纷争的根本方法。
　　[编译自日本《AERA》周刊]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