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曾经说:“学术出版是以最高的成本,提供给最少的人阅读。”这好比说,在出版商业时代,学术出版不是一块肥肉,走进这个“象牙塔”,就要面临各种压力和挑战,就等于自讨苦吃。那么,是否意味着学术出版只能靠政府补助,抑或几个大学教授的坚持,才能维持生存呢?
2010年9月,我有幸跟随“第六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大陆参访团来到台北,于《国文天地》杂志看到一篇关于花木兰文化出版社(以下简称花木兰)的文章,后于万卷楼,得以瞻仰花木兰的部分著作,倍受启发,顿萌生专访之意。后经万卷楼总经理梁锦兴介绍,笔者得以会面杜洁祥总编辑,与读者共飨花木兰5年的学术出版奋斗史。
立言不成当以立功
2003年期间,杜洁祥任教于宜兰佛光大学,兼任图书馆馆长。“我想,人总是静极思动吧,在大学教书、读书、研究的日子相对于做事业而言,是太平静了。我虽然自认为具有做学问的潜质,但是起步较晚,要以立言来满足个人的成就感,可能较难达成,因此,做一番事业立功,这个念头鼓舞了我中高年创业。”缘于曾任职大学图书馆馆长,对大学图书馆的运作有比较深刻的了解,2005年,有着丰富出版经验的杜洁祥遂决定离开教职,创办一家以图书馆为销售对象的学术性出版社,即花木兰。
花木兰是一家以“学术丛书”为主要方向的出版社,每一套丛书的出版都是以大学图书馆为考虑,坊间书店是看不到花木兰出版品的。“取名‘花木兰’事前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只是想从历史典故中找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既要典雅又要朗朗上口,避免和同业的名称类似。”杜洁祥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有一种端正严肃的学者气,然与其谈话后,才发现他其实很善于言辞,言谈不乏幽默。他说,有关“花木兰”这个名字的由来,问的人多了,他事后也做了思考:“‘兰’号称王者之香,幽谷中的兰花孤芳自赏,古琴曲中就有一首曲名‘幽兰’,很能代表历代文人的个性,也符合学术出版的性格;‘木’在五形金木水火土中,象征文化事业;‘花’,寓音‘发’,对事业来说是个吉祥字,有口彩;把‘花木兰’拆成个别的三个字来看,蛮适合做这个冷门学术出版事业的名字。另一方面,文化事业属性较柔,接近女性温婉的特质;而事业体也不能一味柔弱温顺,必需创发奋进,这是武的方面,刚性的一面;历史上花木兰这个人物系为女性,文武双全,刚柔并济,因此用来命名,再贴切不过了。”他戏谑道:“现在学术界友人对‘花木兰’印象深刻,会推荐我们出版的图书给学校图书馆购藏,跟‘花木兰’这个名称带给人的历史涵意,多少有点关系吧!”
知难而上取胜有招
其实,杜洁祥也不是不知道,他所涉及的学术出版,是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领域。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对学术出版都有一些政府补助,希望用国家的资源来促进学术的发展。当时台湾也有科学发展委员会、编译馆等官方机构补助学术出版,但是经费不多,聊备形式而已。从事业营利的观点来看,专门从事学术论著(非大学教科书,指研究性质的论著)的出版,是无法维持营运的。台湾早年有几家专门出版中国古代文献的出版社,经营得很好,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学术出版,因为这些出版社不出版当代学者的研究论著,只出版古代的文献(俗称古书出版业)。那个时代有当时的时空背景促成古书出版业的兴起。而台湾称得上学术出版的专业出版社,比较有规模的只有学生书局、商务印书馆、联经出版社、文史哲出版社等少数几家,但他们的出版量也逐年减少。“总的来说,学术出版要能维持,必需要有足够的学术研究人口与学术环境,台湾目前大学文学院的研究所是增加了,研究生不少,但买书的人却没有增加,使得学术出版愈来愈困难,这个问题有很复杂的社会因素。比如,大陆学术论著书价相对便宜,吸引台湾图书馆大量进口;研究生人数增加但素质却没有提升,有些人对学术并没有热情,只因担心毕业后谋职困难而读研究所……我听说大陆专门出版文史哲学术论著的几家古籍出版社,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可见这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学术本来就是极少数人从事的工作,以此为营利事业,有违经济法则,当然困难啊!”
既然学术出版有这么困难,杜洁祥为何要放弃那份稳定的教职工作自讨苦吃呢?“据我的观察,学术出版市场有悲观的一面,也有乐观的一面。”他说,“花木兰只有社长高小娟和我二人为正职,其它全是按件计酬的委包人员,花木兰有今天的成绩虽然也少不了要运用很多企业经营的方法,比如减省人力、善于文宣、注重效率等,但最主要的是经营理念要与大环境的趋势相符:大陆学术论著市场的潜力,在于普遍认为台湾多年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正可以提供参考。”于是,花木兰也大胆地在短时间内扩大出版量,使台湾的学术研究能够集中展示,更吸引学者的注意力,吸引图书馆购买,从而摆脱学术出版的困境,开创出另一番出版新局面。
目前花木兰的经营成绩,也印证了杜洁祥当初的经营理念是对的,据其总结,花木兰注重三个重要的经营理念:
一、注重市场。随着大陆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强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用市场的角度来看,就是大陆以及全世界会愈来愈重视中国文化。而台湾这六十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累累,杰出的硕博士论文数量不少,能够把它们整合出版,就有市场。
二、注重通路。向来学术出版的困境和通路有关,学术本来就是冷门的、非流行的,如果学术书在通路上与流行的社会图书同样放在书店陈售,将会投入与流行图书同样巨大的间接成本,但销售量却不及一般图书的百分之十。因此,把学术论著的购买者与使用者分开,以大学图书馆为购买者,大学教授为推荐购买者,不走一般书店的通路,就能避免间接成本的浪费,直接接触到市场。而大学图书馆的特性是汇集、典藏图书,让学者研究方便,一般不是那么计较购书经费的多寡,因此,集编同一学科的论著,以丛书、套书的形式出版,正好适合图书馆的需求。
三、注重竞争。做事业一定有竞争,让竞争者跟不上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规模做大,把学术品类做足。花木兰第一年的出版量有90种书,2010年出版量有320种。以《古典文献》的研究论著为例,花木兰已出版了十一编,已成为全世界大学图书馆非常重视的典藏。据介绍,明年三月还将出版第十二编,那么,这套丛书将会有300本,可以说汇编了台湾六十年来有关古典文献杰出硕博论文的八成左右。
走出梦想的“象牙塔”
“在花木兰发展历程中,有幸得到台湾学术界各个学门大师级学者的支持,如潘美月、龚鹏程、林庆彰、王明荪、曾永义、许锬辉等教授,担任相关丛书的主编,在他们的号召下,我们的征求授权出版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台湾的大学学者们也很支持肯定花木兰的学术出版,主动向大学的图书馆推荐购藏。”自2006年3月出版第一套学术丛书《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开始,到如今,花木兰已经走过了近五年的风雨历程。五年来,花木兰陆续出版了《古典诗歌研究汇刊》、《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古典文学研究辑刊》等大型丛书,总计共出版了900种学术论著,其中以台湾六十年来杰出的硕博士论文为主体,间有大学教师的升等著作,内容涵盖了国学研究文史哲学门,作者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可以说是台湾六十年来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
“台湾市场是花木兰维持营运的基础,大陆及海外市场则是花木兰发展成长的空间。”由于花木兰出版的都是大部头的学术丛书,每一套少则20本,多则40本,而且都以大学图书馆为主要销售对象,因此不能用一般图书的“畅销”概念来谈。按照杜洁祥分析:目前花木兰全部图书总定价是140万元新台币,全世界研究汉学的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加之两岸的大学图书馆,有能力购买花木兰图书的估计顶多300家,要全卖进去,可能需要十年。“学术出版是长期经营,不能有打了就跑,做一票就成的观念。学术出版看重的是‘长销’,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如今,美国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已请求花木兰同意将网站内容,直接纳入他们的网站,以便直接服务美欧英语地区的汉学家,可见在欧美地区的汉学研究学界,花木兰已是一个受到重视的品牌。类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只要花木兰的当季书一出版,便立刻订购的海内外相关机构也不少,有“澳洲国会图书馆”、“美国史丹福大学东方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这一方面说明了花木兰的成绩得到肯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愈来愈不可忽视。“只要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愈来愈大,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就会愈来愈需要,届时,花木兰水涨船高,每套冷门的丛书都畅销了,我期待这一天早日来到。”
另外,几千年的中国学术文化,是前人留给两岸人民最可贵的资产,如何既能推广中华文化,又能成为事业资财,需要两岸出版界共同合作,努力开发。“只要具有文化创意的方向,我们都愿意合作。大陆有不少杰出的博士论著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如何得到授权,然后整合汇编出版,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出版方向,我对这方面的合作颇有期待。另外,随着‘按需印刷’技术的日趋成熟,古书复制充满新的商机,大陆有能力收藏复制古籍的人愈来愈多,这也是未来尚待开发的市场。”
学术出版因为市场狭窄无法成为一个产业,花木兰因为创新,才能成为一个事业。“作为学术出版的专业出版社,花木兰只是一个平台,我们做的工作是征集、整合、汇编,也期待大陆学者的支持。而我对花木兰的未来,也还没有清楚可行的蓝图,现在是边走、边学、边看,算是另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吧!我希望花木兰能早日找到通往美好愿景的星光大道。”
2010年9月,我有幸跟随“第六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大陆参访团来到台北,于《国文天地》杂志看到一篇关于花木兰文化出版社(以下简称花木兰)的文章,后于万卷楼,得以瞻仰花木兰的部分著作,倍受启发,顿萌生专访之意。后经万卷楼总经理梁锦兴介绍,笔者得以会面杜洁祥总编辑,与读者共飨花木兰5年的学术出版奋斗史。
立言不成当以立功
2003年期间,杜洁祥任教于宜兰佛光大学,兼任图书馆馆长。“我想,人总是静极思动吧,在大学教书、读书、研究的日子相对于做事业而言,是太平静了。我虽然自认为具有做学问的潜质,但是起步较晚,要以立言来满足个人的成就感,可能较难达成,因此,做一番事业立功,这个念头鼓舞了我中高年创业。”缘于曾任职大学图书馆馆长,对大学图书馆的运作有比较深刻的了解,2005年,有着丰富出版经验的杜洁祥遂决定离开教职,创办一家以图书馆为销售对象的学术性出版社,即花木兰。
花木兰是一家以“学术丛书”为主要方向的出版社,每一套丛书的出版都是以大学图书馆为考虑,坊间书店是看不到花木兰出版品的。“取名‘花木兰’事前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只是想从历史典故中找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既要典雅又要朗朗上口,避免和同业的名称类似。”杜洁祥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有一种端正严肃的学者气,然与其谈话后,才发现他其实很善于言辞,言谈不乏幽默。他说,有关“花木兰”这个名字的由来,问的人多了,他事后也做了思考:“‘兰’号称王者之香,幽谷中的兰花孤芳自赏,古琴曲中就有一首曲名‘幽兰’,很能代表历代文人的个性,也符合学术出版的性格;‘木’在五形金木水火土中,象征文化事业;‘花’,寓音‘发’,对事业来说是个吉祥字,有口彩;把‘花木兰’拆成个别的三个字来看,蛮适合做这个冷门学术出版事业的名字。另一方面,文化事业属性较柔,接近女性温婉的特质;而事业体也不能一味柔弱温顺,必需创发奋进,这是武的方面,刚性的一面;历史上花木兰这个人物系为女性,文武双全,刚柔并济,因此用来命名,再贴切不过了。”他戏谑道:“现在学术界友人对‘花木兰’印象深刻,会推荐我们出版的图书给学校图书馆购藏,跟‘花木兰’这个名称带给人的历史涵意,多少有点关系吧!”
知难而上取胜有招
其实,杜洁祥也不是不知道,他所涉及的学术出版,是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领域。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对学术出版都有一些政府补助,希望用国家的资源来促进学术的发展。当时台湾也有科学发展委员会、编译馆等官方机构补助学术出版,但是经费不多,聊备形式而已。从事业营利的观点来看,专门从事学术论著(非大学教科书,指研究性质的论著)的出版,是无法维持营运的。台湾早年有几家专门出版中国古代文献的出版社,经营得很好,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学术出版,因为这些出版社不出版当代学者的研究论著,只出版古代的文献(俗称古书出版业)。那个时代有当时的时空背景促成古书出版业的兴起。而台湾称得上学术出版的专业出版社,比较有规模的只有学生书局、商务印书馆、联经出版社、文史哲出版社等少数几家,但他们的出版量也逐年减少。“总的来说,学术出版要能维持,必需要有足够的学术研究人口与学术环境,台湾目前大学文学院的研究所是增加了,研究生不少,但买书的人却没有增加,使得学术出版愈来愈困难,这个问题有很复杂的社会因素。比如,大陆学术论著书价相对便宜,吸引台湾图书馆大量进口;研究生人数增加但素质却没有提升,有些人对学术并没有热情,只因担心毕业后谋职困难而读研究所……我听说大陆专门出版文史哲学术论著的几家古籍出版社,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可见这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学术本来就是极少数人从事的工作,以此为营利事业,有违经济法则,当然困难啊!”
既然学术出版有这么困难,杜洁祥为何要放弃那份稳定的教职工作自讨苦吃呢?“据我的观察,学术出版市场有悲观的一面,也有乐观的一面。”他说,“花木兰只有社长高小娟和我二人为正职,其它全是按件计酬的委包人员,花木兰有今天的成绩虽然也少不了要运用很多企业经营的方法,比如减省人力、善于文宣、注重效率等,但最主要的是经营理念要与大环境的趋势相符:大陆学术论著市场的潜力,在于普遍认为台湾多年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正可以提供参考。”于是,花木兰也大胆地在短时间内扩大出版量,使台湾的学术研究能够集中展示,更吸引学者的注意力,吸引图书馆购买,从而摆脱学术出版的困境,开创出另一番出版新局面。
目前花木兰的经营成绩,也印证了杜洁祥当初的经营理念是对的,据其总结,花木兰注重三个重要的经营理念:
一、注重市场。随着大陆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强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用市场的角度来看,就是大陆以及全世界会愈来愈重视中国文化。而台湾这六十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累累,杰出的硕博士论文数量不少,能够把它们整合出版,就有市场。
二、注重通路。向来学术出版的困境和通路有关,学术本来就是冷门的、非流行的,如果学术书在通路上与流行的社会图书同样放在书店陈售,将会投入与流行图书同样巨大的间接成本,但销售量却不及一般图书的百分之十。因此,把学术论著的购买者与使用者分开,以大学图书馆为购买者,大学教授为推荐购买者,不走一般书店的通路,就能避免间接成本的浪费,直接接触到市场。而大学图书馆的特性是汇集、典藏图书,让学者研究方便,一般不是那么计较购书经费的多寡,因此,集编同一学科的论著,以丛书、套书的形式出版,正好适合图书馆的需求。
三、注重竞争。做事业一定有竞争,让竞争者跟不上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规模做大,把学术品类做足。花木兰第一年的出版量有90种书,2010年出版量有320种。以《古典文献》的研究论著为例,花木兰已出版了十一编,已成为全世界大学图书馆非常重视的典藏。据介绍,明年三月还将出版第十二编,那么,这套丛书将会有300本,可以说汇编了台湾六十年来有关古典文献杰出硕博论文的八成左右。
走出梦想的“象牙塔”
“在花木兰发展历程中,有幸得到台湾学术界各个学门大师级学者的支持,如潘美月、龚鹏程、林庆彰、王明荪、曾永义、许锬辉等教授,担任相关丛书的主编,在他们的号召下,我们的征求授权出版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台湾的大学学者们也很支持肯定花木兰的学术出版,主动向大学的图书馆推荐购藏。”自2006年3月出版第一套学术丛书《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开始,到如今,花木兰已经走过了近五年的风雨历程。五年来,花木兰陆续出版了《古典诗歌研究汇刊》、《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古典文学研究辑刊》等大型丛书,总计共出版了900种学术论著,其中以台湾六十年来杰出的硕博士论文为主体,间有大学教师的升等著作,内容涵盖了国学研究文史哲学门,作者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可以说是台湾六十年来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
“台湾市场是花木兰维持营运的基础,大陆及海外市场则是花木兰发展成长的空间。”由于花木兰出版的都是大部头的学术丛书,每一套少则20本,多则40本,而且都以大学图书馆为主要销售对象,因此不能用一般图书的“畅销”概念来谈。按照杜洁祥分析:目前花木兰全部图书总定价是140万元新台币,全世界研究汉学的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加之两岸的大学图书馆,有能力购买花木兰图书的估计顶多300家,要全卖进去,可能需要十年。“学术出版是长期经营,不能有打了就跑,做一票就成的观念。学术出版看重的是‘长销’,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如今,美国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已请求花木兰同意将网站内容,直接纳入他们的网站,以便直接服务美欧英语地区的汉学家,可见在欧美地区的汉学研究学界,花木兰已是一个受到重视的品牌。类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只要花木兰的当季书一出版,便立刻订购的海内外相关机构也不少,有“澳洲国会图书馆”、“美国史丹福大学东方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这一方面说明了花木兰的成绩得到肯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愈来愈不可忽视。“只要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愈来愈大,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就会愈来愈需要,届时,花木兰水涨船高,每套冷门的丛书都畅销了,我期待这一天早日来到。”
另外,几千年的中国学术文化,是前人留给两岸人民最可贵的资产,如何既能推广中华文化,又能成为事业资财,需要两岸出版界共同合作,努力开发。“只要具有文化创意的方向,我们都愿意合作。大陆有不少杰出的博士论著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如何得到授权,然后整合汇编出版,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出版方向,我对这方面的合作颇有期待。另外,随着‘按需印刷’技术的日趋成熟,古书复制充满新的商机,大陆有能力收藏复制古籍的人愈来愈多,这也是未来尚待开发的市场。”
学术出版因为市场狭窄无法成为一个产业,花木兰因为创新,才能成为一个事业。“作为学术出版的专业出版社,花木兰只是一个平台,我们做的工作是征集、整合、汇编,也期待大陆学者的支持。而我对花木兰的未来,也还没有清楚可行的蓝图,现在是边走、边学、边看,算是另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吧!我希望花木兰能早日找到通往美好愿景的星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