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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是一个极普通、极平淡的人。我自信此生活得决不至于像有些人那样无聊。”这是十八年前权佳果在回忆录中对自己传奇人生的评价。
他初中只上了七周，就因贫困而辍学。但是，作为一个青年农民，他却敢在“文革”期间提笔撰写近5万字的《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一文并携带进京。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是我当年带到北京的《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的打印稿。”权佳果从书房拿来一份A4纸大小的薄册子递给记者。
浅绿色封皮，衬得黑色标题《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下简称《认识》）极醒目。题目下面的括弧里标出了写作时间：1967.10-1968.01。
2009年12月，权佳果在他被平反三十周年，即将过63岁生日的时候，将当年陕西省蒲城县法院给他的一份打印稿（法院卷宗中保存的手稿，原带去北京的誊抄稿已被法院丢失）重新加以印制，“就是想留一个历史资料”。
“现在这份打印稿，只是纠正了法院给的打印稿中的错别字，对个别不通顺的地方，变动了一两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都绝无改变，包括语言缺点。”权佳果印制时加以说明：“去北京带的誊抄本，对手稿有些许改动，法院打印稿于手稿又难免有些小差错。经改正一些错别字，惟余一两句话乃觉语意不明，但这些许差错，绝不影响我总的思想的准确表述。”
研读马列
“您在写这份《认识》前，都做了些什么准备？”记者好奇地问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权佳果。
“献身人类，是我在青年时期立下的人生志向。写《认识》时，也与这个因素很有关系。”权佳果说。
在现在的人看来，“献身人类”似乎只是一句大而无当的漂亮话，但权佳果年轻时的座右铭确实是马克思的“为人类服务”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1961年秋，权佳果考上了蒲城中学初中部。
这年麦收以后，村上的公共食堂解散了，粮食分到了各家各户。“为省粮，大家把小麦磨成糁子熬稀饭喝，蒸馍是不敢的。”权佳果回忆说。
权佳果上中学是要住校的，一日三餐，就靠从家背馍解决。即使不尽饱吃，一天也得一斤六两粮。可是，家里的粮食是要维持全家吃到来年麦熟的，以权佳果这样的饭量，家里显然供不起。无奈之下，仅仅上了七个星期初中的权佳果只好辍学回了家，家里需要他这个劳力挣工分。
“虽然退学回家劳动，但我并没有中断读书。”权佳果家是当时农村少有的有藏书的人家，他父亲曾当过老师。
权佳果清楚地记得躺在炕上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情形。母亲在炕上做针线，怕看书影响他的身体，不让他看，他将书藏在被窝里，借着被缝透进来的微光继续读。“书成岂是弄墨人，更有事业高层云。每读毛发齐振起，羞对男儿柯察金。”从权佳果上世纪80年代写下的诗句，足见这本书对他曾经产生过的巨大的影响力。
1964年，权佳果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阅读范围一下子扩大了。后来哥哥的那个借书证也归他用，一次可以借两本书。
从家里到县城，单程大约15里。权佳果必须在中午这一晌用大约三个小时往返一次，这样家里人就不会知道他少干了一晌活。赶路时，他尽量跨大步子，遇转弯都只抄小弯那边走。
最初，权佳果的阅读兴趣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上，屈原的“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李白的“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鲍照的“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都能引起他极大的共鸣。
1966年春，县文化馆的文学书籍不对外借阅了，权佳果开始借阅马恩选集。
权佳果对马克思、恩科斯的了解，源于哥哥上农中时的一册政治课本，那上面有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革命生活的文章。
他一边读马恩著作，一边对生活的现实加以重新考量。
思考现实
农村普遍性的贫困，尤其是连续数年的饥饿，让权佳果陷入深深的思考。
权佳果回忆说，1958年，大跃进时期，村上办了食堂。不许在家做饭，谁家要是冒烟，干部就会去查看。但放开肚子吃的日子只有短短几个月，到冬天时，吃饭就开始定量了。在食堂吃不饱，大家只好另谋填肚子的办法。红薯的根、叶、藤蔓都被一寸不剩地吃尽了，连干枯后的红薯藤、红薯叶，粉碎后也都充当了食物。野菜、榆树叶、榆树皮，凡是能吃的，一概吃光。
接着，人们又盯上了地里种的苜蓿，那是给牛种的饲料。尽管生产队发布禁令，不许人们采食，还派人加以看护，但依然无法阻止人们晚上去偷采。人与牲畜争食，饿得牛骨瘦如柴，被形容为“脊梁骨比刀刃还快”。
在权佳果看来，1959年的饥饿，完全是1958年的疯狂导致的。“村上的青壮劳力要么大炼钢铁，要么被派到几十里外、几百里外的地方修水利工程，修铁路。已是冬天了，玉米棒子都倒垂下来了，有些还在地里没收完。”
回乡劳动的头两年，权佳果曾为生产队看管磨面机。那时候，很多人磨面，都习惯把麸皮混入面粉。权佳果说，那不是现代人讲究的要吃全麦粉，纯粹是为了多磨一些面粉。
1960年春天，权佳果每天都去地里挖蔓菁——上一年种下的油菜的根。不知是因为套种的原因，还是天气干旱的问题，蔓菁长得很小，一晌不过寻得比筷子还细的二三斤。蔓菁被掘光吃尽，第二年自然结不出油菜籽，吃的油就只能靠棉籽来榨了。
饥荒年月，村民们见了地里未成熟的庄稼，不管是麦子、玉米、豆子，抓来就塞在口中。庄稼到了成熟季节，生产队只得派人看管，否则便有胆大的去偷。当时人们的观念是，为了活命，偷集体能吃的东西不算耻辱。
“总说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老让人饿肚子，终究是一个令人想不通的问题。”权佳果说。
“文革”席卷全国，到处都在揪斗“走资派”。从大队到公社，主要领导都成了被揪斗的对象。权佳果也去参加批斗会，但始终一言不发。趁着去县城借书之际，他也去看大字报，并将各色传单收集，装订成两大册，编有目录。他通过观察发现，之所以男女老幼都被卷入这场运动，是因为他们与批判对象往往有程度不等的利害和恩怨。 看到一些干部有贪污腐化、胡作非为、欺压群众的事情，权佳果感到这些人被批斗倒是应该的。在县城电影院大门西侧的墙上，他读到几十页大纸上用毛笔抄出的彭德怀1962年所谓“翻案材料”，却觉得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便怀有同情之感。
1967年，“文革”愈演愈烈，全国到处停工停产。权佳果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一向靠烧煤做饭的农家，因为煤矿工人忙于闹革命，导致采煤不足，农民拉着架子车在煤矿排起长龙。“白天大家就在架子车边支个小锅，捡些柴禾烧水做饭；晚上就睡在车厢里过夜，最长的要等十几天才能买到煤。”权佳果回忆说。
到1967年10月，权佳果把县文化馆图书室所藏的所有马列著作通读完毕，馆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并不全，缺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样子。
经过阅读和反思，权佳果对下级干部曾经的不满和义愤有所减轻，他发现问题的根子在国家高层制定的政策上。
出于“匡救时弊，力挽狂澜”，权佳果开始动手写《认识》。
准备牺牲
“第二稿与第一稿最大的区别是，偏重从理论上谈问题，第一稿依然纠缠于具体问题。”权佳果对记者解释说。
在《认识》附录中，权佳果写道：“我到北京来的目的，是交换我与中共中央对社会诸问题的认识。为什么要到北京来面谈，则是因为我一年多来以通信方式笔谈的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1967年年初，权佳果曾以《论干部的高工资高生活水平问题》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写这篇文章的由头，是因为一个下放在贾曲公社挂职副社长的干部，月工资高达300多元，比二十个农民的收入还多。”权佳果引用巴黎公社的原则，引用马恩列及毛泽东的著述，指出干部高工资是没有理由的。
但这封信寄出后，杳无音讯。权佳果就写信催问，陆续寄出九封信，依然不见回音。于是，他又向人民日报社寄信托其催问此事，先后写了六封，人民日报社只有一次回信称，已转请中央处理云云，但终无结果。
1967年10月，权佳果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开始秘密实行一个大计划：撰写《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两易其稿后，最终完成的文章将近5万字。
写完《认识》，权佳果开始为动身前往北京做准备。
权佳果清楚地估计到，“我的思想和中共中央的思想有较大程度的冲突”，他设想了几种后果：最好的情形是，在内部进行讨论，或许能为他提供研究工作的便利条件；其次是不支持，但允许他继续独立研究，因为从动机上或许会考虑他“对人民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片忠诚”；最坏的结果可能是，“监禁、杀害、各种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对此，他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
“要改变我对社会的认识，最有效的方法是以道理说服我，任何强制手段在此无丝毫作用……为人类的事业，无论什么时候死，什么地方死，以什么方式死，我都是高高兴兴，视死如归。反正我总知道我为人类努力奋斗了一生，我死而无愧。”权佳果写道。
权佳果记得曾在村子一面墙上看到“文革”期间颁布的一个简称为“公安六条”的布告，最后一条是：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他知道自己写《认识》的最坏后果是什么，为了不连累亲人，他去北京的计划及写《认识》的过程，是瞒着家人进行的。
1968年3月2日，权佳果干完生产队的最后一晌活，将预备种棉花的地里的大土块打碎。晚上，他把《认识》的副本、自己的十多册日记、许多摘抄的读书笔记以及图书，放在自己小屋的里间。房门的钥匙，挂在平常挂草帽的钉子上。然后，他给父亲、兄长留下一张纸条，他写道：……我既已将我整个生命献给为人类服务的伟大事业，而你们从来就处在这种生活范畴之外，我请你们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为我而奔走。并说明自己要去的地方——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
权佳果将字条藏在草帽下边，是为父兄不致于很快发现追他回来。他留这张纸条，除了告知家人他的去处，最主要的是不让亲人因他受牵连而遭迫害。
天亮前两三个小时，权佳果起床，提着装了十几个馍的布提兜，悄悄开了大门，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离开了家。
此刻，是1968年3月3日凌晨。
进京被拘
权佳果自制的64开的《认识》厚厚一沓，因怕丢失，他将手稿装在棉袄里子上缝的一个口袋里，隔着衬衣正贴在胸前。
权佳果手里攒了二十元九角五分，是他为生产队拉架子车到远处干活挣的差旅费，每天七角钱，一天一天攒起来的。从渭南到北京的火车票将近二十元，为防万一，他临行前又偷偷从父亲的箱子里拿了十元钱。
走了整整一天，权佳果来到了渭南火车站，又渴又饿。他先买了张火车票，花了十九元二角，然后来到车站的国营食堂，要了两碗素臊子汤面条，每碗二两粮票，七分钱，比一个馍还贵二分。想到自己是有生第一次出门，而且也许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从未在饭馆吃过饭的权佳果一咬牙，决定豁出一角四分钱，好好吃一顿饭。
夜半时分，权佳果坐上了火车。此前，他从未坐过汽车，连火车都没见过。没有买到座位，他就将带着的一双布棉鞋垫在屁股下，坐在车厢的地板上。
权佳果在火车上晃了二十多个小时，饿了就啃口冷馍。到北京时正是深夜，无处可去，权佳果没出站，而是在一个水泥台阶上躺下休息。他时睡时醒，挨到凌晨五点，吃下布提兜里最后一个冷馍。
天色微亮，权佳果走出车站，顺着一条朝北的大道向前走。街上没什么人，他向一个年长的扫路人打听去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路。那人热情地说：“直朝前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一直走就到了。”
走到东长安街上的时候，天早已大亮。与权佳果想象不同的是，北京宽阔的街道上并没什么车辆与行人，街道两边建筑也不高，树木尚未发芽，惟一符合他想象的是街道两旁到处贴着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权佳果走进天安门广场，看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挂有一块大木牌，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原来扫路人为他指点的就是这个地方。
等到接待站上班，权佳果来到西侧的登记处，向工作人员报上姓名和家庭住址。工作人员向他要介绍信，他拿不出，说有一份和中共中央交换对当前社会一些问题的看法的材料。工作人员拿过《认识》看了两三分钟，退给他说：“你带上它到后边的第三殿去吧。”
权佳果怀着八九分的希望，以为会有人和他讨论。可当他来到太庙三座大殿中的最后一座，看到挂着“保卫处”的牌子时，心里明白在家预料的最坏后果快要成为现实了。
“监禁与死都不怕，问题是离开这儿，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中共中央？还能到什么地方与他们辩论这些问题？”权佳果思考片刻，走进了保卫处。
保卫处办公室在大殿西南角，工作人员都是军人。“我的《认识》有目录，估计他们直接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那节开始看的。”权佳果说。
那一节寥寥数百字，九段内容，提出“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许多人的共同思想”。权佳果在文中认为，“为改造世界，毛泽东思想就需要掌握群众”，方法就是要“使人信服”。但现实是，毛泽东思想“是神圣的”，是“天生的真理”，只能服从，不准反对；只能跪拜，不准辩驳；只能歌颂，不准指责，否则就用“法律和强力进行惩罚”。
权佳果在文中特别指出了当时盛行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象：“我们的一切工作，不是为了共产革命，不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而是为了听从毛主席的话”，否则就要“砸烂他的狗头”，“坚决打倒他”。权佳果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保卫处的军人一边看，一边斥责权佳果思想的反动。一个军官模样的中年汉子看见权佳果面露鄙夷微笑时，生气地大声责问：“你乐什么？”
权佳果已不记得当时还有过什么样的争辩，只记得他们曾问他：“你有没有什么病？”显然，他们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在他们看来，一个土气的乡下年轻人，竟敢批评阶级斗争，批评“文化大革命”，甚至批评毛泽东，还主动找上门送死，怎么会是一个正常人？
权佳果坚持要与中央领导面谈，但最后等待他的是扣押。先是在保卫处临时扣押，天黑后转送到一个收容站，和一群小偷关在一起，关了八九天。
白天，大家个挨个地坐在光床板上听管教干部训话，晚上一起挤在大通铺上睡觉。权佳果以为被关押在这儿，就会有审讯，等着审讯时再做辩论，但他等来的结果，是被押回原籍处理。
多年之后，已获平反的权佳果才从自己的案卷中得知，1968年3月5日上午十时，一个“中央文革何同志”的电话就打到了蒲城县公安机关，要求查证情况。从县里到公社，再到大队，几个电话往来证实确有此人，有关部门当日下午便向北京作了汇报，但并未告知他的家人。
而当时，权佳果的家人也正在四处寻找他。他的叔父后来对他说，他失踪后，家里人曾带着铁麦钩在村周围的井中探捞，怕他想不开投井自尽。
收监坐牢
1968年12月21日，是权佳果22岁生日。这一天，他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一场万人规模的公审大会。
权佳果被从北京押回蒲城后，即刻就被收容在看守所。公安机关还派人从他家里查抄了他的16册日记，23册读书笔记等物。公安人员召集村里人开会，多次问“佳果有没有什么病”，他们总觉得权佳果很可能是疯子，但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在公安人员查抄之前，权佳果留在家中的《认识》副本，已被他哥哥用塑料布包着埋在了院里水井的北边。父亲和哥哥都有一定文化，读得懂他写的东西。副本上还抄有40首他写的诗。平反之后，权佳果估计哥哥替他埋的那些东西可能早已化为腐土，就没有再去寻找挖取。
1968年5月2日，公安机关对权佳果的审讯开始了。连续四个半天，审讯人员与权佳果一问一答，有时对话还略带有一些辩论性质。审讯人员见无法让权佳果认错，就大念《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念完后，主审官问权佳果：“毛主席的这段最高指示与你的观点之间，究竟谁说得对？”
“我认为，主席这一段提法不正确；我认为我国现阶段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这是笔录上记载的权佳果的回答。
诸如此类之后，主审向权佳果宣明：“不是和你研究什么问题。你错了，就应认错、改错；否则你是罪上加罪！”
权佳果回答：“你们可以按我说的问题，定我的性质……政府无论判我什么罪，我在行动上服从法律。但在思想上保留我的意见，保留我对社会的认识。”这些话，权佳果说的极慢，为的是让几个笔录的人能准确记录，连标点符号都没放过。当他说完最后一个“句号”时，看见有个年轻的笔录者微笑了一下。
笔录者并不知道，权佳果说这些话时，是认真的，是当做对人世最后的遗言说的。
权佳果22岁生日那天，在蒲城尧山中学大操场上，在上万群众面前，权佳果接受了法院对他的宣判。四处张贴的判决书上，也给权佳果定了罪：“权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站在帝、修、反的立场上，经过长期预谋，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上京，向中央文革提交了一份所谓‘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反革命宣言书。叫嚷要和中央领导‘会谈’，当即被中央发现扣留。这份反革命宣言书无耻地歪曲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诬蔑；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文化大革命。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胆敢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进行恶毒攻击。”
宣判的结果是，“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学说，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权佳果有期徒刑十五年。”
他初中只上了七周，就因贫困而辍学。但是，作为一个青年农民，他却敢在“文革”期间提笔撰写近5万字的《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一文并携带进京。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是我当年带到北京的《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的打印稿。”权佳果从书房拿来一份A4纸大小的薄册子递给记者。
浅绿色封皮，衬得黑色标题《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下简称《认识》）极醒目。题目下面的括弧里标出了写作时间：1967.10-1968.01。
2009年12月，权佳果在他被平反三十周年，即将过63岁生日的时候，将当年陕西省蒲城县法院给他的一份打印稿（法院卷宗中保存的手稿，原带去北京的誊抄稿已被法院丢失）重新加以印制，“就是想留一个历史资料”。
“现在这份打印稿，只是纠正了法院给的打印稿中的错别字，对个别不通顺的地方，变动了一两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都绝无改变，包括语言缺点。”权佳果印制时加以说明：“去北京带的誊抄本，对手稿有些许改动，法院打印稿于手稿又难免有些小差错。经改正一些错别字，惟余一两句话乃觉语意不明，但这些许差错，绝不影响我总的思想的准确表述。”
研读马列
“您在写这份《认识》前，都做了些什么准备？”记者好奇地问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权佳果。
“献身人类，是我在青年时期立下的人生志向。写《认识》时，也与这个因素很有关系。”权佳果说。
在现在的人看来，“献身人类”似乎只是一句大而无当的漂亮话，但权佳果年轻时的座右铭确实是马克思的“为人类服务”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1961年秋，权佳果考上了蒲城中学初中部。
这年麦收以后，村上的公共食堂解散了，粮食分到了各家各户。“为省粮，大家把小麦磨成糁子熬稀饭喝，蒸馍是不敢的。”权佳果回忆说。
权佳果上中学是要住校的，一日三餐，就靠从家背馍解决。即使不尽饱吃，一天也得一斤六两粮。可是，家里的粮食是要维持全家吃到来年麦熟的，以权佳果这样的饭量，家里显然供不起。无奈之下，仅仅上了七个星期初中的权佳果只好辍学回了家，家里需要他这个劳力挣工分。
“虽然退学回家劳动，但我并没有中断读书。”权佳果家是当时农村少有的有藏书的人家，他父亲曾当过老师。
权佳果清楚地记得躺在炕上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情形。母亲在炕上做针线，怕看书影响他的身体，不让他看，他将书藏在被窝里，借着被缝透进来的微光继续读。“书成岂是弄墨人，更有事业高层云。每读毛发齐振起，羞对男儿柯察金。”从权佳果上世纪80年代写下的诗句，足见这本书对他曾经产生过的巨大的影响力。
1964年，权佳果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阅读范围一下子扩大了。后来哥哥的那个借书证也归他用，一次可以借两本书。
从家里到县城，单程大约15里。权佳果必须在中午这一晌用大约三个小时往返一次，这样家里人就不会知道他少干了一晌活。赶路时，他尽量跨大步子，遇转弯都只抄小弯那边走。
最初，权佳果的阅读兴趣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上，屈原的“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李白的“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鲍照的“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都能引起他极大的共鸣。
1966年春，县文化馆的文学书籍不对外借阅了，权佳果开始借阅马恩选集。
权佳果对马克思、恩科斯的了解，源于哥哥上农中时的一册政治课本，那上面有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革命生活的文章。
他一边读马恩著作，一边对生活的现实加以重新考量。
思考现实
农村普遍性的贫困，尤其是连续数年的饥饿，让权佳果陷入深深的思考。
权佳果回忆说，1958年，大跃进时期，村上办了食堂。不许在家做饭，谁家要是冒烟，干部就会去查看。但放开肚子吃的日子只有短短几个月，到冬天时，吃饭就开始定量了。在食堂吃不饱，大家只好另谋填肚子的办法。红薯的根、叶、藤蔓都被一寸不剩地吃尽了，连干枯后的红薯藤、红薯叶，粉碎后也都充当了食物。野菜、榆树叶、榆树皮，凡是能吃的，一概吃光。
接着，人们又盯上了地里种的苜蓿，那是给牛种的饲料。尽管生产队发布禁令，不许人们采食，还派人加以看护，但依然无法阻止人们晚上去偷采。人与牲畜争食，饿得牛骨瘦如柴，被形容为“脊梁骨比刀刃还快”。
在权佳果看来，1959年的饥饿，完全是1958年的疯狂导致的。“村上的青壮劳力要么大炼钢铁，要么被派到几十里外、几百里外的地方修水利工程，修铁路。已是冬天了，玉米棒子都倒垂下来了，有些还在地里没收完。”
回乡劳动的头两年，权佳果曾为生产队看管磨面机。那时候，很多人磨面，都习惯把麸皮混入面粉。权佳果说，那不是现代人讲究的要吃全麦粉，纯粹是为了多磨一些面粉。
1960年春天，权佳果每天都去地里挖蔓菁——上一年种下的油菜的根。不知是因为套种的原因，还是天气干旱的问题，蔓菁长得很小，一晌不过寻得比筷子还细的二三斤。蔓菁被掘光吃尽，第二年自然结不出油菜籽，吃的油就只能靠棉籽来榨了。
饥荒年月，村民们见了地里未成熟的庄稼，不管是麦子、玉米、豆子，抓来就塞在口中。庄稼到了成熟季节，生产队只得派人看管，否则便有胆大的去偷。当时人们的观念是，为了活命，偷集体能吃的东西不算耻辱。
“总说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老让人饿肚子，终究是一个令人想不通的问题。”权佳果说。
“文革”席卷全国，到处都在揪斗“走资派”。从大队到公社，主要领导都成了被揪斗的对象。权佳果也去参加批斗会，但始终一言不发。趁着去县城借书之际，他也去看大字报，并将各色传单收集，装订成两大册，编有目录。他通过观察发现，之所以男女老幼都被卷入这场运动，是因为他们与批判对象往往有程度不等的利害和恩怨。 看到一些干部有贪污腐化、胡作非为、欺压群众的事情，权佳果感到这些人被批斗倒是应该的。在县城电影院大门西侧的墙上，他读到几十页大纸上用毛笔抄出的彭德怀1962年所谓“翻案材料”，却觉得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便怀有同情之感。
1967年，“文革”愈演愈烈，全国到处停工停产。权佳果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一向靠烧煤做饭的农家，因为煤矿工人忙于闹革命，导致采煤不足，农民拉着架子车在煤矿排起长龙。“白天大家就在架子车边支个小锅，捡些柴禾烧水做饭；晚上就睡在车厢里过夜，最长的要等十几天才能买到煤。”权佳果回忆说。
到1967年10月，权佳果把县文化馆图书室所藏的所有马列著作通读完毕，馆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并不全，缺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样子。
经过阅读和反思，权佳果对下级干部曾经的不满和义愤有所减轻，他发现问题的根子在国家高层制定的政策上。
出于“匡救时弊，力挽狂澜”，权佳果开始动手写《认识》。
准备牺牲
“第二稿与第一稿最大的区别是，偏重从理论上谈问题，第一稿依然纠缠于具体问题。”权佳果对记者解释说。
在《认识》附录中，权佳果写道：“我到北京来的目的，是交换我与中共中央对社会诸问题的认识。为什么要到北京来面谈，则是因为我一年多来以通信方式笔谈的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1967年年初，权佳果曾以《论干部的高工资高生活水平问题》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写这篇文章的由头，是因为一个下放在贾曲公社挂职副社长的干部，月工资高达300多元，比二十个农民的收入还多。”权佳果引用巴黎公社的原则，引用马恩列及毛泽东的著述，指出干部高工资是没有理由的。
但这封信寄出后，杳无音讯。权佳果就写信催问，陆续寄出九封信，依然不见回音。于是，他又向人民日报社寄信托其催问此事，先后写了六封，人民日报社只有一次回信称，已转请中央处理云云，但终无结果。
1967年10月，权佳果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开始秘密实行一个大计划：撰写《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两易其稿后，最终完成的文章将近5万字。
写完《认识》，权佳果开始为动身前往北京做准备。
权佳果清楚地估计到，“我的思想和中共中央的思想有较大程度的冲突”，他设想了几种后果：最好的情形是，在内部进行讨论，或许能为他提供研究工作的便利条件；其次是不支持，但允许他继续独立研究，因为从动机上或许会考虑他“对人民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片忠诚”；最坏的结果可能是，“监禁、杀害、各种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对此，他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
“要改变我对社会的认识，最有效的方法是以道理说服我，任何强制手段在此无丝毫作用……为人类的事业，无论什么时候死，什么地方死，以什么方式死，我都是高高兴兴，视死如归。反正我总知道我为人类努力奋斗了一生，我死而无愧。”权佳果写道。
权佳果记得曾在村子一面墙上看到“文革”期间颁布的一个简称为“公安六条”的布告，最后一条是：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他知道自己写《认识》的最坏后果是什么，为了不连累亲人，他去北京的计划及写《认识》的过程，是瞒着家人进行的。
1968年3月2日，权佳果干完生产队的最后一晌活，将预备种棉花的地里的大土块打碎。晚上，他把《认识》的副本、自己的十多册日记、许多摘抄的读书笔记以及图书，放在自己小屋的里间。房门的钥匙，挂在平常挂草帽的钉子上。然后，他给父亲、兄长留下一张纸条，他写道：……我既已将我整个生命献给为人类服务的伟大事业，而你们从来就处在这种生活范畴之外，我请你们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为我而奔走。并说明自己要去的地方——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
权佳果将字条藏在草帽下边，是为父兄不致于很快发现追他回来。他留这张纸条，除了告知家人他的去处，最主要的是不让亲人因他受牵连而遭迫害。
天亮前两三个小时，权佳果起床，提着装了十几个馍的布提兜，悄悄开了大门，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离开了家。
此刻，是1968年3月3日凌晨。
进京被拘
权佳果自制的64开的《认识》厚厚一沓，因怕丢失，他将手稿装在棉袄里子上缝的一个口袋里，隔着衬衣正贴在胸前。
权佳果手里攒了二十元九角五分，是他为生产队拉架子车到远处干活挣的差旅费，每天七角钱，一天一天攒起来的。从渭南到北京的火车票将近二十元，为防万一，他临行前又偷偷从父亲的箱子里拿了十元钱。
走了整整一天，权佳果来到了渭南火车站，又渴又饿。他先买了张火车票，花了十九元二角，然后来到车站的国营食堂，要了两碗素臊子汤面条，每碗二两粮票，七分钱，比一个馍还贵二分。想到自己是有生第一次出门，而且也许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从未在饭馆吃过饭的权佳果一咬牙，决定豁出一角四分钱，好好吃一顿饭。
夜半时分，权佳果坐上了火车。此前，他从未坐过汽车，连火车都没见过。没有买到座位，他就将带着的一双布棉鞋垫在屁股下，坐在车厢的地板上。
权佳果在火车上晃了二十多个小时，饿了就啃口冷馍。到北京时正是深夜，无处可去，权佳果没出站，而是在一个水泥台阶上躺下休息。他时睡时醒，挨到凌晨五点，吃下布提兜里最后一个冷馍。
天色微亮，权佳果走出车站，顺着一条朝北的大道向前走。街上没什么人，他向一个年长的扫路人打听去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路。那人热情地说：“直朝前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一直走就到了。”
走到东长安街上的时候，天早已大亮。与权佳果想象不同的是，北京宽阔的街道上并没什么车辆与行人，街道两边建筑也不高，树木尚未发芽，惟一符合他想象的是街道两旁到处贴着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权佳果走进天安门广场，看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挂有一块大木牌，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原来扫路人为他指点的就是这个地方。
等到接待站上班，权佳果来到西侧的登记处，向工作人员报上姓名和家庭住址。工作人员向他要介绍信，他拿不出，说有一份和中共中央交换对当前社会一些问题的看法的材料。工作人员拿过《认识》看了两三分钟，退给他说：“你带上它到后边的第三殿去吧。”
权佳果怀着八九分的希望，以为会有人和他讨论。可当他来到太庙三座大殿中的最后一座，看到挂着“保卫处”的牌子时，心里明白在家预料的最坏后果快要成为现实了。
“监禁与死都不怕，问题是离开这儿，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中共中央？还能到什么地方与他们辩论这些问题？”权佳果思考片刻，走进了保卫处。
保卫处办公室在大殿西南角，工作人员都是军人。“我的《认识》有目录，估计他们直接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那节开始看的。”权佳果说。
那一节寥寥数百字，九段内容，提出“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许多人的共同思想”。权佳果在文中认为，“为改造世界，毛泽东思想就需要掌握群众”，方法就是要“使人信服”。但现实是，毛泽东思想“是神圣的”，是“天生的真理”，只能服从，不准反对；只能跪拜，不准辩驳；只能歌颂，不准指责，否则就用“法律和强力进行惩罚”。
权佳果在文中特别指出了当时盛行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象：“我们的一切工作，不是为了共产革命，不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而是为了听从毛主席的话”，否则就要“砸烂他的狗头”，“坚决打倒他”。权佳果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保卫处的军人一边看，一边斥责权佳果思想的反动。一个军官模样的中年汉子看见权佳果面露鄙夷微笑时，生气地大声责问：“你乐什么？”
权佳果已不记得当时还有过什么样的争辩，只记得他们曾问他：“你有没有什么病？”显然，他们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在他们看来，一个土气的乡下年轻人，竟敢批评阶级斗争，批评“文化大革命”，甚至批评毛泽东，还主动找上门送死，怎么会是一个正常人？
权佳果坚持要与中央领导面谈，但最后等待他的是扣押。先是在保卫处临时扣押，天黑后转送到一个收容站，和一群小偷关在一起，关了八九天。
白天，大家个挨个地坐在光床板上听管教干部训话，晚上一起挤在大通铺上睡觉。权佳果以为被关押在这儿，就会有审讯，等着审讯时再做辩论，但他等来的结果，是被押回原籍处理。
多年之后，已获平反的权佳果才从自己的案卷中得知，1968年3月5日上午十时，一个“中央文革何同志”的电话就打到了蒲城县公安机关，要求查证情况。从县里到公社，再到大队，几个电话往来证实确有此人，有关部门当日下午便向北京作了汇报，但并未告知他的家人。
而当时，权佳果的家人也正在四处寻找他。他的叔父后来对他说，他失踪后，家里人曾带着铁麦钩在村周围的井中探捞，怕他想不开投井自尽。
收监坐牢
1968年12月21日，是权佳果22岁生日。这一天，他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一场万人规模的公审大会。
权佳果被从北京押回蒲城后，即刻就被收容在看守所。公安机关还派人从他家里查抄了他的16册日记，23册读书笔记等物。公安人员召集村里人开会，多次问“佳果有没有什么病”，他们总觉得权佳果很可能是疯子，但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在公安人员查抄之前，权佳果留在家中的《认识》副本，已被他哥哥用塑料布包着埋在了院里水井的北边。父亲和哥哥都有一定文化，读得懂他写的东西。副本上还抄有40首他写的诗。平反之后，权佳果估计哥哥替他埋的那些东西可能早已化为腐土，就没有再去寻找挖取。
1968年5月2日，公安机关对权佳果的审讯开始了。连续四个半天，审讯人员与权佳果一问一答，有时对话还略带有一些辩论性质。审讯人员见无法让权佳果认错，就大念《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念完后，主审官问权佳果：“毛主席的这段最高指示与你的观点之间，究竟谁说得对？”
“我认为，主席这一段提法不正确；我认为我国现阶段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这是笔录上记载的权佳果的回答。
诸如此类之后，主审向权佳果宣明：“不是和你研究什么问题。你错了，就应认错、改错；否则你是罪上加罪！”
权佳果回答：“你们可以按我说的问题，定我的性质……政府无论判我什么罪，我在行动上服从法律。但在思想上保留我的意见，保留我对社会的认识。”这些话，权佳果说的极慢，为的是让几个笔录的人能准确记录，连标点符号都没放过。当他说完最后一个“句号”时，看见有个年轻的笔录者微笑了一下。
笔录者并不知道，权佳果说这些话时，是认真的，是当做对人世最后的遗言说的。
权佳果22岁生日那天，在蒲城尧山中学大操场上，在上万群众面前，权佳果接受了法院对他的宣判。四处张贴的判决书上，也给权佳果定了罪：“权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站在帝、修、反的立场上，经过长期预谋，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上京，向中央文革提交了一份所谓‘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反革命宣言书。叫嚷要和中央领导‘会谈’，当即被中央发现扣留。这份反革命宣言书无耻地歪曲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诬蔑；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文化大革命。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胆敢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进行恶毒攻击。”
宣判的结果是，“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学说，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权佳果有期徒刑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