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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高企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过高增长速度的投资，为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所诟病，几乎成为历次宏观调控的起因和调控的重点。理论界对我国目前投资率是否过高存在争议，对于投资率问题的认识，关系到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判断，也关系到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认真和深入地讨论。
投资率有高估之嫌
准确测算一定时期的投资率，是科学考察投资形势，进而对宏观经济状况做出正确判断的基本前提。而就现实情况看，中国的投资总额和投资率都存在高估之嫌，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些不应纳入投资的费用被计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的过程是增量资本的生成过程，即投资的结果会带来增量资本的放大。但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统计中，土地购置和拆迁费等不属于增量资本的项目，却被计入了固定资产投资，这成为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虚增”的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衡量投资增长的重要指标，应对统计部门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做一些扣除，进行必要的结构分析。否则极易产生误导，使得对投资形势做出有悖实际的结论。
投资过程中存在资金渗漏。这方面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商业贿赂行为而导致的投资资金流失。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建设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发包方的回扣一般为工程投资总额的3％～5％，个别的甚至达到8%以上。国家规定对工程项目不准层层转包，但实际上层层转包的事情屡见不鲜，而每转包一次就要被扣掉10％左右的管理费，导致投资资金被侵蚀而明显缩水，结果是最后承包者的工程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以致工程质量低下甚至出现“豆腐渣工程”。此外，在建设工程批准前或立项后由于一些审批事项而支付的“公关费用”被打入工程费用，也可视为投资资金的“渗出”。
投资过程中有虚假因素。某些建设单位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骗取投资资金，如虚列建设项目、人为提高投资品的采购价格、重复计算建设工程量等。这些被骗取的投资资金虽然已经计入了投资总额，成为计算投资率的依据，但却与现实的投资过程无关，实际上大部分进入了个人腰包。据有关推算，这部分资金约占全社会投资的10％以上。
投资品价格的影响。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刘慧勇研究员曾撰文就投资品价格对投资率的影响，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同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消费品价格较投资品价格明显偏低，因而消费率可能被低估，而投资率可能被高估。通过投资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的比较来说明投资率被高估，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实际情况也大体上如此。以钢材这种重要的投资品为例，虽然我国的钢材价格还未与国际价格完全接轨，但近年来钢材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变动方向完全一致，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相比较而言，消费品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距相对较大。所以，考察投资率的高低，应该考虑投资品自身的价格及其与消费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投资高增长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影响投资的各种因素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可看出，我国现阶段的投资高增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投资需求的扩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既构成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90年代初，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启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而随着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正在逐步改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状况有了改善；城乡户籍的限制有所放松；一些地区已经把农民工纳入“社保”和“医保”范畴等等。这些因素必将激发农民的进城热情，促进城市化水平在近几年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城市化的发展，相应要求加快供水、供热、供电、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的发展，从而必然导致投资需求的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容和主要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和必然结果。特别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这种相关程度更高，因为城市化主要靠工业化來推动。而到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第三产业则取代工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为重化工业的发展。不可否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重化工业仍将是工业化发展的重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重化工业发展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也为重化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重化工业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发展对投资的拉动效应是相当显著的。中央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装备工业，而重化工业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这一战略实施对提高重化工业的装备水平，扩大投资需求，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会形成众多投资增长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为一些地区、部门、行业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扩大了投资需求的发展空间。其一，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二，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为这些地区特别是地区所在的中心城市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其投资扩张形成的投资乘数效应，对全国投资的拉动效应十分明显。其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淘汰大量的技术落后、高能耗、高污染的设备和企业，大量引进技术先进并且有利于提高环境保护质量的设备，同时，通过新建企业来补充减少的生产能力，这些无疑都要增加投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污染的环保措施，也必须加大投入。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估计，2004年主要与水和空气污染带来的相关成本占当年GDP的6.8%。专家预测，未来五年国家用于污水处理的投资年增长率将达到25%～30%，而用于空气净化的投资年增长率也将达到20%～25%。此外，国家用于开发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的投资也将显著增长。
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就业人口，要求投资保持较高增速。就业问题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社会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国企改制和结构调整淘汰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数量庞大的进城农民工需要安排就业岗位，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和每年几百万大中专毕业生需要求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就业面和降低失业率，关系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尽管近几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理想，但要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必须使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构建均衡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投资率必须稳定在较高水平上。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这已经成为业内共识。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外贸总额占总产出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超过70%，2005年则上升到80%。到2006年9月底，进出口总额已达到1272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超过所有市场经济大国，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大额外贸顺差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代价，并导致外汇储备激增，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我国是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过分依赖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只有实现经济增长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才能建立经济增长的长效动力机制，实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由于消费受消费者的收入约束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因而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必须使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速，否则会使经济增长率严重下滑。
从投资的主体结构看，民营企业成为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投资扩张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轮增长周期中，一些高增长产业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一些民营资本已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非公经济36条”），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垄断行业，民营经济可以和国有经济一样，在市场准入、投融资、财税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这些措施给民营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投资和发展机遇，极大地调动了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
还应看到，我国已基本具备了投资高增长的实现条件。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十分充裕，存差已经超过10万亿；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消除了阻碍资本市场运行的根本性制度缺陷，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容量扩大，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得到强化；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明显增加，这为投资主体扩张投资需求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国家对投资品的供给能力增强，主要投资品处于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状态，为投资主体扩张投资需求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三点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并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投资高增长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投资所依托的体制特征、社会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现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必然要求较高的投资增长支撐，而城市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则是拉动投资的三条主线。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眼光和传统思维来审视投资问题，必须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投资增长。
投资在现在以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建立需求结构协调、均衡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首要的任务是压出口而非压投资。在未来外需可能下降，消费增长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保持投资的稳定和较高增长，对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我国投资问题的症结，是投资效率低下和政府在投资活动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如果投资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都是高的，两者实现了和谐的统一，即使投资率很高，投资对经济运行所发挥的作用也是积极的、正面的。这样的投资率没有必要去限制它，反之亦然。政府的“预算软约束”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是导致我国投资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这样一种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格局，使得投资调控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利率等市场化调控手段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而要提高投资效率，必须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弱化行政力量在投资资金配置中的作用，改变政府在投资活动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状况。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要把中央政府的“非公经济36条”真正落到实处，给民营资本以平等的投资权和平等参与市场投资竞争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充当“最后救助者”的角色，为生存艰难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埋单”。
（作者单位：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廊坊市分行）
投资率有高估之嫌
准确测算一定时期的投资率，是科学考察投资形势，进而对宏观经济状况做出正确判断的基本前提。而就现实情况看，中国的投资总额和投资率都存在高估之嫌，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些不应纳入投资的费用被计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的过程是增量资本的生成过程，即投资的结果会带来增量资本的放大。但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统计中，土地购置和拆迁费等不属于增量资本的项目，却被计入了固定资产投资，这成为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虚增”的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衡量投资增长的重要指标，应对统计部门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做一些扣除，进行必要的结构分析。否则极易产生误导，使得对投资形势做出有悖实际的结论。
投资过程中存在资金渗漏。这方面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商业贿赂行为而导致的投资资金流失。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表明，在建设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发包方的回扣一般为工程投资总额的3％～5％，个别的甚至达到8%以上。国家规定对工程项目不准层层转包，但实际上层层转包的事情屡见不鲜，而每转包一次就要被扣掉10％左右的管理费，导致投资资金被侵蚀而明显缩水，结果是最后承包者的工程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以致工程质量低下甚至出现“豆腐渣工程”。此外，在建设工程批准前或立项后由于一些审批事项而支付的“公关费用”被打入工程费用，也可视为投资资金的“渗出”。
投资过程中有虚假因素。某些建设单位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骗取投资资金，如虚列建设项目、人为提高投资品的采购价格、重复计算建设工程量等。这些被骗取的投资资金虽然已经计入了投资总额，成为计算投资率的依据，但却与现实的投资过程无关，实际上大部分进入了个人腰包。据有关推算，这部分资金约占全社会投资的10％以上。
投资品价格的影响。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刘慧勇研究员曾撰文就投资品价格对投资率的影响，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同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消费品价格较投资品价格明显偏低，因而消费率可能被低估，而投资率可能被高估。通过投资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的比较来说明投资率被高估，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实际情况也大体上如此。以钢材这种重要的投资品为例，虽然我国的钢材价格还未与国际价格完全接轨，但近年来钢材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变动方向完全一致，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相比较而言，消费品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距相对较大。所以，考察投资率的高低，应该考虑投资品自身的价格及其与消费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投资高增长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影响投资的各种因素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可看出，我国现阶段的投资高增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投资需求的扩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既构成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90年代初，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启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而随着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正在逐步改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状况有了改善；城乡户籍的限制有所放松；一些地区已经把农民工纳入“社保”和“医保”范畴等等。这些因素必将激发农民的进城热情，促进城市化水平在近几年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城市化的发展，相应要求加快供水、供热、供电、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的发展，从而必然导致投资需求的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容和主要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和必然结果。特别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这种相关程度更高，因为城市化主要靠工业化來推动。而到了城市化的高级阶段，第三产业则取代工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为重化工业的发展。不可否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重化工业仍将是工业化发展的重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重化工业发展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也为重化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重化工业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发展对投资的拉动效应是相当显著的。中央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装备工业，而重化工业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点，这一战略实施对提高重化工业的装备水平，扩大投资需求，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发展，会形成众多投资增长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为一些地区、部门、行业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扩大了投资需求的发展空间。其一，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二，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为这些地区特别是地区所在的中心城市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其投资扩张形成的投资乘数效应，对全国投资的拉动效应十分明显。其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淘汰大量的技术落后、高能耗、高污染的设备和企业，大量引进技术先进并且有利于提高环境保护质量的设备，同时，通过新建企业来补充减少的生产能力，这些无疑都要增加投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污染的环保措施，也必须加大投入。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6年9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估计，2004年主要与水和空气污染带来的相关成本占当年GDP的6.8%。专家预测，未来五年国家用于污水处理的投资年增长率将达到25%～30%，而用于空气净化的投资年增长率也将达到20%～25%。此外，国家用于开发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的投资也将显著增长。
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就业人口，要求投资保持较高增速。就业问题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社会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国企改制和结构调整淘汰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数量庞大的进城农民工需要安排就业岗位，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和每年几百万大中专毕业生需要求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就业面和降低失业率，关系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尽管近几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理想，但要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必须使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构建均衡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投资率必须稳定在较高水平上。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这已经成为业内共识。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外贸总额占总产出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超过70%，2005年则上升到80%。到2006年9月底，进出口总额已达到1272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超过所有市场经济大国，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大额外贸顺差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代价，并导致外汇储备激增，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我国是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过分依赖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只有实现经济增长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才能建立经济增长的长效动力机制，实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由于消费受消费者的收入约束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因而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必须使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速，否则会使经济增长率严重下滑。
从投资的主体结构看，民营企业成为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投资扩张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轮增长周期中，一些高增长产业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一些民营资本已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非公经济36条”），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垄断行业，民营经济可以和国有经济一样，在市场准入、投融资、财税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这些措施给民营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投资和发展机遇，极大地调动了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
还应看到，我国已基本具备了投资高增长的实现条件。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十分充裕，存差已经超过10万亿；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消除了阻碍资本市场运行的根本性制度缺陷，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容量扩大，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得到强化；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明显增加，这为投资主体扩张投资需求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国家对投资品的供给能力增强，主要投资品处于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状态，为投资主体扩张投资需求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三点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并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投资高增长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投资所依托的体制特征、社会背景和经济发展阶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现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必然要求较高的投资增长支撐，而城市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则是拉动投资的三条主线。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眼光和传统思维来审视投资问题，必须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投资增长。
投资在现在以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建立需求结构协调、均衡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首要的任务是压出口而非压投资。在未来外需可能下降，消费增长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保持投资的稳定和较高增长，对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我国投资问题的症结，是投资效率低下和政府在投资活动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如果投资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都是高的，两者实现了和谐的统一，即使投资率很高，投资对经济运行所发挥的作用也是积极的、正面的。这样的投资率没有必要去限制它，反之亦然。政府的“预算软约束”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是导致我国投资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这样一种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格局，使得投资调控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利率等市场化调控手段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而要提高投资效率，必须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弱化行政力量在投资资金配置中的作用，改变政府在投资活动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状况。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要把中央政府的“非公经济36条”真正落到实处，给民营资本以平等的投资权和平等参与市场投资竞争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充当“最后救助者”的角色，为生存艰难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埋单”。
（作者单位：中国银河证券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廊坊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