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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惊人的巧合。
1990年11月26日,上海黄浦江畔,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不约而同地到场祝贺者中,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建行行长周道炯,以及央行副行长周正庆。后来三人都被朱镕基亲点,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继任者周小川和尚福林,同样具有前三任主席的相似经历,都担任过央行的重要领导职务。
2010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崎岖坎坷、坚强果敢成长中的第20个年头。
20年,资本市场的一切,紧紧地和中国证监会这个专职机构联系在一起。
刘鸿儒:资本市场的奠基人
作为前苏联顶尖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刘鸿儒于1959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出色的专业背景、胆魄和学识,让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奠基人。
在出任证监会主席之前,他两次在关键时刻出手,影响了中央决策,拯救了中国股市。
1990年,“搞股票市场就是搞私有化”、“取消深圳、上海股票市场试点”的论调甚嚣尘上,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大胆向国家最高领导人谏言: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由此使得股票市场的试点保留下来。
1992年6月,他不失时机地借助小平南巡为股市发展问题一锤定音的东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股份制的观点。
而直接把他推向中国资本市场最前沿阵地的,却是1992年在全国掀起的股票狂热和深圳爆发的“8·10”股票认购舞弊案件。这起股票认购舞弊案,导致沪深股市暴跌,短短3个月,深圳股价指数从310点猛跌到164点,上证指数从964点暴跌至386点。
“8·10”事件促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迅速成立。当年10月,朱镕基亲点刘鸿儒担任证监会首任主席。
由此,刘鸿儒开始了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奠基人的一系列创举。
世事难料。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3月30日,刘鸿儒去职。
周道炯:矢志不渝的规范者
1995年3月31日,一位拥有30年财政生涯的老兵,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他就是周道炯。
上任伊始,他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考验:处理当年2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327”国债期货重大违规事件。
为把“327国债期货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降到最低,周道炯亲自主持“327”国债期货的后续场外协议平仓工作,使该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以此为契机,1996年周道炯主持并连续下发《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等“十二道金牌”,坚决果断地处理了“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琼民源事件,期货市场的红小豆、玉米事件等90多起违法违规案件。周道炯“灭火队长”的称谓由此而生。
他以规范求发展的理念取得良好成效。股指在其任内,涨幅超过了100%。业内普遍认为,五任主席中,他的任期内是赚钱效应最好的时期。
1997年7月,时年64岁的周道炯卸任,交棒周正庆。
离任时,周道炯深有感触地说,证监会的经历是他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但自己实现了“安全着陆”。
周正庆:善用政策的调控家
1997年7月12日,时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的周正庆又兼任了中国证监会主席。细心的股民不难发现,在周正庆执掌证监会期间,政策介入股市调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他亲自主持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持唱多,甚至给股市带来持续两年的上涨。
他赴任履新之际,正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本市场。从1998年开始,他娴熟地运用政策杠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关键战役,有效抑制住市场潜在风险的扩大。
运用政策手段营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争议却也是最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初,他主导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的报告,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等六条政策建议。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份文件,这就是被称之为政策调控股市的“国六条”,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井喷行情。
短短一个半月,股指上涨70%,股市在政策的极力呵护下一路高歌猛进。
一年之中,250多项法律法规颁布实施。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2000年2月23日,周正庆离任。退下来后,他为证券市场鼓与呼的风头更劲。他是所有卸任证监会主席中对中国证券市场发表言论最为直接和触及问题要害最频繁的一位。
周小川:崇尚监管的市场派
2000年2月24日,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作为市场派的典型代表,他将市场化改革嵌入证券市场的监管之中。上任伊始的监管定位,就是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
严加监管,打击黑幕也成为周小川整肃证券市场的主要功绩。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以及银广夏、通海高科、麦科特、蓝田股份、东方电子等一大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处。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而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周小川任内所发生的“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被广泛认为是导致后来中国股市持续5年大跌的罪魁祸首,而实施4个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失败更加剧了股市的暴跌速度。
周小川上任之时,上证综指为1634点,正值大牛市的持续,2001年6月14日创下2245点的当时新高。而他离任的2002年12月,上证综指已下跌至1300多点。
尽管争议重重甚至屡遭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周小川确实改变了中国股市。
尚福林:股权分置的终结者
2002年12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又迎来了一位银行行长出身的当家人,他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他也成为担任这一职位时间最长的掌门人。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面对的是股市继续在漫漫熊市中下滑。至2005年6月,股指终于跌破千点,几乎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了证监会。但也正是从这个被认为“推倒重来”的点位,中国沪深股市展开了一轮令人目瞪口呆又屡屡遭遇打压的牛市行情,最高涨幅超过500%。
这波行情恰恰与股权分置改革密切交织在一起,而启动并成功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尚福林,却在股市持续暴跌所引发的一片谴责质疑声中,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迈出了前无古人的改革步伐。
2004年5月,尚福林明确表示:“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搞好。”
随之沪深股市开始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遗憾的是,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2007年年底开始,股市一路狂泻。
是指数错了还是结构问题依然多多?一切没有准确的答案,投资者依然在坚守中追寻。
作为股权分置的终结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这一重大改革,意味着经过20年的建设,中国A股市场真正迈入了全流通时代。这也成为尚福林任职以来的最大功绩。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49期
1990年11月26日,上海黄浦江畔,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不约而同地到场祝贺者中,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中国建行行长周道炯,以及央行副行长周正庆。后来三人都被朱镕基亲点,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继任者周小川和尚福林,同样具有前三任主席的相似经历,都担任过央行的重要领导职务。
2010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崎岖坎坷、坚强果敢成长中的第20个年头。
20年,资本市场的一切,紧紧地和中国证监会这个专职机构联系在一起。
刘鸿儒:资本市场的奠基人
作为前苏联顶尖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刘鸿儒于1959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出色的专业背景、胆魄和学识,让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奠基人。
在出任证监会主席之前,他两次在关键时刻出手,影响了中央决策,拯救了中国股市。
1990年,“搞股票市场就是搞私有化”、“取消深圳、上海股票市场试点”的论调甚嚣尘上,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大胆向国家最高领导人谏言: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由此使得股票市场的试点保留下来。
1992年6月,他不失时机地借助小平南巡为股市发展问题一锤定音的东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试行股份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股份制的观点。
而直接把他推向中国资本市场最前沿阵地的,却是1992年在全国掀起的股票狂热和深圳爆发的“8·10”股票认购舞弊案件。这起股票认购舞弊案,导致沪深股市暴跌,短短3个月,深圳股价指数从310点猛跌到164点,上证指数从964点暴跌至386点。
“8·10”事件促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迅速成立。当年10月,朱镕基亲点刘鸿儒担任证监会首任主席。
由此,刘鸿儒开始了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奠基人的一系列创举。
世事难料。1995年2月,“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3月30日,刘鸿儒去职。
周道炯:矢志不渝的规范者
1995年3月31日,一位拥有30年财政生涯的老兵,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他就是周道炯。
上任伊始,他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考验:处理当年2月23日发生在上海的“327”国债期货重大违规事件。
为把“327国债期货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降到最低,周道炯亲自主持“327”国债期货的后续场外协议平仓工作,使该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以此为契机,1996年周道炯主持并连续下发《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等“十二道金牌”,坚决果断地处理了“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琼民源事件,期货市场的红小豆、玉米事件等90多起违法违规案件。周道炯“灭火队长”的称谓由此而生。
他以规范求发展的理念取得良好成效。股指在其任内,涨幅超过了100%。业内普遍认为,五任主席中,他的任期内是赚钱效应最好的时期。
1997年7月,时年64岁的周道炯卸任,交棒周正庆。
离任时,周道炯深有感触地说,证监会的经历是他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经历,但自己实现了“安全着陆”。
周正庆:善用政策的调控家
1997年7月12日,时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的周正庆又兼任了中国证监会主席。细心的股民不难发现,在周正庆执掌证监会期间,政策介入股市调控的密度和力度更加空前。他亲自主持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持唱多,甚至给股市带来持续两年的上涨。
他赴任履新之际,正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资本市场。从1998年开始,他娴熟地运用政策杠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关键战役,有效抑制住市场潜在风险的扩大。
运用政策手段营造牛市行情,是他最被争议却也是最为成功的得意之作。1999年初,他主导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的报告,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等六条政策建议。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份文件,这就是被称之为政策调控股市的“国六条”,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井喷行情。
短短一个半月,股指上涨70%,股市在政策的极力呵护下一路高歌猛进。
一年之中,250多项法律法规颁布实施。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2000年2月23日,周正庆离任。退下来后,他为证券市场鼓与呼的风头更劲。他是所有卸任证监会主席中对中国证券市场发表言论最为直接和触及问题要害最频繁的一位。
周小川:崇尚监管的市场派
2000年2月24日,作为“中国整体改革理论”主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作为市场派的典型代表,他将市场化改革嵌入证券市场的监管之中。上任伊始的监管定位,就是证监会应该当好裁判员,不偏向、不下场。
严加监管,打击黑幕也成为周小川整肃证券市场的主要功绩。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以及银广夏、通海高科、麦科特、蓝田股份、东方电子等一大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被立案查处。
2001年3月17日,公司上市的核准制正式启动,而行政色彩浓厚的审批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周小川任内所发生的“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被广泛认为是导致后来中国股市持续5年大跌的罪魁祸首,而实施4个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失败更加剧了股市的暴跌速度。
周小川上任之时,上证综指为1634点,正值大牛市的持续,2001年6月14日创下2245点的当时新高。而他离任的2002年12月,上证综指已下跌至1300多点。
尽管争议重重甚至屡遭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周小川确实改变了中国股市。
尚福林:股权分置的终结者
2002年12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又迎来了一位银行行长出身的当家人,他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他也成为担任这一职位时间最长的掌门人。
上任伊始的尚福林,面对的是股市继续在漫漫熊市中下滑。至2005年6月,股指终于跌破千点,几乎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了证监会。但也正是从这个被认为“推倒重来”的点位,中国沪深股市展开了一轮令人目瞪口呆又屡屡遭遇打压的牛市行情,最高涨幅超过500%。
这波行情恰恰与股权分置改革密切交织在一起,而启动并成功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尚福林,却在股市持续暴跌所引发的一片谴责质疑声中,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迈出了前无古人的改革步伐。
2004年5月,尚福林明确表示:“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搞好。”
随之沪深股市开始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遗憾的是,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2007年年底开始,股市一路狂泻。
是指数错了还是结构问题依然多多?一切没有准确的答案,投资者依然在坚守中追寻。
作为股权分置的终结者,尚福林主刀完成的这一重大改革,意味着经过20年的建设,中国A股市场真正迈入了全流通时代。这也成为尚福林任职以来的最大功绩。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