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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15日朝鲜纪念金日成诞辰100周年阅兵仪式上，一架搭载导弹车辆的车架标有中国某公司的商标。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怀疑中国政府违背联合国对朝鲜制裁决议，私下向朝鲜出口了违禁武器。美国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此事纷纷向中国政府施压。然而，经调查，这些零部件是用于民用目的，并不属于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禁运清单中物项。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未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那么，西方发达国家为何一再指责中国政府在出口管制上执行不力？中国的出口管制体系到底是怎样的？本文将通过回顾中国出口管制体系的发展历程，从而解答上述疑惑。
中国出口管制体系的历史沿革
根据防扩散出口管制政策的变化、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国与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关系以及中国战略贸易行为的变化，将中国防扩散出口管制体系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严格控制、有限出口时期（1949～1978年）
为了维护新成立的政权，打击震撼外国的敌对势力，新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研发核武器，并主张更多国家具有核武器以最终消除核武器。在60和70年代，中国主要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中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封锁包围之中。这种情况到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和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才有所改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从反对核垄断的角度出发，确实希望有更多的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国家，掌握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对核扩散持谨慎态度，并承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
这一时期，中国成为国际出口管制的对象，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组建了“巴黎统筹委员会”，还专门针对中国成立了“中国委员会”，限制成员国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及高技术。基于此，中国政府认为没有义务遵守国际上出口管制规则。
但是，由于新中国刚成立，国内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对外依存度很小，外贸大致只占4.6%，而且国防工业完全封闭，且受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对外出口量很少。所以客观上并没有进行核扩散。
出口激增、有限控制时期（1979～1993年）
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好转以及国内政局的稳定，中国政府对防扩散出口管制的政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开始实际参与有关的国际不扩散的工作，并对不扩散问题逐步明确立场，即不支持、不鼓励、不从事核扩散，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
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这在中国军控与裁军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中国提出了“核出口三原则”，即要求接受国保证，中国出口的项目只用于和平目的，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不经中国同意不得转让给第三方。这是中国新的裁军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此后各项裁军政策的基础。自此以后，中国在防止包括核、生、化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政策不断发展和完善。此外，中国还广泛参与了多边防扩散机制建设，积极推动这一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签署了与防扩散相关的除《部分禁核试条约》以外的所有国际条约，并参加了其他相关国际组织。
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除了满足国内物质需求外，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由于1978年以后优先考虑的是促进出口而不是管制出口，并且当时的出口管制决策程序太过复杂而不够奏效，中国向亚、非、拉地区的一些国家出售了天然铀、低浓铀等敏感物项，与巴基斯坦等国开展了一些核合作，还与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以及沙特有一些导弹贸易。
全面参与阶段（1994年至今）
到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随着中美建交，中苏关系出现缓和，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加之中国国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中国更加注重国际形象。同时，中国也意识到了不扩散更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防扩散条约，积极维护多边防扩散机制，并在国内颁布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有法律约束力的有关核材料、核两用品和相关技术出口控制的法规条例，创立了较为完整的核出口控制法规体系，使中国的出口控制“法制化”。
以199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基础，中国开始了防扩散出口管制的建设，颁布实施了若干行政法规及相应的管制清单。近年来，中国依照国际通行规范和做法，并参照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大力加强防扩散出口管理的法制建设，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等，形成了一整套涵盖核、生物、化学和导弹及其运载工具等各类敏感物项和技术及所有军品的完备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法规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经过了一系列的政策转变，这种转变与中国国内经济变化相一致，也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相协调。从新中国的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一直持批评、抵制态度；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根据自身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从接触、认知到后来的部分参与。随后，中国逐渐认识到国际核扩散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方面加强出口管制建设，另一方面配合国际防扩散。冷战结束后，国际上要求防止核扩散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中国国内的变化也要求中国在国际上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仔细分析了新的形势，认识到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存在的积极意义和对维护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中国认识到它们的有用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核不扩散出口管制明显的带有动态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中国对国际不扩散的态度变化也是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以及根据自身利益的判断所决定的。 现阶段中国防扩散出口管制特点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防扩散出口管制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经过近二十多年的积累，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以法制化管理为手段，以核、生物、化学、导弹等敏感领域的军民两用品和技术为管制内容的防扩散出口管制体系。回顾二十多年的发展经验，中国出口管制体系是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管理向法制化管理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进出口进行管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近年来，中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广泛采取国际通行的许可证管理制度、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制度、清单控制方法、全面控制原则等，大力加强和完善防扩散出口管理的体制建设，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所有法规均对违法出口行为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而且法规的管制范围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保持一致。例如：核领域清单已与“桑戈委员会”、“核供应国集团”的清单完全一致，并将根据“桑戈委员会”及“核供应国集团”清单的变化不断进行相应调整；生化领域清单与“澳大利亚集团”的清单基本一致；导弹领域清单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附件基本一致。在出口管制实践中，中国两用品出口管制主管部门——商务部还可依法对上述清单外物项和技术的出口实施临时管制。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也为中国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2.应对性管理到主动管理转变
中国防扩散出口管制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由于对防扩散出口管制的认识不深以及经济发展需要，我国政府最初在出口管制上实行的是应对性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随着对出口管制认识的加深，中国政府主动加强出口管制的管理工作，并对配套管理措施不断细化。例如，商务部依照出口管制法规，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出口管制许可程序，开发了相应的计算机网络管理程序，实现了“网上申请-网上传输-网上审批-网上许可”的全过程电子化、网络化，并实现与海关联网，从而对出口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此外，商务部还主动与海关总署合作，开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海关HS编码制度，不仅方便了企业报关，还大大提高了海关监管水平。
3.政府控制为主向企业自律转变
随着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技术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将触角延伸到全球各个角落，政府管控已难以完全防止企业将敏感物项出口到潜在的“敌手”中。因此，中国政府逐渐开始加强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企业的自律建设。2007年，商务部制定了《关于企业建立内部出口管制机制的指导方针》，鼓励企业建立内部出口管制机制，并在企业内部出口管制机制模式的建立方面给与指导。此外，商务部在2009年还出台《两用物项和技术通用许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建立内控机制是办理通用许可的前提条件。
中国出口管制体系的历史沿革
根据防扩散出口管制政策的变化、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国与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关系以及中国战略贸易行为的变化，将中国防扩散出口管制体系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严格控制、有限出口时期（1949～1978年）
为了维护新成立的政权，打击震撼外国的敌对势力，新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研发核武器，并主张更多国家具有核武器以最终消除核武器。在60和70年代，中国主要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中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封锁包围之中。这种情况到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和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以后，才有所改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中国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国从反对核垄断的角度出发，确实希望有更多的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国家，掌握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对核扩散持谨慎态度，并承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
这一时期，中国成为国际出口管制的对象，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组建了“巴黎统筹委员会”，还专门针对中国成立了“中国委员会”，限制成员国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及高技术。基于此，中国政府认为没有义务遵守国际上出口管制规则。
但是，由于新中国刚成立，国内经济正处于恢复时期，对外依存度很小，外贸大致只占4.6%，而且国防工业完全封闭，且受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对外出口量很少。所以客观上并没有进行核扩散。
出口激增、有限控制时期（1979～1993年）
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好转以及国内政局的稳定，中国政府对防扩散出口管制的政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开始实际参与有关的国际不扩散的工作，并对不扩散问题逐步明确立场，即不支持、不鼓励、不从事核扩散，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
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这在中国军控与裁军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中国提出了“核出口三原则”，即要求接受国保证，中国出口的项目只用于和平目的，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不经中国同意不得转让给第三方。这是中国新的裁军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此后各项裁军政策的基础。自此以后，中国在防止包括核、生、化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政策不断发展和完善。此外，中国还广泛参与了多边防扩散机制建设，积极推动这一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签署了与防扩散相关的除《部分禁核试条约》以外的所有国际条约，并参加了其他相关国际组织。
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除了满足国内物质需求外，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由于1978年以后优先考虑的是促进出口而不是管制出口，并且当时的出口管制决策程序太过复杂而不够奏效，中国向亚、非、拉地区的一些国家出售了天然铀、低浓铀等敏感物项，与巴基斯坦等国开展了一些核合作，还与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以及沙特有一些导弹贸易。
全面参与阶段（1994年至今）
到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随着中美建交，中苏关系出现缓和，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加之中国国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中国更加注重国际形象。同时，中国也意识到了不扩散更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防扩散条约，积极维护多边防扩散机制，并在国内颁布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有法律约束力的有关核材料、核两用品和相关技术出口控制的法规条例，创立了较为完整的核出口控制法规体系，使中国的出口控制“法制化”。
以199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基础，中国开始了防扩散出口管制的建设，颁布实施了若干行政法规及相应的管制清单。近年来，中国依照国际通行规范和做法，并参照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大力加强防扩散出口管理的法制建设，相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包括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等，形成了一整套涵盖核、生物、化学和导弹及其运载工具等各类敏感物项和技术及所有军品的完备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法规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经过了一系列的政策转变，这种转变与中国国内经济变化相一致，也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相协调。从新中国的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国际核不扩散一直持批评、抵制态度；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根据自身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从接触、认知到后来的部分参与。随后，中国逐渐认识到国际核扩散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方面加强出口管制建设，另一方面配合国际防扩散。冷战结束后，国际上要求防止核扩散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中国国内的变化也要求中国在国际上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仔细分析了新的形势，认识到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存在的积极意义和对维护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中国认识到它们的有用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核不扩散出口管制明显的带有动态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中国对国际不扩散的态度变化也是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以及根据自身利益的判断所决定的。 现阶段中国防扩散出口管制特点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防扩散出口管制建设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经过近二十多年的积累，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以法制化管理为手段，以核、生物、化学、导弹等敏感领域的军民两用品和技术为管制内容的防扩散出口管制体系。回顾二十多年的发展经验，中国出口管制体系是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管理向法制化管理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进出口进行管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近年来，中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广泛采取国际通行的许可证管理制度、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制度、清单控制方法、全面控制原则等，大力加强和完善防扩散出口管理的体制建设，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所有法规均对违法出口行为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而且法规的管制范围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保持一致。例如：核领域清单已与“桑戈委员会”、“核供应国集团”的清单完全一致，并将根据“桑戈委员会”及“核供应国集团”清单的变化不断进行相应调整；生化领域清单与“澳大利亚集团”的清单基本一致；导弹领域清单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附件基本一致。在出口管制实践中，中国两用品出口管制主管部门——商务部还可依法对上述清单外物项和技术的出口实施临时管制。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也为中国的防扩散出口管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2.应对性管理到主动管理转变
中国防扩散出口管制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由于对防扩散出口管制的认识不深以及经济发展需要，我国政府最初在出口管制上实行的是应对性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随着对出口管制认识的加深，中国政府主动加强出口管制的管理工作，并对配套管理措施不断细化。例如，商务部依照出口管制法规，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出口管制许可程序，开发了相应的计算机网络管理程序，实现了“网上申请-网上传输-网上审批-网上许可”的全过程电子化、网络化，并实现与海关联网，从而对出口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此外，商务部还主动与海关总署合作，开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海关HS编码制度，不仅方便了企业报关，还大大提高了海关监管水平。
3.政府控制为主向企业自律转变
随着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技术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已将触角延伸到全球各个角落，政府管控已难以完全防止企业将敏感物项出口到潜在的“敌手”中。因此，中国政府逐渐开始加强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企业的自律建设。2007年，商务部制定了《关于企业建立内部出口管制机制的指导方针》，鼓励企业建立内部出口管制机制，并在企业内部出口管制机制模式的建立方面给与指导。此外，商务部在2009年还出台《两用物项和技术通用许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建立内控机制是办理通用许可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