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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上高端无人机产品并不多。欧洲的无人机不具备打击功能，美国
无人机又不愿意出售，对于技术先进的以色列产无人机，伊斯兰国家通常
又不会选用。以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为例，中国的彩虹-3和彩虹-4就占了两款
“你知道无人机吗？”南亚P国方面的人员问。
“我们自己在做呢。”王宏伟给了一个让对方有些意外的回答，并熟练地将无人机HW-01的外形在图纸上画了出来。
“能出口吗？”对方追问。
“能卖给你。我们现在还在研发，但马上就会好了。” 负责军贸工作的王宏伟当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现为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的王宏伟当时并没有想到，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这次有些偶然的对话，竟然直接促成了中国和P国在无人机领域的研发合作，也成为了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端无人机产品走向海外市场的一大突破口。
当时，来自P国军方的一个代表团飞抵北京，对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进行访问。“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与P国进行过长期合作，相互间有着很高的信任度。”王宏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时回忆说。
而此时，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对无人机的研制已有快3年时间。项目组已成功研发出第一家遥控无人机HW-01，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着自主飞行验证机HW-02的研制工作。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先后研发出多个无人机型号。从小型到大型，从低空到高空，该院的“彩虹”系列无人机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谱系，也成为中国无人机井喷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自己做飞机，自己当设计师”
1986年在北京举办的一场防务展上，石文第一次看到了来自以色列的“侦察兵”无人机。当时年仅17岁的石文和许多中国航天航空爱好者一样，对这类航天特种无人飞行器并没有太深的认识。他只记得悬挂在展区半空中的“侦察兵”无人机“上面有电子摄像头，谁走过去还能照下来”。
“我心想，‘不就是个小航模嘛’。” 如今身为中国航天空气动力学技术研究院彩虹系列无人机总工程师的石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憶道。
但早在1982年，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空战中发挥了奇效。以军利用“侦察兵”和“猛犬”等无人机作为诱饵，对叙利亚军队的防空系统完成了侦察和电子作战等任务，为取得后续空袭的压倒性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轰动世界的战役也初步显示出无人机系统的独特能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再度引起了各国军方对无人机研制和军事应用的重视。
石文将迄今已经问世80多年的高端无人机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人靶机研制时期，主要用于高性能飞机和导弹的武器装备鉴定、定型过程，作为靶标完成打靶试验;第二阶段是无人侦察机在越南战争期间初步投入使用，取得了良好的战果;第三阶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开始，无人机系统逐渐在现代战争中开始得到广泛的使用，功能更趋复杂和完善。
此外，本世纪初，随着微机电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发展，以小型无人机为主体开始逐渐进入民用领域，包括地质调查、地理测绘、环境监测、中继通信、管线监视、农林应用等。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中断。因为无法再从苏联引进无人靶机拉-17，中国开始自主研发无人机的道路。
1969年，中国在拉-17基础上研发出长空1号，并实现了首飞，于1976年定型。与拉-17相比，长空1号的性能有了较大的改进，具备了侦察机的功能，并可以通过地面滑车起飞。
彩虹-5无人机。
不过，长空1号与拉-17一样，都没有起落架，采用机腹着陆的方式，难免对无人机本身有一定损伤。
中国对“火蜂”无人机的仿制计划于1969年开始。除了仿制其机身外，科研人员还需要研制出与之相配的地面测控系统。历经10年艰苦努力，长虹1号才宣告研制成功。这款无人机还被装备到中国军队中，并获得无侦-5的正式编号。但此后，中国无人机发展脚步放缓，处于较长的空窗期。
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军工行业面临着任务不足的问题。“当时感觉自己没多少事干，飞机型号很少。”石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0年在航空试飞院研究生毕业后，他曾在航空部门工作。
此时的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前身）也面临着困局。“整个气动市场，专属性很强，专门服务于国家重点型号。这个面非常窄。”王宏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便在国际上，一个国家里也只有一两个单位在搞。像英法等国，都只有一两家从事空气动力研发的机构。美国稍多，在自成体系以后，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诺德空军基地等4家机构有气动业务。
急于求变的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还做过多种尝试，比如自动控制、机械加工、容器检测、研究计算机，甚至还开过出租车公司、办过养殖场等。但最后发现，还得和自己的专业方向和技术优势结合在一起，要立足于气动。
随着中国军贸的发展，国产飞机、导弹等产品被卖到国外后，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也接到了来自海外的气动服务订单。譬如将飞机改装成可悬挂导弹，或是让导弹飞得远一点，甚至改变控制策略。这让他们逐渐看到海外市场的潜力。
而时任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副所长的李锋看准了无人机研发前景。1999年他了解到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正寻求无人机平台用于导弹设备挂载试验，国内也对高速无人机有迫切需求，迅速组织成立无人机项目组。
石文是这7人项目组中的一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4月正式开始研制无人机HW-01前，他们曾花了半年时间，论证过多个型号，期间也曾发生过一些争论，“有些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但也有人认为，将来无人机会“气死巡航弹”。 缺乏飛机制造业内背景的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从事无人机研发，在起步阶段也不为外界看好。2000年3月，项目组参与到一个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项目论证和竞标工作。他们提出的飞翼加尾撑的布局形式获得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肯定，但竞标却输给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此后在国内立项上处处碰壁的情况时有发生。
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作为彩虹系列无人机的总设计师，已是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院长的李锋，至今仍主持着所有无人机型号的总体设计工作。
作为院长助理的王宏伟如此评论李锋当年的决定，“有航空航天背景的人，都有一个梦想：自己做飞机，自己当设计师。”
“我们在搞气动实验的时候，吹了各种模型，计算了各种东西，但都处于萌芽状态。”王宏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在看到无人飞行器这一市场的巨大需求后，考虑到其启动资金不多，并且比较容易向实际应用转化，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将拓展市场的目标重点锁定在无人机上。
面对着巨大的技术差距，中国曾尝试引进外国产品，弥补无人机方面的短板。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向以色列采购了一批能对雷达系统进行自主攻击的“哈比”无人机。但2004年，中方根据合同，将这批无人机运返以色列进行技术升级，美国则以持有其中技术为由，加以阻挠。外部的技术封锁也是中国无人机立足于自主研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与P国军方代表仅花了3天，就谈成了无人机合作研发的协议。一周内，双方就签署了总额400多万美元的合同，要求一年内交付两架近程侦察无人机彩虹-1。除了基于此前在其他领域合作建立的信任，王宏伟说，P国在国防发展上“有需求”。
2001年10月，美国向藏匿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发起“反恐战争”，被派往P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部队中就有“捕食者”无人机团队。可执行24小时侦察和携带“地狱火”导弹作战的“捕食者”无人机，在杀死“基地”组织高层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P国军方对掌握无人机技术充满渴望。
对于在无人机领域刚起步的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项目组而言，研制彩虹-1无人机的任务并不容易。当时距离交货只有一个月，HW-02无人机飞行试验才成功了解决自主飞行技术问题。彩虹-1无人机需要在HW-02试验样机的基础上，完成采用全复合材料机体的组装，并实现数据和图样的同步传输。
经过20多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当外方验收人员来到厂房时，两架身披迷彩的彩虹-1无人机已总装完成。
但真正的考验出现在海外的调试交付阶段。2004年8月，P国南部临海的基地上温度最高可超过40摄氏度，湿度更是往往超过90%。为了适应恶劣的气候环境，李锋一行10余人的交付团队需要抓紧时间调试无人机。
彩虹-1无人机的首飞就发生了意外。在火箭发射瞬间，无人机的开伞电爆管突然开启，降落伞打开，飞机直接被拽落到地上，机身机翼严重受损。石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团队当时就地商量对策，经过半个月将飞机修好，继续试飞。
随后4次交付飞行都顺利完成，P国方面对彩虹-1无人机的性能给予了肯定。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此后也从P国获得了研制更大型的彩虹-2无人机的订单。
在合作研制过程中，P国军方人士一起参与解决问题，随着对整个系统的了解，他们在2005年主动提出，由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协助他们研制新型无人机控制系统的请求。
“很多用户都以为无人机就是遥控飞机，接触后才知道，它是自主飞行的。”石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军用无人机背后需要一个非常完善的指挥控制系统来支持。这系统不是为无人机建立的，实际上是为整个军队建立的系统，它的核心是计算机，外围扩展有通信、侦察等各种各样的模块。相对以往传统战争的决策时间往往需要数个月，无人机行动决策时间仅在短短的几分钟。
在军事作战方式上，无人机系统以其不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特点正实现着变革，将以其独特的技术特点和广阔的应用领域，成为未来的“空-天-地”一体信息化战争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武器装备。
“程序在决定一切。”王宏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人机不是遥控飞机，其设计理念不仅仅是把原本由人来干的事情交给无人机去干，“要把人的操作习惯和人为操作模式全部剔除出去，那才是无人机。”
王宏伟坦言，与P国的合作过程，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当我们还没想清楚无人机是干什么用，陷入某些细节时，他们就明确讲无人机要有什么用途，需要有哪些系统。”
“虽然P国整体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但他们的精英在那个年代的认识高度比我们强很多。他们都是留英留美的博士。”王宏伟介绍道，对方已经具备了很有高度的国际视野，而中国过去曾在相当长的时间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但中国的优势是，背后有比较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的支撑。
李锋当时向P国坚持提出，总体设计由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承担，将来可以进行技术转让。这既确保了对一款自主知识产权高端无人机产品的掌握，并且大大缩短了研发的周期。而这促成了彩虹-3无人机的诞生。除了增加了轮式设计，让无人机具备起降能力外，彩虹-3还采用了鸭式翼身融合的气动布局，增强其气动性能。
第一次采用自主起降的设计，没有伞做后备，石文回忆起来还有些后怕，“要是发动机熄火，飞机掉在地上，就算是‘荡然无存’了。”
但果断放弃降落伞回收的模式，迎合了发展趋势。石文分析说，相较于轮式自主起降，采用火箭助推回收和降落伞等配备，无人机的重量平均需要多出数十公斤。
2007年2月，彩虹-3无人机首飞成功，仅是降落时制动稍差，但随后这些问题都得到了逐步完善。
就在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研制彩虹-3的同时，美国“捕食者”无人机在阿富汗和P国地区携弹执行定点清除任务，轰动业内。 受此影響，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决定为彩虹-3无人机挂载导弹，还为其量身打造专属激光半主动导弹AR-1。这也让彩虹-3成为了中国首款察打一体无人机。
改进后的彩虹-3A无人机还解决了提高隐身特性和超低空飞行的难题，并实现了多种信息的高度融合，突破了察打一体化的关键技术。
石文评价称，彩虹-3A基本上接近美国“捕食者”的水平，在国际上比较领先。更为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性能和成本的折中。
彩虹-3A是当时国际上唯一一款能从5000米外实施精准打击的无人机，飞机的性能和武器很好地融合，即察即打，还能保证飞机的安全性和生存力。
“它从一个寿命短、可靠性一般的战术型无人机，变成了寿命长、可靠性高、航程能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无人机。”石文说。这款无人机以用户为导向，并对未来市场进行充分研判。由于其相当高性价比和稳定性，彩虹-3A有了非常好的销路。
2009年以来，彩虹-3A无人机已先后出口到多个国家，是中国首款实现批量出口且出口数量最大的攻击性无人机。“彩虹”无人机品牌也由此在国际市场中打出了知名度。
石文举例称，在一个购买了彩虹-3无人机的非洲国家，其持有的每架彩虹-3无人机平均每月要飞行100小时左右，最高出勤纪录达到一个月飞行300小时。
2007年，M国军方人士通过代理军贸公司，直接来到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称希望购买无人机。
在王宏伟看来，各国都会通过不同渠道收集军工情报，相互间还会交换信息，潜在客户也都关注着彩虹无人机的动态。“人家直接找上门来，都不用我们去宣传。”王宏伟说。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与P国军方的合作，很快形成了示范效应。
如今，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无人机生意触角已从P国、M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延伸至I国、S国、J国等中东国家，并扩展到西非的N国，已先后出口到10多个国家，并在多个项目地设有无人机基地。
而历经四十多年发展，中国已先后研制了长虹、ASN、彩虹等系列无人机，涵盖了小型近程、中程通用、中空长航时、高空高速等范围，广泛应用于空中侦察、战场监视、目标定位、火炮校射、电子对抗等方面。国内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无人机研制体系，在小型、中近程、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等方面已接近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在民用领域，无人机也已逐渐应用于地质调查、测绘、环保监测、管线监视、森林防火等方面。
美国《航空周刊》曾评论称，中国在无人机领域正在“赶超西方”。
但像P国一样立即拍板的态度，王宏伟再也见不着了。此后的合同协商多半需要耗费3年时间。自与M国的合作开始，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也逐步完善无人机产业链，从前端延伸到后端。
相较于和P国合作时让对方的技术人员共同参与研发并掌握技术，随后转授给他们的军方人员，对于M国的军方人员，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安排其到北京来上课，学习无人机系统的操作技能。
最初为学员授课的还是院内的研发人员，学员拿到手上的都是技术手册，里面有无人机的性能、指标、原理、分系统、爆炸图分解等内容。对于用户而言，这显得过于繁杂。
从2014年开始，院里已经有了专职教员，研发人员上课次数少了。学员们上课的地点，也从入住的宾馆，转移到基地内的培训教室。他们也不再看技术手册，而是用上了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根据空军规范编写的无人机操作教材。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模拟飞行中心是各国学员学习如何掌控彩虹系列无人机的起点。中心放置有四套设备，每一套都由机柜和控制台组成。模拟培训的方式是一对三，一名教员带着3位学员展开模拟飞行任务。
教员会提前在控制台中为学员选定训练场景和任务，其中包括地形、天气等7个不同环境模块，以及起航任务、打击静态目标和动态目标等关卡。
从左往右，依次坐在飞行员席位、任务规划席位和载荷操作席位上的3名学员，则需要根据不同的模拟场景，在模拟系统中完成不同的任务。
一般的任务流程是，首先由坐在中间席位的任务指挥官，根据任务目标和无人机之间的位置关系规划一个航径。然后航径数据会被导入到飞控系统，飞行员按照这个航径，控制飞机的起飞、飞到目的地。随后，载荷操作官会控制载荷，对目标进行搜索，锁定目标，操作火控系统，对目标进行打击。完成打击以后，指令无人机返航。
同时，教员会通过模拟培训系统旁边的控制台，观察学员的操作情况，了解学员的状态，并在控制台对学员的情况进行打分，判断掌握水平。通过测试的学员会被颁发一份证书。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技术人员李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套模拟培训系统无论在硬件上和软件上，和实际中的地面控制站都一模一样。所以学员在培训过程中的操作体验和实战操作时是一样的。
李浩还介绍说，参与受训的学员多是初高中文化程度，此前没有驾驶无人机的飞行经验，但一般经过大半个月时间，就能完成在北京的理论培训和模拟攻击训练。
紧接着，受训学员还会被送往宁夏中卫或甘肃敦煌的外场培训基地，接受外场实地培训，并进行一发实弹射击训练。全程培训基本历时一个半月时间，归国后就可以投入实战。
而在交付团队完成交付工作后，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还会在项目地留下售后人员，跟进产业链后端的服务。
王宏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在I国、S国、J国等3个紧挨着的国家，放了3支队伍做售后。
不过，中国产无人机在中东地区的力量存在，也引起了美军的重视。
2015年7月，一架美国“捕食者”无人机在距离“彩虹”无人机I国基地约40公里的地方坠落。王宏伟2016年到K国的时候，和当地军方人员谈及此事，对方证实是从K国基地起飞“捕食者”无人机。这名K国军方人士还转述美军官员的话称，因为I国有中国无人机基地，美方人员想去看看。
一架彩虹-4无人机从I国首都东南部的某空军基地起飞后，对境内一处极端组织IS的据点实施了精准打击。
时任该国国防部长端坐在空军基地内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透过彩虹-4无人机传输回来的实时画面，目睹了这款中国产无人机在I国的首次实战行动全过程。看到滚滚浓烟瞬间腾跃而起，他眼睛紧紧盯着信息处理显示仪，鼓起掌来。
2015年10月这段视频经由I国国防部对外发布后，引起了外界对中国和I国在无人机领域合作的巨大关注。
美国《大众科学》月刊对视频进行逐帧分析，指出这款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具有可伸缩的电光传感器转台。地面控制站内设有现代化的双人控制平台，可提供可视影像和卫星通信。站内人员还可通过数据链，远程引导无人机实施任务。
该报道还评论称，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无人机在战场上得到运用，美国制造商声称“他们的产品是市场上唯一经受过‘战争检验’的无人机的说法，愈发显得无力”。
上述视频还显示，在彩虹-4无人机起飞前，I国国防部部长在多名高级军官陪同下，详细查看了无人机装载的AR-1反坦克导弹，现场也有来自中国的技术支持人员。
“现在我们的无人机已经覆盖了整个中东地区市场。”王宏伟说。他还表示，中国无人机的发展，“应该感谢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样板，但美国人恰恰做了一个他们自认为很对但实际效果可能相反的事，“只用不卖”，也就是只提供打击服务，但不出售无人机。
I国国防部官员曾向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人员谈及，美国军方这样做的理由是无人机操作难度高，“你们掌握不了”。
这也导致了国际市场上高端无人机产品并不多。欧洲的无人机不具备打击功能，美国无人机又不愿意出售，对于技术先进的以色列产无人机，伊斯兰国家通常又不会选用。以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为例，中国的彩虹-3和彩虹-4就占了两款。
彩虹-4无人机可以挂4枚导弹和炸弹，应急情况下可以挂6枚。前起落架后边的四合一稳瞄平台，包括可见光、红外、激光测距和激光指示四种功能。在稳瞄平台后面，有一个白色的整流罩，装载了一台合成孔径的雷达，可以实现30公里以上的目标区域成像，即便在云遮雾罩的环境下，也能看清前方的一切可以瞄准的目标。
“彩虹-3和彩虹-4的区别，在我理解，就是被动和主动的区别。”王宏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彩虹-4无人机的研发一开始，是需求牵引，设计人员将追赶目标对准了在阿富汗战争中大出风头的美国“捕食者”无人机。
2009年2月开始，他们花了一年时间对美国“捕食者”和以色列“苍鹭”等无人机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对比，并提出了彩虹-4无人机系统的总体技术方案，以打造出一款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在市场上瞄准非对称战争的各类应用，如防空、特殊区域的长时监视等。
此次自主研发也获得了该院所属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科技创新经费支持。2010年3月，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一年半后，彩虹-4无人机在山西五寨机场成功完成了首飞。
2016年5月中旬，两架彩虹-4无人机从中国西部试验基地起飞，从卫星接受指令，发射一枚反坦克导弹，精准命中位于基地附近靶区的目标。其中一架无人机还搭载新一代光电侦察载荷，图像传输更为清晰流畅。
在实弹试验期间，无人机的操作员坐在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的北京卫通指挥控制站中，通过卫星中继数据链对无人机实施指挥。
美国《大众科学》评论认为，这场实弹试验显示出，“位于中国领土的无人机飞行员如今能够像那些美国同行一样，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无人机发射导弹。”
在2016年11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研发的新型無人机彩虹-5前聚拢了大批军迷、海外军贸代表及外国媒体。除此之外，该院还在此次展会上就展出了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和太阳能无人机。
英国《每日邮报》将彩虹-5无人机形容为中国“最强的无人轰炸机”，并对航展上进行静态展出的彩虹-5进行局部拍摄，制作新闻短片播出。
这款采用了国际主流外形设计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外形上与知名的美国“捕食者”MQ-9型无人机有几分相似，但在性能上已实现超越。
“捕食者”MQ-9型无人机翼展为20米，有效载荷只有近1400公斤，典型任务可带两颗250千克级激光制导炸弹及4枚地狱火导弹。彩虹-5无人机翼展则长达21米，最大起飞重量可达3.3吨，最大外挂达到1000公斤，可同时携带8枚与地狱火相当的AR-1型导弹，以及8枚AR-2轻型导弹。
彩虹-5无人机最大航程超过1万公里，最大续航时间60小时。而“捕食者B”（MQ-9）的航时约30小时。
外界也有声音质疑，彩虹-5无人机使用重油活塞发动机，而非马力较大、更先进的涡轮发动机。但石文认为，相较于涡轮发动机，彩虹重油发动机，耗油量能减少一半。这一设计能使彩虹-5无人机在一个可控的成本范围内最大程度实现了作战效能。
“只要用户有需求，我们完全能够实现更高的技术水平。”石文曾向媒体表示，例如，可以将彩虹-5加大机翼展弦比，载荷换成更先进的同时雷达，换装二级增压重油活塞发动机或涡桨发动机，加装抗冰冻设备，将彩虹-5改造成高空型号无人机，就相当于小型的美国空军的自动高空远程监视侦察飞行器“全球鹰”无人机。即便如此，彩虹5无人机“依然有效费比（性价比）的优势”。
“站得高、飞得慢，反而不容易被发现。”石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人机是一种“思维生意”，不能人云亦云，要考虑到实用性和市场需求。
目前，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已累计完成超过1000架无人机的生产交付任务，无人机交付数量在中国居第二位，同时是出口数量最大的单位。单是2015年，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在无人机领域的产值就超过10亿元。
无人机又不愿意出售，对于技术先进的以色列产无人机，伊斯兰国家通常
又不会选用。以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为例，中国的彩虹-3和彩虹-4就占了两款
“你知道无人机吗？”南亚P国方面的人员问。
“我们自己在做呢。”王宏伟给了一个让对方有些意外的回答，并熟练地将无人机HW-01的外形在图纸上画了出来。
“能出口吗？”对方追问。
“能卖给你。我们现在还在研发，但马上就会好了。” 负责军贸工作的王宏伟当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现为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的王宏伟当时并没有想到，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这次有些偶然的对话，竟然直接促成了中国和P国在无人机领域的研发合作，也成为了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端无人机产品走向海外市场的一大突破口。
当时，来自P国军方的一个代表团飞抵北京，对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进行访问。“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与P国进行过长期合作，相互间有着很高的信任度。”王宏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时回忆说。
而此时，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对无人机的研制已有快3年时间。项目组已成功研发出第一家遥控无人机HW-01，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着自主飞行验证机HW-02的研制工作。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先后研发出多个无人机型号。从小型到大型，从低空到高空，该院的“彩虹”系列无人机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谱系，也成为中国无人机井喷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自己做飞机，自己当设计师”
1986年在北京举办的一场防务展上，石文第一次看到了来自以色列的“侦察兵”无人机。当时年仅17岁的石文和许多中国航天航空爱好者一样，对这类航天特种无人飞行器并没有太深的认识。他只记得悬挂在展区半空中的“侦察兵”无人机“上面有电子摄像头，谁走过去还能照下来”。
“我心想，‘不就是个小航模嘛’。” 如今身为中国航天空气动力学技术研究院彩虹系列无人机总工程师的石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憶道。
但早在1982年，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巴嫩贝卡谷地空战中发挥了奇效。以军利用“侦察兵”和“猛犬”等无人机作为诱饵，对叙利亚军队的防空系统完成了侦察和电子作战等任务，为取得后续空袭的压倒性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轰动世界的战役也初步显示出无人机系统的独特能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再度引起了各国军方对无人机研制和军事应用的重视。
石文将迄今已经问世80多年的高端无人机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人靶机研制时期，主要用于高性能飞机和导弹的武器装备鉴定、定型过程，作为靶标完成打靶试验;第二阶段是无人侦察机在越南战争期间初步投入使用，取得了良好的战果;第三阶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开始，无人机系统逐渐在现代战争中开始得到广泛的使用，功能更趋复杂和完善。
此外，本世纪初，随着微机电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发展，以小型无人机为主体开始逐渐进入民用领域，包括地质调查、地理测绘、环境监测、中继通信、管线监视、农林应用等。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中断。因为无法再从苏联引进无人靶机拉-17，中国开始自主研发无人机的道路。
1969年，中国在拉-17基础上研发出长空1号，并实现了首飞，于1976年定型。与拉-17相比，长空1号的性能有了较大的改进，具备了侦察机的功能，并可以通过地面滑车起飞。
不过，长空1号与拉-17一样，都没有起落架，采用机腹着陆的方式，难免对无人机本身有一定损伤。
中国对“火蜂”无人机的仿制计划于1969年开始。除了仿制其机身外，科研人员还需要研制出与之相配的地面测控系统。历经10年艰苦努力，长虹1号才宣告研制成功。这款无人机还被装备到中国军队中，并获得无侦-5的正式编号。但此后，中国无人机发展脚步放缓，处于较长的空窗期。
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军工行业面临着任务不足的问题。“当时感觉自己没多少事干，飞机型号很少。”石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0年在航空试飞院研究生毕业后，他曾在航空部门工作。
此时的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前身）也面临着困局。“整个气动市场，专属性很强，专门服务于国家重点型号。这个面非常窄。”王宏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便在国际上，一个国家里也只有一两个单位在搞。像英法等国，都只有一两家从事空气动力研发的机构。美国稍多，在自成体系以后，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诺德空军基地等4家机构有气动业务。
急于求变的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还做过多种尝试，比如自动控制、机械加工、容器检测、研究计算机，甚至还开过出租车公司、办过养殖场等。但最后发现，还得和自己的专业方向和技术优势结合在一起，要立足于气动。
随着中国军贸的发展，国产飞机、导弹等产品被卖到国外后，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也接到了来自海外的气动服务订单。譬如将飞机改装成可悬挂导弹，或是让导弹飞得远一点，甚至改变控制策略。这让他们逐渐看到海外市场的潜力。
而时任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副所长的李锋看准了无人机研发前景。1999年他了解到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正寻求无人机平台用于导弹设备挂载试验，国内也对高速无人机有迫切需求，迅速组织成立无人机项目组。
石文是这7人项目组中的一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4月正式开始研制无人机HW-01前，他们曾花了半年时间，论证过多个型号，期间也曾发生过一些争论，“有些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但也有人认为，将来无人机会“气死巡航弹”。 缺乏飛机制造业内背景的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从事无人机研发，在起步阶段也不为外界看好。2000年3月，项目组参与到一个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项目论证和竞标工作。他们提出的飞翼加尾撑的布局形式获得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肯定，但竞标却输给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此后在国内立项上处处碰壁的情况时有发生。
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作为彩虹系列无人机的总设计师，已是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院长的李锋，至今仍主持着所有无人机型号的总体设计工作。
作为院长助理的王宏伟如此评论李锋当年的决定，“有航空航天背景的人，都有一个梦想：自己做飞机，自己当设计师。”
“我们在搞气动实验的时候，吹了各种模型，计算了各种东西，但都处于萌芽状态。”王宏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在看到无人飞行器这一市场的巨大需求后，考虑到其启动资金不多，并且比较容易向实际应用转化，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将拓展市场的目标重点锁定在无人机上。
面对着巨大的技术差距，中国曾尝试引进外国产品，弥补无人机方面的短板。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向以色列采购了一批能对雷达系统进行自主攻击的“哈比”无人机。但2004年，中方根据合同，将这批无人机运返以色列进行技术升级，美国则以持有其中技术为由，加以阻挠。外部的技术封锁也是中国无人机立足于自主研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并非遥控飞机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与P国军方代表仅花了3天，就谈成了无人机合作研发的协议。一周内，双方就签署了总额400多万美元的合同，要求一年内交付两架近程侦察无人机彩虹-1。除了基于此前在其他领域合作建立的信任，王宏伟说，P国在国防发展上“有需求”。
2001年10月，美国向藏匿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发起“反恐战争”，被派往P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部队中就有“捕食者”无人机团队。可执行24小时侦察和携带“地狱火”导弹作战的“捕食者”无人机，在杀死“基地”组织高层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P国军方对掌握无人机技术充满渴望。
对于在无人机领域刚起步的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项目组而言，研制彩虹-1无人机的任务并不容易。当时距离交货只有一个月，HW-02无人机飞行试验才成功了解决自主飞行技术问题。彩虹-1无人机需要在HW-02试验样机的基础上，完成采用全复合材料机体的组装，并实现数据和图样的同步传输。
经过20多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当外方验收人员来到厂房时，两架身披迷彩的彩虹-1无人机已总装完成。
但真正的考验出现在海外的调试交付阶段。2004年8月，P国南部临海的基地上温度最高可超过40摄氏度，湿度更是往往超过90%。为了适应恶劣的气候环境，李锋一行10余人的交付团队需要抓紧时间调试无人机。
彩虹-1无人机的首飞就发生了意外。在火箭发射瞬间，无人机的开伞电爆管突然开启，降落伞打开，飞机直接被拽落到地上，机身机翼严重受损。石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团队当时就地商量对策，经过半个月将飞机修好，继续试飞。
随后4次交付飞行都顺利完成，P国方面对彩虹-1无人机的性能给予了肯定。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此后也从P国获得了研制更大型的彩虹-2无人机的订单。
在合作研制过程中，P国军方人士一起参与解决问题，随着对整个系统的了解，他们在2005年主动提出，由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协助他们研制新型无人机控制系统的请求。
“很多用户都以为无人机就是遥控飞机，接触后才知道，它是自主飞行的。”石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军用无人机背后需要一个非常完善的指挥控制系统来支持。这系统不是为无人机建立的，实际上是为整个军队建立的系统，它的核心是计算机，外围扩展有通信、侦察等各种各样的模块。相对以往传统战争的决策时间往往需要数个月，无人机行动决策时间仅在短短的几分钟。
在军事作战方式上，无人机系统以其不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特点正实现着变革，将以其独特的技术特点和广阔的应用领域，成为未来的“空-天-地”一体信息化战争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武器装备。
“程序在决定一切。”王宏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人机不是遥控飞机，其设计理念不仅仅是把原本由人来干的事情交给无人机去干，“要把人的操作习惯和人为操作模式全部剔除出去，那才是无人机。”
王宏伟坦言，与P国的合作过程，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当我们还没想清楚无人机是干什么用，陷入某些细节时，他们就明确讲无人机要有什么用途，需要有哪些系统。”
“虽然P国整体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但他们的精英在那个年代的认识高度比我们强很多。他们都是留英留美的博士。”王宏伟介绍道，对方已经具备了很有高度的国际视野，而中国过去曾在相当长的时间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但中国的优势是，背后有比较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的支撑。
李锋当时向P国坚持提出，总体设计由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承担，将来可以进行技术转让。这既确保了对一款自主知识产权高端无人机产品的掌握，并且大大缩短了研发的周期。而这促成了彩虹-3无人机的诞生。除了增加了轮式设计，让无人机具备起降能力外，彩虹-3还采用了鸭式翼身融合的气动布局，增强其气动性能。
第一次采用自主起降的设计，没有伞做后备，石文回忆起来还有些后怕，“要是发动机熄火，飞机掉在地上，就算是‘荡然无存’了。”
但果断放弃降落伞回收的模式，迎合了发展趋势。石文分析说，相较于轮式自主起降，采用火箭助推回收和降落伞等配备，无人机的重量平均需要多出数十公斤。
2007年2月，彩虹-3无人机首飞成功，仅是降落时制动稍差，但随后这些问题都得到了逐步完善。
就在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研制彩虹-3的同时，美国“捕食者”无人机在阿富汗和P国地区携弹执行定点清除任务，轰动业内。 受此影響，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决定为彩虹-3无人机挂载导弹，还为其量身打造专属激光半主动导弹AR-1。这也让彩虹-3成为了中国首款察打一体无人机。
改进后的彩虹-3A无人机还解决了提高隐身特性和超低空飞行的难题，并实现了多种信息的高度融合，突破了察打一体化的关键技术。
石文评价称，彩虹-3A基本上接近美国“捕食者”的水平，在国际上比较领先。更为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性能和成本的折中。
彩虹-3A是当时国际上唯一一款能从5000米外实施精准打击的无人机，飞机的性能和武器很好地融合，即察即打，还能保证飞机的安全性和生存力。
“它从一个寿命短、可靠性一般的战术型无人机，变成了寿命长、可靠性高、航程能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无人机。”石文说。这款无人机以用户为导向，并对未来市场进行充分研判。由于其相当高性价比和稳定性，彩虹-3A有了非常好的销路。
2009年以来，彩虹-3A无人机已先后出口到多个国家，是中国首款实现批量出口且出口数量最大的攻击性无人机。“彩虹”无人机品牌也由此在国际市场中打出了知名度。
石文举例称，在一个购买了彩虹-3无人机的非洲国家，其持有的每架彩虹-3无人机平均每月要飞行100小时左右，最高出勤纪录达到一个月飞行300小时。
接近国际先进技术水平
2007年，M国军方人士通过代理军贸公司，直接来到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称希望购买无人机。
在王宏伟看来，各国都会通过不同渠道收集军工情报，相互间还会交换信息，潜在客户也都关注着彩虹无人机的动态。“人家直接找上门来，都不用我们去宣传。”王宏伟说。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与P国军方的合作，很快形成了示范效应。
如今，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无人机生意触角已从P国、M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延伸至I国、S国、J国等中东国家，并扩展到西非的N国，已先后出口到10多个国家，并在多个项目地设有无人机基地。
而历经四十多年发展，中国已先后研制了长虹、ASN、彩虹等系列无人机，涵盖了小型近程、中程通用、中空长航时、高空高速等范围，广泛应用于空中侦察、战场监视、目标定位、火炮校射、电子对抗等方面。国内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无人机研制体系，在小型、中近程、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等方面已接近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在民用领域，无人机也已逐渐应用于地质调查、测绘、环保监测、管线监视、森林防火等方面。
美国《航空周刊》曾评论称，中国在无人机领域正在“赶超西方”。
但像P国一样立即拍板的态度，王宏伟再也见不着了。此后的合同协商多半需要耗费3年时间。自与M国的合作开始，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也逐步完善无人机产业链，从前端延伸到后端。
相较于和P国合作时让对方的技术人员共同参与研发并掌握技术，随后转授给他们的军方人员，对于M国的军方人员，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安排其到北京来上课，学习无人机系统的操作技能。
最初为学员授课的还是院内的研发人员，学员拿到手上的都是技术手册，里面有无人机的性能、指标、原理、分系统、爆炸图分解等内容。对于用户而言，这显得过于繁杂。
从2014年开始，院里已经有了专职教员，研发人员上课次数少了。学员们上课的地点，也从入住的宾馆，转移到基地内的培训教室。他们也不再看技术手册，而是用上了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根据空军规范编写的无人机操作教材。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模拟飞行中心是各国学员学习如何掌控彩虹系列无人机的起点。中心放置有四套设备，每一套都由机柜和控制台组成。模拟培训的方式是一对三，一名教员带着3位学员展开模拟飞行任务。
教员会提前在控制台中为学员选定训练场景和任务，其中包括地形、天气等7个不同环境模块，以及起航任务、打击静态目标和动态目标等关卡。
从左往右，依次坐在飞行员席位、任务规划席位和载荷操作席位上的3名学员，则需要根据不同的模拟场景，在模拟系统中完成不同的任务。
一般的任务流程是，首先由坐在中间席位的任务指挥官，根据任务目标和无人机之间的位置关系规划一个航径。然后航径数据会被导入到飞控系统，飞行员按照这个航径，控制飞机的起飞、飞到目的地。随后，载荷操作官会控制载荷，对目标进行搜索，锁定目标，操作火控系统，对目标进行打击。完成打击以后，指令无人机返航。
同时，教员会通过模拟培训系统旁边的控制台，观察学员的操作情况，了解学员的状态，并在控制台对学员的情况进行打分，判断掌握水平。通过测试的学员会被颁发一份证书。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技术人员李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套模拟培训系统无论在硬件上和软件上，和实际中的地面控制站都一模一样。所以学员在培训过程中的操作体验和实战操作时是一样的。
李浩还介绍说，参与受训的学员多是初高中文化程度，此前没有驾驶无人机的飞行经验，但一般经过大半个月时间，就能完成在北京的理论培训和模拟攻击训练。
紧接着，受训学员还会被送往宁夏中卫或甘肃敦煌的外场培训基地，接受外场实地培训，并进行一发实弹射击训练。全程培训基本历时一个半月时间，归国后就可以投入实战。
而在交付团队完成交付工作后，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还会在项目地留下售后人员，跟进产业链后端的服务。
王宏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在I国、S国、J国等3个紧挨着的国家，放了3支队伍做售后。
不过，中国产无人机在中东地区的力量存在，也引起了美军的重视。
2015年7月，一架美国“捕食者”无人机在距离“彩虹”无人机I国基地约40公里的地方坠落。王宏伟2016年到K国的时候，和当地军方人员谈及此事，对方证实是从K国基地起飞“捕食者”无人机。这名K国军方人士还转述美军官员的话称，因为I国有中国无人机基地，美方人员想去看看。
追赶美国“捕食者”
一架彩虹-4无人机从I国首都东南部的某空军基地起飞后，对境内一处极端组织IS的据点实施了精准打击。
时任该国国防部长端坐在空军基地内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透过彩虹-4无人机传输回来的实时画面，目睹了这款中国产无人机在I国的首次实战行动全过程。看到滚滚浓烟瞬间腾跃而起，他眼睛紧紧盯着信息处理显示仪，鼓起掌来。
2015年10月这段视频经由I国国防部对外发布后，引起了外界对中国和I国在无人机领域合作的巨大关注。
美国《大众科学》月刊对视频进行逐帧分析，指出这款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具有可伸缩的电光传感器转台。地面控制站内设有现代化的双人控制平台，可提供可视影像和卫星通信。站内人员还可通过数据链，远程引导无人机实施任务。
该报道还评论称，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无人机在战场上得到运用，美国制造商声称“他们的产品是市场上唯一经受过‘战争检验’的无人机的说法，愈发显得无力”。
上述视频还显示，在彩虹-4无人机起飞前，I国国防部部长在多名高级军官陪同下，详细查看了无人机装载的AR-1反坦克导弹，现场也有来自中国的技术支持人员。
“现在我们的无人机已经覆盖了整个中东地区市场。”王宏伟说。他还表示，中国无人机的发展，“应该感谢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样板，但美国人恰恰做了一个他们自认为很对但实际效果可能相反的事，“只用不卖”，也就是只提供打击服务，但不出售无人机。
I国国防部官员曾向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人员谈及，美国军方这样做的理由是无人机操作难度高，“你们掌握不了”。
这也导致了国际市场上高端无人机产品并不多。欧洲的无人机不具备打击功能，美国无人机又不愿意出售，对于技术先进的以色列产无人机，伊斯兰国家通常又不会选用。以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为例，中国的彩虹-3和彩虹-4就占了两款。
彩虹-4无人机可以挂4枚导弹和炸弹，应急情况下可以挂6枚。前起落架后边的四合一稳瞄平台，包括可见光、红外、激光测距和激光指示四种功能。在稳瞄平台后面，有一个白色的整流罩，装载了一台合成孔径的雷达，可以实现30公里以上的目标区域成像，即便在云遮雾罩的环境下，也能看清前方的一切可以瞄准的目标。
“彩虹-3和彩虹-4的区别，在我理解，就是被动和主动的区别。”王宏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彩虹-4无人机的研发一开始，是需求牵引，设计人员将追赶目标对准了在阿富汗战争中大出风头的美国“捕食者”无人机。
2009年2月开始，他们花了一年时间对美国“捕食者”和以色列“苍鹭”等无人机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对比，并提出了彩虹-4无人机系统的总体技术方案，以打造出一款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在市场上瞄准非对称战争的各类应用，如防空、特殊区域的长时监视等。
此次自主研发也获得了该院所属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科技创新经费支持。2010年3月，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一年半后，彩虹-4无人机在山西五寨机场成功完成了首飞。
2016年5月中旬，两架彩虹-4无人机从中国西部试验基地起飞，从卫星接受指令，发射一枚反坦克导弹，精准命中位于基地附近靶区的目标。其中一架无人机还搭载新一代光电侦察载荷，图像传输更为清晰流畅。
在实弹试验期间，无人机的操作员坐在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的北京卫通指挥控制站中，通过卫星中继数据链对无人机实施指挥。
美国《大众科学》评论认为，这场实弹试验显示出，“位于中国领土的无人机飞行员如今能够像那些美国同行一样，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无人机发射导弹。”
一种不能人云亦云的“思维生意”
在2016年11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研发的新型無人机彩虹-5前聚拢了大批军迷、海外军贸代表及外国媒体。除此之外，该院还在此次展会上就展出了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和太阳能无人机。
英国《每日邮报》将彩虹-5无人机形容为中国“最强的无人轰炸机”，并对航展上进行静态展出的彩虹-5进行局部拍摄，制作新闻短片播出。
这款采用了国际主流外形设计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外形上与知名的美国“捕食者”MQ-9型无人机有几分相似，但在性能上已实现超越。
“捕食者”MQ-9型无人机翼展为20米，有效载荷只有近1400公斤，典型任务可带两颗250千克级激光制导炸弹及4枚地狱火导弹。彩虹-5无人机翼展则长达21米，最大起飞重量可达3.3吨，最大外挂达到1000公斤，可同时携带8枚与地狱火相当的AR-1型导弹，以及8枚AR-2轻型导弹。
彩虹-5无人机最大航程超过1万公里，最大续航时间60小时。而“捕食者B”（MQ-9）的航时约30小时。
外界也有声音质疑，彩虹-5无人机使用重油活塞发动机，而非马力较大、更先进的涡轮发动机。但石文认为，相较于涡轮发动机，彩虹重油发动机，耗油量能减少一半。这一设计能使彩虹-5无人机在一个可控的成本范围内最大程度实现了作战效能。
“只要用户有需求，我们完全能够实现更高的技术水平。”石文曾向媒体表示，例如，可以将彩虹-5加大机翼展弦比，载荷换成更先进的同时雷达，换装二级增压重油活塞发动机或涡桨发动机，加装抗冰冻设备，将彩虹-5改造成高空型号无人机，就相当于小型的美国空军的自动高空远程监视侦察飞行器“全球鹰”无人机。即便如此，彩虹5无人机“依然有效费比（性价比）的优势”。
“站得高、飞得慢，反而不容易被发现。”石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人机是一种“思维生意”，不能人云亦云，要考虑到实用性和市场需求。
目前，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已累计完成超过1000架无人机的生产交付任务，无人机交付数量在中国居第二位，同时是出口数量最大的单位。单是2015年，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在无人机领域的产值就超过1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