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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译介，他作为沈从文研究专家和沈从文作品的主要英译者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他对沈从文作品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都有着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在本访谈中，金介甫教授指出其沈从文小说的英译以传递出原文读者可能能够体会到的原文风味为着力点，在忠实于原文的语义与美感和保持译文语言的自然、简洁与优美之间，在避免过份彰显译文的异域情调和防止译文的过度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并提出通过兼顾乡土和非乡土作品的英译来提升沈从文的世界文学地位这一可能途径，他强调只有在英译中专注于全面展现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才有望扩大其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
关键词：金介甫;汉学家;沈从文;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
作者简介：张蓓，博士，南京医科大学英语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小说的英译研究。
Title：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en Congwen’s Fiction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Jeffrey C. Kinkley， a Sinologist and Translator
Abstract： Professor Jeffrey C. Kinkley has long been devoted to the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s widely known to Chinese academia as an expert in Shen Congwen studies and one of the world’s foremost English translators of Shen’s works. He has rich experience in and unique understanding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oth Shen Congwen’s works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resent interview Professor Jeffrey C. Kinkley reveals that his translation of Shen’s stories focuses on conveying the flavor of the ST that the ST readers might be able to experience and meanwhile he strive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idelity to the sense and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e ST and naturalness， conciseness and elegance in the TT， between steering away from excessive exoticism and avoiding undue domestication. He also sees equal attention to both native-soil works and the long neglected non native-soil ones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ST to be translated as a possible way to elevate Shen’s literary fame in world literature. Moreover， he points out that only by striving to fully represent the literary qualitie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translation can Chinese literature exp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Key words： Jeffrey C. Kinkley; sinologist; Shen Congwe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Author： Zhang Bei， Ph.D.， work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66，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tories. E-mail： zhangbei027@163.com
訪谈按语：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美国著名汉学家、沈从文研究专家、翻译家。他于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在此领域的主要论著有Shen Ts’ung-wen’s Vision of Republican China（1977）（《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和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1987）（《沈从文传》）。此外，他还积极向英语世界译介沈从文作品。迄今为止，他共计翻译了11部沈从文小说（其中包括合译小说1部），是英译沈从文小说数量最多的译者。2018年9月25日—10月1日，金介甫教授应邀出席“上海市博士后学术论坛——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国际研讨会”，笔者负责其上海之行期间的全程陪同。本访谈原定于2018年9月30日与金介甫教授在其下榻的宾馆面对面进行，后因其行程安排过满而未能进行。金介甫教授回国后，访谈以电子邮件形式得以完成。本访谈即由电子邮件内容整理而成。 张蓓（以下简称张）：您是沈从文研究专家，也是沈从文作品的主要英译者，但您曾经提到，您早期翻译的大多是“（中国）当代小说，比如张辛欣，陆文夫等人的作品” （Minhui Xu，“The Voice of a Scholar”2），您的翻译生涯实际始于中国当代小说而不是沈从文作品的英译，是吗？是什么促使您开始翻译中国当代小说的呢？
金介甫（以下简称金）：是的。我翻译这些小说是因为它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迥异于“十七年”文学，这些作品似乎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复兴。和五四时期的小说一样，这些小说探索新技巧，表达新思想，挖掘新视角剖析中国社会，而且也不是宣传品。1986年我在上海金山参加了王蒙召集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期间见到了一些当代作家，进一步坚定了我翻译他们作品的决心。
张：您当时是为了进一步研究沈从文才翻译他的作品的吗？
金：不是。我翻译沈从文作品时主要从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研究，当时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法制文学、反腐小说和新历史长篇小说这几个方面。翻译对我而言一直是副业。中国文学的译文不容易找到出版商，除非出版商主动找你翻译。《不完美的天堂》（Imperfect Paradise）（1995）是在金隄的提议下开始翻译的，后来我们都退出了这个翻译项目，多年以后我又将其重拾起来，因为沈从文作品的译文实在太少了。《边城》虽然已经有人翻译过，我还是又翻译了一遍，因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当时在为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集团编一套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系列丛书，他邀请我翻译《边城》。可惜这套丛书读者太少，未能为出版商盈利，最终只好搁浅。
张：尽管沈从文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被译介到英语世界频率最高的小说家之一，但截止到目前，他的200部小说中也只有45部被英译，他的另一代表作《长河》尚无全译本。进入21世纪以来，沈从文小说新译本数量锐减。您是沈从文小说最主要也是在中国倍受推崇的英译者，假如有知名出版社的出版保证，您是否愿意继续从事沈从文作品的翻译？
金：很抱歉，我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其他人也可以翻译沈从文作品。在完成手头的研究项目之后，我打算重返沈从文研究。
张：您在编辑沈从文作品英译选集《不完美的天堂》时是如何选择译者的？我注意到其中一位译者威廉·L·麦克唐纳德（William L. MacDonald）也是沈从文研究专家。译者的学术研究背景是否是您挑选译者时的考虑因素？
金：不是。我选择这些译者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之前发表的译文质量非常高，比如卜立德（David Pollard），卡罗琳·梅森（Caroline Mason）和李培德（Peter Li）的译文。威廉·L·麦克唐纳德之前发表了《静》的英译文，译文质量高，于是我问他可否将其收录进来。《不完美的天堂》中这种类型的小说非常少，所以有现成的译文可用实属幸运。所有译者都是我的旧相识。我对所有译文都作了润色，统一了不同译者的中文术语译法，还做了其他一些工作。
张：您在各位译者开始翻译之前是否为他们设定了一些需要共同遵守的翻译原则？
金：没有。我凭经验就知道他们都会译出好译文。
张：按照徐敏慧①教授的界定，似乎这些译者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学人译者”。
金：是的，即便是卜立德，也依然应该算作学人译者。在其职业生涯后期，他为《译丛》（Renditions）工作，但其晚期作品《鲁迅正传》（The True Story of Lu Xun）却是一本传记，并不是翻译。参与《不完美的天堂》翻译工作的译者是学者，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职业英译者几乎是不存在的，戴乃迭（Gladys Yang）可算作一位，如今为纸托邦（Paper Republic）效力的译者也属于职业译者，尽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拥有杰出的教育背景。
张：您在《沈从文代表作<边城>的英译本》（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en Cong-wen’s Masterwork， Bian Cheng [Border Town]）（下文简称《边城英译本》）一文中提到，“内部编辑、总编辑Tim Duggan和业内最优秀的翻译家葛浩文”都改进了您的《边城》译文（Jeffrey C. Kinkley 48），这些改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他们为一些短语和词提供了别的措辞供我考虑。有时候他们的建议确实改进了我的译文，但有时候我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因为我认为在那些情况下我的措辞更好，他们也接受了我的最終判断。
张：能否请您谈一谈编辑通常在哪些方面对中国文学的译文作出调整？
金：编辑帮助译者对译文进行润色，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出版商则常常出于经济原因对译文进行删减。他们在英语书籍标题的选定方面可能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很幸运，我译的《边城》篇幅相对较短，而且语言简练，因此没有人要求我对译文作出删减。我写上一部专著《中国新历史小说的反乌托邦想象》（Visions of Dystopia in China’s New Historical Novels）时，编辑/出版商要求我砍掉手稿篇幅的30%，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承认精简之后书稿质量确实提高了不少。
张：您在《边城英译本》一文中指出“金隄、白英译文可能是《边城》四部译本中最为精妙（elegant）、文学性最强的一部”（Jeffrey C. Kinkley 43），您是基于译本语言的地道性作出的判断吗？
金：是的。当然，我的看法比较主观。
张：您对《边城》英译本质量高低的评判与国内众多翻译研究者截然不同。他们多认为金隄、白英译文多删减，对原文文化元素和文学性的再现不够充分。相比之下，国内译界研究者大多更加青睐您的译文。 金：谢谢。在理想状态下，若能让白英（Robert Payne）和他在乔治·艾伦&昂温出版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的编辑们起死回生，并由他们来担任我的《边城》译文的编辑和润色者，结果可能会好得多。
在这篇论文中我犯了个错误。论文第39至40页中我说没有任何译者就其译文向沈从文广泛征求过意见，事实上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但是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忽略了一点——沈从文在为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版的《中国土地》（The Chinese Earth）做新序时曾提到金隄常常向他请教小说中的人物和地名（Shen Ts’ung-wen， Preface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3），事实也许的确如此，但或许他应该更加频繁地向沈從文请教。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知道是谁对沈从文小说作出了删减，可能是两位译者所为，也可能是编辑、出版商所为，他们或许事先征得了沈从文本人的同意。然而，1947年中国处于内战当中，英、中两国都在由二战所导致的贫困和破坏中苦苦挣扎，两国之间的沟通恐怕并不容易。
张：在这篇文章中，您还提到“我认为金隄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应算作‘学人译者’。”（Jeffrey C. Kinkley 44）我们都知道，金隄、白英合译的《中国土地》对沈从文小说作出了大量删减，而且他们似乎也不太关注作品中文化元素的保留和文学性的再现。为什么您还把金隄称作学人译者？是基于他的学者身份还是翻译风格？
金：我说他是学人译者并不是基于他在合译《中国土地》时所做的工作（毕竟译文中许多删减可能是应白英的要求而为之，也可能是该书经验丰富的英语编辑所为，他们显然十分清楚怎样表达才算精妙），而是基于我与他联手翻译沈从文小说（这个翻译项目最后成型为《不完美的天堂》）时的经验。与我的意译风格相比，他更倾向于直译。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翻译理论感兴趣。1984年金隄与奈达（Euegne A. Nida）合著了《论翻译》（On Translation）一书。
张：您曾经对“学人译者”和“职业译者”作过区分，您认为“职业译者希望忠实于原文，希望译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同时也关注自己的声誉，关注译文的文学性或文学魅力。他们这样做算不上十足的利己主义，但确实与学人译者有所不同。”（Minhui Xu， “The Voice of a Scholar”6）据我对您译文的分析，您的译文似乎比职业译者比如戴乃迭的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而且更加关注译文文学性的再现。
金：回头看看我当时的论断，现在我只认同它的前半部分，至于职业译者和学人译者在翻译动机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一说法听起来有些夸张，不过二者在从事翻译是不是为了谋生这方面确实存在差异。两类译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学人译者非常清楚他们的读者大多是学者和学生，在学界之外可能还有少量读者，因此，他们可能更加强调译文准确与否，能否全面呈现原文风貌，他们将译文视为了解作者通过原文所传递出的思想和所表现出的文化影响力的窗口，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译文作为引导读者阅读中文原文，甚至学习中文的助推器。职业译者更加关注译文对目的语读者的吸引力，而这些读者是绝不会有时间学习中文的，而且一旦他们发现译文乏味，就会果断放弃阅读。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职业译者几乎不存在。即便像葛浩文夫妇这样在翻译方面投入的精力多于学术研究的译者，终究还是学人译者。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对中国文化有着丰富的个人体验，对世界文学有着广泛的阅读经历。他们主要在商业出版社（而不是在译文销量通常不高的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文。尽管商业出版社的编辑有时候会改进葛浩文夫妇的译文（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此心存感激），但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商业出版社常常对译者施加更多限制，提出更多要求，比如要求缩短手稿篇幅，译者对此很可能会感到十分苦恼。然而商业出版商如今也意识到对于某些类型的作品比如惊悚小说，读者实际上是愿意去读长篇巨著的。
张：在《边城英译本》一文中，您评价“金隄、白英译本无疑是最简洁，也是最不关注对原文中各个文化、文学或大众文化的细微差别进行再现的译本。这个译本大概最能让英语世界读者体会到《边城》是真正伟大的世界文学作品”（Jeffrey C. Kinkley 43）。您是否认为伟大的世界文学作品中文化元素应该越少越好？
金：我并不是说最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就应该是民族特色文化元素最少的作品，事实常常相反。我的意思是金隄、白英译本语言简炼，用语精妙，与我的译文风格相比，他们的译文也许更能向英语世界读者展现沈从文作为真正伟大的世界级作家的形象。
张：周作人曾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转引自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12）。鲁迅（《至陈烟桥》81）也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您怎样看这两个观点？
金：很多时候情况确实如此。地方色彩能够为文学作品赢得一些外国读者，因为外国读者喜欢读带有异域风情的作品，但如果作品过度依赖地方特色而不具有普世价值，其吸引力终归有限，它们只会被看作地方文学。在我看来，作家应该把作品深深植根于某种文化当中，这种文化应当是作家最为熟知的，如果一味去模仿某种假想的、抽象的“普世性”文化，最终只能写出做作的文学作品，不过这种做法在心理小说和先锋小说中或许能行得通。
张：您在论文中还提到您的“《沈从文传》提供了如此多关于沈从文及其家乡的背景信息，这可能会加速甚至直接导致他被认定为地方作家。”（Jeffrey C. Kinkley 51）您在翻译沈从文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元素时所采取的面面俱到的翻译策略（Jeffrey C. Kinkley 47）是否也会加速沈从文被认定为地方作家的进程，并加速其作品被认定为地方文学的进程？ 金：有可能。然而，就算1970年代我没有从地域文化视角分析沈从文的作品，中国的文学评论家和湘西学者在1980年代可能也会这样做，苏雪林就曾强调过沈从文作品中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夏志清在其文学分析中，项美丽和邵洵美、金隄和白英在他们的译文中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淡化了沈从文小说的地域特色，意在证明沈从文不只是一位地方作家。
张：您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到要通过采用面面俱到的翻译策略来“最大限度地对译文读者进行文化教育”（Jeffrey C. Kinkley 48），但同时您又希望将沈从文的文学地位从地方作家提升为世界级作家（Jeffrey C. Kinkley 51），您如何协调这两大目标之间的矛盾？
金：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既翻译和分析沈从文富有地域色彩的小说，又翻译和分析他没有地域特色的小说。即便在分析沈从文极富地域特色的小說时，也不应忽视沈从文对于普遍人性的关注。
张：地方色彩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突出特点，它因彰显了中国文学的民族身份而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一批海外读者，然而地方色彩（主要体现为地方文化元素）却为中国乡土文学的翻译带来了较大困难。如何既做到对译文读者进行地方文化教育又能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金：如果地方色彩是文学作品的唯一特色，那么地方色彩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散文可以只专注于地方色彩，但小说必须要有情节和人物，或者其他一些能够超越感官世界并让人大开眼界的元素。地方色彩只是成就了部分中国文学作品的独特品质，并对外国读者产生了吸引力，它无法让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都对外国读者产生吸引力，正如它不是成就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并吸引中国读者的唯一元素一样。对于乡土文学的英译，我认为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和贾平凹小说时就极好地保留了独特的汉语表达方式，而且也没有让译文显得怪异，但方言几乎是无法在译文中再现的。
张：您知道，中国现在正在积极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有学者认为，如果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以适当方式将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予以保留，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助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同时实现了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海外传播的双重目的，可谓一箭双雕。您怎样看待这个观点？
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确实如此，但如果翻译文学作品的目的不在于传递其作为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势必会削弱译文的文学性及其对译文读者的吸引力。外国读者不喜欢《红楼梦》，因为它是一部反映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的家族制度的小说，不过外国读者可能会对此略感好奇，毕竟在当今社会一夫多妻制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翻译《红楼梦》是为了让外国读者相信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很好，外国读者也应该尝试去喜欢，或者是为了让外国读者信仰佛家、道家，相信生命轮回等，这岂不是很荒谬吗？就让曹雪芹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运用佛家和道家的宇宙观吧，不管是出于艺术目的还是基于哲学动机，毕竟他创作《红楼梦》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宣传中国文化;就让我们从他这部讲述旧社会上层阶级家庭故事的小说所反映出的那点现实主义中去发掘一些他意欲向我们展现的东西，以及一些甚至是他并不知道他正在向我们展现的东西吧。
张：您对于借助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中国文化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但是您采用的面面俱到的翻译策略似乎又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作用。比如您之前提到，通过将音译法和释义法相结合，把俗语“热米打粑粑，一切得趁早”中的“粑粑”译为 “baba， biscuits made of corn and rice”，能够让译文读者学到一个在英语中没有对等语的中国词语“baba”（2019年10月13日电子邮件），这种译法不是正好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吗？另外，您先前在谈及学人译者和职业译者之间的区别时就指出，学人译者强调“将译文视为了解作者通过原文所传递出来的思想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影响力的窗口，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译文作为引导读者阅读中文原文，甚至学习中文的助推器”，这难道不是您对于包括您在内的学人译者的翻译活动所应承担的文化传播使命的最佳阐释吗？
金：我的说法可能确实存在矛盾之处，不过这主要是因为我所信奉的是一种中庸之道。我的英文文采无法与沈从文的中文文采相提并论，也无法与比我英文更好的译者（如白英）或者创意作家的文采相提并论。于是，我就在其他方面作出了努力。我想，至少我可以传递出原文读者可能能够体会到的原文某些方面的风味。我相信在这方面，我比白英做得更好。谁是更好的译者？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好”。是的，作为学人译者，我想，我大概从未完全失去过对读者进行“教育”的渴望，不过，说教也有说教的风险。如果译者传递信息的意图过于明显，就会引起读者的反感。译者终究需要作出妥协，权衡得失。比如，如果译者能够在英译中保留中文原文的词序，就有可能让译文对谙熟英汉双语的汉语母语读者产生更加接近于中文原文对其所产生的心理影响。然而，一般而言，过于刻意地保持原文词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通常会导致译文缺乏美感，甚至显得怪异。（这是许多新手译者都会犯的错误。阅读英译文时，读者能够欣赏到英语文本的美，却无法像原文读者那样欣赏到中文原文表达的美。）因此，我的主要观点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该让译文中的最佳表达发生扭曲。译文终究是妥协的结果，它既要忠实于原文的语义和美感，又要保持自身表达的自然、简洁和优美。译者毕竟不希望译文引起读者对其译文身份的关注。不过，我在译文中使用拼音，确实会让读者意识到他们是在读译文，而且是在读一个发生在中国而不是美国的故事。
其他方面也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比如，译者想让《边城》英译本中的翠翠用地道的英语表达她的想法，就好像英语就是她的母语一样，同时，又不希望她讲的英语英国腔或美国腔过重，更何况翠翠口中谈及的还是只在中国，甚至也许是只在她所生活的那个中国小小一隅才存在的事物。译者并不希望读者将翠翠想象成一个在位于英格兰北部的一条河流上摆渡的姑娘，当然，也不希望读者将她想象成一个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两片玉米地之间的河流上摆渡的姑娘。这样，译者就不得不作出判断，进行妥协。译文在语言表达方面要自然流畅，同时，在文化氛围方面又不能过于本土化（既不能英国化也不能美国化），也不能过份彰显其异域情调，否则可能会勾起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化氛围已有的某些不恰当联想，甚至引发文化偏见。到底怎样做才算“恰当”或者“正确”，这是个问题，尤其我们探讨的还是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且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度。 因此，我的基本立场是，译者不得不作出妥协，但教育性目的可能会让译文发生扭曲，除非目的就是对读者就文本本身的意义进行教育。试图用一个特定的文本发表关于中国整体情况的特定看法，或者让读者爱上或讨厌中国或中国文化等等，都将削弱译文的价值。就让文本为自己说话吧。
沈从文小说译文的出版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小说译文会让读者高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艺术，尽管有些小说会让读者对中国文化更加友好，而另一些小说一开始会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更加不友好。不管怎样，读者还是会欣赏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能够造就像沈从文这样伟大的作家。
张：作为杰出的翻译家、汉学家和英语世界的专业读者，您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有何建议？
金：我的看法是译者应该专注于将中国文学的所有精妙之处全部展现给外部世界。“中国文化”是一个比“中国文学”要大得多的概念，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更为多样化。读者可能会喜欢中国文学，却并不一定喜欢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要将中国文化传递给外部世界，尤其是还想让外部世界喜欢中国文化，或者中国这个国家，这个负担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实在是太过沉重了。外国人不可避免地会接受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而排斥其他方面。中国读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我们译者的职责是忠实再现中国文学作品，让它们的文学价值通过译文展现出来，让读者读到更多，学到更多，即使无法做到吸引读者接下来开始学习汉语。即便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英语世界读者依然无法接受当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些人可能会喜欢上与当代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以前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文学和文化都关涉心理。
注释【Notes】
①徐敏慧教授（2010：225）曾指出，“学人译者是指那些在其翻译作品发表之时，翻译并不是其唯一或主要发表的作品。他们发表更多的是学术研究方面的作品。”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Ding， Fan. A History of Local-color Stories. Beijing： Peking UP， 2007.]
Kinkley， Jeffrey.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en Congwen’s Masterwork， Bian Cheng （Border Town）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Washington D.C. ： Sage Publishing， 1 （2014）： 37-59.
魯迅： 致陈烟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0-82。
[Lu， Xun. “To Chen Yanqiao.”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80-82.]
Shen， Ts’ung-wen. “Preface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Eds.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2. 3-5.
徐敏慧：沈从文小说英译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3（2010）：220-225.
[Xu， Minhui. “A Surve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en Congwen’s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 （2010）： 220-225.]
---. “The Voice of a Scholar—Translator： Interview with Prof. Jeffrey C. Kinkley.” Translation Review.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1 （2018）： 1-13.
责任编辑：胡德香
关键词：金介甫;汉学家;沈从文;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
作者简介：张蓓，博士，南京医科大学英语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小说的英译研究。
Title：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en Congwen’s Fiction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Jeffrey C. Kinkley， a Sinologist and Translator
Abstract： Professor Jeffrey C. Kinkley has long been devoted to the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s widely known to Chinese academia as an expert in Shen Congwen studies and one of the world’s foremost English translators of Shen’s works. He has rich experience in and unique understanding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oth Shen Congwen’s works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resent interview Professor Jeffrey C. Kinkley reveals that his translation of Shen’s stories focuses on conveying the flavor of the ST that the ST readers might be able to experience and meanwhile he strive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idelity to the sense and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e ST and naturalness， conciseness and elegance in the TT， between steering away from excessive exoticism and avoiding undue domestication. He also sees equal attention to both native-soil works and the long neglected non native-soil ones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ST to be translated as a possible way to elevate Shen’s literary fame in world literature. Moreover， he points out that only by striving to fully represent the literary qualities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translation can Chinese literature exp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Key words： Jeffrey C. Kinkley; sinologist; Shen Congwe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Author： Zhang Bei， Ph.D.， work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66，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tories. E-mail： zhangbei027@163.com
訪谈按语：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美国著名汉学家、沈从文研究专家、翻译家。他于1972年开始研究沈从文，在此领域的主要论著有Shen Ts’ung-wen’s Vision of Republican China（1977）（《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和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1987）（《沈从文传》）。此外，他还积极向英语世界译介沈从文作品。迄今为止，他共计翻译了11部沈从文小说（其中包括合译小说1部），是英译沈从文小说数量最多的译者。2018年9月25日—10月1日，金介甫教授应邀出席“上海市博士后学术论坛——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国际研讨会”，笔者负责其上海之行期间的全程陪同。本访谈原定于2018年9月30日与金介甫教授在其下榻的宾馆面对面进行，后因其行程安排过满而未能进行。金介甫教授回国后，访谈以电子邮件形式得以完成。本访谈即由电子邮件内容整理而成。 张蓓（以下简称张）：您是沈从文研究专家，也是沈从文作品的主要英译者，但您曾经提到，您早期翻译的大多是“（中国）当代小说，比如张辛欣，陆文夫等人的作品” （Minhui Xu，“The Voice of a Scholar”2），您的翻译生涯实际始于中国当代小说而不是沈从文作品的英译，是吗？是什么促使您开始翻译中国当代小说的呢？
金介甫（以下简称金）：是的。我翻译这些小说是因为它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迥异于“十七年”文学，这些作品似乎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复兴。和五四时期的小说一样，这些小说探索新技巧，表达新思想，挖掘新视角剖析中国社会，而且也不是宣传品。1986年我在上海金山参加了王蒙召集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期间见到了一些当代作家，进一步坚定了我翻译他们作品的决心。
张：您当时是为了进一步研究沈从文才翻译他的作品的吗？
金：不是。我翻译沈从文作品时主要从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研究，当时我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法制文学、反腐小说和新历史长篇小说这几个方面。翻译对我而言一直是副业。中国文学的译文不容易找到出版商，除非出版商主动找你翻译。《不完美的天堂》（Imperfect Paradise）（1995）是在金隄的提议下开始翻译的，后来我们都退出了这个翻译项目，多年以后我又将其重拾起来，因为沈从文作品的译文实在太少了。《边城》虽然已经有人翻译过，我还是又翻译了一遍，因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当时在为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集团编一套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系列丛书，他邀请我翻译《边城》。可惜这套丛书读者太少，未能为出版商盈利，最终只好搁浅。
张：尽管沈从文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被译介到英语世界频率最高的小说家之一，但截止到目前，他的200部小说中也只有45部被英译，他的另一代表作《长河》尚无全译本。进入21世纪以来，沈从文小说新译本数量锐减。您是沈从文小说最主要也是在中国倍受推崇的英译者，假如有知名出版社的出版保证，您是否愿意继续从事沈从文作品的翻译？
金：很抱歉，我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其他人也可以翻译沈从文作品。在完成手头的研究项目之后，我打算重返沈从文研究。
张：您在编辑沈从文作品英译选集《不完美的天堂》时是如何选择译者的？我注意到其中一位译者威廉·L·麦克唐纳德（William L. MacDonald）也是沈从文研究专家。译者的学术研究背景是否是您挑选译者时的考虑因素？
金：不是。我选择这些译者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之前发表的译文质量非常高，比如卜立德（David Pollard），卡罗琳·梅森（Caroline Mason）和李培德（Peter Li）的译文。威廉·L·麦克唐纳德之前发表了《静》的英译文，译文质量高，于是我问他可否将其收录进来。《不完美的天堂》中这种类型的小说非常少，所以有现成的译文可用实属幸运。所有译者都是我的旧相识。我对所有译文都作了润色，统一了不同译者的中文术语译法，还做了其他一些工作。
张：您在各位译者开始翻译之前是否为他们设定了一些需要共同遵守的翻译原则？
金：没有。我凭经验就知道他们都会译出好译文。
张：按照徐敏慧①教授的界定，似乎这些译者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学人译者”。
金：是的，即便是卜立德，也依然应该算作学人译者。在其职业生涯后期，他为《译丛》（Renditions）工作，但其晚期作品《鲁迅正传》（The True Story of Lu Xun）却是一本传记，并不是翻译。参与《不完美的天堂》翻译工作的译者是学者，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职业英译者几乎是不存在的，戴乃迭（Gladys Yang）可算作一位，如今为纸托邦（Paper Republic）效力的译者也属于职业译者，尽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拥有杰出的教育背景。
张：您在《沈从文代表作<边城>的英译本》（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en Cong-wen’s Masterwork， Bian Cheng [Border Town]）（下文简称《边城英译本》）一文中提到，“内部编辑、总编辑Tim Duggan和业内最优秀的翻译家葛浩文”都改进了您的《边城》译文（Jeffrey C. Kinkley 48），这些改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他们为一些短语和词提供了别的措辞供我考虑。有时候他们的建议确实改进了我的译文，但有时候我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因为我认为在那些情况下我的措辞更好，他们也接受了我的最終判断。
张：能否请您谈一谈编辑通常在哪些方面对中国文学的译文作出调整？
金：编辑帮助译者对译文进行润色，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出版商则常常出于经济原因对译文进行删减。他们在英语书籍标题的选定方面可能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很幸运，我译的《边城》篇幅相对较短，而且语言简练，因此没有人要求我对译文作出删减。我写上一部专著《中国新历史小说的反乌托邦想象》（Visions of Dystopia in China’s New Historical Novels）时，编辑/出版商要求我砍掉手稿篇幅的30%，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承认精简之后书稿质量确实提高了不少。
张：您在《边城英译本》一文中指出“金隄、白英译文可能是《边城》四部译本中最为精妙（elegant）、文学性最强的一部”（Jeffrey C. Kinkley 43），您是基于译本语言的地道性作出的判断吗？
金：是的。当然，我的看法比较主观。
张：您对《边城》英译本质量高低的评判与国内众多翻译研究者截然不同。他们多认为金隄、白英译文多删减，对原文文化元素和文学性的再现不够充分。相比之下，国内译界研究者大多更加青睐您的译文。 金：谢谢。在理想状态下，若能让白英（Robert Payne）和他在乔治·艾伦&昂温出版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的编辑们起死回生，并由他们来担任我的《边城》译文的编辑和润色者，结果可能会好得多。
在这篇论文中我犯了个错误。论文第39至40页中我说没有任何译者就其译文向沈从文广泛征求过意见，事实上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但是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忽略了一点——沈从文在为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再版的《中国土地》（The Chinese Earth）做新序时曾提到金隄常常向他请教小说中的人物和地名（Shen Ts’ung-wen， Preface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3），事实也许的确如此，但或许他应该更加频繁地向沈從文请教。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知道是谁对沈从文小说作出了删减，可能是两位译者所为，也可能是编辑、出版商所为，他们或许事先征得了沈从文本人的同意。然而，1947年中国处于内战当中，英、中两国都在由二战所导致的贫困和破坏中苦苦挣扎，两国之间的沟通恐怕并不容易。
张：在这篇文章中，您还提到“我认为金隄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应算作‘学人译者’。”（Jeffrey C. Kinkley 44）我们都知道，金隄、白英合译的《中国土地》对沈从文小说作出了大量删减，而且他们似乎也不太关注作品中文化元素的保留和文学性的再现。为什么您还把金隄称作学人译者？是基于他的学者身份还是翻译风格？
金：我说他是学人译者并不是基于他在合译《中国土地》时所做的工作（毕竟译文中许多删减可能是应白英的要求而为之，也可能是该书经验丰富的英语编辑所为，他们显然十分清楚怎样表达才算精妙），而是基于我与他联手翻译沈从文小说（这个翻译项目最后成型为《不完美的天堂》）时的经验。与我的意译风格相比，他更倾向于直译。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翻译理论感兴趣。1984年金隄与奈达（Euegne A. Nida）合著了《论翻译》（On Translation）一书。
张：您曾经对“学人译者”和“职业译者”作过区分，您认为“职业译者希望忠实于原文，希望译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同时也关注自己的声誉，关注译文的文学性或文学魅力。他们这样做算不上十足的利己主义，但确实与学人译者有所不同。”（Minhui Xu， “The Voice of a Scholar”6）据我对您译文的分析，您的译文似乎比职业译者比如戴乃迭的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而且更加关注译文文学性的再现。
金：回头看看我当时的论断，现在我只认同它的前半部分，至于职业译者和学人译者在翻译动机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一说法听起来有些夸张，不过二者在从事翻译是不是为了谋生这方面确实存在差异。两类译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学人译者非常清楚他们的读者大多是学者和学生，在学界之外可能还有少量读者，因此，他们可能更加强调译文准确与否，能否全面呈现原文风貌，他们将译文视为了解作者通过原文所传递出的思想和所表现出的文化影响力的窗口，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译文作为引导读者阅读中文原文，甚至学习中文的助推器。职业译者更加关注译文对目的语读者的吸引力，而这些读者是绝不会有时间学习中文的，而且一旦他们发现译文乏味，就会果断放弃阅读。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职业译者几乎不存在。即便像葛浩文夫妇这样在翻译方面投入的精力多于学术研究的译者，终究还是学人译者。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对中国文化有着丰富的个人体验，对世界文学有着广泛的阅读经历。他们主要在商业出版社（而不是在译文销量通常不高的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文。尽管商业出版社的编辑有时候会改进葛浩文夫妇的译文（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此心存感激），但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商业出版社常常对译者施加更多限制，提出更多要求，比如要求缩短手稿篇幅，译者对此很可能会感到十分苦恼。然而商业出版商如今也意识到对于某些类型的作品比如惊悚小说，读者实际上是愿意去读长篇巨著的。
张：在《边城英译本》一文中，您评价“金隄、白英译本无疑是最简洁，也是最不关注对原文中各个文化、文学或大众文化的细微差别进行再现的译本。这个译本大概最能让英语世界读者体会到《边城》是真正伟大的世界文学作品”（Jeffrey C. Kinkley 43）。您是否认为伟大的世界文学作品中文化元素应该越少越好？
金：我并不是说最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就应该是民族特色文化元素最少的作品，事实常常相反。我的意思是金隄、白英译本语言简炼，用语精妙，与我的译文风格相比，他们的译文也许更能向英语世界读者展现沈从文作为真正伟大的世界级作家的形象。
张：周作人曾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转引自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12）。鲁迅（《至陈烟桥》81）也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您怎样看这两个观点？
金：很多时候情况确实如此。地方色彩能够为文学作品赢得一些外国读者，因为外国读者喜欢读带有异域风情的作品，但如果作品过度依赖地方特色而不具有普世价值，其吸引力终归有限，它们只会被看作地方文学。在我看来，作家应该把作品深深植根于某种文化当中，这种文化应当是作家最为熟知的，如果一味去模仿某种假想的、抽象的“普世性”文化，最终只能写出做作的文学作品，不过这种做法在心理小说和先锋小说中或许能行得通。
张：您在论文中还提到您的“《沈从文传》提供了如此多关于沈从文及其家乡的背景信息，这可能会加速甚至直接导致他被认定为地方作家。”（Jeffrey C. Kinkley 51）您在翻译沈从文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元素时所采取的面面俱到的翻译策略（Jeffrey C. Kinkley 47）是否也会加速沈从文被认定为地方作家的进程，并加速其作品被认定为地方文学的进程？ 金：有可能。然而，就算1970年代我没有从地域文化视角分析沈从文的作品，中国的文学评论家和湘西学者在1980年代可能也会这样做，苏雪林就曾强调过沈从文作品中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夏志清在其文学分析中，项美丽和邵洵美、金隄和白英在他们的译文中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淡化了沈从文小说的地域特色，意在证明沈从文不只是一位地方作家。
张：您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到要通过采用面面俱到的翻译策略来“最大限度地对译文读者进行文化教育”（Jeffrey C. Kinkley 48），但同时您又希望将沈从文的文学地位从地方作家提升为世界级作家（Jeffrey C. Kinkley 51），您如何协调这两大目标之间的矛盾？
金：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既翻译和分析沈从文富有地域色彩的小说，又翻译和分析他没有地域特色的小说。即便在分析沈从文极富地域特色的小說时，也不应忽视沈从文对于普遍人性的关注。
张：地方色彩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突出特点，它因彰显了中国文学的民族身份而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一批海外读者，然而地方色彩（主要体现为地方文化元素）却为中国乡土文学的翻译带来了较大困难。如何既做到对译文读者进行地方文化教育又能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金：如果地方色彩是文学作品的唯一特色，那么地方色彩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散文可以只专注于地方色彩，但小说必须要有情节和人物，或者其他一些能够超越感官世界并让人大开眼界的元素。地方色彩只是成就了部分中国文学作品的独特品质，并对外国读者产生了吸引力，它无法让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都对外国读者产生吸引力，正如它不是成就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并吸引中国读者的唯一元素一样。对于乡土文学的英译，我认为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和贾平凹小说时就极好地保留了独特的汉语表达方式，而且也没有让译文显得怪异，但方言几乎是无法在译文中再现的。
张：您知道，中国现在正在积极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有学者认为，如果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以适当方式将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予以保留，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助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同时实现了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海外传播的双重目的，可谓一箭双雕。您怎样看待这个观点？
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确实如此，但如果翻译文学作品的目的不在于传递其作为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势必会削弱译文的文学性及其对译文读者的吸引力。外国读者不喜欢《红楼梦》，因为它是一部反映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的家族制度的小说，不过外国读者可能会对此略感好奇，毕竟在当今社会一夫多妻制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翻译《红楼梦》是为了让外国读者相信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很好，外国读者也应该尝试去喜欢，或者是为了让外国读者信仰佛家、道家，相信生命轮回等，这岂不是很荒谬吗？就让曹雪芹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运用佛家和道家的宇宙观吧，不管是出于艺术目的还是基于哲学动机，毕竟他创作《红楼梦》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宣传中国文化;就让我们从他这部讲述旧社会上层阶级家庭故事的小说所反映出的那点现实主义中去发掘一些他意欲向我们展现的东西，以及一些甚至是他并不知道他正在向我们展现的东西吧。
张：您对于借助中国文学的翻译传播中国文化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但是您采用的面面俱到的翻译策略似乎又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作用。比如您之前提到，通过将音译法和释义法相结合，把俗语“热米打粑粑，一切得趁早”中的“粑粑”译为 “baba， biscuits made of corn and rice”，能够让译文读者学到一个在英语中没有对等语的中国词语“baba”（2019年10月13日电子邮件），这种译法不是正好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吗？另外，您先前在谈及学人译者和职业译者之间的区别时就指出，学人译者强调“将译文视为了解作者通过原文所传递出来的思想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影响力的窗口，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译文作为引导读者阅读中文原文，甚至学习中文的助推器”，这难道不是您对于包括您在内的学人译者的翻译活动所应承担的文化传播使命的最佳阐释吗？
金：我的说法可能确实存在矛盾之处，不过这主要是因为我所信奉的是一种中庸之道。我的英文文采无法与沈从文的中文文采相提并论，也无法与比我英文更好的译者（如白英）或者创意作家的文采相提并论。于是，我就在其他方面作出了努力。我想，至少我可以传递出原文读者可能能够体会到的原文某些方面的风味。我相信在这方面，我比白英做得更好。谁是更好的译者？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好”。是的，作为学人译者，我想，我大概从未完全失去过对读者进行“教育”的渴望，不过，说教也有说教的风险。如果译者传递信息的意图过于明显，就会引起读者的反感。译者终究需要作出妥协，权衡得失。比如，如果译者能够在英译中保留中文原文的词序，就有可能让译文对谙熟英汉双语的汉语母语读者产生更加接近于中文原文对其所产生的心理影响。然而，一般而言，过于刻意地保持原文词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通常会导致译文缺乏美感，甚至显得怪异。（这是许多新手译者都会犯的错误。阅读英译文时，读者能够欣赏到英语文本的美，却无法像原文读者那样欣赏到中文原文表达的美。）因此，我的主要观点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该让译文中的最佳表达发生扭曲。译文终究是妥协的结果，它既要忠实于原文的语义和美感，又要保持自身表达的自然、简洁和优美。译者毕竟不希望译文引起读者对其译文身份的关注。不过，我在译文中使用拼音，确实会让读者意识到他们是在读译文，而且是在读一个发生在中国而不是美国的故事。
其他方面也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比如，译者想让《边城》英译本中的翠翠用地道的英语表达她的想法，就好像英语就是她的母语一样，同时，又不希望她讲的英语英国腔或美国腔过重，更何况翠翠口中谈及的还是只在中国，甚至也许是只在她所生活的那个中国小小一隅才存在的事物。译者并不希望读者将翠翠想象成一个在位于英格兰北部的一条河流上摆渡的姑娘，当然，也不希望读者将她想象成一个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两片玉米地之间的河流上摆渡的姑娘。这样，译者就不得不作出判断，进行妥协。译文在语言表达方面要自然流畅，同时，在文化氛围方面又不能过于本土化（既不能英国化也不能美国化），也不能过份彰显其异域情调，否则可能会勾起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化氛围已有的某些不恰当联想，甚至引发文化偏见。到底怎样做才算“恰当”或者“正确”，这是个问题，尤其我们探讨的还是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且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度。 因此，我的基本立场是，译者不得不作出妥协，但教育性目的可能会让译文发生扭曲，除非目的就是对读者就文本本身的意义进行教育。试图用一个特定的文本发表关于中国整体情况的特定看法，或者让读者爱上或讨厌中国或中国文化等等，都将削弱译文的价值。就让文本为自己说话吧。
沈从文小说译文的出版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小说译文会让读者高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艺术，尽管有些小说会让读者对中国文化更加友好，而另一些小说一开始会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更加不友好。不管怎样，读者还是会欣赏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能够造就像沈从文这样伟大的作家。
张：作为杰出的翻译家、汉学家和英语世界的专业读者，您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有何建议？
金：我的看法是译者应该专注于将中国文学的所有精妙之处全部展现给外部世界。“中国文化”是一个比“中国文学”要大得多的概念，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更为多样化。读者可能会喜欢中国文学，却并不一定喜欢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要将中国文化传递给外部世界，尤其是还想让外部世界喜欢中国文化，或者中国这个国家，这个负担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实在是太过沉重了。外国人不可避免地会接受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而排斥其他方面。中国读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我们译者的职责是忠实再现中国文学作品，让它们的文学价值通过译文展现出来，让读者读到更多，学到更多，即使无法做到吸引读者接下来开始学习汉语。即便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英语世界读者依然无法接受当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些人可能会喜欢上与当代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以前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文学和文化都关涉心理。
注释【Notes】
①徐敏慧教授（2010：225）曾指出，“学人译者是指那些在其翻译作品发表之时，翻译并不是其唯一或主要发表的作品。他们发表更多的是学术研究方面的作品。”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Ding， Fan. A History of Local-color Stories. Beijing： Peking UP， 2007.]
Kinkley， Jeffrey.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en Congwen’s Masterwork， Bian Cheng （Border Town）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Washington D.C. ： Sage Publishing， 1 （2014）： 37-59.
魯迅： 致陈烟桥。《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0-82。
[Lu， Xun. “To Chen Yanqiao.”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80-82.]
Shen， Ts’ung-wen. “Preface to the Morningside Edition.” The Chinese Earth： Stories by Shen Ts’ung-wen. Eds. Ching Ti and Robert Payn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2. 3-5.
徐敏慧：沈从文小说英译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3（2010）：220-225.
[Xu， Minhui. “A Surve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en Congwen’s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3 （2010）： 220-225.]
---. “The Voice of a Scholar—Translator： Interview with Prof. Jeffrey C. Kinkley.” Translation Review.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1 （2018）： 1-13.
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