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湖东山小住，心旷神怡的旅行，几疑身不在红尘中矣。虽然时间不过短短三天，但想看的都看到了，想证实的大抵也证实了。连最想一尝的当地名物东山杨梅，因时令不当，私底下曾引为憾事，居然也在餐桌见到以此物酿的饮料，且味道亦颇不恶，算是多少也有了一些补偿。更何况此事于古有征，《庶斋老学丛谈》称“江东人以杨梅煎汁饮之。”说的就是它了。而杨循吉《吴邑志》亦称：“杨梅为吴中名品，洞庭所产尤多，惟宜腌以行远也。其他密（蜜）渍、矾收、火熏、糖浸皆有法，古所传也。”然文中所列四法，其它三种都好理解，就是第二种矾制这个矾，按字书所列义项，跟杨梅贮藏似乎扯不上边，因此我怀疑或为汎字之讹，尽管只是推测，解释亦不无牵强，但汎为水名，跟煎汁二字多少有些关系，总比那个古作礬石、今作工业原料的矾字要合理一些。
　　杨梅之为食物，如麦类中的面条，素食中的豆腐，可谓是人人喜爱的好东西。别说是于古于今都大大有名的东山杨梅，文震亨《长物志》誉之为“吴中佳果，与荔枝并擅高名，各不相下。出光福山中者最美。”就是别地方普通的，每年初上市时，紫实累累，竹篮盛之，衬以绿叶，鲜艳欲滴，一见之下也足够让人神魂颠倒。陆游当年在六峯项里看人家采杨梅，有诗纪其事云：“緑阴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未爱满盘堆火齐，先惊探颔得骊珠。斜簪宝髻看游舫，细织筠笼入上都。醉里自矜豪气在，欲乗风露摘千株。”形容的就是他家乡绍兴杨梅上市时的热闹。而民国作家汪青萍自也不甘落后，他笔下常熟采梅时节的盛景是：“五六月间，宝岩杨梅结子，树以百计，万绿丛中，得此累累红宝，亦足寓目。游人买棹置酒，放乎中流，或入宝岩寺少憩，或放舟西湖，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在此炎热天气，得一清凉世界，较之酣歌恒舞者，洵别有佳趣也。”（《常熟手册》民国卅七年版）
　　但这样的佳品，是从什么时候起才有幸成为国人的口福，谁也说不清楚。别看古代留下的相关文献不少，大都经不起推敲，至少秦汉以前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如果你有兴趣查一查字书，《说文》作者许先生或许很乐意告诉你：“梅，柟也，可食。從木，每声，莫桮切。”而枏又是什么玩意呢，比他更早的毛公在注诗经时说得很干脆，枏就是楠。稍后张华又有补充，说是交让木。是否即古人做家具打棺材的楠木？虽不能十分肯定，但作为树的种类大可无疑。要跟食字发生那么一点关系，除非削作牙签，如施耐庵在古本《水浒传》序里所说的那样：“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何况这还是间接，而非直接。至于许氏为什么又说是枏木，又说可食，这或许只有为他的书作注的段玉裁知道了。至少在陆游的祖父陆佃著《埤雅》的年代，即北宋末，梅的解释还只是梅雨，而非杨梅。
　　还有因吹牛吹过了头，不免露出马脚来的，昔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所列长安内苑名木数十本，其中就有杨梅。写《三都赋》的左太冲批评他是“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把他大大奚落了一顿。后来宋人王观国在《学林》里为他辩护说：“盖橘橙枇杷、杨梅荔枝，皆南方之物，非西北所产。然而上林者，天子之宫苑，四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于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但这样的理由，只能更让人觉得可笑，同时亦可见革命时代的亩产上万斤文化基础之深厚。还有《南方草木状》引所谓东方朔《林邑记》，号称“林邑山杨梅，其大如杯椀，青时极酸，既红，味如崖蜜。以酝酒，号梅香酎，非贵人重客不得饮之。”样子看上去是有点像，又能酿酒，也基本靠谱，但跟杯碗一样大的杨梅，那就不是杨梅，而是杨州名菜红烧狮子头了（作者附注：“扬”古作“杨”，扬州古称杨州，此遵明吴县知县杨循吉《吴邑志》例，以下同。）。尽管后人感觉不妥，已把碗字改成了椀，但一查字书，《玉篇》：“椀，小盂也。”非但跟碗通假，体积或许比碗更大。
　　两晋六朝的情况怎么样，从今人所广为引用的两个典例来看，也同样靠不住。《南史》王虚之传：“字文静，庐江石阳人也。十三丧母，三十三丧父。二十五年盐酢不入口，疾病着床。忽有一人来问疾，谓之曰，君病寻差，俄而不见。病果寻差。庭中杨梅树，隆冬三实，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烛，墓上橘树一冬再实，时人咸以为孝感所致。”又同书卷五十九任昉传：字彦升，乐安博昌人，出任新安太守。“郡有蜜岭及杨梅，旧为太守所采，昉以冐险多物故，实时停绝，吏人咸以百余年未之有也。”前者渲染的是虚妄的精神力量，为人子而有孝心，既属美德，更是天份，而借此胡说八道，说其诚可令杨梅冬天三次结果，这就不应该了，实为对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如贾思勰辈的亵渎，这种杨梅只怕比罂粟还毒，让他自己留着慢慢吃吧。而后者短短一句话中，有好几个字都是有问题的，或讹或伪。什么叫“有蜜岭及杨梅”？什么叫“以冒险多物故”？只要是正常人，不会这样讲话。再说此传据《梁书》任昉传改写，有关杨梅这段话，原书里根本没有，是作者李延寿塞进去的私货。四库提要说这人“当日专致力于北史，南史不过因其旧文排纂删润，故其减字节句，毎失本意，间有所増益，又缘饰为多。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话已说得很重，就不用我再多饶舌了。
　　即使再后来到唐五代时，诗文记载虽然渐渐多了起来，然大都依然信口开河，不足为据。比如《全唐诗》里有几个人写到了杨梅，而且恰好全是顶级大腕，即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也，李诗《梁园吟》称：“玉盘杨梅为君设，呉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他吃杨梅大约是要沾盐的，难怪写出来的诗非常人所及。杜甫《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称：“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到底什么意思，连权威的宋人《九家集注杜诗》也说不清楚，等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出来，才知道写的是松树。孟浩然《裴司士员司户见寻》称：“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这句比较像回事，不过从全诗的描写来看，又是家酿新开，又是骑马而回，季节地域都不对。白居易《冬至宿杨梅馆》称：“十一月中长至夜，三千里外逺行人。若为独宿杨梅馆，冷枕单床一病身。”就干脆只是一个地名，杨梅二字或非名词，杨为地号，梅为馆名，如翻译成《冬至夜宿杨州梅花宾馆》，大概也没什么不可以。此外，奇怪的是这些人一生著述甚丰，在诗集里却不谋而合，都单单留下一个孤例。按理说，这样色味俱属上品的佳物，既然吃过了，尝到味道了。时节一到不说天天吃，每年吃一两回总是要的吧？吃得开心之际，诗情自然喷涌，比如像李白这样的，既然一生可以为酒写上几百首，写杨梅何以就这么一句？想起吴承恩让笔下的孙悟空在某处撒尿纪游的事，感觉还是很有深意的。
　　真正比较靠得住的记载，估计要到宋代，这方面当以南宋的几部郡志如《嘉泰吴兴志》、《嘉泰会稽志》、《咸淳临安志》等为最早，如湖州人号称：“梅生江南，湖郡尤盛。”绍兴人号称：“今出项里何塔六峰塘里，其品之最佳者，曰官长，梅色深紫，香味俱絶。曰线梅，有纹隆隆如线，色尤紫，实大核小，可亚官长梅也。”杭州人号称：“烟霞岭瑞峯寺之侧金姆家者佳；东墓岭十八涧亦盛；皋亭山产者尤甜。”尽管不无自我吹嘘，都说自己所产的杨梅是最好的，但敢在地方志里写进去，这就是入史了，不尽不实固然难免，完全造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考苏州《吴郡志》的成书当在此前，里面尚无有关杨梅的记载，可知其时吴中还不是主要产地，主事者范成大是南宋名臣，史笔严谨，是以不录。
　　但其中湖州城北太湖边卞山产的，实际上跟东山杨梅有直接的亲缘关系，或者干脆说是从那边嫁过来的也未尝不可，不知此前是否有人关注过这问题？据南宋周密《吴兴园林记》所载：“左丞叶少藴之故居在卞山之阳，其邻有朱氏怡云庵。大抵一径产杨梅，盛夏之际，十余里间，朱实离离，不减闽中荔枝也。此园在霅最古，今皆没于蔓草，影响不复存矣。”又据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古代吴中最有名的杨梅品种叫大叶杨梅，“大叶者，最早熟，味甚佳。次则卞山，本出苕溪，移植光福山中，尤胜。”又据东山本地大佬王鳌《姑苏志》：“杨梅为吴中名品，味不减闽之荔支。出光福山铜坑第一，聚坞次之。”这三条资料放在一起，此中的因果關系就相当明显了。再加上历史上发生过的苏州跟湖州有关太湖交界区域的交易，在两郡的地方志里间有记载，只是说得含含糊糊，因而时常为人忽略罢了。事实上，湖州卞山的叶石林精舍，范石湖乾道八年赴广西就任途经湖州专程寻访时已找不到了，而周草窗的所谓“今皆没于蔓草，影响不复存矣”，不过是故作狡狯之语，文人惯技而已，实际上应该已在当年的交易中被划归对方，连同叶宅周边那片十余里间朱实离离的杨梅园。其中大叶二字，仔细寻思，实在是妙不可言。因此，当我在游览中看到位于今叶巷港高大气派的叶氏祠堂，一点也没感到意外。而东山的杨梅所以味道特别好，其因多半当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