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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呢？文章主要从以下六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重温“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二，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发展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永恒使命；第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性始终如一；第四，当前的中美两国角力、国际变局没有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地位；第五，从经济“起飞”的不同结局来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的政治保证；第六，新时代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些新的特征和做法。
关键词：“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
一、重温“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此外，党的基本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决定着我们党的旗帜、国家的性质、政权的归属、社会的取向。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发展经济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永恒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发展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永恒使命。那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和社会发展历程的根本分析是什么？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选择？因为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且工人阶级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的根本驱动力量是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驱动力量也是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突出体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而我们赖以建立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把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创造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需要去履行的历史使命。
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时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始终如一
（一）经济建设成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
根据实践回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時期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性始终如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常会提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这一切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的基础是我党以红色根据地和后方经济建设的成功作为基础保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比敌占区、国统区以及日本统治时期的沦陷区，可以看出我党在革命历史的每个阶段，经济建设、社会生产力都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一段话描述了红军长征在陕北落脚，给当地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的浪潮。大意是中央红军长征在到达陕北之前，当地没有一点近代工业发展的迹象，而当中央红军长征在那里落脚、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之后，当地的经济一下子从中世纪迈入到了近现代社会。
党的各个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中，曾创造了许多“佳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与敌占区进行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也非常精彩。不仅如此，党的地下战线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以20世纪40年代设立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为例，它曾一度掌握了二战之后日本出口1%左右的份额，而且还是中国市场上青霉素进口的总代理。该研究院还曾设想把青霉素等进口西药做成进口替代，在国内搞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在我党与国民党进行决战的时候，虽然从表面看来，国统区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解放区，但实际上国统区的经济建设是一片混乱、每况愈下，而党领导的根据地内部的经济发展情况是持续上行的。这样不同的走势最后决定了：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共产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现实社会主义诞生于相对落后国家的事实加大了经济建设的紧迫性
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大不相同，他们最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然后再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散到全世界。然而，我们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其统治的坚固性太强了。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无法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
1927年苏联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指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苏联在当时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农具竟然还有500万套是木犁而不是铁犁。所以，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有一句名言：“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相比欧洲列强，比如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苏联是非常落后和软弱的。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提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而“落后就要挨打”，就是这段论述的核心命题。 当时，连苏联都面临“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生死存亡的遭遇。那么，对于比苏联更加脆弱的中国来说，“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显得更加残酷。经济建设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这个使命则更为紧迫。
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惟一的世界级女性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做过这样一个总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
（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出发点不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核心主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根本目标，其出发点和核心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0年6月，共六章四十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公布施行，其中第一章《总则》便开宗明义地宣布：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業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作为土地改革的努力目标，实际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农村土地改革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把这个指导思想推广至全国。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曾反复说明了土地改革这一基本目的。他特别强调：“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有利于穷苦的劳动农民，能够帮助解决一些穷困问题。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公案：1953年9月11日，中共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认为国家不该以牺牲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在梁漱溟同志发言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发表即席讲话：“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笔者认为，梁漱溟同志彼时着眼的是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关注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工业化。作为学术研究来讲，我们尊重梁漱溟先生，但从国家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所带来的结果来看，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他的认识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推进了土地改革。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之后都推进了土地改革，如非洲等国家。但是，同样是土地改革，中国的土地改革与非洲等一系列国家的土地改革，两者的结局迥然不同。中国的土地改革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发展了农业的社会生产力，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非洲的土地改革总体来说是比较失败的。两者结果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土地改革从头到尾都紧密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核心主题，是要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经济结构的飞跃提升奠定基础的；而非洲国家的土地改革简单来说就是“分光、吃净”，它不仅没能增强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反而是把基础“分光、吃净”了。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出发点离不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核心主题。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给我国当时的财政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1950—1952年的三年中，我国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分别是38.19%、45.64%和32.23%；而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低于军事国防费用支出比重，分别是30.39%、30.34%和42.40%。虽然背负了沉重的军事国防费用支出，但是由于领导有方、决策明智、行动高效有力，我国通过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推动了农业农村市场对国货的购买力；通过抗美援朝激发了国民的干劲和热情；通过全方位的整顿腐败，扫荡了旧社会、旧中国留下的污泥浊水。
在抗美援朝的这三年里，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取得了大踏步的前进。三年中，我们有效消除了窒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73.8%，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社会总产值同比增长了82.2%，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了1.8倍以上，全国城市就业职工人数同比增长了97.5%，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了70%。三年中，我们一方面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抵御世界头号超级大国领导的所谓的联合国军的狂轰滥炸，另一方面在国内全面推进战后经济恢复的重建工作，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全面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最高记录。在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二战后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仅用三年就恢复到了战前最好水平，其他的主要国家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最少也要花5年时间。
我们一边打了一场大战，一边又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恢复了战后经济，使得抗美援朝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的起点。抗美援朝的胜利给我们带来了60多年的和平。在这期间，我国没有遭遇大规模的外来战争以及外敌入侵，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相比之下，这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盛世时期都没有达到过的成就。
回顾“贞观之治”的22年里，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先后平定东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征高句丽，联姻吐蕃、高昌。再看“文景之治”，38年间匈奴多次入侵，曾经逼近首都长安一百多公里的距离，在那期间还爆发了“七国之乱”。所以，抗美援朝的胜利给我们带来了60多年的和平，为我们营造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和平环境。也正是前30年的经济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初步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四）新时代下仍需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上回顾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新时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始终如一的历程。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向国内外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的环境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使命是否要发生转变？
答案是否定的。最根本的一点是，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不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懈地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那么，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就完全有可能从暂时的领先变为落后。现在，中国经济建设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目标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单纯“赶超”到兼顾“防范被赶超”。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暂时领先到落后，这种情况是多次发生过的。以印度为例，人们好像觉得它比中国落后很多。其实，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都要比中国发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印度的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而中国在战后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的1952年，工业产出仅占GDP总量的17.6%，占工農业总产值的20.6%。
如今，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高铁体系，高铁的运营里程占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一大半。而事实上，印度的铁路体系曾经比中国领先一百多年，中国的铁路运营体系全面超越印度的历史时间并不长。
印度的铁路建设，也就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铁路建设，是始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的185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铁路运营里程超过了5.47万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1949年，我们的铁路运营里程只有2.18万公里，只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属印度殖民地铁路运营里程的40%。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我们紧赶慢赶、咬紧牙关地建设和投资，到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中国的铁路运营里程增长了1.4倍，增长到5.17万公里。但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铁路运营里程相比，仍然少了3000公里。
1984年，中国的铁路运营里程增长到了5.48万公里，才超越了英属印度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水平。而且，那时中国铁路干线的客运列车运营的最高时速仍然没有达到印度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末，印度就把主要干线的客运列车最高运营时速提升到了120公里/小时。1988年，印度铁路客运列车最高运营时速已经提升到了140公里/小时。但是，中国直到1997年4月1日才开始全国铁路第一次大面积的提速，京广、京沪、京哈等既有的干线全面提速至120公里/小时。也就是说，120公里/小时的运营时速，中国的开行时间比印度晚了将近30年。直到21世纪初，中国的铁路运营时速才全面压倒印度。
这一段历史进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我们成功地赶超、压倒了印度。1949年，中国的GDP大概只有印度的一半，发展到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五倍。而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从领先到落后，被中国赶超的一个历史进程。
那么，我们要如何防范被赶超？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就是从曾经的先进国家到被赶超。我曾经整理计算了日本二战之后的GDP和人均GDP的发展水平，可以明显看到，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从发达国家的经济“优等生”，逐渐地退步成了经济发展的“劣等生”。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赶超成就是非常巨大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同年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2008年，中国的工业产出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2009年，中国的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这几年，我国的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3%左右，这个比重相当于二战之后美国综合国力的鼎盛时期在全球出口总额当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于美国现在出口额的1.5倍、德国的1.5倍以及日本的3倍。
一个国家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低谷要攀登上去是非常艰难的，但是要想掉下来却非常容易。同时，在国际竞争中，先发的霸权大国如果想要遏制后发的新兴大国，其中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扶植后发国家，从后面追赶新兴的大国，把新兴大国基础产业的竞争基础掏空。对于这样一种风险和竞争压力，我们要有充分的意识。
审视我国的历史进程，从先进到落后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中国历史上曾经领先世界2000多年，哪怕是在清朝初期的时候，来中国的西方人所写的见闻录以及游记当中，都不乏对中国充满了惊叹和赞叹的描绘，而且这些作者基本都是本国社会的上流人士且见多识广。但到了清朝晚期，来中国的欧洲人所写的见闻录里，对中国逐渐出现了从仰视到平视，最后是俯视的变化。
迈入新时代，如果我们轻易地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就完全有可能重蹈历史上从先进到落后的覆辙，这种风险是现实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方面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并继续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还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也正是基于认识到了在新时代下，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四、中美角力、国际变局没有改变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一直在上升，这使得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面临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种国际格局巨变的环境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是否会发生改变？答案是否定的。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角力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动员起来，积极应对美国的挑战，包括要应对美国遏制中国所带来的大幅度升级的压力。同时要认识到，与美国的斗争，本就不是我们的目标，以斗争求共处才是我们的目标。
中美矛盾的本质特征是“守成霸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这个新兴大国，那么中国要打破对手遏制的野心，靠什么？归根结底，要靠“经济建设”，靠的继续赶超，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最终打破对手遏制中国的野心，让其遏制中国的野心沦为笑话和梦呓。即便是出现了最极端的情况，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功，也是应对最极端情况的基础。只有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产业方面的实力，才能够为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创造条件。 五、从经济“起飞”不同结局看“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保证
回顾过去，中国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在国际社会上，很多人对中国的评价是：中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成功的案例。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完全担得起“起飞”这个词。但是，一个国家经历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起飞”，是否能够一直保持“飞翔”？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有很多，能“修成正果”的却非常少。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其结局大致有三种：一种是“鱼跃成龙”；一种是长期的“发展停滞”；一种是更悲惨的“起飞夭折”。曾经的经济社会发展“起飞”，以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甚至是内战外战而告终。
这三种结局在历史上各占多少比例呢？可以说“鱼跃成龙”是少之又少。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统计当时的低收入国家有100多个，40多年过去了，这些低收入国家中只有四个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在这四个国家中，除了韩国以外，另外三个国家都是资源丰富的小国或岛国，他们的高收入也只是暂时的，主要是受到国际初级产品行情的驱动。
故此，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很多，修成正果的却非常少，大部分国家在暂时的“起飞”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停滞。更糟糕的是，还有很多国家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后，在大规模的动乱和内战外战中夭折。比如，前几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网站上曾刊发一篇文章，对巴基斯坦的描述是：全世界最破败的国家。那么，巴基斯坦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在20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号称是“发展的十年”，那时正是该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由于其社会矛盾，以及其政治体系里面的矛盾未能妥善解决，导致其经济发展在军事政变、社会动荡中一路掉了下来。巴基斯坦的人均GDP曾经长期高于印度，现在却大相径庭。不仅如此，甚至与从它分离出去的曾经很穷困的孟加拉国相比，其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来看苏联。苏联共产党人领导全体人民奋斗建设，把苏联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其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成就，与美国并称“超级大国”。但苏联解体后出现了经济大幅度的倒退乃至夭折，甚至倒退至现在中亚的那些“斯坦”国。在这些国家中，“搶亲”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种“抢亲”，早在苏维埃时代就已经被消灭了。中世纪的这种陋习，现在在中亚的“斯坦”国中又死灰复燃，且是大面积存在的普遍现象，这就是“发展停滞”和“起飞夭折”出现的严重后果。
以上是国际层面的情况，即便是在中国盛世时期，也仍然潜藏着颠覆性的风险，若能够有效地规避这些颠覆性风险，“盛世”将持续甚至更上一层楼；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颠覆性的风险，“盛世”则可能以惨剧而告终。比如“文景之治”，看起来光辉灿烂，但其中也潜藏着一系列重大的颠覆性风险。到了汉武帝时代，对这些颠覆性风险进行了强有力的整顿与改革，汉朝才得以长治久安。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康之治”，当时被人称赞可以与“文景之治”相媲美，并号称“天下无穷人”。但在“太康之治”这种“天下无穷人”的盛世之下，依旧潜藏着一系列的颠覆性风险。庆幸晋武帝司马炎没有陶醉于这种繁荣景象，而是着力解决这些潜在的颠覆性风险，才保持了繁荣景象。然而，在他去世之后不到十年时间，“太康之治”就以“八王之乱”的噩梦而告终。
中国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如此惨痛的教训，而且这样惨痛的教训还不止一次地重演。那么，我们怎能忘乎所以地只是享受当前的成就和安定，而不去下功夫遏制和消除这些颠覆性风险，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正视和强调的。现在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且将延续一段时间，有可能使得此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爆发出来。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整个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快速增长的时期是依靠什么来实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以IT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大爆发式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边界扩展了，实行了持续低利率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多边贸易体系又处于生命力较强的一段时期，而且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充分发挥了其作用等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共同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这20多年的全球经济高增长的时期。
20多年过去了，全球经济高增长的这些因素已经趋向消除了。第一，从科技进步上来看，虽然现在的技术进步很多，可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恐怕没有能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IT技术革命那样，创造出可以称得上是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发挥倍增器、放大器作用的全面的科技革命，这一点就决定了现在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的阶段。在此基础之上，此前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多边贸易体系也进入了疲软的混乱时期，这就使得全球经济贸易高增长的状态不可持续。
从纵向比较来看，现在转入经济低速增长的阶段，会让我们面临此前被掩盖的一系列压力，但从横向来比较，中国的表现要优于其他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报告里指出，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通过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持续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不被打乱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要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能以局部、暂时和具体的策略凌驾于根本原则。
六、新时代的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过40年改革开放，有两个新的、突出的特点：第一，中国失去榜样；第二，对改革实施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以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等等。在回顾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很多论文里，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多文章，其大概意思归纳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因为美国如何，所以我们应当如何；因为西方国家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等等。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逻辑在很多情况下是成立的，是可行的。当时西方国家的确领先我们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经过四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很多领域已经展现出了更高的效率和领先的成果。那么，我们就不能片面地以西方国家为发展标准。原因之一是，有些西方国家的体制和某些方面的疲劳程度日益暴露，我们需要独立思考，自己去探索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这也就是说，中国失去了可以直接复制的模板，失去了榜样。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要对以前的改革再实施改革。这是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措施都要与时俱进，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定出来的，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它都可能会丧失历史合理性。
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期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当时是很合理的，放眼现在它就可能失去合理性。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实行“价格双轨制”，当时它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卓越的改革措施，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实行“价格双轨制”，它带来的就不是进步，而是寻租腐败。再比如，如今扶贫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故此，各级的党组织和政府对此下了很大功夫。但从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就得对此前的改革措施再实施改革。
21世纪初的十年里，我们在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是快速增长的。当时，我国在社会收入分配等方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倾斜和巨大的落差，需要运用我们党和政府强大的决策和执行能力，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来调整和改善收入分配。现在福利性保障方面的支出在我国GDP的占比已经非常高了，这带来的问题是，虽然使人们富裕了，但给我国财政方面带来了负担，而且越来越明显地损害了一些国民劳动、工作的积极性。如果说，一些人不付出劳动仅靠福利和保障，得到的税后收入却比劳动者得到的税后收入还要多的话，这对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抗洪救灾，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近几年，抗洪救灾时，大多都是党员干部奋战在前线，当需要老百姓一起去参加抗洪救灾的时候，有的人就问“给多少钱”。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利保障制度水平过高，以至走向了反面。因此，为了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我们需要对此前的改革再实施改革。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逐步建立起了一个超强力度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这样一種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体系，其力度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这些年来，西部省区本级财政的支出，基本上都达到本级财政收入的四倍左右，最高比例的是西藏自治区，其本级财政的支出高达本级财政收入的九倍。而某些省级以下地区的比例更高，基本上每年的本级财政支出都达到其本级财政收入的十几倍，其本级财政支出远远高于其本级财政收入，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填补。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逐步建立起超强力度的转移支付体系，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有合理性的。因为那时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的发展落差很大，我们需要通过这种转移支付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等方面补上缺口，让它能够赶上全国发展的快速步伐。如今20年多年过去了，转移支付的强度规模越来越大，大到已经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财政的稳定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仅仅西部五个省级自治区的财政赤字，就已经占全国财政赤字总额的38%。显然，这种超强力度的转移支付，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如果继续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会消除剩余地方内部发展的能力与动力。
后发地区要发展，首要靠自身经济的发展，其产品需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那么，西部内陆地区产业发展优势来源于哪里？第一，没有区位优势；第二，本地劳动力没有劳动生产率的优势，那就需要创造优势来保证其生产成本。如果人为提高单位人均工资水平，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地方的产业在全国的市场上是缺乏竞争力的。此外，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多少产出，而是长期依靠超强力度、大规模、无偿的转移支付援助，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压力会格外大。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些消费水平比北京还要高，而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西部省区多年的通货膨胀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是连续多年超强力度的转移支付、无偿援助所带来的结果。
此外，一个地方长期依赖超强力度的转移支付、无偿援助的话，会导致这个地方优秀人才的外流。如果没有大量援助，这个地方的人才能够靠干劲从当地脱颖而出，但是如果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其中80%甚至90%的经济资源不是靠市场竞争而是靠无偿援助分配来的，那么聪明才智和干劲就不再是优势了。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那些有才干、有干劲、有闯劲的人才反而会日益边缘化，最终慢慢流失。因此，当援助转移支付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要想保障人才，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就必须要控制甚至是压缩这些援助转移支付，使人才得到尊重。
古今中外都有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和平与经济繁荣固然是好事，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长期的和平与经济繁荣会导致分利集团的滋生与壮大。而这些分利集团不是依靠自身的效率去取得较高的收益，而是通过更高的政治影响力来控制垄断，通过修订市场规则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攫取垄断性的寻租、腐败性的收入。这样的分利集团，其膨胀所带来的代价是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下降，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福利的损失。在经历了长期和平与繁荣的国家与社会，要想实现和平繁荣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滋生和壮大的分利集团进行整顿和治理，要对此前的改革实施改革，这在任何时代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做到的事情。
“文景之治”之后，汉朝之所以能够长期安定，就是因为在汉武帝的时候，他对“文景之治”所滋生出来的分利集团进行了有效的整顿和治理，保证了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反之，正是因为很多西方国家对此前滋生的分利集团没有进行很好的治理，才导致它们越来越向一个没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否决政体”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理当比别的政治力量更能有效驾驭利益集团和民粹，理当有更强的预见性和执行能力。对此前已经丧失历史和现实合理性的改革措施实施改革，这是新时代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突出特点。坚持改革开放，不是坚持某一个具体的措施，而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魄力。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莫夕 文韬 侯欣 马程
关键词：“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
一、重温“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此外，党的基本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决定着我们党的旗帜、国家的性质、政权的归属、社会的取向。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发展经济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永恒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应该怎样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发展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永恒使命。那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和社会发展历程的根本分析是什么？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选择？因为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且工人阶级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的根本驱动力量是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驱动力量也是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突出体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而我们赖以建立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把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创造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需要去履行的历史使命。
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时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始终如一
（一）经济建设成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
根据实践回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時期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性始终如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常会提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这一切能够最终取得胜利的基础是我党以红色根据地和后方经济建设的成功作为基础保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比敌占区、国统区以及日本统治时期的沦陷区，可以看出我党在革命历史的每个阶段，经济建设、社会生产力都出现了巨大的增长。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一段话描述了红军长征在陕北落脚，给当地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的浪潮。大意是中央红军长征在到达陕北之前，当地没有一点近代工业发展的迹象，而当中央红军长征在那里落脚、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之后，当地的经济一下子从中世纪迈入到了近现代社会。
党的各个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中，曾创造了许多“佳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与敌占区进行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也非常精彩。不仅如此，党的地下战线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以20世纪40年代设立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为例，它曾一度掌握了二战之后日本出口1%左右的份额，而且还是中国市场上青霉素进口的总代理。该研究院还曾设想把青霉素等进口西药做成进口替代，在国内搞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在我党与国民党进行决战的时候，虽然从表面看来，国统区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解放区，但实际上国统区的经济建设是一片混乱、每况愈下，而党领导的根据地内部的经济发展情况是持续上行的。这样不同的走势最后决定了：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共产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现实社会主义诞生于相对落后国家的事实加大了经济建设的紧迫性
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大不相同，他们最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然后再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散到全世界。然而，我们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体系，其统治的坚固性太强了。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无法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
1927年苏联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指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苏联在当时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农具竟然还有500万套是木犁而不是铁犁。所以，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有一句名言：“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相比欧洲列强，比如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苏联是非常落后和软弱的。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提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而“落后就要挨打”，就是这段论述的核心命题。 当时，连苏联都面临“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生死存亡的遭遇。那么，对于比苏联更加脆弱的中国来说，“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显得更加残酷。经济建设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这个使命则更为紧迫。
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惟一的世界级女性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做过这样一个总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
（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出发点不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核心主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根本目标，其出发点和核心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0年6月，共六章四十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公布施行，其中第一章《总则》便开宗明义地宣布：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業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作为土地改革的努力目标，实际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农村土地改革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把这个指导思想推广至全国。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曾反复说明了土地改革这一基本目的。他特别强调：“土地改革的结果，是有利于穷苦的劳动农民，能够帮助解决一些穷困问题。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公案：1953年9月11日，中共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认为国家不该以牺牲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在梁漱溟同志发言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发表即席讲话：“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笔者认为，梁漱溟同志彼时着眼的是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关注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工业化。作为学术研究来讲，我们尊重梁漱溟先生，但从国家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所带来的结果来看，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他的认识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推进了土地改革。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之后都推进了土地改革，如非洲等国家。但是，同样是土地改革，中国的土地改革与非洲等一系列国家的土地改革，两者的结局迥然不同。中国的土地改革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发展了农业的社会生产力，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非洲的土地改革总体来说是比较失败的。两者结果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土地改革从头到尾都紧密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核心主题，是要为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经济结构的飞跃提升奠定基础的；而非洲国家的土地改革简单来说就是“分光、吃净”，它不仅没能增强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反而是把基础“分光、吃净”了。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出发点离不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核心主题。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给我国当时的财政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1950—1952年的三年中，我国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分别是38.19%、45.64%和32.23%；而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低于军事国防费用支出比重，分别是30.39%、30.34%和42.40%。虽然背负了沉重的军事国防费用支出，但是由于领导有方、决策明智、行动高效有力，我国通过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推动了农业农村市场对国货的购买力；通过抗美援朝激发了国民的干劲和热情；通过全方位的整顿腐败，扫荡了旧社会、旧中国留下的污泥浊水。
在抗美援朝的这三年里，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但没有倒退，反而取得了大踏步的前进。三年中，我们有效消除了窒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73.8%，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社会总产值同比增长了82.2%，国家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了1.8倍以上，全国城市就业职工人数同比增长了97.5%，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了70%。三年中，我们一方面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抵御世界头号超级大国领导的所谓的联合国军的狂轰滥炸，另一方面在国内全面推进战后经济恢复的重建工作，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全面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最高记录。在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二战后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仅用三年就恢复到了战前最好水平，其他的主要国家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最少也要花5年时间。
我们一边打了一场大战，一边又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恢复了战后经济，使得抗美援朝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的起点。抗美援朝的胜利给我们带来了60多年的和平。在这期间，我国没有遭遇大规模的外来战争以及外敌入侵，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相比之下，这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所有盛世时期都没有达到过的成就。
回顾“贞观之治”的22年里，唐太宗大力推行府兵制，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先后平定东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征高句丽，联姻吐蕃、高昌。再看“文景之治”，38年间匈奴多次入侵，曾经逼近首都长安一百多公里的距离，在那期间还爆发了“七国之乱”。所以，抗美援朝的胜利给我们带来了60多年的和平，为我们营造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和平环境。也正是前30年的经济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初步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四）新时代下仍需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上回顾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新时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始终如一的历程。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向国内外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的环境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使命是否要发生转变？
答案是否定的。最根本的一点是，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不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懈地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那么，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就完全有可能从暂时的领先变为落后。现在，中国经济建设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目标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从单纯“赶超”到兼顾“防范被赶超”。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暂时领先到落后，这种情况是多次发生过的。以印度为例，人们好像觉得它比中国落后很多。其实，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都要比中国发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印度的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而中国在战后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的1952年，工业产出仅占GDP总量的17.6%，占工農业总产值的20.6%。
如今，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高铁体系，高铁的运营里程占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一大半。而事实上，印度的铁路体系曾经比中国领先一百多年，中国的铁路运营体系全面超越印度的历史时间并不长。
印度的铁路建设，也就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铁路建设，是始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的185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铁路运营里程超过了5.47万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1949年，我们的铁路运营里程只有2.18万公里，只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属印度殖民地铁路运营里程的40%。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我们紧赶慢赶、咬紧牙关地建设和投资，到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中国的铁路运营里程增长了1.4倍，增长到5.17万公里。但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铁路运营里程相比，仍然少了3000公里。
1984年，中国的铁路运营里程增长到了5.48万公里，才超越了英属印度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水平。而且，那时中国铁路干线的客运列车运营的最高时速仍然没有达到印度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末，印度就把主要干线的客运列车最高运营时速提升到了120公里/小时。1988年，印度铁路客运列车最高运营时速已经提升到了140公里/小时。但是，中国直到1997年4月1日才开始全国铁路第一次大面积的提速，京广、京沪、京哈等既有的干线全面提速至120公里/小时。也就是说，120公里/小时的运营时速，中国的开行时间比印度晚了将近30年。直到21世纪初，中国的铁路运营时速才全面压倒印度。
这一段历史进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我们成功地赶超、压倒了印度。1949年，中国的GDP大概只有印度的一半，发展到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五倍。而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从领先到落后，被中国赶超的一个历史进程。
那么，我们要如何防范被赶超？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就是从曾经的先进国家到被赶超。我曾经整理计算了日本二战之后的GDP和人均GDP的发展水平，可以明显看到，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从发达国家的经济“优等生”，逐渐地退步成了经济发展的“劣等生”。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赶超成就是非常巨大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同年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2008年，中国的工业产出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2009年，中国的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这几年，我国的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3%左右，这个比重相当于二战之后美国综合国力的鼎盛时期在全球出口总额当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于美国现在出口额的1.5倍、德国的1.5倍以及日本的3倍。
一个国家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低谷要攀登上去是非常艰难的，但是要想掉下来却非常容易。同时，在国际竞争中，先发的霸权大国如果想要遏制后发的新兴大国，其中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扶植后发国家，从后面追赶新兴的大国，把新兴大国基础产业的竞争基础掏空。对于这样一种风险和竞争压力，我们要有充分的意识。
审视我国的历史进程，从先进到落后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中国历史上曾经领先世界2000多年，哪怕是在清朝初期的时候，来中国的西方人所写的见闻录以及游记当中，都不乏对中国充满了惊叹和赞叹的描绘，而且这些作者基本都是本国社会的上流人士且见多识广。但到了清朝晚期，来中国的欧洲人所写的见闻录里，对中国逐渐出现了从仰视到平视，最后是俯视的变化。
迈入新时代，如果我们轻易地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就完全有可能重蹈历史上从先进到落后的覆辙，这种风险是现实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方面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并继续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还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也正是基于认识到了在新时代下，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四、中美角力、国际变局没有改变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一直在上升，这使得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面临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种国际格局巨变的环境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是否会发生改变？答案是否定的。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角力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动员起来，积极应对美国的挑战，包括要应对美国遏制中国所带来的大幅度升级的压力。同时要认识到，与美国的斗争，本就不是我们的目标，以斗争求共处才是我们的目标。
中美矛盾的本质特征是“守成霸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这个新兴大国，那么中国要打破对手遏制的野心，靠什么？归根结底，要靠“经济建设”，靠的继续赶超，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最终打破对手遏制中国的野心，让其遏制中国的野心沦为笑话和梦呓。即便是出现了最极端的情况，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功，也是应对最极端情况的基础。只有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产业方面的实力，才能够为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创造条件。 五、从经济“起飞”不同结局看“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保证
回顾过去，中国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在国际社会上，很多人对中国的评价是：中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成功的案例。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完全担得起“起飞”这个词。但是，一个国家经历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起飞”，是否能够一直保持“飞翔”？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有很多，能“修成正果”的却非常少。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其结局大致有三种：一种是“鱼跃成龙”；一种是长期的“发展停滞”；一种是更悲惨的“起飞夭折”。曾经的经济社会发展“起飞”，以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甚至是内战外战而告终。
这三种结局在历史上各占多少比例呢？可以说“鱼跃成龙”是少之又少。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统计当时的低收入国家有100多个，40多年过去了，这些低收入国家中只有四个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在这四个国家中，除了韩国以外，另外三个国家都是资源丰富的小国或岛国，他们的高收入也只是暂时的，主要是受到国际初级产品行情的驱动。
故此，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很多，修成正果的却非常少，大部分国家在暂时的“起飞”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停滞。更糟糕的是，还有很多国家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后，在大规模的动乱和内战外战中夭折。比如，前几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网站上曾刊发一篇文章，对巴基斯坦的描述是：全世界最破败的国家。那么，巴基斯坦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在20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号称是“发展的十年”，那时正是该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由于其社会矛盾，以及其政治体系里面的矛盾未能妥善解决，导致其经济发展在军事政变、社会动荡中一路掉了下来。巴基斯坦的人均GDP曾经长期高于印度，现在却大相径庭。不仅如此，甚至与从它分离出去的曾经很穷困的孟加拉国相比，其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来看苏联。苏联共产党人领导全体人民奋斗建设，把苏联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其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成就，与美国并称“超级大国”。但苏联解体后出现了经济大幅度的倒退乃至夭折，甚至倒退至现在中亚的那些“斯坦”国。在这些国家中，“搶亲”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种“抢亲”，早在苏维埃时代就已经被消灭了。中世纪的这种陋习，现在在中亚的“斯坦”国中又死灰复燃，且是大面积存在的普遍现象，这就是“发展停滞”和“起飞夭折”出现的严重后果。
以上是国际层面的情况，即便是在中国盛世时期，也仍然潜藏着颠覆性的风险，若能够有效地规避这些颠覆性风险，“盛世”将持续甚至更上一层楼；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颠覆性的风险，“盛世”则可能以惨剧而告终。比如“文景之治”，看起来光辉灿烂，但其中也潜藏着一系列重大的颠覆性风险。到了汉武帝时代，对这些颠覆性风险进行了强有力的整顿与改革，汉朝才得以长治久安。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康之治”，当时被人称赞可以与“文景之治”相媲美，并号称“天下无穷人”。但在“太康之治”这种“天下无穷人”的盛世之下，依旧潜藏着一系列的颠覆性风险。庆幸晋武帝司马炎没有陶醉于这种繁荣景象，而是着力解决这些潜在的颠覆性风险，才保持了繁荣景象。然而，在他去世之后不到十年时间，“太康之治”就以“八王之乱”的噩梦而告终。
中国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如此惨痛的教训，而且这样惨痛的教训还不止一次地重演。那么，我们怎能忘乎所以地只是享受当前的成就和安定，而不去下功夫遏制和消除这些颠覆性风险，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正视和强调的。现在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且将延续一段时间，有可能使得此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爆发出来。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整个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快速增长的时期是依靠什么来实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以IT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大爆发式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边界扩展了，实行了持续低利率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多边贸易体系又处于生命力较强的一段时期，而且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充分发挥了其作用等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共同造就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这20多年的全球经济高增长的时期。
20多年过去了，全球经济高增长的这些因素已经趋向消除了。第一，从科技进步上来看，虽然现在的技术进步很多，可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恐怕没有能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IT技术革命那样，创造出可以称得上是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发挥倍增器、放大器作用的全面的科技革命，这一点就决定了现在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的阶段。在此基础之上，此前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多边贸易体系也进入了疲软的混乱时期，这就使得全球经济贸易高增长的状态不可持续。
从纵向比较来看，现在转入经济低速增长的阶段，会让我们面临此前被掩盖的一系列压力，但从横向来比较，中国的表现要优于其他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报告里指出，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通过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持续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不被打乱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要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能以局部、暂时和具体的策略凌驾于根本原则。
六、新时代的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过40年改革开放，有两个新的、突出的特点：第一，中国失去榜样；第二，对改革实施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以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等等。在回顾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很多论文里，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多文章，其大概意思归纳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因为美国如何，所以我们应当如何；因为西方国家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等等。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逻辑在很多情况下是成立的，是可行的。当时西方国家的确领先我们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经过四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很多领域已经展现出了更高的效率和领先的成果。那么，我们就不能片面地以西方国家为发展标准。原因之一是，有些西方国家的体制和某些方面的疲劳程度日益暴露，我们需要独立思考，自己去探索改革的方向与路径。这也就是说，中国失去了可以直接复制的模板，失去了榜样。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要对以前的改革再实施改革。这是因为任何一项政策的措施都要与时俱进，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定出来的，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它都可能会丧失历史合理性。
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期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当时是很合理的，放眼现在它就可能失去合理性。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实行“价格双轨制”，当时它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卓越的改革措施，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实行“价格双轨制”，它带来的就不是进步，而是寻租腐败。再比如，如今扶贫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故此，各级的党组织和政府对此下了很大功夫。但从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就得对此前的改革措施再实施改革。
21世纪初的十年里，我们在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是快速增长的。当时，我国在社会收入分配等方面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倾斜和巨大的落差，需要运用我们党和政府强大的决策和执行能力，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来调整和改善收入分配。现在福利性保障方面的支出在我国GDP的占比已经非常高了，这带来的问题是，虽然使人们富裕了，但给我国财政方面带来了负担，而且越来越明显地损害了一些国民劳动、工作的积极性。如果说，一些人不付出劳动仅靠福利和保障，得到的税后收入却比劳动者得到的税后收入还要多的话，这对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抗洪救灾，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近几年，抗洪救灾时，大多都是党员干部奋战在前线，当需要老百姓一起去参加抗洪救灾的时候，有的人就问“给多少钱”。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利保障制度水平过高，以至走向了反面。因此，为了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我们需要对此前的改革再实施改革。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逐步建立起了一个超强力度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这样一種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体系，其力度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这些年来，西部省区本级财政的支出，基本上都达到本级财政收入的四倍左右，最高比例的是西藏自治区，其本级财政的支出高达本级财政收入的九倍。而某些省级以下地区的比例更高，基本上每年的本级财政支出都达到其本级财政收入的十几倍，其本级财政支出远远高于其本级财政收入，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填补。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逐步建立起超强力度的转移支付体系，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有合理性的。因为那时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的发展落差很大，我们需要通过这种转移支付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等方面补上缺口，让它能够赶上全国发展的快速步伐。如今20年多年过去了，转移支付的强度规模越来越大，大到已经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财政的稳定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仅仅西部五个省级自治区的财政赤字，就已经占全国财政赤字总额的38%。显然，这种超强力度的转移支付，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如果继续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会消除剩余地方内部发展的能力与动力。
后发地区要发展，首要靠自身经济的发展，其产品需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那么，西部内陆地区产业发展优势来源于哪里？第一，没有区位优势；第二，本地劳动力没有劳动生产率的优势，那就需要创造优势来保证其生产成本。如果人为提高单位人均工资水平，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地方的产业在全国的市场上是缺乏竞争力的。此外，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多少产出，而是长期依靠超强力度、大规模、无偿的转移支付援助，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压力会格外大。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些消费水平比北京还要高，而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西部省区多年的通货膨胀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是连续多年超强力度的转移支付、无偿援助所带来的结果。
此外，一个地方长期依赖超强力度的转移支付、无偿援助的话，会导致这个地方优秀人才的外流。如果没有大量援助，这个地方的人才能够靠干劲从当地脱颖而出，但是如果援助的力度非常大，其中80%甚至90%的经济资源不是靠市场竞争而是靠无偿援助分配来的，那么聪明才智和干劲就不再是优势了。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那些有才干、有干劲、有闯劲的人才反而会日益边缘化，最终慢慢流失。因此，当援助转移支付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要想保障人才，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就必须要控制甚至是压缩这些援助转移支付，使人才得到尊重。
古今中外都有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和平与经济繁荣固然是好事，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长期的和平与经济繁荣会导致分利集团的滋生与壮大。而这些分利集团不是依靠自身的效率去取得较高的收益，而是通过更高的政治影响力来控制垄断，通过修订市场规则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攫取垄断性的寻租、腐败性的收入。这样的分利集团，其膨胀所带来的代价是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下降，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福利的损失。在经历了长期和平与繁荣的国家与社会，要想实现和平繁荣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滋生和壮大的分利集团进行整顿和治理，要对此前的改革实施改革，这在任何时代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做到的事情。
“文景之治”之后，汉朝之所以能够长期安定，就是因为在汉武帝的时候，他对“文景之治”所滋生出来的分利集团进行了有效的整顿和治理，保证了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反之，正是因为很多西方国家对此前滋生的分利集团没有进行很好的治理，才导致它们越来越向一个没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否决政体”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理当比别的政治力量更能有效驾驭利益集团和民粹，理当有更强的预见性和执行能力。对此前已经丧失历史和现实合理性的改革措施实施改革，这是新时代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突出特点。坚持改革开放，不是坚持某一个具体的措施，而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魄力。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莫夕 文韬 侯欣 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