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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先生的社区研究方法，是我国社会学学术思想中的瑰宝，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费先生的类型比较法，为超越个案研究提出了思路，但他也指出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提出农村作为中国的基层社区意义重大，但要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必须研究包含城乡各层次的社区体系。
关键词：费孝通；社会学；社区研究方法
追溯费孝通先生社区研究方法的源头，与其导师吴文藻先生的影响密不可分。吴先生首先提倡“社会学中国化”，并指出其实现途径就是社区研究。他认为，社区研究的功能之一是对现有的社会学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利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和新理论。应借鉴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即人类学的“假设——求证”方法。对于社区研究来说，功能分析与社区研究是相吻合的，是社区研究应采纳的方法。
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除了具有功能学派的特点之外，还具有鲜明的目标：“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费孝通，1990）”。在这种目的的指导之下，一个直接的问题摆在面前——如何实现从个案到“整体”的跨越呢？
1938年，费孝通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根据他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资料，以英文发表了标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作为博士论文。1939年，该书在英国出版，翻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村改称为江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作的中文版，采用了《江村经济》作为书名。费先生在书中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了中国东部一个村庄的基本情况、包括历史文化背景、村民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最主要的是关于村民的经济生产问题分析。江村的农民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和桑蚕丝生产，其中水稻生产用于保障基本口粮，桑蚕丝生产用于增加其他收入。由于时代变迁，受到工业化生产的巨大冲击，农民手工生产的桑蚕丝日益失去了市场，农民收入难以为继，有的甚至由于生活所迫需要借高利贷，导致生活陷入困境，最终由于还不起高利贷甚至还要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一个农村社区的变迁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中国社会的变迁。费先生深入分析后指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实际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是农民的收入甚至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的问题。要提高农民收入就不能只依靠农业，他建议为提高农民收入恢复发展现代乡土工业。《江村经济》一书作为实地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开启了费先生对中国社会普遍性问题深入探究和分析的历程。
在《江村经济》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之后，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一些质疑。例如，学者弗里德曼（freedman，1963）认为，费先生的研究局限于中国个别农村，因此不能达到认识整个中国的目的（王富伟，2012）。学者利奇（leach，1982）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从农村入手进行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是不能概括中国国情的（费孝通，1996）。
针对这些质疑，费先生肯定了利奇观点的可取之处——如果把一个中国的农村看成是全国所有农村的典型，那肯定是错误的，但同时，他亦鲜明地指出，“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以偏概全”，而是用“逐渐接近”的方法逐步来研究中国社会。
首先，他说明了“人文世界”与“数学世界”的区别。人文世界中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总而成的“总数”，人文世界中的“个别是整体的复制品”，通过对个案的细致研究，可以认识整个人文世界。利奇的错误是“混淆了数学上的总数和人文世界的总体”（费孝通，1996）。
第二，他提出客观事物存有“类型”的概念。
费先生提出客观事物存有类型（Type）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个体。（费孝通，1990）。
第三，说明“类型比较法”的原则。
由于具体场景的限制，来自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个案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比较？对于此问题，费先生认为“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相同的结构，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结构。条件是可以比较的，结构因之也可以比较”（费孝通、张之毅，1990：7）。
在解决了个案的可比性之后，类型之间的比较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他指出“有如了解了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费孝通、张之毅，1990：8）。
针对江村这个个案来说，费先生认为，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农村，与江村所处的条件相同或非常相似，在时代背景、社会结构上和文化上也是基本相同的。毋庸置疑，具有相同条件的农村构成了一个类型，通过比较法，将中国各类型的农村描述出来，便达到了“接近”了解中国所有农村的目的。通过对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地的研究，体现出了他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可以用这种研究方法逐步接近认识中国的全部国情。
值得注意的是，费先生后来指出这种研究方法有一定局限性，提出农村作为中国的基层社区意义重大，但要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必须研究包含城乡各层次的社区体系。所以，在之后的研究中，费先生走出农村社区，将目光转向了小城镇，将类型比较法运用在城乡社区各层次的方面。（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
本论文为宝鸡文理学院院级重点项目（ZK106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1988，《学术因缘五十年——编<云南三村>书后》，《读书》第2期。
[2] 费孝通，1990，《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第10期。
[3] 费孝通，1995，《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4] 费孝通，1996，《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
[5] 费孝通、张之毅，1990，《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6] 卢晖临，2005，《社区研究：源起、问题与新生》，《开放时代》第4期。
[7] 王富伟，2012，《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社会学研究》第5期
[8] 赵金才，2012，《费孝通与<云南三村>》，《社会工作》第3期
关键词：费孝通；社会学；社区研究方法
追溯费孝通先生社区研究方法的源头，与其导师吴文藻先生的影响密不可分。吴先生首先提倡“社会学中国化”，并指出其实现途径就是社区研究。他认为，社区研究的功能之一是对现有的社会学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利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和新理论。应借鉴功能学派的研究方法，即人类学的“假设——求证”方法。对于社区研究来说，功能分析与社区研究是相吻合的，是社区研究应采纳的方法。
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除了具有功能学派的特点之外，还具有鲜明的目标：“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费孝通，1990）”。在这种目的的指导之下，一个直接的问题摆在面前——如何实现从个案到“整体”的跨越呢？
1938年，费孝通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根据他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资料，以英文发表了标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作为博士论文。1939年，该书在英国出版，翻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村改称为江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作的中文版，采用了《江村经济》作为书名。费先生在书中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了中国东部一个村庄的基本情况、包括历史文化背景、村民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最主要的是关于村民的经济生产问题分析。江村的农民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和桑蚕丝生产，其中水稻生产用于保障基本口粮，桑蚕丝生产用于增加其他收入。由于时代变迁，受到工业化生产的巨大冲击，农民手工生产的桑蚕丝日益失去了市场，农民收入难以为继，有的甚至由于生活所迫需要借高利贷，导致生活陷入困境，最终由于还不起高利贷甚至还要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一个农村社区的变迁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中国社会的变迁。费先生深入分析后指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实际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是农民的收入甚至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的问题。要提高农民收入就不能只依靠农业，他建议为提高农民收入恢复发展现代乡土工业。《江村经济》一书作为实地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开启了费先生对中国社会普遍性问题深入探究和分析的历程。
在《江村经济》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之后，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一些质疑。例如，学者弗里德曼（freedman，1963）认为，费先生的研究局限于中国个别农村，因此不能达到认识整个中国的目的（王富伟，2012）。学者利奇（leach，1982）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从农村入手进行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是不能概括中国国情的（费孝通，1996）。
针对这些质疑，费先生肯定了利奇观点的可取之处——如果把一个中国的农村看成是全国所有农村的典型，那肯定是错误的，但同时，他亦鲜明地指出，“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以偏概全”，而是用“逐渐接近”的方法逐步来研究中国社会。
首先，他说明了“人文世界”与“数学世界”的区别。人文世界中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总而成的“总数”，人文世界中的“个别是整体的复制品”，通过对个案的细致研究，可以认识整个人文世界。利奇的错误是“混淆了数学上的总数和人文世界的总体”（费孝通，1996）。
第二，他提出客观事物存有“类型”的概念。
费先生提出客观事物存有类型（Type）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个体。（费孝通，1990）。
第三，说明“类型比较法”的原则。
由于具体场景的限制，来自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个案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比较？对于此问题，费先生认为“相同的条件下会发生相同的结构，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结构。条件是可以比较的，结构因之也可以比较”（费孝通、张之毅，1990：7）。
在解决了个案的可比性之后，类型之间的比较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他指出“有如了解了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或模式了。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费孝通、张之毅，1990：8）。
针对江村这个个案来说，费先生认为，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农村，与江村所处的条件相同或非常相似，在时代背景、社会结构上和文化上也是基本相同的。毋庸置疑，具有相同条件的农村构成了一个类型，通过比较法，将中国各类型的农村描述出来，便达到了“接近”了解中国所有农村的目的。通过对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地的研究，体现出了他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可以用这种研究方法逐步接近认识中国的全部国情。
值得注意的是，费先生后来指出这种研究方法有一定局限性，提出农村作为中国的基层社区意义重大，但要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必须研究包含城乡各层次的社区体系。所以，在之后的研究中，费先生走出农村社区，将目光转向了小城镇，将类型比较法运用在城乡社区各层次的方面。（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
本论文为宝鸡文理学院院级重点项目（ZK1060）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1988，《学术因缘五十年——编<云南三村>书后》，《读书》第2期。
[2] 费孝通，1990，《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第10期。
[3] 费孝通，1995，《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4] 费孝通，1996，《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
[5] 费孝通、张之毅，1990，《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6] 卢晖临，2005，《社区研究：源起、问题与新生》，《开放时代》第4期。
[7] 王富伟，2012，《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基于知识的增长》，《社会学研究》第5期
[8] 赵金才，2012，《费孝通与<云南三村>》，《社会工作》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