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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开的百花，陪我们感受着庚子初春难熬又难忘的一个月。
这一个月，就像坐过山车，紧张且惊心动魄；
这一个月，就像在炼狱，难熬且痛苦不堪；
这一个月，从樱桃树残叶凋零，到骨朵立枝，到白花花漫山、凋零，再到豌豆大小的绿樱桃儿满枝。
樱桃花凋谢后，往往是雏樱桃儿长到女孩儿脸上小痘痘大小的时候，那嫩叶儿，才暖洋洋地在日光洒下的碎金下，懒洋洋地从枝丫上长出来。
雏樱桃儿和嫩叶儿没有感受到那过山车的惊心动魄，他们的母亲，那在寒风凛凛中，光秃秃的瘦削的直插云霄的樱桃树，见证了这场惊心动魄。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阴
腊月二十六，家门口这棵樱桃树上，己亥年干瘪发黄的最后一片枯叶随风轻撩，悄然归土。
“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忘却一东风。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
看着光秃秃的瘦削的樱桃树，突然让我想起了杨万里的这首诗，心里一阵淡淡的忧伤，油然而生。
已经忙得有一段时间没有打开电视机了。一开机，看到了一则令人瞠目的新闻。这天，八十四岁的院士钟南山通过央视平台告诉公众，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会人传人的。
连续数天，我看到很多在外的游子裹着满满的行囊，载着和亲人团圆的期望，盼着春天的到来，潮水般地奔向一个叫故乡的地方。
通常，从腊月十五开始，兄弟姐妹就会相互走动团年。
通常，从正月初二到元宵节，亲戚之间还会相互请客拜年。
此时，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聚会，正在千家万户上演。团年的酒局上，亲人们纷纷谋划着排列春节请客拜年的时间顺序和外出旅游的地方。
而我一言不发，作为一个距武汉有着一千八百里远的小山村的党总支书记，从腊月二十六开始到大年三十，上级党委和政府几乎每天都在召集我去开会。我的妻子和孩子在另一座与我相隔仅有二十来公里的城市，我却抽不出时间回去陪他们，内心有难以言表的内疚。
内疚之余，我已经强烈地预感到，接下来的庚子春节，将是一个难熬的春节。武汉距成都虽隔万水千山，但是，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春节前，已有五百万人离汉，其中赴蓉武汉人，有数万之众。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今天是除夕，站在龍泉山脉家门口往远处眺望。往年的这个时候，一马平川的山下，鞭炮声此起彼伏，五彩的烟花霓虹，会把夜空装点得绚丽夺目。尤其到了除夕夜十一点五十分至正月初一凌晨一点之间，烟花爆竹，就像金蛇狂舞，雄狮咆哮，让成都平原无法安宁。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烟花爆竹，还有刺鼻的、呛喉的、令人窒息的烟尘。
今天晚上没有烟尘。山下死一般沉寂，一点也不闹腾。没有了往年同期的烟花爆竹烟尘遮盖，就像一面热气散去的镜子，变得清晰起来。
这一天跟历史上所有的除夕都不一样。当日，四川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应急响应。往年，除夕夜是寺庙敬香祈福最为热闹的地方。从昨天到今天，我陆续看到很多宗教场所的告示：“除夕夜，不开门”……
凡此种种，对于曾参与过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线报道、从事过二十多年主流媒体工作的我而言，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场战争即将开始，一场战“疫”即将打响。但是，怎么打，心里是懵的。
我想，正月的假期泡汤，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阴
今天是正月初一。早上，我把大多还在睡懒觉的小伙伴们叫起来，通知他们到村委会召开“战”前动员会。
为什么说是“战”？在我的印象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没有启动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我想，国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钟南山“人传人”这三个字的考量上的。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理解钟先生所讲“人传人”的道理：细菌和病毒，都是致病性病原微生物。两者之间的细胞结构不同，细菌通过细胞分裂和定植存活。但是，病毒无细胞壁，靠细胞核自我复制，具有很强的传播性。所以，病毒具有传染性，而细菌没有。相比而言，病毒复制比细菌难杀灭。
所以，这场战争，不是人与自然，也不是人与人的战争，而是人与病毒的一场需要全民参与的战“疫”。
既然确定为“全民参与”，我想，我得首先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搞出来，让全村的父老乡亲知道，要他们积极配合。
劳累了一整年，过去的每一年正月初一，我都犒劳自己——睡到自然醒。但是，今天早上怎么也睡不着。
春节前，已经有一波接一波从外地工作、学习的人返回村里。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是病毒携带者，再经过家人传播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然后再呈几何增长，后果不堪设想。当务之急，必须阻断“人传人”的渠道！
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我草拟了一份《告全村村民书》，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请大家在春节期间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要到“幺店子”“围堆堆”打牌；二是请村里面所有的农家乐暂停营业。第三，我布置的第三个“作业”是最让人头疼的，我要求村里所有的小伙伴（我们村党总支和村委的工作人员总计只有八个人）从正月初一开始，对全村三千四百多人，一个不漏，逐户逐人排查。有多少从市外回来的，有多少从省外回来的，还有多少是从湖北、武汉回来的，他们途经哪些地方，是乘“大鸟”回来的还是坐火车、自驾回来的？为了及时、准确无误地摸清楚信息，我们要求坐火车或者飞机回来的，要提供车（飞机）票、车（飞机航班号）次。
有个别小伙伴对我正月初一一大早把他们叫起来开会心生不悦，对我提出的关闭幺店子、农家乐明显持反对意见。首先，上级没有规定不准到“幺店子”打牌，更没有规定农家乐不准开业。这些幺店子、农家乐都是本村人开的，去叫停他们，不仅会把老板统统得罪了，还有在外挣了钱回来准备在幺店子、农家乐“显摆”的人都给得罪了。再说，你廖兴友作为一个村书记，一句话就不准人家开门，于法无据，会遭“唾沫淹死”。其次，逐户逐人摸排，其工作量实在太大，他们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的要求是“小题大做”。就凭我们村“两委”八个人，即便像拉磨的驴一样，360度转，二十四小时跑，几天几夜也跑不完的（关于如何及时完成摸排，我是有另外考虑的）。 我逐个给辖区的农家乐老板打电话，告知他們要暂停营业。有很多老板叫苦：他们一年的生意，很大一部分收入，都是在春节前后的接待宴请。从正月初二到十五，每天的桌席都已经预订满了。农家乐的菜也备齐了，你说不开业，那么大的损失由谁来买单？
对于老板们的反应我是理解的。如果按部就班随大流，《告全村村民书》不发，我是不会有问题的。发了，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引发群众不满，甚至投诉，我首当其冲是第一责任人，出了问题，无疑将会承担极大风险。但是，假如不发，乡亲们大量聚集，请客送礼，一旦有一个输入的感染者进入我们村里，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我成了一个吃了秤砣的铁了心的人，我表现出了少有的固执：《告全村村民书》不但要发，还要马上发。出了问题，我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以表决的形式，决定《告全村村民书》发与不发的命运。大家觉得如何？”我一边说，一边举起了右手。接着，村党总支部的两名委员举起了右手，再接着，所有党员干部举起了右手！
《告全村村民书》发出去了，有没有老百姓聚集在一起打牌，得对辖区十四个“幺店子”逐个逐个地看一下。忙了一整天，晚饭后，我搭着治安巡逻员的摩托车，迎着刺骨的寒风，顺着乡村小道，一个一个地察看。手脚和脸都冻僵了，看到的情况不太理想，还有不少“幺店子”仍在营业。我们一个一个地把打麻将和打纸牌的人群劝散。再这样下去，如果出现人传人的疫情，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治保主任说，从明天（正月初二）开始，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要对辖区所有的“幺店子”一个不漏地各巡查一遍。第一次口头招呼，第二次暂扣麻将，第三次直接把麻将桌给砸了。这个“砸”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大家不约而同看了我一眼。我在村干部眼里，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书记，怎么也看不出有“暴力”倾向的。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多云
今天早上，村干部小卜报给我在省外回村的人数是二十四人。我手握的数据是，全村常年在外务工的人员有两百四十多人。过年才回来二十多人，难道这些人都乐不思蜀了？正在我纳闷的时候，一个有三百多人的村民小组组长告诉我，他们一个组，从省外回来的人就有二十多人。最后，小卜坦承，她手上的数据，是各组组长报给她的。这个数据并不准确。
不准确的排查数据资料，将会对我们疫情防控工作带来误判。我告诉小伙伴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问，一定要下去一家一家地看、问、听。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坟。活着的人，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天涯海角，打开电脑，要保证在三十秒时间内，查实当事人的住所和其他主要信息资料，并与之取得联系。
如小伙伴所言，单靠我们“七八条枪”，要在短时间及时准确把全村三千四百多人，一千四百多户家庭的家底摸清，几乎不可能。
其实，我们打全民战疫的人力资源储备，还是挺充足的。我们日常的志愿者活动丰富而频繁，有一大批相对稳定的铁杆志愿者。
平时，在外工作的党员，一年到头，基本上很难回家参加一次组织活动。正值春节，大批在外的党员回来了。如何体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如何体现国家在危难时刻党员冲锋在一线，如何体现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疫情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启动，就是一张考卷。
村干部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开始分批通知六十岁以下的党员和志愿者向村委会集结。我们分了五个组，白天、黑夜加班加点，采取村干部包组、党员包院落、组长、议事会、监事会成员包户的方式开展工作，紧盯新进入本村人员，深入每个组、院落，治理卫生死角，增设专用废弃口罩垃圾桶，防止废弃口罩造成第二次污染。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十日
正月初六、初七，口罩奇缺，不戴口罩的人，随处可见。
这是一个全民防疫战，我们全村乡亲都是战士。我认为，你只要做到“待在家，不串门，不聚集，勤通风，勤洗手，出门戴口罩；有发烧咳嗽、有旅居途经湖北史，有接触疫情较重地区人员史，有外省回来及时向我们报告……”你就是一个好战士。
小叶未出枝头，花儿已先探春。在两三个不算太暖和的春日过后，樱桃花苞已经渐渐舒张开来。在我们这个小山村，没有出现疫情，有点小情怀的人在花间流连。不看书看报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三五成群邀约共商“修长城”的大事。
起初，我们对村里的十多家“幺店子”，挨家挨户去看，发现有三三两两地在打牌，劝散了。第二天去，还有人打。跟我一起去执勤的派出所民警鲁大哥说，抗疫时期，又值春节，为了构建和谐氛围，避免舆情发生，暂扣几颗麻将，等疫情结束再还给他们。照单试了，还有人照打不误，而且是关上房门，躲在楼上打麻将。
“直接砸麻将机。”在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相劝，大理小理说尽，我下达命令，对“油盐不进”牌君子，采取非君子的方式处理。我们村的治保主任老梁是一名退伍军人，执行命令可谓不折不扣，拎起铁锤开干，我们把砸麻将桌的图片文字发到快报和公众号上传播，效果出奇地好。第二天老梁来到单位，屁股一瘸一拐，不敢坐在凳上，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他砸麻将机的事情被七旬老妈知道了，老妈说他把村里人得罪了，就举起黄荆条，抽打了他的屁股。老梁的屁股受了委屈，可治理聚集打麻将的收效不错，当天上午下午晚上三次巡查，无一家“幺店子”有打麻将的事情。
正当我们为此高兴时，第二天，老梁解气地向我汇报，说有些人躲在家里打麻将，他又砸了两家麻将桌。
1763年，英国的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时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老梁向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接到了投诉老梁擅自进入群众家的电话。
我问投诉的人，在家里是你一家人打麻将，还是有别家的人到你家一起聚集。投诉人说，很好的邻居到我家里一起玩，我也不可能把别人赶走啊。
我告诉投诉人，你一口锅里吃饭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的村干部把麻将桌给砸了，是我们不对。我给你赔礼道歉，但是，如果你容纳别家的人在你家打麻将，你这样做就不可爱了。你想想，你一家人是健康的，如果到你家的人是初期病毒携带者，暂时没有发烧咳嗽等症状，你们被感染了，就连是谁把病传染给你的，你都不晓得，这得多冤啊。 经过跟群众持续的“博弈”，打麻将打堆堆的現象终于消停了。
二〇二〇年二月五日
上午，我们召集各组组长到村委会开会。决定下午在村域内各出入口设立卡口，启动半封闭管理。下午五点，我到十四个卡口逐一检查，发现有些卡口用竹竿拦起来，有些卡口就地取材，用路边的树丫枝横在路上。还有些地方更“横”，一个组有多个出入口的，他们把其他路口用石头隔断，统一在一个口子出入。这样就可以只留一个人值守。我问他们，能不能够确保特种车辆紧急出入？一位彪悍的汉子撩起袖口，一声震天吼，就把石头给扳开了。
我们除了保留为省外重点地区回来居家观察者服务的人员外，我们的小伙伴开始对村里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半封闭管理。以前入户排查的志愿者，开始转战卡点值守。有些村出入口少，设置一两个卡点就够了，节约人力资源成本。而我们村的卡点有十四个，按照一个卡点两个人值守来算，也要近三十个人。加上其他工作需要同步开展，虽有上级干部前来支援，可人手还是不够。晓得我们缺人，在六十七岁的党员周基松和六十八岁的党员李世全的带动下，邹万波、周素明、黄居桂、陈厚忠等等一大批中青年无职党员，黄顺秋、黄顺田、陈志英、彭常会等普通志愿者开始在寒冷的村口值守卡口，让我十分感动。
二〇二〇年二月七日
老梁是我们村的治保主任，当过兵，扛过枪，没打过仗。他除了负责巡逻察看有无人员在“幺店子”围堆堆打牌，每天还负责村办公室和垃圾房的消毒。
今天来办公室，发现从不剃光头的他变成了光头。我正纳闷，现在到处都关门闭户，他从哪里找到师傅剃了头。他说，昨天晚上被老妈用黄荆条打了屁股，现在屁股火烧火辣疼，不敢坐凳子。老梁对剃光头和挨黄荆条，都做了解释——其实他不用解释的。
他说，他是一个比较注重仪式感的男人。昨天晚上，他自己拿出刀，对着镜子把一头黑发剃个精光，暗自发誓，全国疫情没有得到控制，他就不留头发。正在为自己暗自发誓而沾沾自喜，就觉得屁股上一溜火辣辣的疼。老妈没来得及询问，一根黄金条就打在他的屁股上。老梁感觉莫名其妙，说我剃头发，至于用黄荆条打吗？老妈说，我才不是因为你剃光头。
原来，最近老梁去砸了别个“幺店子”的麻将机，在网上传开了，儿子把人得罪得差不多了。老年母亲认为，这样下去，以后怎么跟左邻右舍相处？无论老梁如何解释，老妈就是不听。最后老梁的夫人在中间调和，老妈不看僧面看佛面，给儿媳一个面子，老梁的屁股才免遭“开花”。
二〇二〇年二月八日，小雪
今天是元宵节。去冬今春以来，今天迎来了第一场雪。这雪，不是白色的雪花，没有飘落的轻盈和曼妙，是下雨一般，从天空直直落下的雪粒，着地后，要翻上几个跟斗，才停歇下来。雪粒除了带给我们刺骨的寒冷，没有一丁点令人兴奋的美观。
我们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小伙伴（还有包括区里派驻我们村的干部）连续吃了半个多月的方便面和盒饭。每天的盒饭都是村主任官师提供的（官师叫官久松，在场镇上开了三十多年小饭馆，他又当老板又做主厨，所以大家都叫他官师）。疫情防控期间，包括官师饭店在内，街上所有的大小餐饮娱乐场所全部暂停营业。官师就把他的夫人和弟弟弟媳们动员起来，给我们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盒饭。每天中午的盒饭只有一个菜。为了防止大家每天吃盒饭把胃口弄没了，每天的菜都是不同的：有白菜炒肉，凉拌菠菜、蒜苗回锅肉、素炒藕片等等。中午志愿者小廖开车去饭店取到盒饭后，再把盒饭分发到全村的十多个卡口的值守人员手上，再返回村部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因为是元宵节，大家都不能回家跟亲人团聚，细心的官师今天中午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蒜薹肉丝、凉拌猪耳，还煮了一桶热腾腾、甜甜的红糖醪糟汤圆——这算是大家春节以来吃得最为丰盛的一次盒饭。我们算了一下，春节前后，当地的蒜薹卖七十多块钱一公斤（价格比上等猪肉还要高一些），加上凉拌猪耳和醪糟汤圆，一份盒饭的成本价，至少在三十块钱以上（官师每盒盒饭算的是二十块钱）。
为了保持足够的距离吃饭，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独自端上一条塑料凳，把饭菜放在凳上，蹲在党群服务中心的大坝子上，人与人之间相隔几米十多米远吃饭。不聊天，不说话。完了迅速戴上口罩，把饭盒装进垃圾桶，又开始各干各的活儿。
中午饭毕，我和我们巡查组的组长李静利用休息时间，一起到张家巷的卡口上巡查。李静是我们村年轻的党员。平时在成都市一家电信公司上班，做事认真严谨。在这次战疫中，党总支给她一个没有薪酬的临时职务——五桂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督查组长。
我们遇到这样一件事：张家巷的老白通知朋友下午两点来接他去火车站，谁知这朋友太积极了，上午十点多就赶到了。卡口的值守人员易大姐是这个组组长的夫人。易大姐很坚持原则，她把这个外地朋友挡在卡口外面说，我们张家巷有三百多人，我放你进去了，如果引发疫情，我就是这三百多人的罪人。没办法，见朋友进不去，老白只好把饭菜端到卡口外给朋友吃了，提前匆匆离开。
在屋里待久了，很多乡亲蠢蠢欲动，想到卡口外走一走。卡口值守人大多像易大姐一样，是本组的村民。易大姐可以斩钉截铁把不认识的人挡在卡口外面，可是对一个大院子的人，大家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最难为情。
中午，有一位大爷想出卡口，易大姐拿他没办法，于是，李静出马了。大爷算是遇上一个较真的督查组长了——他想从左边出卡口，李静就从左边给挡住，大爷想从右边开溜，李静又把步子挪到右边。这左右左右、左左右右“拉锯”僵持好一会儿，有人开始起哄：你一个老大不小的人，为难一个女孩儿，太丢人了。快回去带孙娃子耍。这一说，让满脸胡茬的大爷脸上一阵阵发红，于是打消闯关念头，止步回家。
卡口的设立，目的无非是在疫情的危险和高发时期，尽可能阻断和减少疫情进入我们的村子。千百年来，没有经历过物管门卫管理的农村散居院落的人，对于卡口管理所产生的过敏和水土不服，是强烈的、极为不习惯的。 为了便于管理，我们在实行半封闭管理后，每一户人发给他们一张生活物资采购出入卡，每户每两天可以派一人，经卡口值守人签字确认，出入一次卡口，方可进入半封闭管理的农贸市场采购生活物资。
二〇二〇年二月九日
为了尽量减少人员外出，我们开始谋划在卡口内设置临时蔬菜及其他农产品交易点。从今天起，我们在林溪谷、张家巷和丁家山附近几个院落设置交易点。规定每天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半，下午四点到五點半为交易时间。
早上九点多，我开车去溜了一圈，发现我们设置的农产品临时交易点买卖人员都很少。到了十点多，人开始多起来。有些乡亲没有戴口罩。我劝他们戴上，有些说戴着呼吸不畅，有些说现在买不到口罩，还有些对我们戴口罩的心生不满，说，我拿钱给你，你帮我买嘛。确实，眼下口罩紧缺，上级政府对我们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每天发一个一次性的口罩。一次性口罩一个使用大概四个小时。为了延长使用期，起初，我在口罩里面垫上一层餐巾纸。但是，餐巾纸不透气，戴上很难受。后来，我翻箱倒柜，找出了过去买的敷伤口的纱布垫在口罩里面。这样一来，一个口罩可以用上两三天。我把节约下来的口罩，就送给那些卖菜的大爷大妈。
这个时候送口罩给一个平时连招呼也不打的人，其实是一件超级大方的事情。你想想，在年前，猪肉涨价的时候，大家都说，请客点一盘回锅肉，比平常请客吃山珍海味还要厚道。而在眼下，往日不到一块钱一个的口罩，花五六块钱还无处可买。你想想，送口罩是不是比请吃回锅肉更大方？
戴上我送的口罩，卖菜的大爷也表现出了难得的大方，乡亲们买他的菜，价格比市场便宜很多，而且还连卖带送。他儿子见他戴上了口罩，甚感惊奇，未等相问，骄傲回答：村干部送我的口罩，村干部送我的口罩！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晴
樱桃花已经由白变成暗黄，并逐渐飘落了。早熟品种的樱桃，已经结出了一粒粒青涩的小樱桃。樱桃花去，金灿灿的油菜花接踵而来，在阳光下被一群群蜜蜂簇拥。从正月初一至今，我们已经整整战斗一个月了。这天晚上，四川省应急委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
晚上，准备把欠了一个多月的瞌睡补回来。可是，屁股坐在床沿上，两条腿却不听使唤，肌肉酸疼得就像一锅炖烂了的肉，怎么也挪不上床。
极度疲惫，反而很容易引发失眠。也罢，正好利用失眠的时间，来回顾一下这一个月在疫线战斗的感悟。
这一个多月来，媒体大多聚焦在湖北武汉。无疑，湖北武汉是这场由党中央作为总指挥的战胜新冠肺炎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的主战场。有朋友问我，作为一个没有发生疫情的小山村党支部，在疫情防控中，你认为，怎么样才算取得这次防控战的胜利？
我说，从开始没有疫情发生，到结束时还没有疫情发生，这就算胜利。
责任编辑 贾飞
这一个月，就像坐过山车，紧张且惊心动魄；
这一个月，就像在炼狱，难熬且痛苦不堪；
这一个月，从樱桃树残叶凋零，到骨朵立枝，到白花花漫山、凋零，再到豌豆大小的绿樱桃儿满枝。
樱桃花凋谢后，往往是雏樱桃儿长到女孩儿脸上小痘痘大小的时候，那嫩叶儿，才暖洋洋地在日光洒下的碎金下，懒洋洋地从枝丫上长出来。
雏樱桃儿和嫩叶儿没有感受到那过山车的惊心动魄，他们的母亲，那在寒风凛凛中，光秃秃的瘦削的直插云霄的樱桃树，见证了这场惊心动魄。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阴
腊月二十六，家门口这棵樱桃树上，己亥年干瘪发黄的最后一片枯叶随风轻撩，悄然归土。
“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忘却一东风。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
看着光秃秃的瘦削的樱桃树，突然让我想起了杨万里的这首诗，心里一阵淡淡的忧伤，油然而生。
已经忙得有一段时间没有打开电视机了。一开机，看到了一则令人瞠目的新闻。这天，八十四岁的院士钟南山通过央视平台告诉公众，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会人传人的。
连续数天，我看到很多在外的游子裹着满满的行囊，载着和亲人团圆的期望，盼着春天的到来，潮水般地奔向一个叫故乡的地方。
通常，从腊月十五开始，兄弟姐妹就会相互走动团年。
通常，从正月初二到元宵节，亲戚之间还会相互请客拜年。
此时，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聚会，正在千家万户上演。团年的酒局上，亲人们纷纷谋划着排列春节请客拜年的时间顺序和外出旅游的地方。
而我一言不发，作为一个距武汉有着一千八百里远的小山村的党总支书记，从腊月二十六开始到大年三十，上级党委和政府几乎每天都在召集我去开会。我的妻子和孩子在另一座与我相隔仅有二十来公里的城市，我却抽不出时间回去陪他们，内心有难以言表的内疚。
内疚之余，我已经强烈地预感到，接下来的庚子春节，将是一个难熬的春节。武汉距成都虽隔万水千山，但是，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春节前，已有五百万人离汉，其中赴蓉武汉人，有数万之众。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今天是除夕，站在龍泉山脉家门口往远处眺望。往年的这个时候，一马平川的山下，鞭炮声此起彼伏，五彩的烟花霓虹，会把夜空装点得绚丽夺目。尤其到了除夕夜十一点五十分至正月初一凌晨一点之间，烟花爆竹，就像金蛇狂舞，雄狮咆哮，让成都平原无法安宁。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烟花爆竹，还有刺鼻的、呛喉的、令人窒息的烟尘。
今天晚上没有烟尘。山下死一般沉寂，一点也不闹腾。没有了往年同期的烟花爆竹烟尘遮盖，就像一面热气散去的镜子，变得清晰起来。
这一天跟历史上所有的除夕都不一样。当日，四川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应急响应。往年，除夕夜是寺庙敬香祈福最为热闹的地方。从昨天到今天，我陆续看到很多宗教场所的告示：“除夕夜，不开门”……
凡此种种，对于曾参与过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线报道、从事过二十多年主流媒体工作的我而言，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场战争即将开始，一场战“疫”即将打响。但是，怎么打，心里是懵的。
我想，正月的假期泡汤，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阴
今天是正月初一。早上，我把大多还在睡懒觉的小伙伴们叫起来，通知他们到村委会召开“战”前动员会。
为什么说是“战”？在我的印象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没有启动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我想，国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钟南山“人传人”这三个字的考量上的。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理解钟先生所讲“人传人”的道理：细菌和病毒，都是致病性病原微生物。两者之间的细胞结构不同，细菌通过细胞分裂和定植存活。但是，病毒无细胞壁，靠细胞核自我复制，具有很强的传播性。所以，病毒具有传染性，而细菌没有。相比而言，病毒复制比细菌难杀灭。
所以，这场战争，不是人与自然，也不是人与人的战争，而是人与病毒的一场需要全民参与的战“疫”。
既然确定为“全民参与”，我想，我得首先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搞出来，让全村的父老乡亲知道，要他们积极配合。
劳累了一整年，过去的每一年正月初一，我都犒劳自己——睡到自然醒。但是，今天早上怎么也睡不着。
春节前，已经有一波接一波从外地工作、学习的人返回村里。他们中，如果有一个人是病毒携带者，再经过家人传播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然后再呈几何增长，后果不堪设想。当务之急，必须阻断“人传人”的渠道！
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我草拟了一份《告全村村民书》，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请大家在春节期间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要到“幺店子”“围堆堆”打牌；二是请村里面所有的农家乐暂停营业。第三，我布置的第三个“作业”是最让人头疼的，我要求村里所有的小伙伴（我们村党总支和村委的工作人员总计只有八个人）从正月初一开始，对全村三千四百多人，一个不漏，逐户逐人排查。有多少从市外回来的，有多少从省外回来的，还有多少是从湖北、武汉回来的，他们途经哪些地方，是乘“大鸟”回来的还是坐火车、自驾回来的？为了及时、准确无误地摸清楚信息，我们要求坐火车或者飞机回来的，要提供车（飞机）票、车（飞机航班号）次。
有个别小伙伴对我正月初一一大早把他们叫起来开会心生不悦，对我提出的关闭幺店子、农家乐明显持反对意见。首先，上级没有规定不准到“幺店子”打牌，更没有规定农家乐不准开业。这些幺店子、农家乐都是本村人开的，去叫停他们，不仅会把老板统统得罪了，还有在外挣了钱回来准备在幺店子、农家乐“显摆”的人都给得罪了。再说，你廖兴友作为一个村书记，一句话就不准人家开门，于法无据，会遭“唾沫淹死”。其次，逐户逐人摸排，其工作量实在太大，他们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的要求是“小题大做”。就凭我们村“两委”八个人，即便像拉磨的驴一样，360度转，二十四小时跑，几天几夜也跑不完的（关于如何及时完成摸排，我是有另外考虑的）。 我逐个给辖区的农家乐老板打电话，告知他們要暂停营业。有很多老板叫苦：他们一年的生意，很大一部分收入，都是在春节前后的接待宴请。从正月初二到十五，每天的桌席都已经预订满了。农家乐的菜也备齐了，你说不开业，那么大的损失由谁来买单？
对于老板们的反应我是理解的。如果按部就班随大流，《告全村村民书》不发，我是不会有问题的。发了，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引发群众不满，甚至投诉，我首当其冲是第一责任人，出了问题，无疑将会承担极大风险。但是，假如不发，乡亲们大量聚集，请客送礼，一旦有一个输入的感染者进入我们村里，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我成了一个吃了秤砣的铁了心的人，我表现出了少有的固执：《告全村村民书》不但要发，还要马上发。出了问题，我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以表决的形式，决定《告全村村民书》发与不发的命运。大家觉得如何？”我一边说，一边举起了右手。接着，村党总支部的两名委员举起了右手，再接着，所有党员干部举起了右手！
《告全村村民书》发出去了，有没有老百姓聚集在一起打牌，得对辖区十四个“幺店子”逐个逐个地看一下。忙了一整天，晚饭后，我搭着治安巡逻员的摩托车，迎着刺骨的寒风，顺着乡村小道，一个一个地察看。手脚和脸都冻僵了，看到的情况不太理想，还有不少“幺店子”仍在营业。我们一个一个地把打麻将和打纸牌的人群劝散。再这样下去，如果出现人传人的疫情，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治保主任说，从明天（正月初二）开始，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要对辖区所有的“幺店子”一个不漏地各巡查一遍。第一次口头招呼，第二次暂扣麻将，第三次直接把麻将桌给砸了。这个“砸”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大家不约而同看了我一眼。我在村干部眼里，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书记，怎么也看不出有“暴力”倾向的。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多云
今天早上，村干部小卜报给我在省外回村的人数是二十四人。我手握的数据是，全村常年在外务工的人员有两百四十多人。过年才回来二十多人，难道这些人都乐不思蜀了？正在我纳闷的时候，一个有三百多人的村民小组组长告诉我，他们一个组，从省外回来的人就有二十多人。最后，小卜坦承，她手上的数据，是各组组长报给她的。这个数据并不准确。
不准确的排查数据资料，将会对我们疫情防控工作带来误判。我告诉小伙伴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问，一定要下去一家一家地看、问、听。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坟。活着的人，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天涯海角，打开电脑，要保证在三十秒时间内，查实当事人的住所和其他主要信息资料，并与之取得联系。
如小伙伴所言，单靠我们“七八条枪”，要在短时间及时准确把全村三千四百多人，一千四百多户家庭的家底摸清，几乎不可能。
其实，我们打全民战疫的人力资源储备，还是挺充足的。我们日常的志愿者活动丰富而频繁，有一大批相对稳定的铁杆志愿者。
平时，在外工作的党员，一年到头，基本上很难回家参加一次组织活动。正值春节，大批在外的党员回来了。如何体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如何体现国家在危难时刻党员冲锋在一线，如何体现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疫情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启动，就是一张考卷。
村干部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开始分批通知六十岁以下的党员和志愿者向村委会集结。我们分了五个组，白天、黑夜加班加点，采取村干部包组、党员包院落、组长、议事会、监事会成员包户的方式开展工作，紧盯新进入本村人员，深入每个组、院落，治理卫生死角，增设专用废弃口罩垃圾桶，防止废弃口罩造成第二次污染。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十日
正月初六、初七，口罩奇缺，不戴口罩的人，随处可见。
这是一个全民防疫战，我们全村乡亲都是战士。我认为，你只要做到“待在家，不串门，不聚集，勤通风，勤洗手，出门戴口罩；有发烧咳嗽、有旅居途经湖北史，有接触疫情较重地区人员史，有外省回来及时向我们报告……”你就是一个好战士。
小叶未出枝头，花儿已先探春。在两三个不算太暖和的春日过后，樱桃花苞已经渐渐舒张开来。在我们这个小山村，没有出现疫情，有点小情怀的人在花间流连。不看书看报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三五成群邀约共商“修长城”的大事。
起初，我们对村里的十多家“幺店子”，挨家挨户去看，发现有三三两两地在打牌，劝散了。第二天去，还有人打。跟我一起去执勤的派出所民警鲁大哥说，抗疫时期，又值春节，为了构建和谐氛围，避免舆情发生，暂扣几颗麻将，等疫情结束再还给他们。照单试了，还有人照打不误，而且是关上房门，躲在楼上打麻将。
“直接砸麻将机。”在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相劝，大理小理说尽，我下达命令，对“油盐不进”牌君子，采取非君子的方式处理。我们村的治保主任老梁是一名退伍军人，执行命令可谓不折不扣，拎起铁锤开干，我们把砸麻将桌的图片文字发到快报和公众号上传播，效果出奇地好。第二天老梁来到单位，屁股一瘸一拐，不敢坐在凳上，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他砸麻将机的事情被七旬老妈知道了，老妈说他把村里人得罪了，就举起黄荆条，抽打了他的屁股。老梁的屁股受了委屈，可治理聚集打麻将的收效不错，当天上午下午晚上三次巡查，无一家“幺店子”有打麻将的事情。
正当我们为此高兴时，第二天，老梁解气地向我汇报，说有些人躲在家里打麻将，他又砸了两家麻将桌。
1763年，英国的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时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老梁向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接到了投诉老梁擅自进入群众家的电话。
我问投诉的人，在家里是你一家人打麻将，还是有别家的人到你家一起聚集。投诉人说，很好的邻居到我家里一起玩，我也不可能把别人赶走啊。
我告诉投诉人，你一口锅里吃饭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的村干部把麻将桌给砸了，是我们不对。我给你赔礼道歉，但是，如果你容纳别家的人在你家打麻将，你这样做就不可爱了。你想想，你一家人是健康的，如果到你家的人是初期病毒携带者，暂时没有发烧咳嗽等症状，你们被感染了，就连是谁把病传染给你的，你都不晓得，这得多冤啊。 经过跟群众持续的“博弈”，打麻将打堆堆的現象终于消停了。
二〇二〇年二月五日
上午，我们召集各组组长到村委会开会。决定下午在村域内各出入口设立卡口，启动半封闭管理。下午五点，我到十四个卡口逐一检查，发现有些卡口用竹竿拦起来，有些卡口就地取材，用路边的树丫枝横在路上。还有些地方更“横”，一个组有多个出入口的，他们把其他路口用石头隔断，统一在一个口子出入。这样就可以只留一个人值守。我问他们，能不能够确保特种车辆紧急出入？一位彪悍的汉子撩起袖口，一声震天吼，就把石头给扳开了。
我们除了保留为省外重点地区回来居家观察者服务的人员外，我们的小伙伴开始对村里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半封闭管理。以前入户排查的志愿者，开始转战卡点值守。有些村出入口少，设置一两个卡点就够了，节约人力资源成本。而我们村的卡点有十四个，按照一个卡点两个人值守来算，也要近三十个人。加上其他工作需要同步开展，虽有上级干部前来支援，可人手还是不够。晓得我们缺人，在六十七岁的党员周基松和六十八岁的党员李世全的带动下，邹万波、周素明、黄居桂、陈厚忠等等一大批中青年无职党员，黄顺秋、黄顺田、陈志英、彭常会等普通志愿者开始在寒冷的村口值守卡口，让我十分感动。
二〇二〇年二月七日
老梁是我们村的治保主任，当过兵，扛过枪，没打过仗。他除了负责巡逻察看有无人员在“幺店子”围堆堆打牌，每天还负责村办公室和垃圾房的消毒。
今天来办公室，发现从不剃光头的他变成了光头。我正纳闷，现在到处都关门闭户，他从哪里找到师傅剃了头。他说，昨天晚上被老妈用黄荆条打了屁股，现在屁股火烧火辣疼，不敢坐凳子。老梁对剃光头和挨黄荆条，都做了解释——其实他不用解释的。
他说，他是一个比较注重仪式感的男人。昨天晚上，他自己拿出刀，对着镜子把一头黑发剃个精光，暗自发誓，全国疫情没有得到控制，他就不留头发。正在为自己暗自发誓而沾沾自喜，就觉得屁股上一溜火辣辣的疼。老妈没来得及询问，一根黄金条就打在他的屁股上。老梁感觉莫名其妙，说我剃头发，至于用黄荆条打吗？老妈说，我才不是因为你剃光头。
原来，最近老梁去砸了别个“幺店子”的麻将机，在网上传开了，儿子把人得罪得差不多了。老年母亲认为，这样下去，以后怎么跟左邻右舍相处？无论老梁如何解释，老妈就是不听。最后老梁的夫人在中间调和，老妈不看僧面看佛面，给儿媳一个面子，老梁的屁股才免遭“开花”。
二〇二〇年二月八日，小雪
今天是元宵节。去冬今春以来，今天迎来了第一场雪。这雪，不是白色的雪花，没有飘落的轻盈和曼妙，是下雨一般，从天空直直落下的雪粒，着地后，要翻上几个跟斗，才停歇下来。雪粒除了带给我们刺骨的寒冷，没有一丁点令人兴奋的美观。
我们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小伙伴（还有包括区里派驻我们村的干部）连续吃了半个多月的方便面和盒饭。每天的盒饭都是村主任官师提供的（官师叫官久松，在场镇上开了三十多年小饭馆，他又当老板又做主厨，所以大家都叫他官师）。疫情防控期间，包括官师饭店在内，街上所有的大小餐饮娱乐场所全部暂停营业。官师就把他的夫人和弟弟弟媳们动员起来，给我们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盒饭。每天中午的盒饭只有一个菜。为了防止大家每天吃盒饭把胃口弄没了，每天的菜都是不同的：有白菜炒肉，凉拌菠菜、蒜苗回锅肉、素炒藕片等等。中午志愿者小廖开车去饭店取到盒饭后，再把盒饭分发到全村的十多个卡口的值守人员手上，再返回村部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因为是元宵节，大家都不能回家跟亲人团聚，细心的官师今天中午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蒜薹肉丝、凉拌猪耳，还煮了一桶热腾腾、甜甜的红糖醪糟汤圆——这算是大家春节以来吃得最为丰盛的一次盒饭。我们算了一下，春节前后，当地的蒜薹卖七十多块钱一公斤（价格比上等猪肉还要高一些），加上凉拌猪耳和醪糟汤圆，一份盒饭的成本价，至少在三十块钱以上（官师每盒盒饭算的是二十块钱）。
为了保持足够的距离吃饭，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独自端上一条塑料凳，把饭菜放在凳上，蹲在党群服务中心的大坝子上，人与人之间相隔几米十多米远吃饭。不聊天，不说话。完了迅速戴上口罩，把饭盒装进垃圾桶，又开始各干各的活儿。
中午饭毕，我和我们巡查组的组长李静利用休息时间，一起到张家巷的卡口上巡查。李静是我们村年轻的党员。平时在成都市一家电信公司上班，做事认真严谨。在这次战疫中，党总支给她一个没有薪酬的临时职务——五桂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督查组长。
我们遇到这样一件事：张家巷的老白通知朋友下午两点来接他去火车站，谁知这朋友太积极了，上午十点多就赶到了。卡口的值守人员易大姐是这个组组长的夫人。易大姐很坚持原则，她把这个外地朋友挡在卡口外面说，我们张家巷有三百多人，我放你进去了，如果引发疫情，我就是这三百多人的罪人。没办法，见朋友进不去，老白只好把饭菜端到卡口外给朋友吃了，提前匆匆离开。
在屋里待久了，很多乡亲蠢蠢欲动，想到卡口外走一走。卡口值守人大多像易大姐一样，是本组的村民。易大姐可以斩钉截铁把不认识的人挡在卡口外面，可是对一个大院子的人，大家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最难为情。
中午，有一位大爷想出卡口，易大姐拿他没办法，于是，李静出马了。大爷算是遇上一个较真的督查组长了——他想从左边出卡口，李静就从左边给挡住，大爷想从右边开溜，李静又把步子挪到右边。这左右左右、左左右右“拉锯”僵持好一会儿，有人开始起哄：你一个老大不小的人，为难一个女孩儿，太丢人了。快回去带孙娃子耍。这一说，让满脸胡茬的大爷脸上一阵阵发红，于是打消闯关念头，止步回家。
卡口的设立，目的无非是在疫情的危险和高发时期，尽可能阻断和减少疫情进入我们的村子。千百年来，没有经历过物管门卫管理的农村散居院落的人，对于卡口管理所产生的过敏和水土不服，是强烈的、极为不习惯的。 为了便于管理，我们在实行半封闭管理后，每一户人发给他们一张生活物资采购出入卡，每户每两天可以派一人，经卡口值守人签字确认，出入一次卡口，方可进入半封闭管理的农贸市场采购生活物资。
二〇二〇年二月九日
为了尽量减少人员外出，我们开始谋划在卡口内设置临时蔬菜及其他农产品交易点。从今天起，我们在林溪谷、张家巷和丁家山附近几个院落设置交易点。规定每天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半，下午四点到五點半为交易时间。
早上九点多，我开车去溜了一圈，发现我们设置的农产品临时交易点买卖人员都很少。到了十点多，人开始多起来。有些乡亲没有戴口罩。我劝他们戴上，有些说戴着呼吸不畅，有些说现在买不到口罩，还有些对我们戴口罩的心生不满，说，我拿钱给你，你帮我买嘛。确实，眼下口罩紧缺，上级政府对我们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每天发一个一次性的口罩。一次性口罩一个使用大概四个小时。为了延长使用期，起初，我在口罩里面垫上一层餐巾纸。但是，餐巾纸不透气，戴上很难受。后来，我翻箱倒柜，找出了过去买的敷伤口的纱布垫在口罩里面。这样一来，一个口罩可以用上两三天。我把节约下来的口罩，就送给那些卖菜的大爷大妈。
这个时候送口罩给一个平时连招呼也不打的人，其实是一件超级大方的事情。你想想，在年前，猪肉涨价的时候，大家都说，请客点一盘回锅肉，比平常请客吃山珍海味还要厚道。而在眼下，往日不到一块钱一个的口罩，花五六块钱还无处可买。你想想，送口罩是不是比请吃回锅肉更大方？
戴上我送的口罩，卖菜的大爷也表现出了难得的大方，乡亲们买他的菜，价格比市场便宜很多，而且还连卖带送。他儿子见他戴上了口罩，甚感惊奇，未等相问，骄傲回答：村干部送我的口罩，村干部送我的口罩！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晴
樱桃花已经由白变成暗黄，并逐渐飘落了。早熟品种的樱桃，已经结出了一粒粒青涩的小樱桃。樱桃花去，金灿灿的油菜花接踵而来，在阳光下被一群群蜜蜂簇拥。从正月初一至今，我们已经整整战斗一个月了。这天晚上，四川省应急委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
晚上，准备把欠了一个多月的瞌睡补回来。可是，屁股坐在床沿上，两条腿却不听使唤，肌肉酸疼得就像一锅炖烂了的肉，怎么也挪不上床。
极度疲惫，反而很容易引发失眠。也罢，正好利用失眠的时间，来回顾一下这一个月在疫线战斗的感悟。
这一个多月来，媒体大多聚焦在湖北武汉。无疑，湖北武汉是这场由党中央作为总指挥的战胜新冠肺炎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的主战场。有朋友问我，作为一个没有发生疫情的小山村党支部，在疫情防控中，你认为，怎么样才算取得这次防控战的胜利？
我说，从开始没有疫情发生，到结束时还没有疫情发生，这就算胜利。
责任编辑 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