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读到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观点:中国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只能从事制造业。他的理由是:
　　(一)中国的教育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科学和工程几乎被所有家长、老师所认同,这样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学生只适应从事制造业。
　　(二)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中国的教育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
　　(三)美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促成教育的全面转型,目前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美国教育体系已经转为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也基于此,耶鲁大学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如果学生在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某一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
　　(四)优秀人才的培养,甚至良好公民的培养,需要思辨能力的培养。所以,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
　　显然,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与发达国家的截然不同。这种教育体制可以简单概括为“重理工轻人文社会”,而且在近年来这种教育体制受到了教育部等官方机构的进一步强化:
　　(一)在确定高等学校及其专业的地位方面,“重理工轻人文社会”的倾向特别突出。中国的高校被官方划分为“985”、“211”、重点、非重点等不同的等级,而“985”、“211”、重点名列中,除少数综合性大学外,几乎主要是理工科院校。例如,在“985”院校中,除中国人民大学是文科为主外,其它都是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大学。
　　(二)在政府投资方面,政府几乎将90%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理工科教育,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经费少之又少。特别是那些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特色的高等学校,即使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这样的名牌学府,每年也只能获得政府十分可怜的教育经费。
　　(三)在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方面,无论从国家政策层面还是从学校政策层面,都把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置于“二流”甚至“三流”的地位。如在教授定级方面,国家政策规定一级教授只能是理工科的教授(院士),如果有极少数文科教授要想评上一级岗,则要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直接审批,这比登天还难,全国只有几个8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获得这种象征性的待遇。教授的待遇与什么国家奖、省部级奖挂钩,而文科科研是没有国家奖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文科教授永远只能当“二流三流”教授。
　　由于以上一系列措施的强化,使中国的教育体制实际上只重视工程人才的培养。或者说,在中国教育官员的眼里,只有工程人才才是人才。进而言之,只有从事制造业的工程人才才是人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把提升制造业水平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战略,从而在教育方面特别需要重视工程人才的培养,这在一定时期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是,凡事都不能走极端,如果把需要重视工程人才的培养变为只重视工程人才的培养,我们最终是要吃亏的。殊不知,即使是为了振兴制造业,也需要大批的金融人才、商务人才、管理人才和行政人才,如果没有一批这样的高级人才进行市场运作和有效组织,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要想真正振兴民族制造业是不可能的,反而有可能使全民族成为国际资本的“打工仔”。
　　如此下去,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可能是只能培养“打工仔”的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可能误国,可能使中国只能做“二流或三流”国家。
　　 (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