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写《问题与主义》已经是88年前的事情，近日读来，觉得文中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算不上过时。至于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本人不敢妄加评述，而对于现当代中国艺术发展的观察看，则颇有参考价值。
　　胡适有感于当时的社会舆论现象，概括为三方面的教训。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认为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并认为高谈“主义”的根源在于“懒”，是对研究问题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的畏惧。后来胡适被攻击为改良派。不过，胡博士还是胡博士，他的身体力行让人记住了他，而且主要在于他确实研究了不少问题，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有很高的建树。
　　如果从五四时期算起，中国艺术发展道路问题也被谈了88年，今天还在谈，还是几个老话题，比如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艺术的民族化”“艺术的全球化”等，大抵谈者都在做高谈阔论的文章，在做指引文化方向的事情。其实，这就是在艺术上谈主义的事情，而且也比较容易风光。而具体到对于传统问题的具体研究则鲜有人“板凳愿坐十年冷”。对西方艺术的认识好像也多是宏观上的指点文字，而把西方艺术肢解、揉碎、再整合了看的人更不多。艺术理论界何以不愿研究具体的问题?借用胡适的话，因为“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读艺术理论文章的艺术家越来越少了。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位雕塑家呼吁“把哲学从艺术领域赶走”。其实哲学本身没有问题，哲学研究的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是相当朴素的，问题是一些艺术理论家的激昂文字，旁引博征，只是在于对他人语句的罗列，并没有清晰的逻辑推理。理论本来是用来指导实践的，但大多的艺术理论离艺术实践太远，理论在意识形态上迂回，脱离了艺术，成为自说白话的游戏。要“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近百年来中国的艺术家对于传统的艺术没有足够系统的梳理，对于从西方拿来的艺术形式也没有深入地分析。基础工作不扎实，所以原创性就无从谈起。
　　当然，几十年来艺术的主义之风对艺术实践的影响还是显著的。1949年后的30年里，艺术被体制化，现实主义成为艺术创作的惟一指南。1979之后，艺术潮流发生了巨变，前卫、先锋成为新的体制，几乎到了非观念就不称为艺术的境地。艺术理论潮流对艺术现象的神化和妖魔化都具有激进的特点。艺术批评高高置身于教义宣言的层面之上，给艺术家以世界观，却给不出方法论。艺术家的盲从是个悲哀，主义宣扬者是悲哀的创造者。
　　中国艺术要健康发展下去，需要艺术家和理论家“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维护艺术的多元，需要每一个人能够在自己的阵地把道理做清晰，把作品做到位。尤其艺术家要有点做艺术家的骨气，不去趟时髦的混水，自己要有判断的勇气，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