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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声誉维护能力是指执政党对网络舆论关注的政党主体的理念、政策和形象的统一管理。具体来说，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加强能力建设：一是加强形象管理，密切党群关系；二是发挥理论引导，增强政治认同；三是规范权力运行，践行宗旨使命；四是树立阵地意识，坚持守土负责。
[关键词]执政党；网络；声誉维护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3-0077-07
[收稿日期]2014-04-22
[作者简介]薛小荣（1977—），男，陕西安康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党建与网络社会治理研究；陆旸（1980—），女，江苏东台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网络党建与网络社会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2CDJ008）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网络党建论：互联网时代政党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适应”（项目编号：2011EDS001）的阶段性成果。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政治力量，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政治话语的符号表达不断地被人格化，由此导致政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被赋予极其深刻的道德内涵。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其所肩负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其道德使命感更为突出。正是这种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使政党声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稳固执政的重要方式。因此，注重和加强政党的声誉维护是中外主流政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虚拟空间以及由此催生的消费至上、娱乐至死风格的网络文化，对维系传统政党声誉的一系列符号象征进行了销蚀和解构，迫切需要执政党积极应对，培育和增强网络声誉维护能力。一、把握网络声誉维护能力的内涵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客观存在，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早已超出了古板僵硬的组织范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离的“身边人”。无论是一党制国家，还是两党制、多党制国家，政党的声誉是政党获取、巩固执政地位，扩大政党影响的软权力。正是出于对这一“身边人”的关注，政党开始人格化。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政党人格化的原初意义。他指出：“政党主要是个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名字及其自动的心智联想能引起感情反应。”[1]P54社会公众正是以一个特殊的“人”的角色来看待政党，从而赋予了政党与普通大众一样的“人”的道德内涵。政党的声誉问题即由此而来。那么，什么是政党声誉呢？笔者以为，政党声誉在内涵上讲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既包括体现政党价值取向的政治理念问题，又包括表现政党政治能力的政策实践问题，还包括反映政党组织成员的作风形象问题。因此，所谓政党声誉维护，即是指对舆论关注的政党主体的理念、政策和形象的统一管理。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政治理念
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政治理念的集中表现，是政党标榜自身价值的主要标志，也是社会判断政党性质的主要标准，更是衡量政党纲领社会适应度的标尺。对于政党来说，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维护政党声誉的关键所在，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反映了政党对社会发展总体规律和社会群体不同认识的根本态度和价值判断。在传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时期，政党的意识形态总是在维护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同时，而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具有相对的排斥性。正是这种排斥性保证了政党能够获得本阶层社会群体的绝对支持，并以此为政党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改造社会的政治权力。但是，当传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逐渐模糊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与分歧时，意识形态固有的偏见和排斥就会给政党的执政带来挑战，即如何在保持传统政党社会基础的同时，使政党在政治理念上更具包容性，成为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代表者？如果无视社会剧烈变化带来的思想冲击，那么，意识形态就会脱离活生生的现实，成为一个外表的世界、一种纯粹的仪式、一种剥夺了和现实语义联系的形式化的语言，一种以伪现实代替现实的仪式化的符号系统。[2]P239这一深刻发展的社会现实，对执政党提出了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其意识形态伴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社会转型，在应对国内外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冲击的时候，表现出了相应的高度调适性和包容性。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挑战的积极应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在采访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后认为，“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是一项全面的政党改革纲领，直接源自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失败和垮台原因的分析和评估，以及对自身弱点的三年内部评估。郑必坚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强调，“三个代表”试图从理论上应对影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三种现象：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社会、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需要。[3]P162-163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重建的实践表明：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迁要求政党必须通过重构意识形态，赋予其包容性内涵，才能广开渠道吸引更多其他社会群体，为政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提供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并以此增强政党的声誉。
第3期薛小荣陆旸：积极提升执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二）政策工具
马克思指出：“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4]P13政党通过获取执政地位来贯彻落实自己的社会主张，其所制订的政策既是政党价值主张的具体政治体现，又是通过政策工具的实施来不断调适价值主张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裂痕，从而赢得社会民众的广泛赞同。对于政党来说，通过政策工具来维护政党声誉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张与政治实践的政策偏向之间寻求平衡。政党的意识形态属于信仰层面，具有理想性、抽象性和超现实性。政策工具则属于政治实践层面，具有可操作性、具象性和现实性。应该承认，如果说意识形态是政党维护自身声誉的信仰基础，那么，政党的政策工具则是维护政党声誉的利益基础。社会民众正是通过政党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实际利益来感受、判断并决定自己的价值选择。不过，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意识形态与政策工具之间往往不能够达到协调一致。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平衡就需要一个中间缓冲力量来维系。这个起着润滑减压的中间力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意识形态功用的不断调整。事实上，就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对意识形态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改变。根据沈大伟的研究，他认为，“在此之前，意识形态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演绎关系。也就是说，各种政策主要诞生于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原则，并因此获得合法性。邓小平和他的同僚彻底转变了这种关系。从此以后，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为经验辩护的劝诱手段。政策决策的依据是经验标准，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事后为政策决策论证和辩护的工具。这种角色的颠倒绝不是废除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毋宁说，这巧妙地削弱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把意识形态的角色转变为一种事后辩护和论证的工具。”[3]P162-163这个力量的另一方面就是发挥政党声誉的能力。政党声誉作为社会群体对政党的信任委托，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将意识形态宣传与政策工具实践的矛盾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从而有利于推动政策的实施。但是，政党声誉既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资源，又是一个容易受到损害的易碎品。一旦政策实施的后果越来越有损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时，则不仅会失去两者之间的短暂平衡而造成社会怨气的产生，而且更会耗费来之不易的政党声誉，给政党的执政带来巨大隐忧。因此，协调意识形态宣传与政策工具实践就成为关系到政党声誉维护的重要工作。 （三）作风形象
政党作为一个组织，是由领袖、中层成员和普通成员共同构筑而成。领袖的个人魅力往往是政党获取和维持声誉的关键。正如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几乎成了有魅力的理想领袖，其非凡的能力被公认为取得胜利的关键，也几乎成了新朝代的理想创始人，在传统文化中这个角色能赢得一切含意的服从”[5]P61。不过，党内其他重要成员的行为对于维持党的声誉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政党的组织结构上来看，中间成员往往是连接领袖和普通成员的桥梁。领袖的魅力对于党内成员或社会成员而言更多地是一种雾里看花式的道德性感召，而中间成员由于所处地位及其发挥的关键作用，是政党正常开展政治活动的中坚力量，其言行举止则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组织规范性。与领袖生动的魅力展示相比，政党内部中间成员的行为则更具科层官僚特征，在对普通党员的示范作用方面，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服从式组织伦理。因此，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政党的声誉往往是由两部分组成的：领袖和中间成员。两个部分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在政党与民众的直接交往中，政党往往以其历史上的开创性领袖或代表性领袖的道德形象来赢得民众，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在政党内部的组织成员之间，则常常是以严格的科层制来约束组织成员的行为。可以说，领袖形象往往是作为一种历史符号资源不断被丰富升华。“领袖让每个人都感到与他有一种个人的关系，使他具有人们已经认同的思想和世界观。这样，他就有一种人为的与人同在、团结一致的感觉，以及一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的幻觉。而要做到这些，只需要一两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图像，一两个动听的、充满激情的信仰表白，或是让人想起某个伟大的集体信念。这就是团结个人，支撑民众大厦的黏合剂。壮观的庆典、频繁的大会、力量和信念的显示、一致通过的计划，等等，所有这些都组成这样一种机制，以确保所有力量都被集中起来，确保集体意志至高无上，并且创造了一种喜剧性的欢乐气氛。”[6]P7政党的声誉更多地是由党的中间成员即党的中层干部队伍来维持。所以，干部队伍的整体形象是组成政党声誉的主体，才是关系到政党声誉维护效能的核心。二、增强网络声誉维护能力的意义对“身体”这一客观实在的物理偏爱，是传统政党进行声誉维护的重要基础。可以说，在一个具有明确身份、固化不动的社会结构中，政党的声誉维护往往能够通过强硬的组织行政手段实现有效管理。但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则使政党的声誉维护发生了根本性的场阈变化，即“身体”这一客观实在在信息网络社会中，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加深，而变得越来越模糊化、多重化。执政党“在互联网上的象征形象，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很重要，但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具有更为复杂的关系，它将建立在联系的直接性、对生活方式的关注以及娱乐价值等方面”[7]P273。正是政党声誉维护的“人”的基础从实在逐步变成虚拟的发展趋势，对政党声誉的获取与维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政党必须适应在“身体缺场”的网络虚拟社会构建政党声誉。因此，增强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其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提升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有助于增强党员群众的政治归属功能
在网络虚拟社会中提升党员群众的政治归属功能，这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政党声誉维护能力的首要目的。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政党的声誉维护主要是通过党对社会实现思想的一元化领导来实现的。即，社会的主导性思想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规定和领导。这种政治思想逻辑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观念的独立性、差异性、多样性、多变性日益增强，等等。这些问题使党的思想一元化领导受到了严峻挑战。特别是在网络虚拟空间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信息交换成本的低廉化、信息技术的个体化和信息表达的便捷化，多种思潮在网络虚拟空间开始寻找自己的支持力量。主流意识形态由于认识观念、现实体制等多种因素的束缚，往往处于“失语”甚至“无语”的弱势地位。因此，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由于组织化依附关系的存在和现实可能的管理惩戒，政党的声誉维护在主流表达上仍然拥有技术上的可控性。但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造就的网络虚拟空间，这种控制技术的失灵和管理机制的失效，则使各种意见和思潮的蜂拥迭起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只有切实加强和提高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才能主动作为，增强对党员群众的政治吸附。
（二）提升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有助于增强引领社会的政治示范功能
革命性话语广泛运用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历史的尊崇来展示党的英明、正确的形象，从而为党巩固执政提供正当的合法性支持。革命性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重建新的社会文化标准的思想武器，是与建国以后党的组织形态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习惯于大规模群众动员组织习性，要求在社会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塑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昂扬氛围和叙事模式，以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正是通过革命性话语的历史阐释，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在这一个体系之中，党是社会团结的核心，是社会道德的完美体现，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代表。只要一提起中国共产党，就能够想起“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信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沃拉斯认为，政党的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名字及其自动的心智联想能引起感情反应。[1]P53这一话语建构及其所塑造的社会心理，强而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声誉。不过，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特别是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传统的政党声誉维护能力遭受到了严峻挑战。一系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象征的符号表达不断遭到颠覆。从网民胡戈调侃商业娱乐片《无极》而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开始，一批红色经典故事和人物就不断被恶搞。从编造和炒作雷锋的女友到《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英雄形象不断被网民赋予个体的经验意义。以网络恶搞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的流行，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遭遇了表达危机，进而必将损害人民群众中的政党形象和政治声誉。因此，在采取法律措施的同时，必须培育政党自身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发挥党引领社会的政治示范功能。 （三）提升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有助于扩大组织吸纳的政治包容功能
除了保证思想的主导性，中国共产党管理政党声誉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严密的政党组织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治理。正如美国学者舒曼所言：“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无论伟大的人物，还是平庸之辈，都在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达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类的戏剧。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约束着她的人民，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长的基础。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揉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揉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8]P1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行政组织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整合，逐步形成了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组织基础。正是通过对现实物理空间中个体的身份认定和组织管理，中国共产党能够保证党的声誉不受社会外力的消极影响，而能强而有力地实现了对党的声誉有效维护。然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动摇了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格局，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角色转换，使经济利益成为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价值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社会人角色多元化，职业流动性给党组织的管理也带来很大困难，再加上组织边缘化党员的大量存在，党组织正常的思想教育、组织管理较难覆盖到这部分人，非主流意识形态突破这些人的思想防线就变得非常容易起来。[9]P191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网络意见空间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一个涵盖虚拟与现实的网络社会，打破了凝滞不动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那样：“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时间和空间已经‘丧失根基’，不再有其事件的传统的局部境况。虽然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发生在时空之中，但是时间与空间通过社会活动组织起来的方式，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有差别的。”[10]P14这一深刻变化使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组织管理功能遭遇更大挑战。因此，积极探索适应于信息网络时代的党的组织创新，应该成为党维护网络声誉、增强吸纳能力的战略举措。三、提升网络声誉维护能力的途径建构在现实物理空间结构中的政党声誉维护，在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社会的日益多元化，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治理困境。其总体困境表现就是清晰确定的身份结构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社会流动性的愈益增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更加速了这种差别。由此，“消失的地域”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护政党声誉的根本着眼点。因此，提升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形象管理，密切党群关系
政党形象是政党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党“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径。所谓政党形象是指政党的外在特征、行为表现和内在精神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形成的总体印象。[11]P54一般来说，政党形象既包括政党总体形象，又包括党员个体形象。所谓政党总体形象是指社会公众从总体上对政党性质、宗旨、职能、纪律等所作出的带有概括性的主观印象。政党的总体形象是由党员个体形象共同构筑的。人们对政党形象的第一反映首先是通过政党整体中的单个党员的外在形象来进行评判的。因此，党员个体形象的好坏关系到政党总体形象的好坏。所谓党员个体形象是指党员个体所具备或表现出来的优良的气质、严明的作风、高昂的精神等等。政党总体形象和党员个体形象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塑造了政党的形象。派伊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风格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在相当程度上把国家机构划定为一个规模不大的技术和管理机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明确分开。在这种划分当中，共产党强调区分一般政策或路线方针与管理政策，路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管理政策产生于官员们执行总路线的工作。他说，中国共产党力量的秘诀所在，并不是列宁主义的纪律，也不是僵硬的权力统治集团，而是富于献身精神的个别成员，即党的干部。[12]P83政党形象管理是政党“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体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内外凝聚功能。就政党的内部功能而言，良好的政党形象可以提升党员对政党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一方面，从组织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来看，政党作为一个纪律严明、作风严谨、令行禁止的特殊组织，个体党员在政党这一讲究一致的群体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个具有优良传统形象的政党往往会使单个党员的强制性规范转化成为内心的自主性规范，会自觉运用组织的规范来要求自身的行为目标。可以说，这是政党形象管理更为重要的意义，即政党的组织内化功能。就政党的外部功能而言，良好的政党形象可以促进党群关系的团结，提高社会公众对政党宗旨、性质、职能的深入认识，从而使政党对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功能。信息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在为政党的形象管理提供面向民众的便捷快速的展示途径的同时，又使传统报纸-电台时代的单向形象管理模式面临挑战，即在网络环境中，民众（网民）可以摆脱现实社会中政党形象塑造的政治权力影响，从而能够以自己的立场和观感对政党形象进行自主的认同选择。因此，针对政党形象管理的新特点，必须从根本上改进党的作风，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使现实社会与网络虚拟社会的形象管理保持一致。在党的十八以来中央先后出台“八项规定”和整顿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有力促进了党风政风好转，带动了民风社风转变，在全社会凝聚起强大正能量，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和衷心拥护。
（二）发挥理论引导，增强政治认同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3]P528对执政党而言，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制度上的合理性，还在更深层次上依赖于人民内心对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意识。事实上，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首先就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胜利开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首先来自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信仰，即意识形态先行。简而言之，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它对生活科学准确地解释和改造。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就在于它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无法为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给予正确的回答，从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仰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胆创新和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敏锐把握与科学论证。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再到科学发展观，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力和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智慧之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指南，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优势。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4]332，才真正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前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然而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浪潮，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国内一系列复杂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新的网络社会已经生成和发展起来，并日益对传统现实社会发生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网络意识形态的形成。网络意识形态既包含网络本身蕴含的技术规则性的意识形态，又包括社会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而形成的不同类别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网络意识形态，其核心都在于争夺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因此，意识形态发展的这一新趋势，对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严峻挑战集中起来就是党如何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已经发生变化和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并以此说服群众、吸引群众、领导群众来为共同的事业努力奋斗。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客观现实，不断调整、发展和创新党的理论，丰富党的意识形态功能，夯实党的意识形态基础。 （三）规范权力运行，践行宗旨使命
共产党是没有自己的利益的。“他们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的原则。”[15]P479党员领导干部要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归根到底必须解决好为谁掌权用权的问题。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服务于人民。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庞大的权力资源。这些资源的充分利用，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党自身的执政能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党在拥有这些执政的权力资源的同时，在实际地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问题。有的认为权力是上级给的，想问题、办事情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逢迎拍马、唯上是从；有的认为权力来源于个人努力、个人奋斗，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奉为信条，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这些权力运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极不规范的行为，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使本可能得到缓解的矛盾越积越深，既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感情，又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更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团结，不利于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因此，必须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规范的问题，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特别是要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把网络监督与社会监督结合起来，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四）树立阵地意识，坚持守土负责
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网络社会的生成与发展，逐步瓦解了传统政党声誉维护的物理空间结构，使政党的声誉维护既面临着现实结构消解的困境，又给政党的声誉维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即如何在“身体缺场”的网络虚拟空间实现政党声誉的有效管理。正如安德鲁·查德威克所说：“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全面普及，人类的传播行为几乎与真实时间和虚拟空间形成一种技术上的平行关系。一方面，如何建构社会主体间的关系取决于信息传播的行为效益，信息博弈是传播权力社会化膨胀的表征；另一方面，时空分离的流动结构同时也产生着身份重叠和身份压缩，信息传播的瞬间效益驱动人类行为的快餐化。当植根于传统的文化性习俗和宗教性理念，越来越趋于成为固守身份的唯一支撑点时，碎片化的现实不断把各种自然和人为的风险危机管理的前台。这不仅考验着人们的智慧，也预示着建立新精神平台的希望。”[7]序言P1-2可以说，网络虚拟空间的政党声誉维护与现实政党声誉维护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个体身份的流动性与模糊性。而政党的声誉维护的核心则集中体现在网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必须加强网上正面宣传，通过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等手段，逐步形成依法监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积极引导广大网民的思想和行为，让互联网空间清朗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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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执政党；网络；声誉维护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3-0077-07
[收稿日期]2014-04-22
[作者简介]薛小荣（1977—），男，陕西安康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党建与网络社会治理研究；陆旸（1980—），女，江苏东台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网络党建与网络社会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2CDJ008）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网络党建论：互联网时代政党的组织变革与社会适应”（项目编号：2011EDS001）的阶段性成果。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政治力量，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政治话语的符号表达不断地被人格化，由此导致政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被赋予极其深刻的道德内涵。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其所肩负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其道德使命感更为突出。正是这种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使政党声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稳固执政的重要方式。因此，注重和加强政党的声誉维护是中外主流政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在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虚拟空间以及由此催生的消费至上、娱乐至死风格的网络文化，对维系传统政党声誉的一系列符号象征进行了销蚀和解构，迫切需要执政党积极应对，培育和增强网络声誉维护能力。一、把握网络声誉维护能力的内涵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客观存在，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早已超出了古板僵硬的组织范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离的“身边人”。无论是一党制国家，还是两党制、多党制国家，政党的声誉是政党获取、巩固执政地位，扩大政党影响的软权力。正是出于对这一“身边人”的关注，政党开始人格化。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政党人格化的原初意义。他指出：“政党主要是个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名字及其自动的心智联想能引起感情反应。”[1]P54社会公众正是以一个特殊的“人”的角色来看待政党，从而赋予了政党与普通大众一样的“人”的道德内涵。政党的声誉问题即由此而来。那么，什么是政党声誉呢？笔者以为，政党声誉在内涵上讲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既包括体现政党价值取向的政治理念问题，又包括表现政党政治能力的政策实践问题，还包括反映政党组织成员的作风形象问题。因此，所谓政党声誉维护，即是指对舆论关注的政党主体的理念、政策和形象的统一管理。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政治理念
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政治理念的集中表现，是政党标榜自身价值的主要标志，也是社会判断政党性质的主要标准，更是衡量政党纲领社会适应度的标尺。对于政党来说，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维护政党声誉的关键所在，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反映了政党对社会发展总体规律和社会群体不同认识的根本态度和价值判断。在传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时期，政党的意识形态总是在维护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同时，而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具有相对的排斥性。正是这种排斥性保证了政党能够获得本阶层社会群体的绝对支持，并以此为政党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改造社会的政治权力。但是，当传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逐渐模糊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与分歧时，意识形态固有的偏见和排斥就会给政党的执政带来挑战，即如何在保持传统政党社会基础的同时，使政党在政治理念上更具包容性，成为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代表者？如果无视社会剧烈变化带来的思想冲击，那么，意识形态就会脱离活生生的现实，成为一个外表的世界、一种纯粹的仪式、一种剥夺了和现实语义联系的形式化的语言，一种以伪现实代替现实的仪式化的符号系统。[2]P239这一深刻发展的社会现实，对执政党提出了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其意识形态伴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社会转型，在应对国内外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冲击的时候，表现出了相应的高度调适性和包容性。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挑战的积极应对。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在采访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后认为，“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是一项全面的政党改革纲领，直接源自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失败和垮台原因的分析和评估，以及对自身弱点的三年内部评估。郑必坚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强调，“三个代表”试图从理论上应对影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三种现象：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社会、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需要。[3]P162-163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重建的实践表明：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迁要求政党必须通过重构意识形态，赋予其包容性内涵，才能广开渠道吸引更多其他社会群体，为政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提供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并以此增强政党的声誉。
第3期薛小荣陆旸：积极提升执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二）政策工具
马克思指出：“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4]P13政党通过获取执政地位来贯彻落实自己的社会主张，其所制订的政策既是政党价值主张的具体政治体现，又是通过政策工具的实施来不断调适价值主张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裂痕，从而赢得社会民众的广泛赞同。对于政党来说，通过政策工具来维护政党声誉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张与政治实践的政策偏向之间寻求平衡。政党的意识形态属于信仰层面，具有理想性、抽象性和超现实性。政策工具则属于政治实践层面，具有可操作性、具象性和现实性。应该承认，如果说意识形态是政党维护自身声誉的信仰基础，那么，政党的政策工具则是维护政党声誉的利益基础。社会民众正是通过政党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实际利益来感受、判断并决定自己的价值选择。不过，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意识形态与政策工具之间往往不能够达到协调一致。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平衡就需要一个中间缓冲力量来维系。这个起着润滑减压的中间力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意识形态功用的不断调整。事实上，就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对意识形态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改变。根据沈大伟的研究，他认为，“在此之前，意识形态和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演绎关系。也就是说，各种政策主要诞生于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原则，并因此获得合法性。邓小平和他的同僚彻底转变了这种关系。从此以后，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为经验辩护的劝诱手段。政策决策的依据是经验标准，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事后为政策决策论证和辩护的工具。这种角色的颠倒绝不是废除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毋宁说，这巧妙地削弱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把意识形态的角色转变为一种事后辩护和论证的工具。”[3]P162-163这个力量的另一方面就是发挥政党声誉的能力。政党声誉作为社会群体对政党的信任委托，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将意识形态宣传与政策工具实践的矛盾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从而有利于推动政策的实施。但是，政党声誉既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资源，又是一个容易受到损害的易碎品。一旦政策实施的后果越来越有损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时，则不仅会失去两者之间的短暂平衡而造成社会怨气的产生，而且更会耗费来之不易的政党声誉，给政党的执政带来巨大隐忧。因此，协调意识形态宣传与政策工具实践就成为关系到政党声誉维护的重要工作。 （三）作风形象
政党作为一个组织，是由领袖、中层成员和普通成员共同构筑而成。领袖的个人魅力往往是政党获取和维持声誉的关键。正如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几乎成了有魅力的理想领袖，其非凡的能力被公认为取得胜利的关键，也几乎成了新朝代的理想创始人，在传统文化中这个角色能赢得一切含意的服从”[5]P61。不过，党内其他重要成员的行为对于维持党的声誉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政党的组织结构上来看，中间成员往往是连接领袖和普通成员的桥梁。领袖的魅力对于党内成员或社会成员而言更多地是一种雾里看花式的道德性感召，而中间成员由于所处地位及其发挥的关键作用，是政党正常开展政治活动的中坚力量，其言行举止则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组织规范性。与领袖生动的魅力展示相比，政党内部中间成员的行为则更具科层官僚特征，在对普通党员的示范作用方面，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服从式组织伦理。因此，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政党的声誉往往是由两部分组成的：领袖和中间成员。两个部分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在政党与民众的直接交往中，政党往往以其历史上的开创性领袖或代表性领袖的道德形象来赢得民众，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在政党内部的组织成员之间，则常常是以严格的科层制来约束组织成员的行为。可以说，领袖形象往往是作为一种历史符号资源不断被丰富升华。“领袖让每个人都感到与他有一种个人的关系，使他具有人们已经认同的思想和世界观。这样，他就有一种人为的与人同在、团结一致的感觉，以及一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的幻觉。而要做到这些，只需要一两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图像，一两个动听的、充满激情的信仰表白，或是让人想起某个伟大的集体信念。这就是团结个人，支撑民众大厦的黏合剂。壮观的庆典、频繁的大会、力量和信念的显示、一致通过的计划，等等，所有这些都组成这样一种机制，以确保所有力量都被集中起来，确保集体意志至高无上，并且创造了一种喜剧性的欢乐气氛。”[6]P7政党的声誉更多地是由党的中间成员即党的中层干部队伍来维持。所以，干部队伍的整体形象是组成政党声誉的主体，才是关系到政党声誉维护效能的核心。二、增强网络声誉维护能力的意义对“身体”这一客观实在的物理偏爱，是传统政党进行声誉维护的重要基础。可以说，在一个具有明确身份、固化不动的社会结构中，政党的声誉维护往往能够通过强硬的组织行政手段实现有效管理。但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则使政党的声誉维护发生了根本性的场阈变化，即“身体”这一客观实在在信息网络社会中，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加深，而变得越来越模糊化、多重化。执政党“在互联网上的象征形象，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很重要，但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具有更为复杂的关系，它将建立在联系的直接性、对生活方式的关注以及娱乐价值等方面”[7]P273。正是政党声誉维护的“人”的基础从实在逐步变成虚拟的发展趋势，对政党声誉的获取与维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政党必须适应在“身体缺场”的网络虚拟社会构建政党声誉。因此，增强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其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提升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有助于增强党员群众的政治归属功能
在网络虚拟社会中提升党员群众的政治归属功能，这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政党声誉维护能力的首要目的。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政党的声誉维护主要是通过党对社会实现思想的一元化领导来实现的。即，社会的主导性思想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规定和领导。这种政治思想逻辑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观念的独立性、差异性、多样性、多变性日益增强，等等。这些问题使党的思想一元化领导受到了严峻挑战。特别是在网络虚拟空间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信息交换成本的低廉化、信息技术的个体化和信息表达的便捷化，多种思潮在网络虚拟空间开始寻找自己的支持力量。主流意识形态由于认识观念、现实体制等多种因素的束缚，往往处于“失语”甚至“无语”的弱势地位。因此，在现实社会环境中，由于组织化依附关系的存在和现实可能的管理惩戒，政党的声誉维护在主流表达上仍然拥有技术上的可控性。但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造就的网络虚拟空间，这种控制技术的失灵和管理机制的失效，则使各种意见和思潮的蜂拥迭起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只有切实加强和提高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才能主动作为，增强对党员群众的政治吸附。
（二）提升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有助于增强引领社会的政治示范功能
革命性话语广泛运用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历史的尊崇来展示党的英明、正确的形象，从而为党巩固执政提供正当的合法性支持。革命性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重建新的社会文化标准的思想武器，是与建国以后党的组织形态与社会结构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习惯于大规模群众动员组织习性，要求在社会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塑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昂扬氛围和叙事模式，以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正是通过革命性话语的历史阐释，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在这一个体系之中，党是社会团结的核心，是社会道德的完美体现，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代表。只要一提起中国共产党，就能够想起“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信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沃拉斯认为，政党的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名字及其自动的心智联想能引起感情反应。[1]P53这一话语建构及其所塑造的社会心理，强而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声誉。不过，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特别是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传统的政党声誉维护能力遭受到了严峻挑战。一系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象征的符号表达不断遭到颠覆。从网民胡戈调侃商业娱乐片《无极》而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开始，一批红色经典故事和人物就不断被恶搞。从编造和炒作雷锋的女友到《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英雄形象不断被网民赋予个体的经验意义。以网络恶搞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的流行，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遭遇了表达危机，进而必将损害人民群众中的政党形象和政治声誉。因此，在采取法律措施的同时，必须培育政党自身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发挥党引领社会的政治示范功能。 （三）提升政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有助于扩大组织吸纳的政治包容功能
除了保证思想的主导性，中国共产党管理政党声誉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严密的政党组织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治理。正如美国学者舒曼所言：“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无论伟大的人物，还是平庸之辈，都在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达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类的戏剧。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约束着她的人民，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长的基础。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揉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揉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8]P1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行政组织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整合，逐步形成了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组织基础。正是通过对现实物理空间中个体的身份认定和组织管理，中国共产党能够保证党的声誉不受社会外力的消极影响，而能强而有力地实现了对党的声誉有效维护。然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动摇了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格局，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角色转换，使经济利益成为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价值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社会人角色多元化，职业流动性给党组织的管理也带来很大困难，再加上组织边缘化党员的大量存在，党组织正常的思想教育、组织管理较难覆盖到这部分人，非主流意识形态突破这些人的思想防线就变得非常容易起来。[9]P191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网络意见空间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一个涵盖虚拟与现实的网络社会，打破了凝滞不动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那样：“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时间和空间已经‘丧失根基’，不再有其事件的传统的局部境况。虽然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发生在时空之中，但是时间与空间通过社会活动组织起来的方式，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有差别的。”[10]P14这一深刻变化使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组织管理功能遭遇更大挑战。因此，积极探索适应于信息网络时代的党的组织创新，应该成为党维护网络声誉、增强吸纳能力的战略举措。三、提升网络声誉维护能力的途径建构在现实物理空间结构中的政党声誉维护，在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社会的日益多元化，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治理困境。其总体困境表现就是清晰确定的身份结构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社会流动性的愈益增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更加速了这种差别。由此，“消失的地域”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护政党声誉的根本着眼点。因此，提升党的网络声誉维护能力，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形象管理，密切党群关系
政党形象是政党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党“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必要途径。所谓政党形象是指政党的外在特征、行为表现和内在精神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形成的总体印象。[11]P54一般来说，政党形象既包括政党总体形象，又包括党员个体形象。所谓政党总体形象是指社会公众从总体上对政党性质、宗旨、职能、纪律等所作出的带有概括性的主观印象。政党的总体形象是由党员个体形象共同构筑的。人们对政党形象的第一反映首先是通过政党整体中的单个党员的外在形象来进行评判的。因此，党员个体形象的好坏关系到政党总体形象的好坏。所谓党员个体形象是指党员个体所具备或表现出来的优良的气质、严明的作风、高昂的精神等等。政党总体形象和党员个体形象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塑造了政党的形象。派伊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风格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在相当程度上把国家机构划定为一个规模不大的技术和管理机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明确分开。在这种划分当中，共产党强调区分一般政策或路线方针与管理政策，路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管理政策产生于官员们执行总路线的工作。他说，中国共产党力量的秘诀所在，并不是列宁主义的纪律，也不是僵硬的权力统治集团，而是富于献身精神的个别成员，即党的干部。[12]P83政党形象管理是政党“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体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内外凝聚功能。就政党的内部功能而言，良好的政党形象可以提升党员对政党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一方面，从组织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来看，政党作为一个纪律严明、作风严谨、令行禁止的特殊组织，个体党员在政党这一讲究一致的群体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个具有优良传统形象的政党往往会使单个党员的强制性规范转化成为内心的自主性规范，会自觉运用组织的规范来要求自身的行为目标。可以说，这是政党形象管理更为重要的意义，即政党的组织内化功能。就政党的外部功能而言，良好的政党形象可以促进党群关系的团结，提高社会公众对政党宗旨、性质、职能的深入认识，从而使政党对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功能。信息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在为政党的形象管理提供面向民众的便捷快速的展示途径的同时，又使传统报纸-电台时代的单向形象管理模式面临挑战，即在网络环境中，民众（网民）可以摆脱现实社会中政党形象塑造的政治权力影响，从而能够以自己的立场和观感对政党形象进行自主的认同选择。因此，针对政党形象管理的新特点，必须从根本上改进党的作风，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使现实社会与网络虚拟社会的形象管理保持一致。在党的十八以来中央先后出台“八项规定”和整顿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有力促进了党风政风好转，带动了民风社风转变，在全社会凝聚起强大正能量，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和衷心拥护。
（二）发挥理论引导，增强政治认同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3]P528对执政党而言，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制度上的合理性，还在更深层次上依赖于人民内心对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意识。事实上，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首先就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胜利开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首先来自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信仰，即意识形态先行。简而言之，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它对生活科学准确地解释和改造。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就在于它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无法为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给予正确的回答，从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仰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胆创新和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敏锐把握与科学论证。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再到科学发展观，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力和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智慧之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指南，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优势。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4]332，才真正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前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然而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浪潮，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国内一系列复杂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新的网络社会已经生成和发展起来，并日益对传统现实社会发生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网络意识形态的形成。网络意识形态既包含网络本身蕴含的技术规则性的意识形态，又包括社会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而形成的不同类别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网络意识形态，其核心都在于争夺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因此，意识形态发展的这一新趋势，对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严峻挑战集中起来就是党如何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已经发生变化和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并以此说服群众、吸引群众、领导群众来为共同的事业努力奋斗。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客观现实，不断调整、发展和创新党的理论，丰富党的意识形态功能，夯实党的意识形态基础。 （三）规范权力运行，践行宗旨使命
共产党是没有自己的利益的。“他们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的原则。”[15]P479党员领导干部要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归根到底必须解决好为谁掌权用权的问题。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服务于人民。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庞大的权力资源。这些资源的充分利用，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党自身的执政能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党在拥有这些执政的权力资源的同时，在实际地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问题。有的认为权力是上级给的，想问题、办事情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逢迎拍马、唯上是从；有的认为权力来源于个人努力、个人奋斗，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奉为信条，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这些权力运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极不规范的行为，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使本可能得到缓解的矛盾越积越深，既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感情，又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更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团结，不利于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因此，必须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规范的问题，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特别是要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把网络监督与社会监督结合起来，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四）树立阵地意识，坚持守土负责
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网络社会的生成与发展，逐步瓦解了传统政党声誉维护的物理空间结构，使政党的声誉维护既面临着现实结构消解的困境，又给政党的声誉维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即如何在“身体缺场”的网络虚拟空间实现政党声誉的有效管理。正如安德鲁·查德威克所说：“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全面普及，人类的传播行为几乎与真实时间和虚拟空间形成一种技术上的平行关系。一方面，如何建构社会主体间的关系取决于信息传播的行为效益，信息博弈是传播权力社会化膨胀的表征；另一方面，时空分离的流动结构同时也产生着身份重叠和身份压缩，信息传播的瞬间效益驱动人类行为的快餐化。当植根于传统的文化性习俗和宗教性理念，越来越趋于成为固守身份的唯一支撑点时，碎片化的现实不断把各种自然和人为的风险危机管理的前台。这不仅考验着人们的智慧，也预示着建立新精神平台的希望。”[7]序言P1-2可以说，网络虚拟空间的政党声誉维护与现实政党声誉维护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个体身份的流动性与模糊性。而政党的声誉维护的核心则集中体现在网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必须加强网上正面宣传，通过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等手段，逐步形成依法监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积极引导广大网民的思想和行为，让互联网空间清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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