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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探索后，中国在实现崛起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踏上了思维理性和目标清晰的发展新道路。
中国未来清新的发展蓝图和发展准则
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世界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世界资源的道路。历史进入21世纪，东方大国的崛起之势，自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国际上有各种肯定和赞扬的评价，如不同于“华盛顿共识”观点的“北京共识”隆重提出；但也有不负责任的猜测和攻击，“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也不时交替登场。在国内面对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也有种种公开和私下的讨论，有善意的建议和忧虑，也有过于偏颇的激进批评和放弃改革方向的某些错误论调。
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关键时期，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五中全会拟定了中国的新战略和新模式，为未来确立了更加清新的发展蓝图和发展思路。坚持发展的硬道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五个统筹”和“六个必须“的发展原则，体现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人类文明的传承，把握了国内发展的阶段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变动趋势。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对外和平发展是未来长期的发展战略，因此，特别需要关注世界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具体包括：要尊重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推动各种发展模式之间的优势互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涉及世界经济发展全局、各国共同利益重大问题的对话与协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和规则；完善国际金融体系，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提高国际社会预防和应对危机、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发展的能力；加强南北对话，着眼于逐步建立长期、全面的新型南北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利互惠、取长补短中实现共赢等等。
对外和平发展，首先要求中国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创造国内和谐发展的局面。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就有助于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就能担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因此，科学发展是发展的“中心”，对外和平发展，对内和谐发展，是“两个基本点”。它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性“路线图”和需要牢牢把握“硬道理”，是回应“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庄重宣言。
和谐发展期盼更趋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
实现和谐发展，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破解许多难题，五中全会“建议”已有规划和要求。当前和今后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构建更趋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中国贫困现象已大幅下降，从整体上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这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关键阶段。拉美国家因“马太效应”和“蛋糕”分配不均累积的问题，造成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中国在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中，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同时出现，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凸显。不少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已指出，尽管再分配计划有可能降低经济效率，但如果平等是一种社会产品的话，那么它是值得购买的(保罗·萨缪尔森)，再分配的漏泄加总应该是很小的(阿瑟·奥肯)。政府的责任是要努力发挥公共政策效应，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等问题，特别是要避免不可接受的不平等(或重大的效率损失等)极端情况。
目前造成社会公平失衡的关键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一部分小群体“官商勾结”，借助权力资源、规制缺欠、政策漏洞，以最短的路径、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实现了财富的积聚，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完成了原始积累。其中不乏侵吞国有资产、走私贩私、偷税骗税等严重违法行为。第二，一部分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行业改革严重滞后，凭借垄断。半垄断的资源和上游产品，向社会提供高价格的公共服务，严重侵占国民的消费剩余，获取不正当的高额利润，而由少部分人和小群体稳定地分享极不合理的垄断利益。第三，一部分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或部门，利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体制弊端，靠行政权力垄断牟取个人或部门私利，把行政审批和经济运行变成了寻租腐败的温床，把公共权力变成了少数人和个别部门换取利益的“摇钱树”(吴敬琏)。可以说，老百姓意见最大的问题也基本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对内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我们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努力和决心不能变，在经济领域对经济组织仍需保持提高效率和绩效的要求。但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违背并破坏了要素的市场配置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危及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造成了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的严重不和谐，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声誉和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预期。
对内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要寻求一种治国目标与治国过程统一的重要战略思想，重点要发挥政府的调控功效，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关系及其统筹协调机制，目的是让百姓能够切实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存在的某些不和谐和不公正问题，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尽管原因很复杂，但根源于体制和机制的不和谐。所以，妥善协调与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改进和创建新的工作方法很重要，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更重要，更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意义，也更需要我们拿出气魄、决心和行动来推动。宏观调控的实践表明，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体制障碍仍未消除，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具有迫切性。
更趋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期盼政府体制和机制创新
新的发展模式表明，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布局上，“十一五”发展规划将动员和运用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来协调经济关系，特别是将重点加强公共经济政策的调整、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激励、约束、保障、诉求机制。这是与百姓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大事，宜创造条件，扎实推进。具体来讲，以下问题需要重点研究：
其一，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共预算制度，加大财政对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社会领域和基层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力度，弥补遗漏和欠账，推动社会和基层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完善扶贫开发的政策，加大全社会扶持贫困群众的力度，探索和推广“定点”、“对口”、”交通”、“教育”、“科技”、“信贷”、“易地”等扶贫开发的有效办法，努力减少贫困人口。加强对农村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放宽中小商业银行的条件，鼓励创办面向农村和中小企业的民营金融机构，完善资 金融通渠道。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调节作用，逐步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继承税，完善个人所得税，调整税收起征点，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整顿不合理收入，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对发达地区和特殊行业税收分成的比重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其二，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激励机制。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和完善激励型的公共就业服务及培训体系，降低和放宽农民工就业门槛及条件，鼓励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鼓励多种形式的就业，建立健全创业和再就业援助基金及税收鼓励政策。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抓两头带中间．保护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的安全。在国有单位，建立健全按要素和贡献参与分配的政策，探索上市公司和高科技企业适当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对非国有单位，完善劳动契约和集体合同，逐步推行最低工资制，支持工会代表工人向企业雇主索取适当的劳动剩余，加强对工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其三，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约束机制。加快调整规制，对具有垄断和公用事业特点的行业，实行分拆或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对国有资本垄断和控股特殊行业的收入分配，要有阶段性的最高标准限制。国有资本集中进入关键领域，缩减政府在竞争行业的投入，为民间资本提供空间。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尽可能引入市场机制，完善政府采购和各种招投标制度及程序，消除不正当权力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发挥市场作用。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征信体系和信用制度建设，严格监管市场主体。提升审计功效，监督、规范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建设，建立规范的公务员收入管理体系，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发挥纪检、监察、司法、舆论的力量，建立严密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理顺、划清政商界限。
其四，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保障机制。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扩大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负担，加快建立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重点围绕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工人福利、农民工工资等社会热点问题，加强经济利益协调的协商对话制度和冲突解决机制的完善。提倡发挥道德力量的社会三次分配，从制度上鼓励人们和企业积极参加社会捐赠、资助或创办慈善组织，扶贫济弱，拓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空间和对弱势群体的支撑。制定社会救助法，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专项基金，努力发展社会救助事业。
其五，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诉求机制。政府要建立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涉及百姓自身利益的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公民对重大决策的参与机制，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话语权、申诉权。完善信访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和国家行政赔偿制度，建立和完善受损的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和法律援助的长效机制。发展社团、行业组织、中介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充当各种经济利益的诉求代言人并发挥协调作用。严格对特殊行业产品价格的监管，建立周密的磋商、听证和公示制度。
(转摘自《学习时报》)
中国未来清新的发展蓝图和发展准则
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世界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世界资源的道路。历史进入21世纪，东方大国的崛起之势，自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国际上有各种肯定和赞扬的评价，如不同于“华盛顿共识”观点的“北京共识”隆重提出；但也有不负责任的猜测和攻击，“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也不时交替登场。在国内面对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也有种种公开和私下的讨论，有善意的建议和忧虑，也有过于偏颇的激进批评和放弃改革方向的某些错误论调。
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关键时期，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五中全会拟定了中国的新战略和新模式，为未来确立了更加清新的发展蓝图和发展思路。坚持发展的硬道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五个统筹”和“六个必须“的发展原则，体现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人类文明的传承，把握了国内发展的阶段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变动趋势。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对外和平发展是未来长期的发展战略，因此，特别需要关注世界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具体包括：要尊重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推动各种发展模式之间的优势互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涉及世界经济发展全局、各国共同利益重大问题的对话与协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和规则；完善国际金融体系，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提高国际社会预防和应对危机、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发展的能力；加强南北对话，着眼于逐步建立长期、全面的新型南北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利互惠、取长补短中实现共赢等等。
对外和平发展，首先要求中国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创造国内和谐发展的局面。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就有助于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就能担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因此，科学发展是发展的“中心”，对外和平发展，对内和谐发展，是“两个基本点”。它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性“路线图”和需要牢牢把握“硬道理”，是回应“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庄重宣言。
和谐发展期盼更趋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
实现和谐发展，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破解许多难题，五中全会“建议”已有规划和要求。当前和今后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构建更趋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中国贫困现象已大幅下降，从整体上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这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关键阶段。拉美国家因“马太效应”和“蛋糕”分配不均累积的问题，造成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中国在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中，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同时出现，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凸显。不少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已指出，尽管再分配计划有可能降低经济效率，但如果平等是一种社会产品的话，那么它是值得购买的(保罗·萨缪尔森)，再分配的漏泄加总应该是很小的(阿瑟·奥肯)。政府的责任是要努力发挥公共政策效应，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等问题，特别是要避免不可接受的不平等(或重大的效率损失等)极端情况。
目前造成社会公平失衡的关键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一部分小群体“官商勾结”，借助权力资源、规制缺欠、政策漏洞，以最短的路径、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实现了财富的积聚，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完成了原始积累。其中不乏侵吞国有资产、走私贩私、偷税骗税等严重违法行为。第二，一部分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行业改革严重滞后，凭借垄断。半垄断的资源和上游产品，向社会提供高价格的公共服务，严重侵占国民的消费剩余，获取不正当的高额利润，而由少部分人和小群体稳定地分享极不合理的垄断利益。第三，一部分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或部门，利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体制弊端，靠行政权力垄断牟取个人或部门私利，把行政审批和经济运行变成了寻租腐败的温床，把公共权力变成了少数人和个别部门换取利益的“摇钱树”(吴敬琏)。可以说，老百姓意见最大的问题也基本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对内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我们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努力和决心不能变，在经济领域对经济组织仍需保持提高效率和绩效的要求。但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违背并破坏了要素的市场配置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危及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造成了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的严重不和谐，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声誉和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预期。
对内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要寻求一种治国目标与治国过程统一的重要战略思想，重点要发挥政府的调控功效，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关系及其统筹协调机制，目的是让百姓能够切实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存在的某些不和谐和不公正问题，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尽管原因很复杂，但根源于体制和机制的不和谐。所以，妥善协调与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改进和创建新的工作方法很重要，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更重要，更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意义，也更需要我们拿出气魄、决心和行动来推动。宏观调控的实践表明，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体制障碍仍未消除，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具有迫切性。
更趋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期盼政府体制和机制创新
新的发展模式表明，在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布局上，“十一五”发展规划将动员和运用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来协调经济关系，特别是将重点加强公共经济政策的调整、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激励、约束、保障、诉求机制。这是与百姓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大事，宜创造条件，扎实推进。具体来讲，以下问题需要重点研究：
其一，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共预算制度，加大财政对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社会领域和基层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力度，弥补遗漏和欠账，推动社会和基层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完善扶贫开发的政策，加大全社会扶持贫困群众的力度，探索和推广“定点”、“对口”、”交通”、“教育”、“科技”、“信贷”、“易地”等扶贫开发的有效办法，努力减少贫困人口。加强对农村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放宽中小商业银行的条件，鼓励创办面向农村和中小企业的民营金融机构，完善资 金融通渠道。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调节作用，逐步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继承税，完善个人所得税，调整税收起征点，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整顿不合理收入，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对发达地区和特殊行业税收分成的比重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其二，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激励机制。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和完善激励型的公共就业服务及培训体系，降低和放宽农民工就业门槛及条件，鼓励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鼓励多种形式的就业，建立健全创业和再就业援助基金及税收鼓励政策。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抓两头带中间．保护合法收入和私人财产的安全。在国有单位，建立健全按要素和贡献参与分配的政策，探索上市公司和高科技企业适当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对非国有单位，完善劳动契约和集体合同，逐步推行最低工资制，支持工会代表工人向企业雇主索取适当的劳动剩余，加强对工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其三，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约束机制。加快调整规制，对具有垄断和公用事业特点的行业，实行分拆或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对国有资本垄断和控股特殊行业的收入分配，要有阶段性的最高标准限制。国有资本集中进入关键领域，缩减政府在竞争行业的投入，为民间资本提供空间。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尽可能引入市场机制，完善政府采购和各种招投标制度及程序，消除不正当权力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发挥市场作用。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征信体系和信用制度建设，严格监管市场主体。提升审计功效，监督、规范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建设，建立规范的公务员收入管理体系，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发挥纪检、监察、司法、舆论的力量，建立严密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理顺、划清政商界限。
其四，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保障机制。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扩大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负担，加快建立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重点围绕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工人福利、农民工工资等社会热点问题，加强经济利益协调的协商对话制度和冲突解决机制的完善。提倡发挥道德力量的社会三次分配，从制度上鼓励人们和企业积极参加社会捐赠、资助或创办慈善组织，扶贫济弱，拓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空间和对弱势群体的支撑。制定社会救助法，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专项基金，努力发展社会救助事业。
其五，完善经济利益关系的诉求机制。政府要建立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涉及百姓自身利益的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公民对重大决策的参与机制，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话语权、申诉权。完善信访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和国家行政赔偿制度，建立和完善受损的弱势群体权利保护和法律援助的长效机制。发展社团、行业组织、中介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充当各种经济利益的诉求代言人并发挥协调作用。严格对特殊行业产品价格的监管，建立周密的磋商、听证和公示制度。
(转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