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亲娘，按现在的称呼法应该是我的保姆或阿姨，但我娘一直让我和姐姐叫她亲娘。亲娘没有名字，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因为她丈夫姓孙，叫嘉木，所以村里人都叫她“嘉木嫂子”，晚一辈的就叫“嘉木大娘”。我们的缘分，是从那场中国人永远不该忘记的战争开始的。
　　1937年冬，青岛沦陷在即。市长沈鸿烈率领文武官员及眷属潇潇洒洒地撤退了，富商豪绅等体面人物，也争先恐后外出逃难，驻守青岛的海军、陆军，完全放弃了保护国民、守卫领土的职责。正在青岛铁路小学任教的我的爷、娘，却约集了七八个热血青年，满脑子“宁死不做亡国奴”的信念，奔赴时为山东抗日前线的沂蒙山区。我爷因为不但爱国，而且有文化，作战有勇有谋，很快被提拔为51军于学忠部中校干事，任博山县长。我娘却不能适应行军打仗的生涯，重病连连，体力不支，只好退伍，到沂水县二郎谷抗日小学教孩子们读书。我娘是山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高才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穷乡僻壤的二郎谷，简直就是最高明的文化人。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有点关于文字的大事小情，一般都是来找她帮忙。我的亲娘，家住小学隔壁，一来二往，就成了我娘的贴心人与最得力的帮手。嘉木大爷种地是百里挑一的好手，又是小有名气的泥瓦匠，只是年轻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一次，右腿受伤，略显腿瘸。他们唯一的儿子，却出落得极其精神，才十多岁就在镇上杂货店当伙计，算盘熟练，记账精明，掌柜都格外重用。
　　1939年中秋前夕，我爷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最让他开心的是，俘获了一匹纯白的战马，我姐姐也几乎同时降生了！于是二郎谷上演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抗日将军“衣锦还乡”的壮剧。乡亲们听娘说这消息，锣鼓、酒席早就准备停当。我爷骑着高头白马刚刚进村，鞭炮就炸响成一片！酒席摆了四五桌！家家户户都希望我爷去做客，但他只去了亲娘一家。我姐满月时，我爷又回来一次。亲娘执意要让嘉木大爷跟随前往。爷、娘都不同意，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下面又只有一个独生儿子。我爷回队伍时，骑马走了三十多里了，才发现嘉木大爷早在路边等候，已经多时！没有办法，队伍上又确实需要真心抗日的好人，只好带上大爷去抗日，去打仗。嘉木大爷是庄稼人里的能工巧匠，却完全不会打仗。一和他恨透了的鬼子照面，就忘记了军纪，更忘记了危险，从战壕里一跃而出，要和鬼子拼命！不幸前胸立刻被打成马蜂窝！我爷拼命抢回他的血糊糊的尸身，又损失了好几个弟兄。爷亲自把尸身送回二郎谷，我亲娘整整哭了一宿。第二天清晨，就把满身孝服的儿子交到爷面前，说一定让孩子亲自给他爷报仇！我爷没有保护好嘉木大爷，满心愧疚，哪会忍心让小小年纪的侄儿再去当兵打仗？却又拗不过亲娘的一片报仇爱国的诚心！正为难时，我亲哥从背后抽出一把锃亮的军号，系着大红的绸子，当着我爷和乡亲们滴滴答答吹了一曲冲锋号，我爷立马把他抱上战马，一溜烟飞奔而去。我娘这才回过神来，抱起亲娘就号啕大哭起来。
　　1942年春夏，沂蒙山区的形势极度恶化。鬼子连续组织扫荡，手段越来越残酷。二鬼子也越来越多，而且名目繁多，派系林立，有明的汉奸，还有暗的。国民党政府的游击队，更是四分五裂，各抓地盘。我爷的一个县政府，一个县大队，打来打去，只剩不到百人。给养与弹药，都匮乏到极点。5月中旬，他带队伍与日寇周旋了十余天后，由于汉奸作祟，被封锁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两边都是陡峭的峰峦，天上是飞机，前后都是鬼子和保安队的大部队。我爷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命令我亲哥回家送信，让我娘日后来收尸。亲哥死活不去。他说亲娘有嘱咐，什么时候也不准离开爷半步！爷只好让身旁的勤务兵爬山越岭，回二郎谷报信。二郎谷那时候也在鬼子的扫荡圈里，等勤务兵找到我娘和亲娘，已经是血战以后十几天了。
　　亲娘让娘家兄弟拉一辆板车，自己扶着身怀六甲的我娘，来到战场，两个女人立马吓傻了——一片尸体，遍地血肉！绿头的苍蝇和红了眼的野狗，成了这里的主人！她们哭着翻动着每一具残破的尸身，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她看到远处有匹断腿的白马，从马肚子底下，找到我爷的一条腿，不远处是那顶血肉模糊的军帽！马脖子底下，是一把军号，红绸子变成了血块了，我亲哥的一只手，还紧紧地攥着军号，人却完全没有踪影了……我娘一下子哭昏过去。亲娘一把拉起我娘：“小鬼子祸害了多少人家，谁家不死三个五个，哭有啥用？你肚子里的孩子要紧！……”还是亲娘有主意，她在后面推，她兄弟在前面拉，不知费了多少劲，才把我爷的军帽，那条腿，那把军号，还有已经完全没有知觉的娘，一起拉回二郎谷。
　　那些日子里，我娘一天到晚就只是哭，不吃饭，不睡觉，更不下炕。亲娘火了：“哭，哭，你就知道哭！哭有个屁用！你把咱儿哭掉了，靠谁去报仇？”我娘问：“你怎么知道就一准是个儿？”亲娘狡黠地笑了：“你没养活过儿，当然不知道。嫂子我——可是什么都知道。快，麻利地给我起来吃饭！”我爷和亲哥阵亡的消息传开后，前村后庄的乡亲们都来了，有的拿两个鸡蛋，有的捧一口袋小米，有的送来月孩子（即婴孩）穿的小衣裳。我娘说大家都不容易，坚决不让收下。亲娘却照收不误，连声谢谢都没有。这年阴历六月初十，我皮包着骨头来到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娘是一口奶也没有，一走路就天旋地转。亲娘每天两个鸡蛋，每顿一碗小米饭汤供养着。我娘问哪里来的？亲娘说：“不用你管，好好养你的月子！”可我没出满月，乡亲们送的东西都吃完了，亲娘就用她那件大袄，揣起我走门串户。谁家在奶孩子，亲娘就把我送上去，人家立马分一个奶头给我。实在找不到奶水，亲娘就一口一口地嚼烂煎饼，嘴对嘴喂我。亲娘和我，成了方圆几十里所有乡亲最亲的亲人！亲娘只有这一件大袄。冬天絮上棉花，就是棉袄。春天抽出棉花，就是夹袄。这件大袄，就是我的摇篮，我的暖床。因为吃睡都在亲娘的大袄里，我娘说我的鼻子尖给磨没了，要亲娘赔鼻子尖。亲娘说：“咱儿不用要鼻子尖，就有的是媳妇，俊着呢，丑的咱还不要！”鬼子来扫荡了，亲娘把姐姐交给邻居，怀揣着我，我娘背上包着学生作文的包袱，漫山遍野地跑啊跑！有一次跑迷路了，前面竟然是不知深浅的断崖，我娘说无论如何不能叫鬼子活捉，“跳吧？”亲娘说：“跳！你把包袱顶在头上，我揣着咱儿。”一、二、三——两个女人咕噜咕噜从山顶出溜下去，打着滚下去，一直坠到谷底！我娘摔晕了，亲娘掐着人中把她救过来，敞开怀，对娘说：“快看，咱儿命大着，你看他还睡觉哪！”我娘才破涕为笑。亲娘说：“咱儿可了不得，鬼子、汉奸他都不怕，该怎么睡觉还怎么睡觉，长大了保准当大官，骑大马，也是白马，像他爷一样打鬼子！”我娘说那时还有鬼子？亲娘说：“没有鬼子，不还有土匪？都打！”两个女人抱着，哭一阵，笑一阵，又上路了。 　　二郎谷抗日小学早就给鬼子烧光了。乡亲们认为，鬼子早晚得打走，可孩子们不上学不中。就草草搭起三间土坯房，算是在战火中重生的学校。抗日小学的牌子被汉奸烧了，乡亲们说我娘在哪里，哪里就是学校，不用挂牌了。从此，我们娘儿四个，就住在学校里，睡一铺炕。炕底下，留一个洞，鬼子一来，就把学生的作文本往里面一塞，堵上几块土坯，伪装得可像了。另外一间大屋，是教室，有十五六个学生，也不分班级，一起跟娘识字，写作文。一间小房，做饭。有一次，鬼子来得突然，眼看进村了，四面围得严严实实。亲娘一把把我娘按到炕里，挡上一堆黑乎乎的烂棉花套子，从锅底下摸出一手灰，往娘脸上一糊，她的一顶破帽子扣到娘头上，满院子撒着鸡粪、柴火，门槛上都糊着屎。鬼子一进院门，亲娘打着手势，意思是屋里有病人，跑茅房拉稀，肚子痛得厉害，传染哪！小鬼子的官儿用白手套捂着鼻子哇啦哇啦扭头就跑了。我娘问她，你哪来的这些心眼？亲娘说：“还不是叫小鬼子逼的？”
　　1943年，我满周岁了。我姥爷在齐鲁大学教书时的几个学生，都在寿光寺西十五联中做事。他们听说我娘的情况，三番五次捎信让娘去联中教书。我娘不愿离开埋着那条腿、那顶军帽、那把军号的地方。亲娘又火了：“咱儿在这里有什么发势头（我不知道怎么写这几个字。意思是发展的机会吧），谁给咱报仇？鬼子再来，还想抹一脸锅底灰？”娘想想也是，那时的寺西，确实比较安定。娘儿四个，就从二郎谷一起搬到联中的隔壁。我娘每月有六斗带皮的高粱粒的薪酬，日子好过多了。亲娘还养了两只母鸡。因为舍不得用粮食喂，好几天才下一个蛋。母鸡一下蛋，亲娘就哄姐姐说，村东头有人家将（我不知道这字怎么写，即“娶”也）媳妇，新媳妇那个俊啊，小喇叭呜呜呀呀吹得可好听了！姐姐傻乎乎地东找西寻。姐姐一走，亲娘立马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没有把的鐵勺子头，点上一把豆秸，滴一滴豆油，炸一个鸡蛋饼，我几口就吃完了。姐姐回来问，哪有将媳妇的？亲娘说：“亲闺女啊，你去晚喽，人家早走了。下回，我一说，你快去，准能看见，可热闹了……”我一直受到亲娘那么特殊的优待，现在猜想，一是她老人家重男轻女，二是可怜我是“背生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爷吧！
　　1945年，长达八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了！联中的朋友，听说青岛铁路小学马上恢复建制，极有可能安排原来的老师、职工复员，就力劝我娘回青岛，连路费都给凑齐了。可我娘就是不肯走。青岛离那埋着那条腿、那顶军帽、那把军号的地方更远了。我亲娘又说那里没有庄稼地，没法喂鸡，死活不肯一起去。朋友们板起脸说：十五联中风雨飘摇，眼看就要关门；青岛那边再去晚了，人家把职位占满，你们就没有了饭碗，两个孩子你怎么养活？！于是我娘和亲娘说定，她先去，安顿好再来接亲娘。好在青岛也不大，总可以在近郊找到亲娘热爱的庄稼地，继续养她的老母鸡。我娘拖儿带女，长途跋涉，不知遇到多少艰难，好容易来到铁路小学。不料日寇占领时期，铁小的所有文档都被销毁，当年的教职员名录等一概荡然。既然难以证明是铁小旧部，当然不予录用。何况新的校长正忙于安插自己的亲朋故旧，以及各路达官显宦支派来的“嫡系”！我娘从铁路小学找到青岛市教育局，找到胶济铁路局，可到处是一样的嘴脸。带来的盘缠很快用光了，旅店老板黑着脸吆喝着赶人。我娘只有沿门乞讨，把我饿得号哭不止。万般无奈，娘在栈桥左近的地上写起了求乞状。因为可怜是抗战遗孤，有时还能吃顿饱饭。一天，忽然一位穿长衫的先生，从洋车上下来，仔细看娘写的状纸，仔细看蓬头垢面的娘。看了半天，扑通一声跪在娘面前，呜呜咽咽地说：“于老师，你还认得我吗？我就是当年你资助过的即墨的那个穷学生！”我娘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他说先去旅店住下，其他再说。马上叫来洋车，拉起娘儿仨，住进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第二天，青岛几家大报，都在显要位置发出呼吁：抗日遗孤，流落街头，行乞无门，天理难容！我娘的好几个学生，看报后都来了。有的送面粉，有的送衣服，还有的向“铁小”说理。尽管他们奔走呼号，娘的位置还是被挤掉了。他的学生们只好凑集盘缠，护送我们娘儿仨踏上返回潍县的火车。娘回到潍县城里的娘家，得到我姥爷的学生的帮助，做了我姥爷参与创建的潍县于氏私立小学的老师，每月六斗小米的薪酬，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但各种疾病从未放松过对娘的苦苦纠缠。她只好让我舅舅——他是唯一见过亲娘的自己人——三番五次到沂水寻找我的亲娘。舅舅每次回来都说，二郎谷早被汉奸保安队烧成平地了，乡亲们多数被祸害，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都逃亡四乡。我亲娘没有姓名，没有亲人，谁也说不出她的去向。……一个那么好的人，竟然像沉落大海的石头，一点音信都找不到！“这是什么世道？”娘每每说起来，就往往头磕炕沿，撞得咚咚响！
　　1948年初，我娘最要好的同学兼朋友丁某，是一位地下党员，不幸暴露了，必须马上撤离，可是没有盘缠。她来找我娘商借。我娘把全家最值钱的一件皮袍（是姥爷留下的唯一遗产），一个翡翠的蜜蜂形胸针（是我娘唯一的嫁妆），全变卖了，一文未留，一把交给她。丁某哭着说：“我的亲妹妹，这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等我回来，一定报答！……”她一走，国民党县党部怀疑是我娘纵放“共党要犯”，立马开除了她的教职，全家也就立马失去了活命的依据。幸亏不久潍县就解放了，改名叫潍坊特别市，我们才没有成为栖身长街的饿殍！我娘最早向新政府报到，做了潍坊第六小学的第一批老师，还当选过潍坊市文教群英会的代表。
　　1959年，我和姐姐同时考上了大学。姐姐要去青岛学纺织，我则去济南读师范学院——我们家如实地叫作“吃饭学院”。那年春夏之交，院里养的一缸睡莲，冒出了两支花箭。西边的先开花，东边的后开，正应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早到而姐姐的晚几天的征兆。四邻八舍，都来参观。有年纪的邻居，啧啧称叹，说这是“祥瑞”！但早已病退多年的娘，却拿不出买两张火车票送没有亲爷的一双儿女上大学的钱！恰好一位女子师范的同学来潍坊探家，见到娘的困苦，说丁某在北京当大官了，你真应该向她求助。娘于是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托她带去。那位老同学几天后写信告诉娘，丁某倒真是当大官了，但她说从不认识你这位朋友。你的信，她拒绝收看！……我看得真真的，娘的早已干枯的眼睛里，淌下了两行泪珠，浑浊的！
　　1963年7月，我从山东师院毕业，到8月下旬才去工作单位报到。一个暑假，完全陪我娘。那时娘的眼睛已经基本失明，因为血压太高，不但无法起立行走，连坐着也不稳当。她躺在炕边，我给她梳梳头发，剪剪手指甲、脚指甲。她断断续续、反反复复说起上面那些她什么时候也无法淡忘的旧事。她叮嘱我说，你是学中文的，别的什么都不写，娘也不管，亲娘的事，总得让世人知道。大官里不免有薄情小人，百姓里却多情重如山的好人！……从此我谨遵母训，一辈子做的最大的官，就是中文系主任。但东奔西走忙忙碌碌五十多年，把亲娘的恩情传至后世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
　　每值长夜无眠，我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幅神奇壮美的剪影：蒙山巍巍，沂水汤汤，一位白马将军正驰骋在山水之间。他前面是小号兵锃亮的军号和飘扬的红绸，后面是一大队扛枪的勇士，排头的战士右腿有点瘸，军旗却举得特别高！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容，却清清楚楚认得他们的心，一颗颗炽热通红的中国心！可是，我的亲娘啊，我的亲娘，你在哪里？
　　癸巳除夕写，甲午初夏改
　　责任编辑 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