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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年不同的是，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中，活跃着一批来自中国央企的掌门人。
2017年1月17日，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如期开始。和往年不同的是，这届世界经济论坛中，活跃着一批来自中国央企的掌门人。
这是一个由十余家央企高层组成的“梦之队”。在各个分论坛中，他们用熟练的英语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企业、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的代表交流意见，分享观点，让全球决策者听到了来自中国央企的声音。
通过本次达沃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更加奋进、开放的央企形象。这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加速全球化的缩影。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达沃斯指出，对外开放上，中国正在尽力所能及的责任。中国市场的潜力很大，这既是给中国的空间，也是给世界的空间。
公开数据显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0%以上。IMF在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这一数字是39%。
在“中国需求”为世界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也已经悄然展开。以国机集团为代表的央企纷纷走出国门，国际业务占比甚至超过了整体营收的50%以上；
以国家电网、中国石化等为代表，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数量已经相当庞大，包括“一带一路”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都是央企海外配置资源的重点区域。
怎样进一步开拓海外业务？如何在海外寻觅更加优质的资产？如何防范在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严峻挑战？
为此，《英才》记者专访了此次参加达沃斯的数位央企掌门人，希望从他们的分享中一窥全貌，寻找答案。
傅成玉
央企走出去从来没容易过
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英才》：全球反全球化思潮抬头，央企走出去会更加困难吗？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措施？
傅成玉：央企走出去从来没容易过，不是因为有反全球化声音就更困难。我们一直在困难当中坚持走出去，反全球化的声音也不是今天才有的。现在反全球化可能更严重，这一点我们相信。以前反全球化就没停过，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年在加重，民粹主义在加重。脱欧成功了，特朗普上台，这一势力越来越大。对中国采取的贸易限制，中国企业这些年也打了不少官司。我们已经熟悉了，已经有所准备了。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能发挥中国企业的优势，发挥中国国家制度的优势。达沃斯论坛习主席的讲话，让全世界吃惊，中国能站在世界的角度考虑世界的利益。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搞贸易壁垒等措施，这就为世界带来了很大一個市场。
很多人过去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还有所怀疑，现在都认为“一带一路”不得了。全球化过程中要解决包容性发展问题，包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就是，你有好处大家分享。过去也分享了，但分享太不平均。“一带一路”就是分享中国的发展机会。
不仅仅带动“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还带动发达国家跟着你一起，这样就无形中把反全球化的力量削弱。
《英才》：从你的感受来看，外界对央企的认知这些年是否更加全面了？
傅成玉：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走出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投资额越来越大。这两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速在全球是最快的，总量是最大的。去年国际收购差不多50%的资金是中国企业的。国际上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势不可当，这已经是公认的了。
美的收购德国的库卡，一开始有阻挠的声音，但是他们缺中国的资金，缺中国的市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英才》：一家企业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国际化视野，你认为这几年央企企业家的国际化视野是不是也有提高？
傅成玉：这次参加达沃斯的央企，给我的感触非常深。有些人平时很少接触，但参加达沃斯的这13家公司的负责人，国际化的视野让我感触很深。
《英才》：你担任过两大石油公司的掌门人，你认为国企改革最不容易的地方是什么？
傅成玉：国企不容易，国企领导人不容易，因为国企领导的性质、职责定位和民企外企都非常不一样。他既要是市场化的企业家，又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的政治家。企业管理上既要按照市场的思路走，又要根据国情做出妥协和调整。
比如说西方企业经营不善，可以辞职走人，但我们肯定不能这样。同时央企还要背负重大社会责任，在中石化的时候，那时是106万员工，退休人员、劳工家属等94万人，加起来200万，94万人要养。要办很多社会职能，城市、社区、供水、供电、供油、供气、供暖、绿化，说企业效率低，如果把这块去掉了它绝对不低。但外界看来，我们效率就很差。
这些都需要改革，特别是经营体制机制要到位，同时希望社会要关注央企，要全面认知央企。现在国家推改革，要大力的推动。
《英才》：现在央企并购的国际大环境比以前更好了还是不如以前？
傅成玉：比以前好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认识要更全面。我那个时候阻力很大，因为它的历史节点不同。我们那时候是中国第一个企业以那么大金额收购一个大公司，在当时也算大事。
受访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朱民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口述|朱民/整理|本刊记者 杨旭然
在国资委肖亚庆主任的领导下，央企领导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国家高层关于全球化的发言，支持了中国高举全球化大旗的战略意图，这是非常关键的。 中国已经开始认真做全球化这件事，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影响，这次央企参加达沃斯会议的活动非常成功。
在会场上美国的政府高官对我说，他希望是美国总统在发言。中国人把全球化旗帜讲得如此之好，而且是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世界，以包容的态度推进全球化进程。
有人在达沃斯对我说，现在美国自己把全球化的主导权让出来了，中国有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把全球化旗帜举起来。历史总是以事件为标志，如果你将来回头看，这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达沃斯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论坛，也不完全是富人俱乐部，达沃斯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国际机构，类似于世界银行之类的国际顾问。
在这个平台上，作为会员，作为战略合作者，参加会议是一个享受服务的过程。可以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务。
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国际化做得最好的是华为，他在全世界打市场。而华为的国际化，达沃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华为国际化的主要“拐杖”就是达沃斯。论坛上有那么多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多企业。通过达沃斯，可以嫁接起企业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往来关系。
全球化发展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这是当前最大的战略框架。
在这个大的战略框架下，有几件事很重要。
第一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一带一路”需要央企与沿线国家高层建立联系。如果能够见这些国家的总理、总统，保持良好关系，项目合作就会有很多。
第二是金融支持。通过金融平台，引进国际资本。
中国企业，如果有几个国际基金做合伙人，国际业务成功率就会有所提高。依托国际化战略，扩展基金规模，我认为是支持国企走向世界的好办法。
第三是要做好舆论宣传。央企年初在达沃斯做的宣传是很好的，国资委主任、央企企业家的发言都非常精彩，但国内媒体的反映还是有所欠缺。
央企大多比較谨慎，比较低调。如果能通过传媒的眼睛，来反映央企的变化，利用好媒体的视野、形象和记录作用，还是挺重要的。
受访者系IMF前副总裁
杨杰
建好国际交流沟通平台
采访|本刊记者 杨旭然
《英才》：你这次去达沃斯有哪些比较深的感受？
杨杰：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参加这次论坛的各国嘉宾，对中国的表现都给予很高评价。另外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结合更加紧密。这次论坛上的很多演示都用到了信息通信技术，比如智能机器人对话，智能机器人根据人的语音、语调和动作，就能判断人的情绪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可以预见，未来经济将更多建立在网络和智能的基础之上，并将出现很多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
《英才》：哪些国际企业会和中国电信有合作机会或潜力？
杨杰：长期以来，中国电信不断扩大对外合作，我们跟很多国家的运营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和全球范围内一些大企业有很多合作，比如GE、IBM等。
在达沃斯我参加了一个闭门会议，与全球大型运营商高管交流。通过这次会议，发现了一些商机。今后我们将积极创造条件、更好把握机会，与各国信息通信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英才》：未来看好哪部分业务领域？
杨杰：我比较看好智能信息服务，这也是中国电信的战略定位。人类文明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当前进入了信息文明的高级阶段——智能化阶段。为顺应智能化时代的要求，中国电信制定了转型升级战略，致力于把企业建设成为领先的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运营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开展了业务生态化、网络智能化和运营智慧化布局，着力构建智能连接、智慧家庭、互联网金融、物联网、新型ICT五大生态圈，这五个生态圈是我们拓展智能信息服务的重点领域。
《英才》：中国电信在国际化方面有什么规划？有进军国际市场的计划吗？
杨杰：我们是中国最早开展国际化布局的运营商，旗下中国通服服务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加快拓展国际市场，加快建设全球网络，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智能信息丝绸之路。
《英才》：有很多运营商开始更加贴近互联网，比如美国运营商Verizon收购了雅虎，对此怎么看？
杨杰：运营商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内容应用和服务，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做法，今后这种跨界合作会更多，包括运用资本的力量，我觉得这在今后将成为常态。中国电信这几年也做了一些尝试，重组了旗下号百控股，逐步打造成为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和领先的移动互联网“文化娱乐+旅游服务”提供商。
《英才》：在央企国际化过程中，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风险？
杨杰：国际化带来很多商机，创造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但确实也带来一些风险，需要及时防范，比如一些国家的政治风险、经济环境风险等。做运营跟卖产品不一样，做运营需要长期耕耘，资产比较重的情况下，更需要及时规避风险。防范风险要以事前预防为主，在进入一个新市场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包括我们的业务跟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否吻合与匹配，这样才能有效规避风险。
受访者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任洪斌
国际化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知深浅
采访|本刊记者 杨旭然
《英才》：你这次去达沃斯跟国际企业家沟通，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记忆？
任洪斌：参加这次会议的感受，首先就是国外公司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制定维护的意愿非常强烈，比中国企业要强烈。与这些国外公司相比，中国企业要积极主动地去介绍中国经济及企业发展情况，利用达沃斯这样的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主张。这样的平台我们要充分利用，毕竟你去与不去，它就在那里，如果不去，对我们来说就是损失。 这次十几家国有企业参会，应该说在达沃斯形成了一种“央企现象”。国际上很多人原来甚至认为，中国央企领导都是“当官的”。通过这次论坛，他们发现这些人英文这么好，不仅可以流利地演讲，还能同与会代表共同分享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令他们刮目相看。这一点我也感受很深。
《英才》：国机集团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任洪斌：实际上，国机的国际业务比重已经很大了，涉海外业务收入已经占到总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对集团市场的多元化，以及企业的平稳发展，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最近，我们正着力于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家的计划主张做好协同，实现共赢。例如，在美国“电力非洲”这个计划中，我们跟美国GE共同合作了一些项目，现在第一个肯尼亚风电场项目已经成功了，后续还有大大小小项目共17个。目前，与跟GE开展合作的项目总金额超过80亿美元，这种互利合作大家都非常愉快，两国政府都会支持。因为我们把“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倡议主张通过具体项目开展协同合作，实现了多方共赢。
《英才》：央企在国际化当中一定要规避的风险是什么？
任洪斌：做自己熟悉的风险就会最小，因此，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深浅的风险。不知深浅最可怕。为什么老司机他胆小呢？他知道开车有多危险，新司机上来就乱比划最吓人。
《英才》：有一种说法，建厂的风险比卖产品的风险大，你认同吗？
任洪斌：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些国家有要求，企业如果不建厂就进不去他的市场去卖产品。例如现在国机和GE就在考虑，在有些市场建厂，因为这些地区要求企业必须在当地生产。
当然，建厂有建厂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根据市场环境和自己的需求，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去不断地调整策略，如果只用一種做法，肯定是走不通的。
《英才》：目前以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反全球化趋势有一定的显现，对这种趋势你怎么看？
任洪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贸易壁垒的存在，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有时还有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只要国家之间、企业之间正常交往，我相信贸易壁垒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当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或繁盛的不同时期，贸易壁垒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作为中国企业，对于贸易壁垒，我们要努力适应、积极面对，做好相应的管理工作，这样，遇到问题的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应对办法。
受访者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会生
和国际巨头一起出海
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英才》：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有什么感触？
王会生：我是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这次参加后体会还是很深。特别是习主席的讲话，在与会代表当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这种负责任的精神，体现了大国担当，感受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
众多央企的出席，为这次达沃斯增色不少。通过几次交流，感受到中国的话语权，中国企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形成必然的格局。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说要不要经济全球化，要不要走出去，而是你必须要走出去。尽管国投的走出去步伐，和有些央企比还有很大差距。国投的业务发展充分表明，我们在国内的投资开始和跨国公司合作，也将合作开展海外的投资、并购。中国有些产业的发展可以说已经顶到了天花板，只有往外走，没有国际业务你就没有办法更大地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达沃斯已经从一个纯粹的论坛变成了一个经济组织、研究活动场所，为参与者提供更多机会的舞台。这次请国资委和央企去，让大家有和国外企业深入沟通交流的机会。
《英才》：国投现在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公共健康、智能制造、环保等，这些产业必须要融入全球吗？
王会生：必须要融入全球。像健康养老、大数据、互联网产业，没有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加入起来，你就不是领先的。
我们在海外的投资有参股、有控股，比如苏格兰的海上风电，我们就是通过全资收购。还有一些项目是通过和战略合资伙伴共同进入国际市场，有一些项目我们是参股。
我更熟悉的领域，或者更放心的并购，我们可能就控股。有一些在技术上，管理上并非我强项的，我们就参股，但是必须找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国外的合作伙伴。
《英才》：反全球化的思潮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会造成更多困难吗？
王会生：肯定会遇到一些阻力，但是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这次到达沃斯得到的收获也是一样的。美国很多大公司就说，这种趋势谁也改变不了的。习主席讲小屋的理论，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没有阳光，没有氧气，你活不了。现在，绝大多数企业还是希望通过海外投资去发展。我们到苏格兰开展海上风电投资，苏格兰政府就给我们发了好几次函件，提出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非常需要更新，这方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英才》：全球经济并不是特别好，资产价格比较低，是否是我们收购的机会？
王会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实际上在一些并购当中，价格并没有完全背离轨道。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国际并购，价格还是遵循市场价值。我们已经进入第二轮竞争，但是很惋惜没有成功。这里面有国企的身份，有国家安全保护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体会是，未来必须与国外的合作伙伴加强联系。这次成功入围的是一家国外基金。我们有一个合作伙伴就是美国的博龙产业投资基金，但是我们和他们没有保持足够紧密的联系。如果与博龙合作可能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和国外顶级的合作伙伴搞好关系，加强合作，对我们走出去是有好处的。
受访者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
刘化龙
国际化经营模式升级
采访|本刊记者 杨旭然
《英才》：你在达沃斯论坛中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
刘化龙：首先是中国巨大的影响力。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各界的议题基本都涉及到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元素。其次就是习主席在达沃斯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从我们在论坛期间接触到的国外企业的反馈看，主席演讲取得了极佳的效果。比如西门子、GE的高管，包括我1月18日参加的中美企业家早餐会，大家对习主席的演讲评价都非常高。
《英才》：你和国际上的同行有没有沟通，对这次会议交流的一些想法？
刘化龙：我和GE、西门子等企业的高管都有交流。首先，大家都认为国际化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必由之路，是必然选择。第二，对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的担当意识和担当精神，大家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三，大家对未来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都抱有强烈的愿望和信心。
《英才》：中车国际业务覆盖这么多国家，有哪些比较成功的案例与我们分享？
刘化龙：中车国际化成功案例较多，如马来西亚项目、南非国际化项目等。我们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以来，当地对中车的关注，中车对当地就业的带动，与当地企业的合作，都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影响。我们投资建设了本地化的东盟制造基地，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亲自开挖车挖第一铲土做项目奠基。我们和当地合作伙伴合资建立维修中心，真正的实现了从企业产品走出去，到企业经营走进去，实现了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升级。第二个是南非项目。2012年以来，中车先后在南非获得了近500台电力机车和230多台内燃机车订单，当时这是和包括GE、庞巴迪、阿尔斯通等国际同行进行同台竞争的项目，最后中车获得的订单超过总量的一半。近年来，中车实施服务走出去，南非客户在去年12月和我们又签了一個合同金额约20多亿美元的维保服务合同，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开展本地化的维保服务工作。这个服务维保合同进一步加快了我们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走出去，所以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英才》：央企走出去，最需要去规避的风险是哪些？
刘化龙：这里面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一些文化融合的风险。政治风险包括政府换届引起的市场风险和项目执行风险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则需要时间，需要深度的理解并建立长期的互信。
《英才》：国内的高铁运力已经占到了整个客运量的50%以上，国际上会有这个潜力吗？
刘化龙：这要视不同国家的情况而定。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运输密度高。这种情况下，铁路是交通出行的首选，但国际上人口密度和总量少的国家就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了。但我们认为全球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势头还是比较好的，每年轨道交通装备的新造需求超过500亿欧元，维修服务需求也超过了500亿欧元，而且以每年2.2%的速度在递增，预计到2020年，全球轨道交通装备的市场需求将达到1340亿欧元，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应该说处于发展比较稳健的一个时期。过去的2016年，中车的海外市场订单也取得了比较大的增长。
受访者系中国中车集团公司董事长
徐念沙
美国企业计算成本和影响力的方法不一样
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英才》：在参加达沃斯会议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徐念沙：实际上我们之前是不去参加达沃斯年会的，今年在肖主任的号召下，我们参加了这届年会，发现确实美国的企业特别多。特别是在Strategic Parter Lounge里面（战略合作伙伴厅），也几乎都是美国企业。那天一场会议结束后，接到一位美国嘉宾的短信问我在哪，说能不能到我们这个厅来？进去我一看几乎全是外国人，我问他说这里怎么没有中国企业，他一开始没直说。后来我问另外一个人，他说这儿比较贵，大概每年要60万瑞郎（约合人民币409.5万元）的会费，但美国企业都在，这说明他们计算的成本和影响力，可能与我们的算法还不一样，值得琢磨。
《英才》：目前，保利集团的五大业务板块（地产、文化、贸易投资、民爆和能源）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进展如何？
徐念沙：目前保利在国际化领域相对具有优势的首先是文化产业；第二是地产与基础设施板块；第三是我们的贸易投资，这是常年做的；第四是民用爆破炸药板块；第五，能源板块虽然也有国际化业务，但由于国际能源行业处在相对低迷的阶段，加上中央的政策限制产能，国际化步伐放慢了。
文化产业走得比较多的是欧美国家，旨在满足国内的大众需求。在艺术品，演出、文化产业中的创新技术、文化艺术教育方面，保利都在与国外的知名企业进行合作。
国内的一些城市特别希望有这种国外的高雅艺术，与这些艺术团体、演出机构合作。一线城市可能好一些，二线城市希望能多引进一些高雅的演出，提升城市的品位，促进当地的文化生活，这还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开展一些艺术教育，比如请一些国外知名的艺术大师走近我们的学生受众。我们致力于做这些工作，这些工作一是不挣钱，再就是落地难。但是我们坚定地在做，因为这是社会需求。
在地产的“出海”方面，我们考虑海外的房地产业务能否与中国“走出去”的政策要求结合起来，比如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不鼓励对外投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搞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已经有海外公司的房地产板块，可以用境外上市公司的自有资金，不是我国的外汇储备，这也是可以做的。特别是一些国外的公司也比较愿意和中资的公司合作，因为他们对收益的计算方式与我们是不一样的。在期权方面也没有，国外公司的管理层有期权，挣得慢、升值空间小的项目不愿意做。但市场结构中，这部分市场空间就留出来了，这是资产结构不一样。
房地产产业的“出海”一方面来说增加收益；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宣传，提升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增加正能量，让对方也能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产品。 第三产业就是投资和贸易，贸易板块也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这是保利的传统。但现在这个板块也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这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也变了，真正国防装备类的业务占比已经非常低了。
而在民爆板块，保利民爆产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被动接受，第二是决定民爆“何去何从”，集团内部关于是否保留这一板块争论比较激烈。最后要求短期内保利的民爆成为行业前茅，后来我们通过收购的形式，产能变成中国第一。
下一个阶段就是要“上档次”，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化发展，第二个就是技术进步，距离三年前接受《英才》专访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民爆板块变化并不大，这就说明国际化并非易事。
受访者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
贺禹
华龙一号进入英国极大增强信心
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英才》：在参加达沃斯年会期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贺禹：最令我振奋的是习主席的讲话，讲话真的是全球领导风范，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观点阐述得非常详尽，而且阐明我们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
我们对全球做的贡献，境外企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帮助，而且习主席在讲话当中又一次强调，中国是开放的，大门是打开的，欢迎大家来投资、共同建设中国，包括未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习主席的讲话对我们非常有启发，对所有央企来说也是鞭策。
《英才》：2016年中国广核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贺禹：从中国广核来看，“走出去”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
2016年，我们在“走出去”方面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华龙一号核电技术走出国门，进入英国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第二，我们投资50亿美元的全球第三大铀矿（纳米比亚中广核湖山铀矿）正式投入生产，去年12月28日生产出第一桶八氧化三铀（即黄饼），这为我们国家核电资源、核电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三，是我们收购了马兰西亚埃德拉项目，这个项目收购非常成功，（埃德拉）在运装机容量622万千瓦，中广核在海外的清洁能源控股在运装机总量达到884.3万千瓦，应该说是掌握了很好的资源，而且埃德拉储备项目还超过1000万千瓦，也都在“一带一路”沿线上。
此次项目收购对“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目标将发挥重大作用。项目的盈利状况也非常好，我们是去年一季度交割，三个季度盈利就超过13亿人民币。
《英才》：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的出海，对中国高端装备和能源基础设施“出海”是一个里程碑，结合中广核“出海”的历程，有哪些经验和思考？
贺禹：在国家“走出去”的战略中，我们发挥了企业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到“走出去”应该掌握的内容，同时理清了路，这为将来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快速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像核电这样的大项目都涉及到当地国家的政治因素，对此应该考虑得更加充分、全面。特别是到像英国这样法律法规十分健全的国家，首先对当地的法律、法规、规定，乃至政府诉求都要了解清楚，这是一方面。第二，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对方充分地沟通，不沟通肯定不行的。
受访者系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烈宏
超越西方公司的一把尖刀
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英才》：你是第一次参加达沃斯，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刘烈宏：聆听了习主席的主题演讲，坚定地发出了中国推进全球化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声音，让我们深感振奋，对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肖亞庆主任参加的对话栏目，在央企产中生了很好的反响。作为国家队的一员，参加达沃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未来在发展中，要坚定集团的国际化战略。
《英才》：现在全球反国际化势头逐渐抬头，央企国际化是否会遇到更多的不确定性？
刘烈宏：不确定性是肯定的。但对中国企业来讲，还是要想办法强化自身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核心竞争力的建设来找到比较优势的领域，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既不能盲目，同时也不能悲观。
中国电子信息集团要坚定地推进信息化能力走出去，我们在拉美、非洲，建立了一些围绕安防工程、电子政务等信息产业的基础工程，效果很好。从国家角度来讲，推动企业走出去，要想办法搭建总体的优势。总结这几年中国电子走出去的模式，首先是外交的引领，然后金融的支撑和企业的开拓，这三种优势相结合。所以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重搭建整体的优势，形成综合竞争力。
《英才》：全球经济更加复杂，非洲和拉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我们的投资收益率是否受到影响？
刘烈宏：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非洲、拉美国家，现在普遍都比较关注公共安全，在当前全球不稳定因素抬头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是愿意投入的。我们要提供一套先进但又经济实惠的整体解决方案。
中国企业可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能说人家日子好的时候赚人家的钱，人家日子不好的时候就撤退。这样很难拿到长周期的战略性订单。要把眼光放长，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综合性长周期地考虑。中央企业要打造这样的体系，这样的长周期战略。
《英才》：电子信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中国电子和一些大型跨国巨头相比，有直接抗衡的底气吗？
刘烈宏：我们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例如我们给厄瓜多尔做的全国性安防指挥控制系统，这个工程是从一个个城市开始，最后覆盖到全国，形成全境的公共安全系统。我们在每一次的竞标过程中，都和世界最先进的跨国公司竞争，但是通过综合实力，包括技术的先进性、金融的一揽子安排，最终赢得了这个项目，在厄瓜多尔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这个项目已经做成了拉美地区的一张名片。厄瓜多尔获得的成功，现在已经复制到了玻利维亚，我们正在承接玻利维亚的公共安全系统，正在推动秘鲁、阿根廷的项目建设，在一个小国家，做成了大影响力，把一个小项目做成了大项目。现在拉美有三四十亿美元的安全项目。
去年在非洲，推动政府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跟安哥拉搞人口的信息化系统，最近也在搞安哥拉的公共安全系统。信息化能力走出去，还有很大的机会。我们要坚定的把它做的更好。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的支撑，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我们在安哥拉的项目，对方一开始就推出你要提供融资方案，融资方案加上中国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能够超越西方公司的一把尖刀。
《英才》：从用户的使用来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刘烈宏：反响很好，得到了普通市民、政府官员，甚至厄瓜多尔总统的高度赞赏。厄瓜多尔在没有这套系统之前，公共安全的形式比较严峻。当年在南美的公共安全排在倒数第三名，通过这套系统的引进和运行，2016年的治安形势提高到南美的第三名。
受访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旭波
国际化不是仅找一个“老外”
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英才》：此次参加达沃斯年会，你有哪些收获？
于旭波：参加达沃斯论坛的收获有很多方面。第一，论坛是对国际政治、国际治理综合展示的平台；第二，从行业角度来看，有同行业的交流，比如在创新上，另外也有很多跨行业的交流也很好，收获非常大；第三，就是对企业发展理念的交流，虽说平时是每个企业各自发展，但真正站在一个国际平台的高度上，企业如何能够做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也对我有非常重要的启发。
我在达沃斯参加“气候行动新篇章”的分论坛后，启发很大，平时这方面工作还需要更系统地梳理。如果将自身提升到国际化企业的水平上，从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从国际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就需要）把企业的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统一起来。这样平时除了抓企业发展、改革创新、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工作，还需要从可持续这个角度来尽到大企业的社会责任。
《英才》：作为靠贸易起家的中央企业，中粮集团在近一段时间推动了哪些领域的国际化？
于旭波：实际上中粮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在农产品和粮油领域就是中国的领军企业，从我们业务的发展来看，与国际企业有很多联系。
伴随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明确，我们中粮集团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从2014年开始，中粮集团先后并购了来宝农业和尼德拉两家企业，截至今年2月底，我们这两家企业都会实现100%的控股，通过这些国际化的操作，中粮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去了，增加了曝光度。国际社会对中粮就会有更多的了解，行业内我们参与的活动更多了。
中粮作为国际化的企业，过去了解中粮就是了解中国，今天了解中粮就是了解中粮国际化的治理，国际化的经营理念，包括展示我们国际化的团队。
《英才》：中粮集团在“走出去”過程中，遭遇了哪些挑战？
于旭波：挑战非常大。首先是团队国际化的问题，如何学习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机制），如果选外籍经理人，主要的挑战就是对我们的了解程度。这其中包括对战略要求的了解、对商业模式的了解。
有时候大家觉得，是不是国际化就是找一个“老外”？今天看，不管是外籍经理人还是从国内外派的员工，首先要和集团的战略、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一致。
第二个挑战就是（海）内外能否一体，因为中粮的国际化战略都是服务于我们供应链的。那么，海外的供应链和国内的市场、系统、团队、业务流程、商业决策上，是否真的能形成一个团队、一个决策、一个报表，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文化不同，业务、流程上达不到一致，各想各的，肯定也不行。
还有一个挑战，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企的理念是很先进的，国际社会也非常认可，但是如何让这些理念，让海外的这些同事、同行、金融机构、甚至是媒体，了解我们国企，我们实际上是背负着很多社会责任的。
对团队要一视同仁，不仅需要中粮的团队走向国际化，而且需要国际化的团队走到中国来，真正形成一个团队。股东也是一样，有投资人担心中粮是大股东，是不是中粮就国有化了呢。在股东、董事会层面，我们还需要有很好的公司治理，在信息上能够公开透明，在机制上能够充分地研讨、公平地决策，真正服务于股东的利益。
因此，国际化也把中粮带入到需要加快市场化的阶段，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吸取新的经验。这两年时间，国际化虽然有辛酸苦辣，但是感觉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清晰。
受访者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年1月17日，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如期开始。和往年不同的是，这届世界经济论坛中，活跃着一批来自中国央企的掌门人。
这是一个由十余家央企高层组成的“梦之队”。在各个分论坛中，他们用熟练的英语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企业、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的代表交流意见，分享观点，让全球决策者听到了来自中国央企的声音。
通过本次达沃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更加奋进、开放的央企形象。这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加速全球化的缩影。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达沃斯指出，对外开放上，中国正在尽力所能及的责任。中国市场的潜力很大，这既是给中国的空间，也是给世界的空间。
公开数据显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0%以上。IMF在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这一数字是39%。
在“中国需求”为世界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也已经悄然展开。以国机集团为代表的央企纷纷走出国门，国际业务占比甚至超过了整体营收的50%以上；
以国家电网、中国石化等为代表，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数量已经相当庞大，包括“一带一路”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都是央企海外配置资源的重点区域。
怎样进一步开拓海外业务？如何在海外寻觅更加优质的资产？如何防范在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严峻挑战？
为此，《英才》记者专访了此次参加达沃斯的数位央企掌门人，希望从他们的分享中一窥全貌，寻找答案。
傅成玉
央企走出去从来没容易过
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英才》：全球反全球化思潮抬头，央企走出去会更加困难吗？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措施？
傅成玉：央企走出去从来没容易过，不是因为有反全球化声音就更困难。我们一直在困难当中坚持走出去，反全球化的声音也不是今天才有的。现在反全球化可能更严重，这一点我们相信。以前反全球化就没停过，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年在加重，民粹主义在加重。脱欧成功了，特朗普上台，这一势力越来越大。对中国采取的贸易限制，中国企业这些年也打了不少官司。我们已经熟悉了，已经有所准备了。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能发挥中国企业的优势，发挥中国国家制度的优势。达沃斯论坛习主席的讲话，让全世界吃惊，中国能站在世界的角度考虑世界的利益。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搞贸易壁垒等措施，这就为世界带来了很大一個市场。
很多人过去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还有所怀疑，现在都认为“一带一路”不得了。全球化过程中要解决包容性发展问题，包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全球化就是，你有好处大家分享。过去也分享了，但分享太不平均。“一带一路”就是分享中国的发展机会。
不仅仅带动“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还带动发达国家跟着你一起，这样就无形中把反全球化的力量削弱。
《英才》：从你的感受来看，外界对央企的认知这些年是否更加全面了？
傅成玉：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走出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投资额越来越大。这两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速在全球是最快的，总量是最大的。去年国际收购差不多50%的资金是中国企业的。国际上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势不可当，这已经是公认的了。
美的收购德国的库卡，一开始有阻挠的声音，但是他们缺中国的资金，缺中国的市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英才》：一家企业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国际化视野，你认为这几年央企企业家的国际化视野是不是也有提高？
傅成玉：这次参加达沃斯的央企，给我的感触非常深。有些人平时很少接触，但参加达沃斯的这13家公司的负责人，国际化的视野让我感触很深。
《英才》：你担任过两大石油公司的掌门人，你认为国企改革最不容易的地方是什么？
傅成玉：国企不容易，国企领导人不容易，因为国企领导的性质、职责定位和民企外企都非常不一样。他既要是市场化的企业家，又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的政治家。企业管理上既要按照市场的思路走，又要根据国情做出妥协和调整。
比如说西方企业经营不善，可以辞职走人，但我们肯定不能这样。同时央企还要背负重大社会责任，在中石化的时候，那时是106万员工，退休人员、劳工家属等94万人，加起来200万，94万人要养。要办很多社会职能，城市、社区、供水、供电、供油、供气、供暖、绿化，说企业效率低，如果把这块去掉了它绝对不低。但外界看来，我们效率就很差。
这些都需要改革，特别是经营体制机制要到位，同时希望社会要关注央企，要全面认知央企。现在国家推改革，要大力的推动。
《英才》：现在央企并购的国际大环境比以前更好了还是不如以前？
傅成玉：比以前好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认识要更全面。我那个时候阻力很大，因为它的历史节点不同。我们那时候是中国第一个企业以那么大金额收购一个大公司，在当时也算大事。
受访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朱民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口述|朱民/整理|本刊记者 杨旭然
在国资委肖亚庆主任的领导下，央企领导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国家高层关于全球化的发言，支持了中国高举全球化大旗的战略意图，这是非常关键的。 中国已经开始认真做全球化这件事，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影响，这次央企参加达沃斯会议的活动非常成功。
在会场上美国的政府高官对我说，他希望是美国总统在发言。中国人把全球化旗帜讲得如此之好，而且是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世界，以包容的态度推进全球化进程。
有人在达沃斯对我说，现在美国自己把全球化的主导权让出来了，中国有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把全球化旗帜举起来。历史总是以事件为标志，如果你将来回头看，这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达沃斯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论坛，也不完全是富人俱乐部，达沃斯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国际机构，类似于世界银行之类的国际顾问。
在这个平台上，作为会员，作为战略合作者，参加会议是一个享受服务的过程。可以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务。
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国际化做得最好的是华为，他在全世界打市场。而华为的国际化，达沃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华为国际化的主要“拐杖”就是达沃斯。论坛上有那么多的国家领导人，那么多企业。通过达沃斯，可以嫁接起企业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往来关系。
全球化发展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这是当前最大的战略框架。
在这个大的战略框架下，有几件事很重要。
第一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一带一路”需要央企与沿线国家高层建立联系。如果能够见这些国家的总理、总统，保持良好关系，项目合作就会有很多。
第二是金融支持。通过金融平台，引进国际资本。
中国企业，如果有几个国际基金做合伙人，国际业务成功率就会有所提高。依托国际化战略，扩展基金规模，我认为是支持国企走向世界的好办法。
第三是要做好舆论宣传。央企年初在达沃斯做的宣传是很好的，国资委主任、央企企业家的发言都非常精彩，但国内媒体的反映还是有所欠缺。
央企大多比較谨慎，比较低调。如果能通过传媒的眼睛，来反映央企的变化，利用好媒体的视野、形象和记录作用，还是挺重要的。
受访者系IMF前副总裁
杨杰
建好国际交流沟通平台
采访|本刊记者 杨旭然
《英才》：你这次去达沃斯有哪些比较深的感受？
杨杰：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参加这次论坛的各国嘉宾，对中国的表现都给予很高评价。另外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结合更加紧密。这次论坛上的很多演示都用到了信息通信技术，比如智能机器人对话，智能机器人根据人的语音、语调和动作，就能判断人的情绪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可以预见，未来经济将更多建立在网络和智能的基础之上，并将出现很多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
《英才》：哪些国际企业会和中国电信有合作机会或潜力？
杨杰：长期以来，中国电信不断扩大对外合作，我们跟很多国家的运营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和全球范围内一些大企业有很多合作，比如GE、IBM等。
在达沃斯我参加了一个闭门会议，与全球大型运营商高管交流。通过这次会议，发现了一些商机。今后我们将积极创造条件、更好把握机会，与各国信息通信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英才》：未来看好哪部分业务领域？
杨杰：我比较看好智能信息服务，这也是中国电信的战略定位。人类文明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当前进入了信息文明的高级阶段——智能化阶段。为顺应智能化时代的要求，中国电信制定了转型升级战略，致力于把企业建设成为领先的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运营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开展了业务生态化、网络智能化和运营智慧化布局，着力构建智能连接、智慧家庭、互联网金融、物联网、新型ICT五大生态圈，这五个生态圈是我们拓展智能信息服务的重点领域。
《英才》：中国电信在国际化方面有什么规划？有进军国际市场的计划吗？
杨杰：我们是中国最早开展国际化布局的运营商，旗下中国通服服务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加快拓展国际市场，加快建设全球网络，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智能信息丝绸之路。
《英才》：有很多运营商开始更加贴近互联网，比如美国运营商Verizon收购了雅虎，对此怎么看？
杨杰：运营商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内容应用和服务，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做法，今后这种跨界合作会更多，包括运用资本的力量，我觉得这在今后将成为常态。中国电信这几年也做了一些尝试，重组了旗下号百控股，逐步打造成为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和领先的移动互联网“文化娱乐+旅游服务”提供商。
《英才》：在央企国际化过程中，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风险？
杨杰：国际化带来很多商机，创造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但确实也带来一些风险，需要及时防范，比如一些国家的政治风险、经济环境风险等。做运营跟卖产品不一样，做运营需要长期耕耘，资产比较重的情况下，更需要及时规避风险。防范风险要以事前预防为主，在进入一个新市场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包括我们的业务跟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否吻合与匹配，这样才能有效规避风险。
受访者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任洪斌
国际化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知深浅
采访|本刊记者 杨旭然
《英才》：你这次去达沃斯跟国际企业家沟通，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记忆？
任洪斌：参加这次会议的感受，首先就是国外公司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制定维护的意愿非常强烈，比中国企业要强烈。与这些国外公司相比，中国企业要积极主动地去介绍中国经济及企业发展情况，利用达沃斯这样的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主张。这样的平台我们要充分利用，毕竟你去与不去，它就在那里，如果不去，对我们来说就是损失。 这次十几家国有企业参会，应该说在达沃斯形成了一种“央企现象”。国际上很多人原来甚至认为，中国央企领导都是“当官的”。通过这次论坛，他们发现这些人英文这么好，不仅可以流利地演讲，还能同与会代表共同分享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令他们刮目相看。这一点我也感受很深。
《英才》：国机集团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任洪斌：实际上，国机的国际业务比重已经很大了，涉海外业务收入已经占到总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对集团市场的多元化，以及企业的平稳发展，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最近，我们正着力于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家的计划主张做好协同，实现共赢。例如，在美国“电力非洲”这个计划中，我们跟美国GE共同合作了一些项目，现在第一个肯尼亚风电场项目已经成功了，后续还有大大小小项目共17个。目前，与跟GE开展合作的项目总金额超过80亿美元，这种互利合作大家都非常愉快，两国政府都会支持。因为我们把“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倡议主张通过具体项目开展协同合作，实现了多方共赢。
《英才》：央企在国际化当中一定要规避的风险是什么？
任洪斌：做自己熟悉的风险就会最小，因此，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深浅的风险。不知深浅最可怕。为什么老司机他胆小呢？他知道开车有多危险，新司机上来就乱比划最吓人。
《英才》：有一种说法，建厂的风险比卖产品的风险大，你认同吗？
任洪斌：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些国家有要求，企业如果不建厂就进不去他的市场去卖产品。例如现在国机和GE就在考虑，在有些市场建厂，因为这些地区要求企业必须在当地生产。
当然，建厂有建厂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根据市场环境和自己的需求，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去不断地调整策略，如果只用一種做法，肯定是走不通的。
《英才》：目前以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反全球化趋势有一定的显现，对这种趋势你怎么看？
任洪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贸易壁垒的存在，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有时还有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只要国家之间、企业之间正常交往，我相信贸易壁垒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当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或繁盛的不同时期，贸易壁垒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作为中国企业，对于贸易壁垒，我们要努力适应、积极面对，做好相应的管理工作，这样，遇到问题的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应对办法。
受访者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会生
和国际巨头一起出海
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英才》：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有什么感触？
王会生：我是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这次参加后体会还是很深。特别是习主席的讲话，在与会代表当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这种负责任的精神，体现了大国担当，感受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
众多央企的出席，为这次达沃斯增色不少。通过几次交流，感受到中国的话语权，中国企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形成必然的格局。现在的形势是，不是说要不要经济全球化，要不要走出去，而是你必须要走出去。尽管国投的走出去步伐，和有些央企比还有很大差距。国投的业务发展充分表明，我们在国内的投资开始和跨国公司合作，也将合作开展海外的投资、并购。中国有些产业的发展可以说已经顶到了天花板，只有往外走，没有国际业务你就没有办法更大地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达沃斯已经从一个纯粹的论坛变成了一个经济组织、研究活动场所，为参与者提供更多机会的舞台。这次请国资委和央企去，让大家有和国外企业深入沟通交流的机会。
《英才》：国投现在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公共健康、智能制造、环保等，这些产业必须要融入全球吗？
王会生：必须要融入全球。像健康养老、大数据、互联网产业，没有国际上最先进的东西加入起来，你就不是领先的。
我们在海外的投资有参股、有控股，比如苏格兰的海上风电，我们就是通过全资收购。还有一些项目是通过和战略合资伙伴共同进入国际市场，有一些项目我们是参股。
我更熟悉的领域，或者更放心的并购，我们可能就控股。有一些在技术上，管理上并非我强项的，我们就参股，但是必须找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国外的合作伙伴。
《英才》：反全球化的思潮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会造成更多困难吗？
王会生：肯定会遇到一些阻力，但是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这次到达沃斯得到的收获也是一样的。美国很多大公司就说，这种趋势谁也改变不了的。习主席讲小屋的理论，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没有阳光，没有氧气，你活不了。现在，绝大多数企业还是希望通过海外投资去发展。我们到苏格兰开展海上风电投资，苏格兰政府就给我们发了好几次函件，提出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非常需要更新，这方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英才》：全球经济并不是特别好，资产价格比较低，是否是我们收购的机会？
王会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实际上在一些并购当中，价格并没有完全背离轨道。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国际并购，价格还是遵循市场价值。我们已经进入第二轮竞争，但是很惋惜没有成功。这里面有国企的身份，有国家安全保护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体会是，未来必须与国外的合作伙伴加强联系。这次成功入围的是一家国外基金。我们有一个合作伙伴就是美国的博龙产业投资基金，但是我们和他们没有保持足够紧密的联系。如果与博龙合作可能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和国外顶级的合作伙伴搞好关系，加强合作，对我们走出去是有好处的。
受访者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
刘化龙
国际化经营模式升级
采访|本刊记者 杨旭然
《英才》：你在达沃斯论坛中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
刘化龙：首先是中国巨大的影响力。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各界的议题基本都涉及到中国和中国企业的元素。其次就是习主席在达沃斯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从我们在论坛期间接触到的国外企业的反馈看，主席演讲取得了极佳的效果。比如西门子、GE的高管，包括我1月18日参加的中美企业家早餐会，大家对习主席的演讲评价都非常高。
《英才》：你和国际上的同行有没有沟通，对这次会议交流的一些想法？
刘化龙：我和GE、西门子等企业的高管都有交流。首先，大家都认为国际化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必由之路，是必然选择。第二，对中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的担当意识和担当精神，大家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三，大家对未来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都抱有强烈的愿望和信心。
《英才》：中车国际业务覆盖这么多国家，有哪些比较成功的案例与我们分享？
刘化龙：中车国际化成功案例较多，如马来西亚项目、南非国际化项目等。我们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以来，当地对中车的关注，中车对当地就业的带动，与当地企业的合作，都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影响。我们投资建设了本地化的东盟制造基地，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亲自开挖车挖第一铲土做项目奠基。我们和当地合作伙伴合资建立维修中心，真正的实现了从企业产品走出去，到企业经营走进去，实现了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升级。第二个是南非项目。2012年以来，中车先后在南非获得了近500台电力机车和230多台内燃机车订单，当时这是和包括GE、庞巴迪、阿尔斯通等国际同行进行同台竞争的项目，最后中车获得的订单超过总量的一半。近年来，中车实施服务走出去，南非客户在去年12月和我们又签了一個合同金额约20多亿美元的维保服务合同，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开展本地化的维保服务工作。这个服务维保合同进一步加快了我们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走出去，所以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英才》：央企走出去，最需要去规避的风险是哪些？
刘化龙：这里面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一些文化融合的风险。政治风险包括政府换届引起的市场风险和项目执行风险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则需要时间，需要深度的理解并建立长期的互信。
《英才》：国内的高铁运力已经占到了整个客运量的50%以上，国际上会有这个潜力吗？
刘化龙：这要视不同国家的情况而定。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运输密度高。这种情况下，铁路是交通出行的首选，但国际上人口密度和总量少的国家就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了。但我们认为全球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势头还是比较好的，每年轨道交通装备的新造需求超过500亿欧元，维修服务需求也超过了500亿欧元，而且以每年2.2%的速度在递增，预计到2020年，全球轨道交通装备的市场需求将达到1340亿欧元，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应该说处于发展比较稳健的一个时期。过去的2016年，中车的海外市场订单也取得了比较大的增长。
受访者系中国中车集团公司董事长
徐念沙
美国企业计算成本和影响力的方法不一样
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英才》：在参加达沃斯会议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徐念沙：实际上我们之前是不去参加达沃斯年会的，今年在肖主任的号召下，我们参加了这届年会，发现确实美国的企业特别多。特别是在Strategic Parter Lounge里面（战略合作伙伴厅），也几乎都是美国企业。那天一场会议结束后，接到一位美国嘉宾的短信问我在哪，说能不能到我们这个厅来？进去我一看几乎全是外国人，我问他说这里怎么没有中国企业，他一开始没直说。后来我问另外一个人，他说这儿比较贵，大概每年要60万瑞郎（约合人民币409.5万元）的会费，但美国企业都在，这说明他们计算的成本和影响力，可能与我们的算法还不一样，值得琢磨。
《英才》：目前，保利集团的五大业务板块（地产、文化、贸易投资、民爆和能源）在国际化发展方面进展如何？
徐念沙：目前保利在国际化领域相对具有优势的首先是文化产业；第二是地产与基础设施板块；第三是我们的贸易投资，这是常年做的；第四是民用爆破炸药板块；第五，能源板块虽然也有国际化业务，但由于国际能源行业处在相对低迷的阶段，加上中央的政策限制产能，国际化步伐放慢了。
文化产业走得比较多的是欧美国家，旨在满足国内的大众需求。在艺术品，演出、文化产业中的创新技术、文化艺术教育方面，保利都在与国外的知名企业进行合作。
国内的一些城市特别希望有这种国外的高雅艺术，与这些艺术团体、演出机构合作。一线城市可能好一些，二线城市希望能多引进一些高雅的演出，提升城市的品位，促进当地的文化生活，这还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开展一些艺术教育，比如请一些国外知名的艺术大师走近我们的学生受众。我们致力于做这些工作，这些工作一是不挣钱，再就是落地难。但是我们坚定地在做，因为这是社会需求。
在地产的“出海”方面，我们考虑海外的房地产业务能否与中国“走出去”的政策要求结合起来，比如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不鼓励对外投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搞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已经有海外公司的房地产板块，可以用境外上市公司的自有资金，不是我国的外汇储备，这也是可以做的。特别是一些国外的公司也比较愿意和中资的公司合作，因为他们对收益的计算方式与我们是不一样的。在期权方面也没有，国外公司的管理层有期权，挣得慢、升值空间小的项目不愿意做。但市场结构中，这部分市场空间就留出来了，这是资产结构不一样。
房地产产业的“出海”一方面来说增加收益；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宣传，提升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增加正能量，让对方也能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产品。 第三产业就是投资和贸易，贸易板块也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这是保利的传统。但现在这个板块也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这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也变了，真正国防装备类的业务占比已经非常低了。
而在民爆板块，保利民爆产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被动接受，第二是决定民爆“何去何从”，集团内部关于是否保留这一板块争论比较激烈。最后要求短期内保利的民爆成为行业前茅，后来我们通过收购的形式，产能变成中国第一。
下一个阶段就是要“上档次”，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化发展，第二个就是技术进步，距离三年前接受《英才》专访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民爆板块变化并不大，这就说明国际化并非易事。
受访者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
贺禹
华龙一号进入英国极大增强信心
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英才》：在参加达沃斯年会期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贺禹：最令我振奋的是习主席的讲话，讲话真的是全球领导风范，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观点阐述得非常详尽，而且阐明我们中国，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
我们对全球做的贡献，境外企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帮助，而且习主席在讲话当中又一次强调，中国是开放的，大门是打开的，欢迎大家来投资、共同建设中国，包括未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习主席的讲话对我们非常有启发，对所有央企来说也是鞭策。
《英才》：2016年中国广核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贺禹：从中国广核来看，“走出去”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
2016年，我们在“走出去”方面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华龙一号核电技术走出国门，进入英国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第二，我们投资50亿美元的全球第三大铀矿（纳米比亚中广核湖山铀矿）正式投入生产，去年12月28日生产出第一桶八氧化三铀（即黄饼），这为我们国家核电资源、核电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三，是我们收购了马兰西亚埃德拉项目，这个项目收购非常成功，（埃德拉）在运装机容量622万千瓦，中广核在海外的清洁能源控股在运装机总量达到884.3万千瓦，应该说是掌握了很好的资源，而且埃德拉储备项目还超过1000万千瓦，也都在“一带一路”沿线上。
此次项目收购对“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目标将发挥重大作用。项目的盈利状况也非常好，我们是去年一季度交割，三个季度盈利就超过13亿人民币。
《英才》：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的出海，对中国高端装备和能源基础设施“出海”是一个里程碑，结合中广核“出海”的历程，有哪些经验和思考？
贺禹：在国家“走出去”的战略中，我们发挥了企业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到“走出去”应该掌握的内容，同时理清了路，这为将来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快速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像核电这样的大项目都涉及到当地国家的政治因素，对此应该考虑得更加充分、全面。特别是到像英国这样法律法规十分健全的国家，首先对当地的法律、法规、规定，乃至政府诉求都要了解清楚，这是一方面。第二，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对方充分地沟通，不沟通肯定不行的。
受访者系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烈宏
超越西方公司的一把尖刀
采访|本刊记者 谢泽锋
《英才》：你是第一次参加达沃斯，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刘烈宏：聆听了习主席的主题演讲，坚定地发出了中国推进全球化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声音，让我们深感振奋，对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肖亞庆主任参加的对话栏目，在央企产中生了很好的反响。作为国家队的一员，参加达沃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未来在发展中，要坚定集团的国际化战略。
《英才》：现在全球反国际化势头逐渐抬头，央企国际化是否会遇到更多的不确定性？
刘烈宏：不确定性是肯定的。但对中国企业来讲，还是要想办法强化自身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核心竞争力的建设来找到比较优势的领域，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既不能盲目，同时也不能悲观。
中国电子信息集团要坚定地推进信息化能力走出去，我们在拉美、非洲，建立了一些围绕安防工程、电子政务等信息产业的基础工程，效果很好。从国家角度来讲，推动企业走出去，要想办法搭建总体的优势。总结这几年中国电子走出去的模式，首先是外交的引领，然后金融的支撑和企业的开拓，这三种优势相结合。所以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重搭建整体的优势，形成综合竞争力。
《英才》：全球经济更加复杂，非洲和拉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我们的投资收益率是否受到影响？
刘烈宏：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非洲、拉美国家，现在普遍都比较关注公共安全，在当前全球不稳定因素抬头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是愿意投入的。我们要提供一套先进但又经济实惠的整体解决方案。
中国企业可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能说人家日子好的时候赚人家的钱，人家日子不好的时候就撤退。这样很难拿到长周期的战略性订单。要把眼光放长，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综合性长周期地考虑。中央企业要打造这样的体系，这样的长周期战略。
《英才》：电子信息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中国电子和一些大型跨国巨头相比，有直接抗衡的底气吗？
刘烈宏：我们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例如我们给厄瓜多尔做的全国性安防指挥控制系统，这个工程是从一个个城市开始，最后覆盖到全国，形成全境的公共安全系统。我们在每一次的竞标过程中，都和世界最先进的跨国公司竞争，但是通过综合实力，包括技术的先进性、金融的一揽子安排，最终赢得了这个项目，在厄瓜多尔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这个项目已经做成了拉美地区的一张名片。厄瓜多尔获得的成功，现在已经复制到了玻利维亚，我们正在承接玻利维亚的公共安全系统，正在推动秘鲁、阿根廷的项目建设，在一个小国家，做成了大影响力，把一个小项目做成了大项目。现在拉美有三四十亿美元的安全项目。
去年在非洲，推动政府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跟安哥拉搞人口的信息化系统，最近也在搞安哥拉的公共安全系统。信息化能力走出去，还有很大的机会。我们要坚定的把它做的更好。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的支撑，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我们在安哥拉的项目，对方一开始就推出你要提供融资方案，融资方案加上中国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能够超越西方公司的一把尖刀。
《英才》：从用户的使用来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
刘烈宏：反响很好，得到了普通市民、政府官员，甚至厄瓜多尔总统的高度赞赏。厄瓜多尔在没有这套系统之前，公共安全的形式比较严峻。当年在南美的公共安全排在倒数第三名，通过这套系统的引进和运行，2016年的治安形势提高到南美的第三名。
受访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旭波
国际化不是仅找一个“老外”
采访|本刊记者 孟德阳
《英才》：此次参加达沃斯年会，你有哪些收获？
于旭波：参加达沃斯论坛的收获有很多方面。第一，论坛是对国际政治、国际治理综合展示的平台；第二，从行业角度来看，有同行业的交流，比如在创新上，另外也有很多跨行业的交流也很好，收获非常大；第三，就是对企业发展理念的交流，虽说平时是每个企业各自发展，但真正站在一个国际平台的高度上，企业如何能够做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也对我有非常重要的启发。
我在达沃斯参加“气候行动新篇章”的分论坛后，启发很大，平时这方面工作还需要更系统地梳理。如果将自身提升到国际化企业的水平上，从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从国际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就需要）把企业的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统一起来。这样平时除了抓企业发展、改革创新、提质增效等方面的工作，还需要从可持续这个角度来尽到大企业的社会责任。
《英才》：作为靠贸易起家的中央企业，中粮集团在近一段时间推动了哪些领域的国际化？
于旭波：实际上中粮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在农产品和粮油领域就是中国的领军企业，从我们业务的发展来看，与国际企业有很多联系。
伴随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明确，我们中粮集团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从2014年开始，中粮集团先后并购了来宝农业和尼德拉两家企业，截至今年2月底，我们这两家企业都会实现100%的控股，通过这些国际化的操作，中粮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去了，增加了曝光度。国际社会对中粮就会有更多的了解，行业内我们参与的活动更多了。
中粮作为国际化的企业，过去了解中粮就是了解中国，今天了解中粮就是了解中粮国际化的治理，国际化的经营理念，包括展示我们国际化的团队。
《英才》：中粮集团在“走出去”過程中，遭遇了哪些挑战？
于旭波：挑战非常大。首先是团队国际化的问题，如何学习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机制），如果选外籍经理人，主要的挑战就是对我们的了解程度。这其中包括对战略要求的了解、对商业模式的了解。
有时候大家觉得，是不是国际化就是找一个“老外”？今天看，不管是外籍经理人还是从国内外派的员工，首先要和集团的战略、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一致。
第二个挑战就是（海）内外能否一体，因为中粮的国际化战略都是服务于我们供应链的。那么，海外的供应链和国内的市场、系统、团队、业务流程、商业决策上，是否真的能形成一个团队、一个决策、一个报表，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文化不同，业务、流程上达不到一致，各想各的，肯定也不行。
还有一个挑战，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企的理念是很先进的，国际社会也非常认可，但是如何让这些理念，让海外的这些同事、同行、金融机构、甚至是媒体，了解我们国企，我们实际上是背负着很多社会责任的。
对团队要一视同仁，不仅需要中粮的团队走向国际化，而且需要国际化的团队走到中国来，真正形成一个团队。股东也是一样，有投资人担心中粮是大股东，是不是中粮就国有化了呢。在股东、董事会层面，我们还需要有很好的公司治理，在信息上能够公开透明，在机制上能够充分地研讨、公平地决策，真正服务于股东的利益。
因此，国际化也把中粮带入到需要加快市场化的阶段，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吸取新的经验。这两年时间，国际化虽然有辛酸苦辣，但是感觉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清晰。
受访者系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