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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他崇尚调查研究，在内心深处对调查研究寄予了很高的价值期待。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获取事实真相的根本途径、进行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衡量干部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以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有效手段。这种价值追求对于我们今天开展调查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调查研究；价值追求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6-0072-03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对调查研究的执着的价值追求，即他从不是为了调查研究而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将他的这种价值追求体现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指引下，使得毛泽东在多年的调查研究实践中，对调查研究的目的、方法、手段有着自己独到、精辟而深刻的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不仅是获取事实真相的根本途径，是进行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衡量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更是他借以实现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有效手段。
一、把调查研究作为获取事实真相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将调查研究的过程看作是一个由不知到知之，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过程。青年毛泽东在写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就表达了他的这个观点，他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这当然与他曾经有着做过工、务过农、从过商、学过徒、参过军等各种切身体验，因而对各行各业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状况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密切相关，也与他在一师求学期间就曾三次游历考察湖南农村，在向社会和群众学习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收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也正因此，毛泽东对调查研究这种工作方法产生了独特的感情。他坚信，只要深入群众、深入社会，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那就一定会对获得事实的真相产生帮助，一定能够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正确的思路。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2]109他之所以毫不客气，是因为他明白对于自己不完全懂和完全不懂的问题，只有下大力气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了解隐藏在事情表面之下的真相；他之所以毫不客气，是因为他明白我们研究问题只有下功夫“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3]132，然后才有可能明了一般情况，对研究别的地方提供帮助；他之所以毫不客气，是因为他明白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就难以为作出正确的决策奠定基础，就可能使党因为不能作出满足人民群众现实利益需要的决策而疏远与群众的距离。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不可能了解延安城西北向4公里小砭沟村“婆姨不生娃”，是因为那里的饮用水有问题；如果没有调查研究，这一时期毛泽东也不可能了解安塞老乡大骂“老天爷瞎了眼，为甚不让雷公打死毛泽东”，是因为边区老乡对当年分配的20万石救国公粮意见很大；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5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更不可能了解全国各地农民群众的生活困难状况和农村工作存在的实际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定产过高与实际产量过低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
反思今天的工作，如若不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花垣县十八洞村的施齐文家，怎么能够了解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依然还有人民群众在贫困线上挣扎，又怎么能够知晓那盏节能灯依然是这户人家唯一的电器呢？“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109。调查研究这个了解事实真相的根本途径，不仅我们过去革命战争时期不能丢，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不能丢，即便是将来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后也不能丢。
二、把调查研究作为进行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想问题办事情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作为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毛泽东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进行正确决策、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前提。他认为，离开了调查研究，作出正确的决策就只能是一个美好幻想，因为你对基本事实的认识都不清楚，你所坚持的实事求是也就只能是流于形式的虚有其表。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要坚持调查研究的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3]268也即是说，在开展调查研究的时候，除了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善于运用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法以外，还必须要有科学的调查方法，既不能只抓一点不及其余，也不能过于粗糙走马看花，更不能不加辨别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在系统、周密、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注重调查事物的全貌，注重对事物真相的了解，注重占有资料的客观和详尽。如此，才能达到客观、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的目的，才能为正确决策的作出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如果没有深入工矿、农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的大量调查和研究，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便不可能问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真实状况以及他们对待革命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态度便无从了解，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也便不能很快地认识清楚，联合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特定情况下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左翼共同革命的正确决策便不可能很快作出；如果没有在深入湖南5个县进行长达32天的实地考察，在这场革命即将面临成功还是失败的抉择面前，毛泽东也不可能对党内外责难农民革命斗争的言论作出针锋相对的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的回答，使他成为党内坚持依靠蕴藏在工农群众中的巨大力量给反动分子以有力回击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为党在革命遭遇重大挫折后依然能够以星火之光走向燎原之势埋下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希望种子。正是在一次次的失败面前，在经过大革命失败而艰难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因为错误领导而一次次遭受新的损失面前，在一次次被教条主义者错误地批评和打击的教训面前，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115，只有真正深入到对中国广人人民群众的实际调查中，只有亲身参与到中国复杂而又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只有时时注意了解社会情况，时时不忘进行实际调查，才能切实纠正教条主义错误，洗刷唯心精神。1956年，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同样是出于毛泽东经过认真听取34个部委的详细汇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即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才概括出来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清晰的思路，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客观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正是这种了解使他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后将这种科学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完美地结合起来。这一点党内资格最老的陈独秀做不到，这一点马列著作谙熟于胸的王明也做不到，而只有毛泽东做到了，这与他始终坚持先经过调查研究而后再作出决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与他始终坚信：“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2]110的执着信念是密不可分的。 三、把调查研究作为衡量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的过程看做是“向群众寻求真理”[4]的过程，因此，他认为不能为了调查研究而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反对没有目的的机械和盲目调查，而是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实现有的放矢，最终为解决问题服务。
愿不愿意进行调查研究，这本身就是对一个干部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的考量，因为要进行调查研究，要从调查研究中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料，必须具备谦虚谨慎的态度，必须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明确交代了这一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他指出：“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5]789-790他还以自己曾经进行的兴国和长冈、才溪两乡的调查为例，强调不管调查对象地位高低，都是他可敬爱的先生，并指出：“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5]790正是因为调查研究工作需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需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所以毛泽东将其作为衡量干部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研究，往往是一个干部严谨、务实工作作风的反映；反之，其怠惰和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也会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他曾非常严厉地批评那些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不同群众商量就由党委少数人关在房子里作出决策的现象，认为这是对工作的极端不负责，以这样的方式制定的所谓政策一定是主观主义的，是一定会害死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对调查研究工作的轻视态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决策失当引起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带头做了自我批评：“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6]那些习惯于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指手画脚、发表议论以显示自己权威、将调查研究只是当作走过场，当作已经根据主观臆断做好的决定的形式上的根据的人，其结果必将如毛泽东80多年以前所总结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2]110可见，毛泽东不仅将调查研究作为衡量党的干部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同时也将其作为了衡量自己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
四、把调查研究作为联系人民群众的有效手段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毛泽东一生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对那些轻视群众的现象，他表现出深恶痛绝。可以说，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自觉。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作为领袖的他而不得不为之的功课，而是因为他将有着朴素阶级意识和最干净心灵的人民群众看做自己的贴心人，进而对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所产生的情不自禁的关注，更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1031这种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由衷尊重。调查研究就是毛泽东实现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方式。通过调查研究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直接或间接联系，以便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有一个客观和实际的了解，进而为其解决实际困难，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永葆血肉联系，是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前，尽管党一直处于艰苦的转战环境中，但战争的危险丝毫也没有削减毛泽东深入农民群众搞调查研究的兴趣，那个时候因为党工作的重点在农村，通过调查研究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相对还比较容易。延安时期，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毛泽东经常在散步的路上和遇到的老农、小商贩、羊倌等攀谈，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工作非常繁忙，毛泽东也住进了中南海，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的习惯，每当工作稍微轻松的时候，他总会带上几个卫士到京郊附近的农村去走走看看，去与他可亲可爱的农民朋友们唠唠。他曾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5]790这一点从他1952年再次走访京郊马甸村农民吴文阳家，与吴文阳“我住中南海，你去就对门卫说是我的朋友，他们就会让你进去”的亲切谈话，以及他随机走访京郊农民张振家，问收成如何、问生活状况、问家庭成员等，并在临别时邀请与农民张振一家老少合影留念中，可见一斑。
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手段日渐丰富起来，其突出标志就是网络被应用于舆情调查。然而，如何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使经过辛苦的调查研究得来的真知灼见不为浮躁的社会背景下形式主义歪风所扰、官僚主义恶风所惑，依然是对我们今天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严峻挑战。在当前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矛盾多发期，我们要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中汲取精华，以他坚持调查研究的价值追求为追求，在全党上下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必将为党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重要依据，进而为我们解决发展中日益尖锐和激化的矛盾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出巨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28.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79.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7.
责任编辑 张忠友
关键词：毛泽东；调查研究；价值追求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6-0072-03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对调查研究的执着的价值追求，即他从不是为了调查研究而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将他的这种价值追求体现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指引下，使得毛泽东在多年的调查研究实践中，对调查研究的目的、方法、手段有着自己独到、精辟而深刻的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不仅是获取事实真相的根本途径，是进行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衡量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更是他借以实现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有效手段。
一、把调查研究作为获取事实真相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将调查研究的过程看作是一个由不知到知之，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过程。青年毛泽东在写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就表达了他的这个观点，他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这当然与他曾经有着做过工、务过农、从过商、学过徒、参过军等各种切身体验，因而对各行各业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状况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密切相关，也与他在一师求学期间就曾三次游历考察湖南农村，在向社会和群众学习的实践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收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也正因此，毛泽东对调查研究这种工作方法产生了独特的感情。他坚信，只要深入群众、深入社会，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那就一定会对获得事实的真相产生帮助，一定能够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正确的思路。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2]109他之所以毫不客气，是因为他明白对于自己不完全懂和完全不懂的问题，只有下大力气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了解隐藏在事情表面之下的真相；他之所以毫不客气，是因为他明白我们研究问题只有下功夫“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3]132，然后才有可能明了一般情况，对研究别的地方提供帮助；他之所以毫不客气，是因为他明白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就难以为作出正确的决策奠定基础，就可能使党因为不能作出满足人民群众现实利益需要的决策而疏远与群众的距离。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不可能了解延安城西北向4公里小砭沟村“婆姨不生娃”，是因为那里的饮用水有问题；如果没有调查研究，这一时期毛泽东也不可能了解安塞老乡大骂“老天爷瞎了眼，为甚不让雷公打死毛泽东”，是因为边区老乡对当年分配的20万石救国公粮意见很大；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5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更不可能了解全国各地农民群众的生活困难状况和农村工作存在的实际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定产过高与实际产量过低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
反思今天的工作，如若不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花垣县十八洞村的施齐文家，怎么能够了解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依然还有人民群众在贫困线上挣扎，又怎么能够知晓那盏节能灯依然是这户人家唯一的电器呢？“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109。调查研究这个了解事实真相的根本途径，不仅我们过去革命战争时期不能丢，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不能丢，即便是将来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后也不能丢。
二、把调查研究作为进行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想问题办事情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作为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毛泽东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进行正确决策、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前提。他认为，离开了调查研究，作出正确的决策就只能是一个美好幻想，因为你对基本事实的认识都不清楚，你所坚持的实事求是也就只能是流于形式的虚有其表。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要坚持调查研究的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3]268也即是说，在开展调查研究的时候，除了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善于运用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法以外，还必须要有科学的调查方法，既不能只抓一点不及其余，也不能过于粗糙走马看花，更不能不加辨别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在系统、周密、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注重调查事物的全貌，注重对事物真相的了解，注重占有资料的客观和详尽。如此，才能达到客观、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的目的，才能为正确决策的作出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如果没有深入工矿、农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的大量调查和研究，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便不可能问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真实状况以及他们对待革命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态度便无从了解，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也便不能很快地认识清楚，联合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特定情况下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左翼共同革命的正确决策便不可能很快作出；如果没有在深入湖南5个县进行长达32天的实地考察，在这场革命即将面临成功还是失败的抉择面前，毛泽东也不可能对党内外责难农民革命斗争的言论作出针锋相对的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的回答，使他成为党内坚持依靠蕴藏在工农群众中的巨大力量给反动分子以有力回击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为党在革命遭遇重大挫折后依然能够以星火之光走向燎原之势埋下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希望种子。正是在一次次的失败面前，在经过大革命失败而艰难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因为错误领导而一次次遭受新的损失面前，在一次次被教条主义者错误地批评和打击的教训面前，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115，只有真正深入到对中国广人人民群众的实际调查中，只有亲身参与到中国复杂而又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只有时时注意了解社会情况，时时不忘进行实际调查，才能切实纠正教条主义错误，洗刷唯心精神。1956年，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同样是出于毛泽东经过认真听取34个部委的详细汇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即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才概括出来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清晰的思路，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客观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正是这种了解使他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后将这种科学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完美地结合起来。这一点党内资格最老的陈独秀做不到，这一点马列著作谙熟于胸的王明也做不到，而只有毛泽东做到了，这与他始终坚持先经过调查研究而后再作出决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与他始终坚信：“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2]110的执着信念是密不可分的。 三、把调查研究作为衡量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的过程看做是“向群众寻求真理”[4]的过程，因此，他认为不能为了调查研究而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反对没有目的的机械和盲目调查，而是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实现有的放矢，最终为解决问题服务。
愿不愿意进行调查研究，这本身就是对一个干部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的考量，因为要进行调查研究，要从调查研究中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料，必须具备谦虚谨慎的态度，必须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明确交代了这一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他指出：“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5]789-790他还以自己曾经进行的兴国和长冈、才溪两乡的调查为例，强调不管调查对象地位高低，都是他可敬爱的先生，并指出：“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5]790正是因为调查研究工作需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需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所以毛泽东将其作为衡量干部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研究，往往是一个干部严谨、务实工作作风的反映；反之，其怠惰和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也会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他曾非常严厉地批评那些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不同群众商量就由党委少数人关在房子里作出决策的现象，认为这是对工作的极端不负责，以这样的方式制定的所谓政策一定是主观主义的，是一定会害死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对调查研究工作的轻视态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决策失当引起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带头做了自我批评：“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6]那些习惯于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指手画脚、发表议论以显示自己权威、将调查研究只是当作走过场，当作已经根据主观臆断做好的决定的形式上的根据的人，其结果必将如毛泽东80多年以前所总结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2]110可见，毛泽东不仅将调查研究作为衡量党的干部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同时也将其作为了衡量自己工作态度的重要标尺。
四、把调查研究作为联系人民群众的有效手段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毛泽东一生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对那些轻视群众的现象，他表现出深恶痛绝。可以说，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自觉。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作为领袖的他而不得不为之的功课，而是因为他将有着朴素阶级意识和最干净心灵的人民群众看做自己的贴心人，进而对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所产生的情不自禁的关注，更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1031这种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由衷尊重。调查研究就是毛泽东实现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方式。通过调查研究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直接或间接联系，以便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有一个客观和实际的了解，进而为其解决实际困难，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永葆血肉联系，是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前，尽管党一直处于艰苦的转战环境中，但战争的危险丝毫也没有削减毛泽东深入农民群众搞调查研究的兴趣，那个时候因为党工作的重点在农村，通过调查研究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相对还比较容易。延安时期，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毛泽东经常在散步的路上和遇到的老农、小商贩、羊倌等攀谈，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工作非常繁忙，毛泽东也住进了中南海，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的习惯，每当工作稍微轻松的时候，他总会带上几个卫士到京郊附近的农村去走走看看，去与他可亲可爱的农民朋友们唠唠。他曾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5]790这一点从他1952年再次走访京郊马甸村农民吴文阳家，与吴文阳“我住中南海，你去就对门卫说是我的朋友，他们就会让你进去”的亲切谈话，以及他随机走访京郊农民张振家，问收成如何、问生活状况、问家庭成员等，并在临别时邀请与农民张振一家老少合影留念中，可见一斑。
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手段日渐丰富起来，其突出标志就是网络被应用于舆情调查。然而，如何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使经过辛苦的调查研究得来的真知灼见不为浮躁的社会背景下形式主义歪风所扰、官僚主义恶风所惑，依然是对我们今天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严峻挑战。在当前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矛盾多发期，我们要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中汲取精华，以他坚持调查研究的价值追求为追求，在全党上下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必将为党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重要依据，进而为我们解决发展中日益尖锐和激化的矛盾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出巨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28.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79.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7.
责任编辑 张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