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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之后，“文化热”和“国学热”先后兴起，就在“国学热”接近消歇之前，一种新的文化实践兴起，即新吟诵。然而无论是民国时期的吟诵学，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吟诵抢救，以及现在的新吟诵都不是单一的文学性文化现象，而是面对现代文化的一种自立的持续努力。可以说吟诵问题是整个传统文化在面临现代性或现代西方政治、文化时的艰难处境的一小部分。重新认识或说重新意识到这一处境的艰难是寻找出路的认知前提，这一认知就是对传统断裂和大众文化的反思。传统的断裂是在新时期人们寻求传统的根本原因，而大众文化的兴起则是最表面的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从这两个点出发，也许能够管窥某种文化问题的真相之一般。
关键词 国学热 传统断裂 大众文化 大众娱乐
作者简介：董奕含，中央民族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8-231-02
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题，不仅政治与经济以此为中心，社会也以此为行动的主旨，然而与此相对的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或说对传统的热切追捧。这场文化思潮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日益白热化，也就是说，不仅从社会科学的领域出发研究，也随着新媒体的加入而变得与日俱增的大众化，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
1993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一文在8月16日《人民日报》的占了一整个版面，该文的重点在于“编者按”，按语指出，在当前社会商品经济浪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仍有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按语以肯定的口吻赞扬“北大这些学者坚持研究国学，弘扬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豍文章最后指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这个开端很重要，没有以北京大学为主体的教育届的开端，这场文化热很难获得之后的反响。
进入新世纪，“国学热”持续升温，并且范围不断扩大，民众化越来越深入。其早先影响所及初为学界的探讨，各种理论的争鸣在媒体和学术期刊的参与下更加深入发展。尔后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先后高姿态地设国学院办国学班或传统文化班，这种形式传到社会上就形成了民间花样繁多的国学文化活动，读经讲经、祭孔拜祖、国学院、汉服运动、中国古风、百家讲坛、百姓国学等各种各样以“国学”为名号的活动粉墨登场，大范围地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国学”俨然成为了社会主流话语。在这种环境中，可以十分肯定，“国学”大范围地热起来了。
一个新兴的也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在国学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先是主要电视媒体推出“学术讲坛”，首先是凤凰卫视推出《世纪大讲堂》，开中国学术电视之先河。之后中央电视台在新开台不久的科教频道推出《百家讲坛》，正是《百家讲坛》把“国学热”推向了高峰，然而也正是这种媒体的作用，使得“国学热”迅速商业化，反思或说“冷思考”越来越多，在这种舆论中，新吟诵渐渐凸显出了头角。
在“国学热”出兴之际，吟诵是作为“抢救对象”出现在舆论中的，这种新情况得以出现是因为改革开放结束了之前三十年激进的反传统，为文化重建与复兴创造了基础性的时代环境。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经济的改革，改变了激进的话语环境，为文化创造了开放的时代环境。一批老一辈学者和受过其教诲的中青年学者开始致力于恢复吟诵。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批精通传统吟诵的先生们刚从牛棚出来，心境得以恢复，身体亦还康健，在各种学术会议中，各位先生总要吟诵一番，表达感情。有些吟诵还用半头砖式的录音机录了下来，其中一些磁带还尚存人间。1988年，中华诗词学会拍摄了《华夏诗声》吟诵专场录像，数十位先生纷纷吟咏唱和。
在大学方面，陈少松在南京师范大学开设选修课，已经有十几年，影响很大。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常年传授吟诵。广州分春馆门人一直在中山大学传授粤语吟诵。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台湾辅仁大学联合成立吟诵诗社。同年，徐健顺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吟诵诗社，次年成立“首都高校吟诵传承研究联谊会”。并开始筹备成立中华吟诵学会。
2010年1月24日，经教育部批准，民政部注册，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中华吟诵学会）。这是徐建顺等人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工作和抢救、采录、推广吟诵实践之后，在中央精神文明办、国家语委、教育部语用司的领导和支持下，联络海内外的吟诵界人士，合力创建的一个吟诵文化志愿者群众团体，也是唯一的全国性吟诵组织。
尽管已经成立了中华吟诵学会，但与“国学热”相比，吟诵受到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因为连一篇研究吟诵的现实文化意义的研究文章都搜索不到。因而笔者对此从“传统的断裂”和“大众文化”两个点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吟诵，简要地说，是我国古典时代教书授徒时普遍运用的方法，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孔子之时，他就说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孔门诸多弟子都擅长吟唱，其后二千年里的文士无不以吟诵为读书赏文鉴诗的基本功。直到近代这种传统在激进反传统的影响是下才淡出人们的生活和视野，在政治运动和文化批判的舆论浪潮中中，吟诵作为所谓传统的封建文化的一部分被抛弃。这种抛弃本身在今天看来可以叫做传统的断裂之表征。
传统的断裂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西方先发生而后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自主发生的巨大时代问题。今天，传统的断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传统的断裂是政治实践造成的，这种政治实践的观念逻辑依然被掩盖着，因而传统断裂的问题实际上首先就是这个引导政治实践的逻辑是什么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在二十世纪以前都有自己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有明确的开端，这就是孔子。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内中国文化虽然经过诸多危机但都延续下来了。西方的传统具体而言政治思想传统也有明确的界限，“我们（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发轫显然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而且这一传统也很明显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引来了它的终结。”豎而中国文化传统的终结同样与马克思脱不了干系，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终结于政治或说革命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运动。因而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对看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必要的。阿伦特对马克思思想的考察，对理解中国政治运动的逻辑十分有启发意义。 在认识马克思时，有一点要牢记：马克思并非对传统的唯一挑战者。十九世纪对西方思想传统提出挑战的还有基尔克果和尼采。并且尼采和马克思的挑战均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极权主义统治，这些毁灭性的行动使传统彻底终结。在实践和理论之间，马克思几乎完全以实践为中心，理论服务于实践，因此在挑战的彻底性上马克思更胜一筹。这种彻底性对中国影响巨大。
阿伦特将马克思的思想集中在马克思的三个结论上：一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结论出自《神圣家族》；二是“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个结论出自《资本论》；三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出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豏
现在看看这三个结论是如何挑战传统的，首先，传统思想中队人的定义是“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也就是理性动物。马克思提出人是劳动创造的，也就是说，人是劳动动物。其次，马克思肯定暴力是历史的推动力，在古希腊城邦中，政治史共同生活，因而真正的推动力是对话或审议，而且在传统政治中暴力是连同僭主一起被蔑视的，现在被马克思抬高到了具有历史性地位。再次，柏拉图用“洞穴”比喻城邦，哲学在洞穴之外，现在马克思要用哲学来改造世界，也就是改造柏拉图的“洞穴”，这是对传统的颠倒，改造后的世界是一个“颠倒的世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蓝图的描绘都是建立在这三个结论上的豐。
马克思的这三个结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被简化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基本就是按照这逻辑进行的，只不过在中国都被统合进了政治运动过程之中。豑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浩劫，这场浩劫完全终结了传统。
改革开放终结了“文革”的浩劫，开启了中国再次现代化的道路。正是这一现代化使中国在接受现代性的同时接受了现代性的危机。文化传统断裂的事实促使新时代的人们试重建文化，现代文化成为了其中心内容。然而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后，文化却成为了问题，这种表现就是“国学热”的泛滥。也就是说，“国学热”是现代文化问题的集中体现。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这一文化问题就在于现代文化完全没有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基本就是商业化与技术化的东西。因此有必要细察现代文化的实质内含。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然而二十世纪后半期，民主在普遍选举中显然已是大众民主，然而大众民主中，“就大众而言，民主平稳运作的最重要的德行之一，据说是选举冷漠，亦即公共精神的匮乏。那些只读报纸体育娱乐滑稽版的市民，的确不是地上的盐，而是现代民主制的盐。民主因而的确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豒而大众文化来自哪里呢？“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术语显然是从“大众社会”这个并不比它早很多出现的术语中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大众文化被默认为是大众社会的文化。豓然而，大众社会是社会整合了所有人口（个人）的社会状态。在大众社会中，文化是个被遭遇的对象，然而，文化对象却首先就被大众社会中的市侩贬低成了无用之物，如近些年在中国社会中留行的“读书无用”之类的说法。更为重要的是，市侩们还将文化唤作某种可称为价值的东西，也就是文化可以以货币为单位进行交换，交换社会地位和名声等，大众对货币具有常识，都知道货币可能会贬值，文化被价值化了，理所当然会出现“价值（文化）的大甩卖”，最后“文化和道德‘价值’一块被卖掉了”。因此可以看到，传统社会需要文化，而现代社会或大众社会不需要文化，他们只需要娱乐，所以娱乐至死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最高指南。
简言之，大众文化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它被一种最低劣的能力极为廉价的占据着，这种能力毫无智识和道德可言，它只追寻不断地新的刺激。说到底，大众文化仅仅是大众娱乐。然而正是在大众文化的令人厌恶至极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回归传统文化的愿望能够得到理解。这一愿望，其方式十分简单，阅读（或说学而习之）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也就是相对于现代书籍而言的大书。
关键词 国学热 传统断裂 大众文化 大众娱乐
作者简介：董奕含，中央民族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8-231-02
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题，不仅政治与经济以此为中心，社会也以此为行动的主旨，然而与此相对的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或说对传统的热切追捧。这场文化思潮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日益白热化，也就是说，不仅从社会科学的领域出发研究，也随着新媒体的加入而变得与日俱增的大众化，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
1993年,“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一文在8月16日《人民日报》的占了一整个版面，该文的重点在于“编者按”，按语指出，在当前社会商品经济浪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仍有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按语以肯定的口吻赞扬“北大这些学者坚持研究国学，弘扬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豍文章最后指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这个开端很重要，没有以北京大学为主体的教育届的开端，这场文化热很难获得之后的反响。
进入新世纪，“国学热”持续升温，并且范围不断扩大，民众化越来越深入。其早先影响所及初为学界的探讨，各种理论的争鸣在媒体和学术期刊的参与下更加深入发展。尔后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先后高姿态地设国学院办国学班或传统文化班，这种形式传到社会上就形成了民间花样繁多的国学文化活动，读经讲经、祭孔拜祖、国学院、汉服运动、中国古风、百家讲坛、百姓国学等各种各样以“国学”为名号的活动粉墨登场，大范围地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国学”俨然成为了社会主流话语。在这种环境中，可以十分肯定，“国学”大范围地热起来了。
一个新兴的也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在国学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先是主要电视媒体推出“学术讲坛”，首先是凤凰卫视推出《世纪大讲堂》，开中国学术电视之先河。之后中央电视台在新开台不久的科教频道推出《百家讲坛》，正是《百家讲坛》把“国学热”推向了高峰，然而也正是这种媒体的作用，使得“国学热”迅速商业化，反思或说“冷思考”越来越多，在这种舆论中，新吟诵渐渐凸显出了头角。
在“国学热”出兴之际，吟诵是作为“抢救对象”出现在舆论中的，这种新情况得以出现是因为改革开放结束了之前三十年激进的反传统，为文化重建与复兴创造了基础性的时代环境。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经济的改革，改变了激进的话语环境，为文化创造了开放的时代环境。一批老一辈学者和受过其教诲的中青年学者开始致力于恢复吟诵。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批精通传统吟诵的先生们刚从牛棚出来，心境得以恢复，身体亦还康健，在各种学术会议中，各位先生总要吟诵一番，表达感情。有些吟诵还用半头砖式的录音机录了下来，其中一些磁带还尚存人间。1988年，中华诗词学会拍摄了《华夏诗声》吟诵专场录像，数十位先生纷纷吟咏唱和。
在大学方面，陈少松在南京师范大学开设选修课，已经有十几年，影响很大。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常年传授吟诵。广州分春馆门人一直在中山大学传授粤语吟诵。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台湾辅仁大学联合成立吟诵诗社。同年，徐健顺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吟诵诗社，次年成立“首都高校吟诵传承研究联谊会”。并开始筹备成立中华吟诵学会。
2010年1月24日，经教育部批准，民政部注册，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吟诵分会（中华吟诵学会）。这是徐建顺等人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工作和抢救、采录、推广吟诵实践之后，在中央精神文明办、国家语委、教育部语用司的领导和支持下，联络海内外的吟诵界人士，合力创建的一个吟诵文化志愿者群众团体，也是唯一的全国性吟诵组织。
尽管已经成立了中华吟诵学会，但与“国学热”相比，吟诵受到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因为连一篇研究吟诵的现实文化意义的研究文章都搜索不到。因而笔者对此从“传统的断裂”和“大众文化”两个点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吟诵，简要地说，是我国古典时代教书授徒时普遍运用的方法，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孔子之时，他就说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孔门诸多弟子都擅长吟唱，其后二千年里的文士无不以吟诵为读书赏文鉴诗的基本功。直到近代这种传统在激进反传统的影响是下才淡出人们的生活和视野，在政治运动和文化批判的舆论浪潮中中，吟诵作为所谓传统的封建文化的一部分被抛弃。这种抛弃本身在今天看来可以叫做传统的断裂之表征。
传统的断裂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西方先发生而后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自主发生的巨大时代问题。今天，传统的断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传统的断裂是政治实践造成的，这种政治实践的观念逻辑依然被掩盖着，因而传统断裂的问题实际上首先就是这个引导政治实践的逻辑是什么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在二十世纪以前都有自己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有明确的开端，这就是孔子。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内中国文化虽然经过诸多危机但都延续下来了。西方的传统具体而言政治思想传统也有明确的界限，“我们（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发轫显然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而且这一传统也很明显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引来了它的终结。”豎而中国文化传统的终结同样与马克思脱不了干系，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终结于政治或说革命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运动。因而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对看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必要的。阿伦特对马克思思想的考察，对理解中国政治运动的逻辑十分有启发意义。 在认识马克思时，有一点要牢记：马克思并非对传统的唯一挑战者。十九世纪对西方思想传统提出挑战的还有基尔克果和尼采。并且尼采和马克思的挑战均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极权主义统治，这些毁灭性的行动使传统彻底终结。在实践和理论之间，马克思几乎完全以实践为中心，理论服务于实践，因此在挑战的彻底性上马克思更胜一筹。这种彻底性对中国影响巨大。
阿伦特将马克思的思想集中在马克思的三个结论上：一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结论出自《神圣家族》；二是“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个结论出自《资本论》；三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出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豏
现在看看这三个结论是如何挑战传统的，首先，传统思想中队人的定义是“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也就是理性动物。马克思提出人是劳动创造的，也就是说，人是劳动动物。其次，马克思肯定暴力是历史的推动力，在古希腊城邦中，政治史共同生活，因而真正的推动力是对话或审议，而且在传统政治中暴力是连同僭主一起被蔑视的，现在被马克思抬高到了具有历史性地位。再次，柏拉图用“洞穴”比喻城邦，哲学在洞穴之外，现在马克思要用哲学来改造世界，也就是改造柏拉图的“洞穴”，这是对传统的颠倒，改造后的世界是一个“颠倒的世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蓝图的描绘都是建立在这三个结论上的豐。
马克思的这三个结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被简化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基本就是按照这逻辑进行的，只不过在中国都被统合进了政治运动过程之中。豑最后的结果就是大浩劫，这场浩劫完全终结了传统。
改革开放终结了“文革”的浩劫，开启了中国再次现代化的道路。正是这一现代化使中国在接受现代性的同时接受了现代性的危机。文化传统断裂的事实促使新时代的人们试重建文化，现代文化成为了其中心内容。然而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后，文化却成为了问题，这种表现就是“国学热”的泛滥。也就是说，“国学热”是现代文化问题的集中体现。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这一文化问题就在于现代文化完全没有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基本就是商业化与技术化的东西。因此有必要细察现代文化的实质内含。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然而二十世纪后半期，民主在普遍选举中显然已是大众民主，然而大众民主中，“就大众而言，民主平稳运作的最重要的德行之一，据说是选举冷漠，亦即公共精神的匮乏。那些只读报纸体育娱乐滑稽版的市民，的确不是地上的盐，而是现代民主制的盐。民主因而的确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豒而大众文化来自哪里呢？“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术语显然是从“大众社会”这个并不比它早很多出现的术语中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大众文化被默认为是大众社会的文化。豓然而，大众社会是社会整合了所有人口（个人）的社会状态。在大众社会中，文化是个被遭遇的对象，然而，文化对象却首先就被大众社会中的市侩贬低成了无用之物，如近些年在中国社会中留行的“读书无用”之类的说法。更为重要的是，市侩们还将文化唤作某种可称为价值的东西，也就是文化可以以货币为单位进行交换，交换社会地位和名声等，大众对货币具有常识，都知道货币可能会贬值，文化被价值化了，理所当然会出现“价值（文化）的大甩卖”，最后“文化和道德‘价值’一块被卖掉了”。因此可以看到，传统社会需要文化，而现代社会或大众社会不需要文化，他们只需要娱乐，所以娱乐至死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最高指南。
简言之，大众文化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它被一种最低劣的能力极为廉价的占据着，这种能力毫无智识和道德可言，它只追寻不断地新的刺激。说到底，大众文化仅仅是大众娱乐。然而正是在大众文化的令人厌恶至极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回归传统文化的愿望能够得到理解。这一愿望，其方式十分简单，阅读（或说学而习之）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也就是相对于现代书籍而言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