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整个童年期、少年期和一部分青年时期，“搂着”这种姿态对于我而言，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体验。我不知道个中缘由究竟是什么，我想唯一可靠的推测大约是来自家庭的冷漠。由于经济和地理上的原因，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分住在西城和丰台两个地方，两个男孩跟奶奶一起过，三个女孩跟父母一起过。我们可能几个月才能见到一次，不笑，甚至也不怎么说话，不怎么玩儿。我们每个人都在外面有一些玩伴儿，似乎这些玩伴儿更像我们的亲人。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陌生的场景，大约拷贝自我们的父母，在漫长的、几乎可以说是漫长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的神态表情大约和我们差不多。我们的家大约像一座瘟神庙，我们每个人的脸，都莫名其妙地“瘟”着。渐渐地，这种瘟神式的表情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单单从肢体语言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兄弟姐妹不像兄弟姐妹，父母不像父母。这种情形，虽然比较极端，但在彼时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并不鲜见。
　　这种伴随着几乎整个青春期的瘟神庙情结，或许误导了我的身心，当我看到身边的人用“搂着”这个姿势表达他瞬间的情感时，我往往从身到心都呆若木鸡(我是属鸡的)。这么说也不准确，因为在我呆若木鸡的表情后面，心中会微微颤抖，这种颤抖，有一丝惊喜，有一丝惆怅。随着岁月的添增，这种欣喜和惆怅也在与日俱增。看着那个如鱼得水的姿势是那么自然、那么妥帖地在我身边发生的时候，我的心中颠三倒四、五味杂陈、六神无主；我焦虑、我自卑；我七窍生烟地思想，汗洇勾股、神驰八方；但是不行，我的神散了，或者说，我的神在过去的日子里，从来就没有聚集起来过。
　　九转心魂神思过，一咒无能度此身。
　　因为这个极其普通、极其本能的姿势的缺失，我感到我与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我的身体，不能与他们瓜分同一个世界。他们是践行者，我是旁观者，角色身份就此确定。心渐渐沉寂，我不再焦虑，不再耿耿于怀，我把这看作一种人世的分工，各司其职、各得其乐、天经地义。
　　我无法记起自己关于“搂着”这个姿势的复苏是在哪一天了，噢，不过准确的年代我记得，那是在1983年的一个夏天。那一天像往常一样，我下了班以后，在楼下雕刻我的石雕作品。天渐渐昏暗下来，那个曾经见过的女孩出现了。我大约知道她画画，和我们楼的一个男孩是画友，个子不高，身材丰腴，生一张好看的娃娃脸。我们几乎毫无过渡地开始聊天，聊的当然是有关艺术的。我那时是个26岁的狂热艺术青年，这个“天儿”大约聊了3个小时，天被我们聊得完全黑了，我们都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因为我们发现，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发生了兴趣，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也发生了兴趣。大约在晚上9点半到10点的时候，她说要走了，我说送你去车站。
　　19路公共汽车东行的车站在马路对面。车来了一辆，她没上去，我们继续聊。我们把车聊过去了一辆又一辆，聊到路上行人渐渐稀少，聊到世界几乎就剩下我们两人。我看着她，她的双眼在暗夜中灼灼放光。
　　“我能抱抱你吗?”她看着我。
　　我看看她，“噢”了一声。
　　她柔软的双臂和漆黑的双眸一同箍住了我的身体。我的双臂微张，迟疑了一会儿，轻轻扶在她的身上。对，就是轻轻扶在她的身上。因为我的手臂在二十几年的时间中，没有这样的生命记忆，无论数九寒冬，还是花前月下。关于这种姿势，我只有眼睛的视觉记忆。那个柔软的、散发着水果糖味儿的身体在我的怀抱姿势中，而不是真正在我的怀抱中。她似乎感觉到了这一点，她仰起头，近在咫尺地看着我。我低着头，目光虽然在她的脸上，可那目光是迟疑的、胆怯的。
　　“我能亲亲你吗?”她说。
　　“噢。”我又像个呆瓜似的应了一声。
　　她仰起头，把嘴拱上来。呆瓜的嘴有些惊慌失措，呆瓜的嘴有些六神无主，呆瓜就把脑袋扬起来让她够不着嘴了，她就把唇印到呆瓜的脖子上了。湿润的唇痕一直淌进了我的心中，我感受着这种唇湿，不知如何是好。我迷路了。
　　“你能亲亲我吗?”她说。
　　“噢。”我应了一声，腾出手来，端住她的头，在她额上亲了一下。她心有不甘地看着我，我笑了笑，车来了。她上了车。
　　呆瓜在晚风中呆着，看汽车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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