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先生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从人性关系与社会视角解读了中国社会环境里为什么理性寸步难行，而荒诞却大行其道。我在《管理学家》2013年第二期“潜规则的低效均衡：荒诞盛行”一文中分析认为，“软法治及道德变异导致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扭曲”使“维系社会秩序、效率和稳定的法律、制度、规则在权力、关系、金钱、人情面前统统可以变形，使得人类普世价值和规律失灵，代之的是以关系、人情、权力、金钱编织的社会网络环境下形形色色不同层级圈子的潜规则，以及因此形成的稳态、甚至是超稳的社会荒诞形态”。
　　其实，人们并不是不愿采用理性、简洁的方式为人处世，而是陷入了一个长期重道德、艺术，轻法治、规则的文化及被扭曲行为编织的复杂网络和环境中难以自拔。
　　某校学生健康中心发现一位学生有严重心理问题，可能患有忧郁症，建议学生家长带领学生去专科医院就诊，但被家长拒绝；学校坚持家长应带学生去诊断并监护学生行为，但家长仍拒绝就医而只接受监护。遗憾的是，悲剧就在父亲眼皮子底下发生了。学生坠楼后，学校积极帮助救治，但学生家属却不愿支付救治费用，甚至不积极配合抢救，而是借故想方设法争取学校赔偿。学校希望家属保持理性，先共同抢救学生生命，其他问题双方如有分歧可后续协商或进入司法程序。因校方并无明显过错，家属根本不愿走司法程序，而是选择以“闹”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校方理性解决问题的方案，遭到全方位围剿。
　　首先，医疗保险机构拒绝赔付自杀救治，家属以“闹”的方式迫使校方支付所有医疗费用。在现行环境下，即使校方无责任或过错，学校前期支付的所有医疗费用也将有去无回。即使走司法程序，考虑到“和谐”因素，按照惯例，单位无过错也需承担20%费用，而现实执行中的困难使得无过错方很难成功追偿责任方应承担的80%费用。
　　其次，社会舆论习惯性地同情“弱者”（逝者），另一方理性合法的行为常常被谴责。
　　第三，政府希望不要给和谐社会惹是生非，不提倡理性合法处置，鼓励花钱免灾。
　　第四，直接参与事故调查和处理的公安部门，面对上级和闹事者的双面夹击，希望息事宁人，不合法地速战速决。
　　最后，学校一线处理人员因受到家属们威胁，希望息事宁人，尽快满足家长的不合理要求，早日了结。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系列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舆论都在胁迫大家放弃理性的处置办法，在时下盛行的“闹文化”面前采取花钱免“闹”的非理性方式解决问题，结果导致理性被围剿，荒诞通行。
　　我们应该通过细致的工作努力预防和减少悲剧的发生；但一旦发生，应先千方百计救人，然后再判断各方的责任和协商各自应承担的相关费用；若协商无果，可通过仲裁或司法程序解决。但现实中基于各种考虑，无人愿意采用这样清晰、简洁的理性方式。
　　理性被围剿，法治遭践踏，已经造成了一个混乱且运行成本畸高的社会：为了“和谐”反而孕育了不和谐，为了稳定反而引致了更多的群体事件。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的游行示威竟在光天化日下，演化为西安街头开日系车无辜夫妇的头盖骨被当众打碎的恶性群体事件……
　　如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时，何谈安居乐业？何谈“幸福”？不得不追问，我们的理性和法治，在中国当下为何如此脆弱？